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记者:
这两年通过脱贫攻坚的努力，很多贫困户和贫困县都已经退出贫困序列。现在看到在农村中大多数都是缺乏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特殊群体，扶贫攻坚工作中保障性扶贫的比重越来越大。请问，对于他们这些特殊群体，今后在顶层上如何设计？谢谢。
欧青平:
首先，非常感谢新闻媒体各位朋友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正如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提到的，未来三年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需要脱贫。根据建档立卡的数据分析，这30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大多数都是老病残等特殊群体。按照建档立卡的数据，当前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因残致贫比例分别超过40%、14%。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比例超过16%。而且随着脱贫攻坚进程的不断深入，这些特殊贫困群体的比例还会越来越高，他们的贫困程度很深，减贫的成本非常高，脱贫的难度也很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对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由社会保障来兜底，确保他们病有所医、残有所助，基本生活有保障，实现脱贫。
应该说在农村这些特殊贫困群体，无论是老年人、残疾人还是有病的，很多都不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和条件，我们经常讲的无业可扶，没有产业能带动，同时自己也无力可扶，所以开发式扶贫难以发挥作用，必须调整攻坚的打法，从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向坚持开发式和保障性扶贫相统筹转变，这也是这次中央文件提出的明确要求。同时要明确的是，保障性扶贫并不是对剩下的贫困人口采取低保一兜了之的方式，而是重点针对那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建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为主体，以慈善帮扶、社工助力为辅助的综合保障体系。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来实现对他们的兜底保障。
为了做好综合性保障扶贫工作《指导意见》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一是加强养老保障。包括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所有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由地方政府按规定为他们代缴养老保险费；二是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文件中明确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的保障范围。加大医疗救助和其他保障侦测帮扶力度，切实降低贫困人口就医负担。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病支出负担太重。通过三项措施，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降低他们就医支出负担。三是保障住房安全，特别是通过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和农村危房改造等措施解决贫困群体的住房安全，同时我们也鼓励通过闲置农房的置换或长期租赁方式解决他们的基本住房安全问题。四是推进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两项制度衔接。既要健全农村低保对象的认定方法，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建档立卡工作和农村低保对象的认定这两项工作的相互衔接。五是保障义务教育。特别是加大控辍保学的工作力度，确保贫困家庭适龄学生不因贫失学辍学。文件中还明确全面推进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工作，重点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确保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达到基本办学条件。通过这些综合性的保障措施来确保贫困地区这些特殊贫困人群完全能实现兜底，得到保障。谢谢。
新华社记者:
有两个问题。第一，《指导意见》当中明确提出要严格执行现行扶贫标准，请问这出于什么考虑？第二，《指导意见》有哪些突出亮点？请介绍一下。
韩俊:
你这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很大，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关于扶贫标准的问题。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际工作部门，大家都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要严格执行现行扶贫标准？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现在我们脱贫攻坚工作的总遵循就是这个《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的指标要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现在的脱贫攻坚工作，衡量贫困人口是不是脱贫的标准是“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个标准在2015年制定《决定》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研究，请世界银行专家组一起评估，中国制定的扶贫标准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世行派出了非常强的专家组，世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制定的“两不愁、三保障”，包括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个标准在国际上是一个不低的标准，他们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我们也认为这个标准符合中国国情和承受能力。
我们严格按照“两不愁、三保障”这个标准来搞脱贫攻坚，如果实现了，是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不容易的。现在脱贫攻坚工作非常重要，重视程度非常高，一些地方自觉不自觉地把扶贫标准拔高了，甚至不同地区之间互相攀比看谁的标准高，对贫困户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设置的地方性考核指标明显超过了“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这样一来，就使得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待遇差距太大。当时世界银行提出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一定要防止出现“悬崖效应”，如果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享受的待遇差距太大，那就是“悬崖效应”。世行当时还明确提醒我们要防止陷入“福利陷阱”，指的是如果我们制定的“两不愁、三保障”标准被突破了，造成社会新的不公，有很多贫困户不愿意脱贫、不愿意摘帽。所以，随意拔高标准，一定会加大脱贫攻坚的难度，加大财政负担，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将来兑现不了不切实际的承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所以《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必须严格执行现行的扶贫标准。
“两不愁”在理解上比较清楚，“三保障”的内容需要准确把握。义务教育有保障，就是要保障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确保他们有学上，上得起学，不是上什么学都包起来、都免费。基本医疗有保障，就是要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需求，确保贫困人口患了大病、慢性病等得到及时救治，他的医药费负担应该降低到合理水平，否则他会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基本医疗有保障不是看什么病都不花钱。住房安全有保障，保障贫困人口的住房基本条件，不是把他的房拆了盖大房、盖好房。所以“三保障”需要准确把握，一些地方在做的时候突破了这些政策底线和政策要求。另外，有些地方对贫困村、贫困县的退出，规定了很多硬性的验收指标，验收指标也存在层层加码的问题，有些指标确实与“两不愁、三保障”，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没有太直接关系。为了完成这些硬性指标，一些贫困县确实尽力而为，但是没有量力而行，甚至不惜举债搞贫困村建设，有的贫困村一投就是一两千万，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出现了悬崖效应，加剧了财政负担，不可持续。
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对群众的承诺必须坚持现行标准，做到言出必行、言而有信。按照党中央脱贫的要求，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也就是说既不能降低扶贫标准，打折扣搞变通，也不能擅自拔高标准，提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文件明确提出要取消行业部门与脱贫攻坚无关的搭车任务。有的地方搭车任务很多，每个部门、每个行业都借脱贫攻坚提一些考核要求，现在要进行清理，取消超出“两不愁、三保障”标准的考核指标。一些经济实力很强的省没有国家的脱贫攻坚任务，制定了自己的扶贫标准，比国家标准要高得多，在精准扶贫上开展了很多自选动作，必须明确这是地方粮票，不是全国粮票，不是说中西部都要学经济发达省份，也把标准搞得这么高，这一点必须讲清楚，不能盲目攀比、不能形式浮夸。
此外，贫困人口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并不是说我们的反脱贫事业就万事大吉了。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对相对落后地区和低收入人口肯定要采取一些扶持政策。下一步要做好今后三年的脱贫攻坚和三年以后的反贫困事业的有效衔接，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今后三年，我们就是要把脱贫攻坚工作聚焦到“两不愁、三保障”上来，确保靶心不变、焦点不散，否则要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就会非常困难。这是关于怎么看待现行扶贫标准的问题。
你问这个文件有什么亮点。这是一个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最大的亮点是两个字“行动”。大家认真读一读，这个文件确实是沉甸甸的，每一项任务都有牵头部门、都有负责部门，是个行动指导意见。这个文件还根据前几年脱贫攻坚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顶层政策设计，最核心的理念，是一定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因为现在脱贫攻坚最难的就是深度贫困地区，所以说我们的各项政策对深度贫困地区都要倾斜，这是这个文件又一个突出的亮点。此外，我们特别强调要把脱贫攻坚的基础性工作做的更实。贫困户的识别、退出一定要做到精准。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
现在一些基层扶贫干部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个问题是，在扶贫工作中检查评比多、填表报数多、压力大任务重，导致他们投入到扶贫工作中的精力有限。扶贫办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哪些具体措施？
欧青平:
这个问题确实有一段时间基层干部反映比较强烈。我们的媒体朋友们也反映比较强烈。在媒体上也都能看到大家报道基层干部对这方面情况的反映。
脱贫攻坚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核心工作、重点工作，也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在中国任何一个事情受到了高度重视和关注，肯定在这方面受到的压力就比较大。脱贫攻坚以来，尤其是前一两年基层反映层层搞检查、迎评迎检、搭车考核检查等情况确实不少。由于层层检查、层层考核、层层评估，也导致基层干部忙于填表报数，给基层带来了不小负担。网上媒体也有反映，有些基层干部说一个月要填几十张表，一天要填十几张表。但是也要分析一下这个情况的来源，这是怎么造成的？一方面是层层传导压力。还有各个行业部门都在强化自己的工作，希望从基层能得到第一手的信息。针对基层干部的这些反映和新闻媒体的这些报道，这些年，特别是去年以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采取了强有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开展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年活动。中央明确2018年是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年，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部署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将精简考评检查，减少填表报数作为治理的重要内容。
二是明确提出了两个“不”的要求。扶贫领导小组明确除每年根据统一部署填报一次建档立卡信息数据以外，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村级填报扶贫数据。建档立卡工作实际上是一年填报一次，每年搞一次动态调整，年底时由基层干部入村入户采集一次信息。我们发现有些地方层层加码，变成了每个月都要让基层干部到农户家里采集他的相关信息，包括他买了几条烟、几瓶酒。说实在的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以后也不能完全反映农民收入情况。毕竟农民对自己的收入情况不是特别掌握，这些不是特别有效的工作手段，我们现在坚决制止，一年只允许入村入户采集一次。第二个“不”，除了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督查巡查、考核评估外，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不再组织其他检查考评。在去年以前还有一些行业部门也组织每年搞一些行业的评估检查，今年以后全部取消。
三是指导地方精简考核评估，严禁各地多头考核、层层考核、搭车考核。行业部门的考核工作任务也比较多，现在明令严禁搭车考核，并要求各地改进省市两级对县及县以下扶贫工作的考核，原则上每年对县的考核不超过2次。未经省里批准，市级以下不得开展第三方评估。
四是加强信息共享。为什么填表报数这么多，行业部门条条的下去，要求基层填表报数，实际很多填的表、报的数都是重复的。通过数据共享、大数据平台就能够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国务院扶贫办正按照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完善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建设。现在已经和10几个部门建立了数据的经常性比对和交换，通过这个手段也能减少基层负担。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去年下半年以来，总体上基层检查、评比、填表报数总量呈逐步减少趋势，检查多填表多的问题得到初步遏制。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长期的过程，所以《指导意见》对切实解决基层频于迎评迎检的问题作出了安排，针对各地反映的考核评估、督查检查过于频繁问题，初步考虑从明年开始对省级党委政府扶贫开发成效考核结束以后，中央向地方反馈了考核结果，在一定时间内暂停各级、各类的考核评估督查检查活动，让地方特别是让基层有充足的时间研究问题、查找原因、整改工作、改进工作。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能有效遏制形式主义的泛滥，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承担起帮扶的责任和帮扶的工作。谢谢。
路透社记者:
最近有一些人士称中央的扶贫工作设定了到2020年的目标，使得可能出现一些比较短视的行为。一些专家和学者表示他们想提出一些扶贫工作的新理念以及一些意见，但没有充足空间来做这件事。您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韩俊:
我们明确脱贫攻坚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为什么说它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最大的短板在农村，最突出的短板是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这个短板不补上，我们的目标就会落空。您刚才提到我们太集中于2020年的目标，有些人认为我们设定的目标太短期化。这个问题要客观看待。2015年我们制定了五年的政策蓝图，当时提出来的目标，包括现在新的政策性意见提出的要求非常清楚，不是说到2020年中国的反贫困、减贫工作就划句号了，只能划分号，到2020年我们解决的是农村的绝对贫困，解决相对贫困则将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全过程。我们的脱贫攻坚工作是长短结合，到2020年的目标，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政策蓝图。长期来看，2020年以后中国的反贫困事业还会继续向前推进，我们会制定新的战略、新的政策蓝图。《指导意见》已经提出，要抓紧制定2020年以后的减贫战略，我们现在就在做这项工作。所以，说我们的脱贫攻坚太短视化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有短期的考虑，也有长远的考虑。
刚才您提到很多专家学者试图提出扶贫工作的新理念、新建议，他们没有足够的空间。我不太理解有多少专家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我本人、我们这个机构从2015年以来参与了所有政策的制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实施过程中，我们和国内、国外研究扶贫的专家有大量的交流，我们有非常通畅的渠道，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平台让他们发表意见，我们听取他们的意见。现在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借鉴多维减贫的理念，我们的脱贫攻坚标准，就是典型的国际上的多维减贫理念的生动实践，不局限于单纯的收入标准，“两不愁、三保障”就是多维的减贫理念。我们在制定政策蓝图时和世界银行一些权威专家深入交换意见，我们还认认真真研究了国外许多专家好的意见，比如安格斯·迪顿的意见，他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研究贫困监测的。在中国脱贫攻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我们有足够的空间、有通畅的渠道来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开放的。
经济日报记者:
关于贫困群众返贫的一个问题。最近几年经过努力全国减贫了6800多万人，有100多个贫困县宣布减贫摘帽。这个成果确实非常巨大，但是我们在基层采访时发现，有个别贫困群众脱贫后又返贫了，请问全国这方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在顶层设计上有什么措施来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欧青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累计减少贫困人口6853万，年均减贫人口达到1370万，创造了我国减贫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刚才韩主任也提到，十八大以来我们借鉴了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以多维贫困为基础的扶贫识别体系，对贫困人口进行建档立卡、精准识别，并加强了对返贫问题的监测和研究。按照建档立卡数据分析，目前全国贫困人口中返贫的数量不是特别大。比如2016年以前脱贫的人口，在2016年返贫的人口只有60多万，2017年返贫的人口只有20万，总体上呈现逐步减少趋势。我们也分析了为什么贫困人口出现返贫的原因。一个方面是脱贫不稳定导致返贫，换句话说当时脱贫就没有真正的脱贫。比如说以前个别的地方还存在算账脱贫、数字脱贫的问题。通过算账算出去了，这些当年就不能算真正脱贫，这些人还是要作为返贫纳入回来。另一方面是偶发因素导致返贫，偶发因素最多的就是因病返贫，病的问题始终是农村减贫工作面临的比较大的障碍。现在不仅仅是返贫是因病造成，还有很多是因病造成了新的致贫。每年建档立卡做动态调整的时候，每年都有一些新发生的贫困人口纳入到建档立卡范围里面来，大部分都是因病还有因残也有因灾的，但因病比例最多。
怎么防止脱贫人口重新返贫，我们认为最重要是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扎扎实实做好基础性的工作。文件也明确要加强建档立卡的动态管理，进一步摸清脱贫底数和返贫底数，做到“脱贫即出、返贫即入”。脱贫就标注出去，返贫了再纳入到帮扶范围之内。同时更要注重帮扶的长期效果，夯实脱贫致富的基础，不能急功近利、好高骛远。所以说现在的脱贫既要经得起巡查督查，更要经得起2020年要开展的普查，不能一搞普查，问题就出来了，说远一点，必须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为了持续巩固脱贫的成果，防止脱贫人口返贫，《指导意见》提出了一系列的明确要求，一是要严把退出关。防止没有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人口因为数字脱贫、算账脱贫把他算出去，始终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瞄准脱贫目标，严把脱贫标准，规范退出程序，坚决防止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搞突击脱贫，我们认为最重要一条是提高脱贫质量。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还要考虑产业和就业的问题，这是解决他稳定脱贫的最根本出路。二是要建立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长效保障的机制。刚才都已经讲了，通过完善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各方面制度。各地还在探索为间贫困人口再上一份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再加一道闸门，切实减轻它的医疗支出负担。三是要坚持脱贫不脱政策。文件明确要求贫困人口退出后一段时间内帮扶政策不变、力度不减，巩固脱贫效果，实现稳定脱贫防止返贫。这里要解释“政策不变”，文件明确是“有相关政策”，这就需要各地去把握度。比如说他的房子已经改了，你再给他改，这个政策就不能再实施了。哪些政策进一步实施是各地要做好把握的。
通过以上措施，我们相信到2020年我们能有效地防止大规模的返贫。但是几个甚至几十个、几百个都不出现，这不可能。那么怎么做好我们的工作，完善我们的兜底保障制度，只要发现有返贫的，就及时纳入进来进行帮扶，这样到2020年就能做到“不落下一个贫困人口”。谢谢。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
贫困地区采访时经常看到一些扶贫产业政策，像是产销对接、营销帮扶，但是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我们看到好多好的农产品出现卖不出去或者卖不到好价钱，对此有什么对策？谢谢。
韩俊: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现在各地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都高度重视产业扶贫，帮助贫困群众上了不少的种养业项目，生产搞起来了，产品有的已经上市，有些即将上市，怎么把这些产品卖出去，卖出好价钱，需要认真谋划。目前贫困地区生猪、牛羊、家禽等养殖业，果品蔬菜等种植业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一个区域内同类产品扎堆，产业发展确实存在单一化、雷同化的倾向。近期看，一些产品前景还是不错的，增收效果也比较明显。但有一些产品已经出现供给过剩，现在有一些贫困地区已经出现价格下跌、滞销、亏本，长期来看，许多产品的销路难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凸显。脱贫攻坚首先要把产业搞好，确保产得出卖得出、产得好卖得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要强化市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调整这个地区的种养业结构，培育“一村一品”，扶贫产业不能盲目跟风，不能一哄而上。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加强信息服务、技术服务、资金服务、营销服务，但是不能大包大揽。最理想的方式是让农民跟着市场走，而不是跟着政府走。这方面的教训是比较多的。
农民跟着市场走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常规措施和应急措施并用，多措并举来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卖难问题。抓产业扶贫不能够只抓生产不抓市场，要生产、市场两手抓，也就是说生产、技术、资金服务都要跟上，市场营销服务也要跟上。《指导意见》提出要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加强产销衔接，并做了明确政策部署。从各地实践来看，加强产销衔接关键是要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比如说要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组织这些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建立合同购销关系，形成市场带动的关系，确保贫困户产出来的东西有人收，能够卖得出。我们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农超对接，加快快递下乡工程，供销、邮政、电商企业服务网点要加快向贫困地区覆盖，为贫困地区农产品出村进城创造条件。要大力推广以购代捐的新扶贫模式，从一些机构定点扶贫的情况看，我们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学校、医院这些单位到贫困地区，特别是定点扶贫地区购买农产品，产销挂钩非常直接。我们把它称之为以购代捐，这是一种消费扶贫的方式，效果比较直接，可以加快推广。
要加快贫困地区贮藏、保鲜、烘干、加工、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建设，优化上市时间，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价值链，这样就可以为农产品的销售创造更好条件。我想通过采取这样一些综合性措施，农产品卖难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谢谢！
袭艳春:
韩主任说看到还有记者举手，考虑再加一个问题，我们再增加一个提问机会。
中新社记者:
我们观察到现在基层反映较多的是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争当贫困户，一些当上贫困户的群众不愿意脱贫，想问对此有哪些措施？
韩俊:
我们每年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扶贫督导巡查。现在贫困户享受的政策优惠比较多，你反映的争当贫困户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比如说有个别农户的儿女不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把老人分户出去，因为贫困是按户建档立卡的，老人当着贫困户，住老房子、破房子，享受贫困户待遇。各地在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当中，为了防止有些农户争当贫困户，提高建档立卡贫困识别的精准度，可以说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防止出现优亲厚友，防止一些农户隐瞒他的收入和家庭状况被错评为贫困户。我想大家比较清楚，你到一个村里调查谁是贫困户，算他收入是多少很难算清，因为农民不记账，自己也搞不清楚一年赚多少钱，贫困不是算收入算出来的。但是到村里看哪一家生活条件怎么样，谁家经济是不是困难，是可以看出来的，街里街坊心里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实际工作中在确定谁是贫困户的时候是把“两不愁、三保障”分解为很多看得见的指标来做综合判断，多数村庄还要让村民进行民主评议民主选贫。2014年全国范围内建档立卡，2015年开展回头看，现在每年都进行动态更新和调整。全国有的省份回头看已经开展了两轮。从扶贫的督查巡查、调查暗访、第三方评估提供的信息来看，现在贫困户错评漏评比例已经很低了。这次中央发布的《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建档立卡工作，抓紧完善扶贫开发的大数据平台，强化政府各个部门信息的有效对接。通过扶贫信息的共享可以及时剔除不符合条件的贫困户。经过这两年的摸索，采取各种措施，现在你不符合条件，想争当贫困户，越来越难了。
你提到一些人当了贫困户不愿意脱贫。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因为贫困户退出他个人要签字，我们经常到贫困地区调研，每到一个村就问村干部，这个贫困户愿意不愿意签字。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贫困户心服口服地签字，也有极个别的贫困户符合退出要求但不愿意退出，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中各地确实存在一定比例的贫困户，安于现状什么都不想干，认为扶贫是干部的事，“等、靠、要”思想严重，存在“干部干、群众看”这种现象。这些行为会助长不劳而获的不良风气，也挫伤了基层干部扶贫工作的积极性。我们也认识到一些地方扶贫方式过于简单化，为了赶进度、图省事，首先是送钱送物，有的地方干脆让贫困人口都吃低保，一兜了之。这些扶贫方式也助长了不良风气。贫困群众毫无疑问是扶贫对象，但也是脱贫致富的主体。我们做好精准扶贫工作必须要坚决克服“等、靠、要”思想，扶贫政策不能养懒汉。如果我们的扶贫政策把懒汉都养起来，就会破坏社会规则。党和政府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坚决避免我们的扶贫政策养懒汉。
《指导意见》强调要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脱贫光荣导向，要更加注重培养贫困群众依靠双手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真正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也就是要培育他们的内生动力。在具体措施上：一是加强教育引导，开展扶贫扶智行动，治贫要先治愚、治贫必须治懒，要引导贫困群众增强脱贫主体意识，这方面有的地方创办了农民夜校、讲习所，通过这些平台弘扬自尊、自爱、自强精神，各地可以大力推广。二是要改进扶贫方式，扶贫项目要让贫困群众多参与，动员贫困群众更多的投工投劳、多劳多得，不能提倡不劳而获。对绝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不能通过发钱发物的方式帮扶。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必须通过保障兜底，但对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应该鼓励通过劳动实现脱贫致富。三要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还是要让他们有技能，可以发展产业，可以就业，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要把不履行赡养老人义务，虚报冒领扶贫资金、严重违反公序良俗的人列入失信名单，加大惩戒力度。脱贫攻坚一定要应扶尽扶，能够通过就业来脱贫就要应扶尽扶，还要应保必保，这样才能体现社会公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