中央电视台记者:
最近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您如何看待今年以来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如何判断今年的走势？谢谢。
王春英:
关于今年以来的跨境资金流动情况，从刚才通报的数据来看，我觉得要把它精炼成一句话的特点是：跨境资金双向流动形势更加稳定、外汇供求自主平衡格局进一步巩固。具体来看：
第一，市场主体的涉外收入、支出以及结汇、售汇都呈现平稳增长。一季度，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同比增长25%，涉外支出增长19%，银行结汇增长16%，售汇增长9%，说明我国市场主体涉外经济活动总体上是有序推进的，而且是稳步提升的。
第二，企业、个人结售汇与银行等市场机构的外汇买卖自求平衡。一方面，从企业和个人的结售汇来看，平衡状况比较好，延续了大概有半年多的小幅顺差和逆差交替的走势。今年1-3月份，银行代客结售汇分别是顺差23亿美元、逆差16亿和26亿美元；另一方面，在外汇市场中，远期和期权交易引起的外汇供求，还有参与到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一些境外机构的外汇买卖等，都是其他主要的外汇供求因素，与企业、个人结售汇差额之间形成平衡关系，实现了市场的自主出清。
第三，主要渠道的外汇供求都比较平稳。从一季度看，银行代客货物贸易结售汇顺差同比增长2%；直接投资资本金项下结售汇延续了与去年年底基本相当的顺差规模；个人购汇逐月小幅回落，一季度累计购汇同比下降1%。
第四，外汇储备余额总体稳定。一季度储备总体上升，各月之间有所波动，主要体现了资产价格和汇率等非交易价值变动的影响。
最后，人民币汇率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呈现了有升有贬、双向波动的态势。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升值3.9%，主要体现在1月份升值了3.2%，2月份以来双向小幅波动更加明显。
从今年全年的走势来看，我国跨境资金仍将保持双向流动、总体平衡的局面。国内来看，政策和经济基本面支撑因素更加稳固。前不久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主旨演讲，再次明确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并且提出了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措施，我们相信政策效果会逐步显现。同时，从前两天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可以看到，我们经济开局是非常良好的，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6.8%，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20个月处于50%的荣枯线以上的扩张区间，全年6.5%的增长目标还是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的。从金融风险防控的角度看，我们也做了非常严密的部署，包括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这些都为金融市场稳定和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还是没有改变，IMF在预测全球2018年经济增速的时候，仍然比2017年要高，主要的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依然还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当然，在外部的环境中，我们也看到不稳定因素继续存在。近期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还是有所上升，但我们觉得稳定因素目前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们相信，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平衡和平稳运行的大格局不会改变。谢谢。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记者:
您刚才提到现在外部因素存在不稳定性，我们知道现在中美贸易情况是非常不稳定，而且有可能出现恶化。我们在外汇管理上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会不会考虑加强跨境资本的流动管理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措施？去年我们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和非储备性金融账户均呈现顺差，理论上来讲，如果包含净误差遗漏，国际收支应该是保持经常项目顺差，而资本项目是逆差的格局，这样保持国际收支的整体平衡。去年出现的双向的顺差形势是否可以持续？谢谢。
王春英:
中美贸易摩擦是近期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的有关部门都及时进行了回应，大家也都有所关注。我们也对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从目前看，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国际收支影响总体可控。
首先，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更趋平衡并且保持在合理区间的格局不会变。近年来，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持续处于基本平衡的合理区间，2017年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为1.3%。未来在内外部经济和政策环境影响下，经常账户收支可能更趋平衡。短期来看不排除个别季度会有波动，但中长期看，经常账户收支将是一个平稳、有序的发展过程。主要原因：一是经常账户中服务贸易是一个比较大的逆差，未来逆差增幅有望趋缓。旅行逆差对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较大，近年来境内居民境外旅行、留学等需求集中释放，未来在达到一定高位后增幅将趋缓；而且随着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在服务贸易出口中的竞争优势将逐步积累。二是经常账户中的投资收益逆差状况有望逐步改善。在国内企业稳步、有序“走出去”政策或者市场动力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投资结构将不断优化。随着收益较高的直接投资增加，并且进入正常、平稳经营周期，境外投资收益状况也会进一步好转。因此，在货物贸易更加平衡的情况下，综合来看，中国的经常账户收支能够继续在合理区间内保持基本稳定。
凤凰卫视记者:
刚刚提到扩大对外开放的措施，我们关注到外汇局之前发布了一些消息，说要推进QDII的改革，以及增加QDLP的额度，下一步有没有具体的安排和考虑？市场上比较关注QDLP的试点会不会扩展到其他地区。谢谢。
王春英:
今年对于中国来讲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外汇管理部门一定会坚持做好各方面工作：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时，维护外汇市场稳定，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安全、流动、保值增值，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从外汇管理政策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具体解读为几种内涵：一是适应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需要，支持外贸创新发展，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健全更加开放和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和便利化的程度。二是强化外汇市场监管能力建设，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市场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体系，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三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外汇管理法律法规，强化国际收支统计基础，打造数字外管平台，构筑安全外管体系。四是加强外汇储备的运营能力建设，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确保外汇储备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关于资本市场开放，我们会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促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在这方面会持续推进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开放，完善债券通，研究沪伦通，支持沪港、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完善QFII、RQFII、QDII等外汇管理制度。积极支持国内有能力和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优化金融服务和营商环境，促进外商来华投资稳定增长。同时，我们还会健全开放和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
关于您具体问到的QDII问题，前几天在外汇局网站上发布了有关QDII政策的新闻稿，这项工作在稳步进行中。外汇局会秉承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机构的业务特征，综合考虑QDII机构管理资产规模、内控合规、额度使用情况等，按照资产管理能力或者资产规模一定比例来分配额度。而且按照惯例，额度最新的情况会于每月末在外汇管理局政府网站上公布，欢迎大家关注和监督。
经外汇局同意，上海、深圳两地从2017年底就启动了新一轮的QDLP和QDIE相关工作，市场反映也是积极的。近日，外汇局落实习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提出来的扩大开放要求，根据上海和深圳试点需求和外汇形势，拟增加这两个地方的总额度。下一步，也会根据试点和国际收支状况来稳步支持金融市场开放。
第一财经记者:
目前全球主要央行先后实施或考虑货币政策正常化，想了解一下这些外部政策因素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会有哪些影响？谢谢。
王春英:
过去几年，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对全球汇市和国际资本流动产生了不同影响。第一个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明显分化。美国经济率先复苏，失业率持续下降，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启动加息；由于经济依然低迷，欧元区、日本等经济体央行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这种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方向上的较大差异，导致美元汇率出现较快升值，我们看到2014年下半年到2017年初，美元指数从80左右升破103，最高涨幅近30%，使得新兴经济体在这一阶段普遍面临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第二个阶段，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同但进程有所不同。从2016年起，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开始好转，欧央行开始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逐步降低购债规模，并计划在未来停止购债。2017年后，欧元区政治稳定性有所增强。同时，英国、加拿大等国央行开始加息。在此情况下，市场对欧元区等经济体复苏和货币政策调整的预期增加。对美国政府政策的期待有所减弱、更趋理性，总体上压制了美元的升值势头，2017年美元指数回落9.9%，这期间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和资本流出压力明显缓解，我国跨境收支也趋向基本平衡。由此可见，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在不同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传导效应，对国际汇市和资本流动的影响也不一样，目前的情形仍有助于中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未来如果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将是必然选择，但对我国的影响依然可控。第一，此次全球经济复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还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调整将是温和、渐进的过程。第二，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不同，将会继续对美元汇率形成下行压力。如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进程已经进入后半段，欧元区等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刚刚开始，这也能够避免全球流动性过快收紧。第三，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较好，金融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市场主体对美联储等货币政策调整的适应能力和应对经验进一步提升，有助于积极化解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因此，总的来说，对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需要客观分析、密切关注，当前我国国际收支运行状况也能够更好地适应有关变化。谢谢。
中国金融时报记者:
请问王司长，我国的外债余额一直在增长，背后的主要原因您认为是什么？会不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另外，我们国家对于外债方面管理的政策会不会有变化？谢谢。
王春英:
你看问题很全面。从外债构成结构看，2017年我国外债增长主要由两个方面推动：第一，货币与存款比2016年末增长比较多，增长了1246亿美元，占全年外债总规模增长的42%，主要是银行的跨境融资大幅提高。第二，债务证券比2016年末增长1079亿美元，占全年外债总规模增长的37%，反映了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的影响。如果分季度来看，2017年外债增长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季度，分别增长了1249亿美元和1172亿美元，第四季度的外债增长是355亿美元，增速明显放缓。
当前，我国外债风险总体可控，从以下几方面来做解释：第一，从外债风险指标来看，2017年末，中国的负债率、债务率和偿债率等指标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之内。负债率是外债余额比上GDP，债务率是外债余额比上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收入，偿债率是中长期外债还本付息和短期付息额之和比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收入。这几个比例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第二，从短期外债看，2017年末短期外债占总外债的比例保持相对平稳的水平，低于历史最高水平大概10个百分点。同时，2017年末我国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之比是35%，也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从短期外债结构看，因为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所以短期外债中，企业之间的贸易信贷、银行贸易融资等和贸易有关的信贷占比有四成，这部分短期外债实际是有贸易背景的，偿债风险有限。第三，近期借债主体的风险意识提高，对外币债务做套期保值的企业越来越多了，我们觉得这样既可以很好的管理好微观风险，也有助于降低宏观风险。
目前，外汇局正在会同人民银行研究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充分发挥其逆周期调节作用，统筹平衡好“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防范跨境融资风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关系，充分发挥管理政策的前瞻性和协调性，确保外债风险总体可控。实际上，我也强化了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借用外债的管理，例如，除有特殊规定外，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得借用外债；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外债结汇需要经过外汇局批准等。
中新社记者:
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有所上升，我们也看到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有很多不确定性，您认为这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会产生什么影响？谢谢。
王春英:
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有所上升，但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依然保持总体稳定、基本平衡。回顾今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的确有所增强，有几个表现：年初美联储加息预期有所增强，股票估值水平创历史新高的美国股票市场率先开始阶段性振荡，1月底2月初，美国股票指数较快下跌，导致全球主要股指随之调整，美国国债收益率也较快上升。最近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美国股市再次振荡加剧。在此情况下，市场避险情绪明显上升，反映市场避险情绪的VIX指数一度上升至2015年8月以来的最高点；同时，美元指数在1月份下降了3.2%以后企稳，并转为区间波动。在外部市场变化中，今年以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依然稳定，外汇供求延续自主平衡，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双向波动，并没有受到较大影响。
这说明，当前我国外汇市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有条件更好地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市场运行中的各种影响。第一，国内经济金融稳定是基础，改革开放政策是保障，这些内部因素还会发挥根本性作用。第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跨境资金流动较大变化后，我国市场主体的涉外收支行为更加理性，跨境收支和结售汇主要从实际出发，市场预期和需求呈现多元化，有助于避免单向的集中操作，这是比较好的变化。第三，市场主体风险意识也有所增强，当前很多企业借用外债后主动考虑开展套期保值，这对我国外汇供求的影响更加中性。我们观察到，2017年远期、期权和掉期等银行代客外汇衍生产品交易增长21.6%，2018年前两个月衍生品交易占全部银行代客外汇交易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外汇局一直通过自身或商业银行引导市场主体树立风险中性、财务中性意识，积极适应汇率双向波动，并要求银行做好相关服务。此外，近年来，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以更好地适应和应对形势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