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您刚刚在介绍长城总规中提到，规划阐释了长城精神，并且将长城精神以及它承载的抗战精神、长征精神的传承弘扬作为长城保护的目标，您能否解释一下长城精神？
刘玉珠:
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建筑奇迹。长城为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发展创造了长期的和平稳定环境。长城的关隘为两种文明互市、交流提供了场所，保障了我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依存，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是维护我们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保障，也是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记忆、国家记忆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遗产。然而，古人对长城的理解与我们今天将长城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的观点还是有所不同的。
到了近现代，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刻，长城体现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心血和智慧，以及长城反映出的我国古代强大国力，使大家对长城的理解发生了转变。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论述长城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时指出，“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治水等”。而长城价值发生根本性改转变，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个历史事件中。
一是抗日战争期间，1933年我国军民在山海关至八达岭明长城一线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南口长城等战略要冲之地英勇抗击侵华日军。这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国军队在华北地区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抗战。“长城抗战”极大地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为最终取得全民族抗战伟大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是红军长征期间，1935年9月，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红军越过“六盘山”并于1936年10月实现三大主力会师。红军在陕甘长城沿线也留下了无数战斗足迹和英勇事迹。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使长城成为反映共产党人坚定革命信仰的重要文物载体。
在编制《长城总规》的过程中，我们对长城内涵、长城价值进行了重新认识，对长城精神进行了梳理总结。我们认为长城最突出、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所承载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包括团结统一、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这三大精神历经岁月锤炼，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新闻社记者:
我们都知道，长城的分布范围广，保存环境比较复杂，多数都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单靠文物部门可能很难有效地解决长城的保护管理问题。我的问题是，是否会考虑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以及怎样引导社会力量的参与？
刘玉珠:
因为长城的分布范围很广，保存的环境特别复杂，而且多数位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是长城保护面临的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单靠文物部门一家的力量是无法有效解决长城保护和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势必要引进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长城多数分布在交通条件比较差，自然环境比较恶劣，人迹罕至的山区、戈壁、草原等区域，在管理巡查维护上难度非常大。按照《长城保护条例》第16条规定，国家文物局出台了《长城保护员管理办法》，督促指导地处偏远、没有利用单位的长城段落所在的当地政府或者其他文物主管部门要聘请当地群众担任长城保护员，对长城进行巡查看护，并对长城保护员给予适当的补助。经过统计，目前全国已有长城保护员超过3千人，各省长城基本实现了保护员全覆盖。国家文物局近年拨专款为长城保护员提供巡查设备和标识等，北京等地省市也将长城保护员补助经费纳入到地方财政，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文物工作者严重缺乏的问题。
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未能得到地方财政的足够支持，兼职的长城保护员队伍建设和经费保障问题特别突出。与此同时，推动全民参与保护长城，也是提升长城保护水平和效果的重要途径，国家文物局非常支持各类社会力量参与长城的保护。近几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长城小站”等社会组织也在引导公众参与、宣传保护理念、开展青少年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尝试，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开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发起“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全民公募项目，这是中国国内首个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用于长城文物本体保护维修的一个公募项目，目前已经启动了明长城箭扣段、喜峰口段保护维修所需要的资金，全部来源于社会的募集。此外，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还联合腾讯、英特尔等科技企业，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部分民间组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了维修理念、管理机制、宣传推广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为了进一步加强长城保护，共享长城保护研究和利用成果，促进长城文化传播，提升长城旅游品质，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指导下，2018年6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与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黄崖关长城、金山岭长城、居庸关、山海关、嘉峪关等长城沿线保护管理机构和相关专业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长城保护联盟，并发布了联盟的章程。下一步，长城保护联盟将在长城统一标识、统一解说、统一宣传以及长城保护管理相关的理念、经验、技术交流方面进行尝试和探索。国家文物局积极支持、鼓励社会各个方面力量参与长城的保护、展示和社会教育等相关工作。
中国日报记者:
最近两年我们看到在长城修复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度修复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广大公众的质疑和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这其实反映了长城修复中的一些问题，您对这些问题是怎么看的？
宋新潮:
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发布总体的规划，按照今天的流行语说就是问题导向，因为有问题才要有规划。这些年大家也都看到，媒体报道的辽宁锥子山长城，山西明长城“月亮门”等在修复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对我们的监督，对我们的关注，这点很重要。这些问题我们也在细细地梳理，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很多地方对于长城的理解只是简单的把它视为一种资源去利用，在整个过程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理念，把长城固化为八达岭的样子，所以在修的时候就按照八达岭来修。因此，在修的过程中主观上就有很多方面的问题。二是对于它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的理解，包括修旧如旧的理解，大家都存在偏差，把修旧如旧和复建，或者是重新打造一个景点混淆起来，大家都有理解和观念方面的问题。三是制度上，我们把长城的保护按照建设工程进行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再好的设计方案，简单套用建设工程招投标等方式，就会出现大家所看到的问题。四是监管方面的问题。修的过程中是有监理，但是作用没有发挥到，包括地方监管是不到位的。
我们制定总体规划，提出了将来如何保护长城的相关要求，主要突出三个点：一是坚持价值优先，既有长城的总体价值概念，也有每一段、每一个点的具体价值及其载体。二是坚持预防为主，而不是过多去干预，尽可能按原状保护。部分长城，我们过去看到是那个样子，今天怎么修成这个样子了，实际就是没有按照原状进行保护。三是坚持因地制宜，有砖石长城，有土长城，还有建筑形态保存较好的长城，这个要进行分类。
在这方面，我们这两年也做了很多努力。一是发布了《中国长城保护报告》。它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长城、如何理解长城。二是制定了一系列长城保护指导性意见。国家文物局是宏观管理，负责制定推广一些保护理念和基本原则。很多人希望出标准，但是长城是“非标”，简单地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修坏才怪。一定要在正确理念和观念的指导下，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或者它本身的材质进行修复。三是要加强培训。现在大量的施工人员缺少文物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加大培训力度。四是研究要跟上。我们支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社会各个方面共同讨论该怎么保护、如何保护等问题。刚刚刘局长讲修复保护要社会力量参与，我想研究也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参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记者:
问题是关于长城精神的。请补充介绍一下国家文物局下一阶段在长城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方面会有哪些具体举措？
宋新潮:
我们在总体规划和刚才提到的报告中进行了总结，但这些年我们对于长城的宣传还是不够的。我们要发挥长城在旅游方面和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离北京最近的八达岭长城，可能比故宫接待的外国元首还多。下一步，国家文物局会加强这方面的指导，做好重要点段的保护、展示、服务，增强推广。大家可能都看到过，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沿线还有不少遗址类的博物馆。我们将指导这些馆进行整体提升，把长城精神融入到展览中，提升展览的科学性，加强对长城精神的解读。
目前，长城的保护、宣传，更多地面向青少年。这两年，我们局政法司做了一项工作，要求我们局长、司长到各地，特别是到长城脚下的小学进行宣传，让从小在长城边上生活的孩子知道长城是什么、长城的意义是什么，这样才能唤起大家的保护意识。我局还支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展国际交流，对英国哈德良长城和中国长城进行比较，包括保护方法上的和对整个长城的理解上的。我们还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平台，介绍长城是什么、我们怎么保护，以及保护长城的意义是什么等。大家都知道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用这些平台来推广长城的精神。
香港经济导报记者:
1987年，中国万里长城和英国哈德良长城共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两个长城之间有那些交流合作？国外还有其他的六条长城，我们中国长城的管理经验有哪些值得被国外吸收借鉴？
宋新潮:
哈德良长城是“罗马帝国边界”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和他们的长城比起来，我们的更加复杂，一是长度更长，二是类型丰富，三是建造年代更久，持续时间更长。从战国、秦汉一直到明代，整个延续了两千多年。在长城保护管理方面，我们有一些经验，比如对西北地区土质长城的保护，这就是中国所特有的。哈德良长城更多的是石块堆砌而成，但堆砌方法也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和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在2018年共同主办了“双墙对话”学术研讨会，同样叫长城，如何去看待它们之间的区别，修复方法有何不同，我们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和探讨，让世界更好地理解我们对长城这样一个巨大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还聘请了当地民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其实就是社会参与的问题。长城沿线的群众长年累月生活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是最重要的社会参与者，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让当地群众理解长城、认识长城，参与长城保护，这是值得我们对外推介的一个经验。
华盛顿邮报记者:
您刚刚一直讲到长城的文化意义，可能您也知道我们在美国也有关于建墙也就是边境墙的讨论。请问，您对特朗普总统的边境墙有什么看法？您觉得特朗普总统可以从中国长城这学到什么？
刘玉珠:
这和长城保护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来保护长城、弘扬长城精神。贵国在美墨边境建的边境墙和我们长城完全是两个概念，它涉及到相关国家政府管理方面的事务。作为国家文物局，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发表意见。
香港无线电视记者:
我看到规划提到需要合理控制长城参观旅游区游客数量。我想更多了解一下，马上要到春节了，还有以后的旅游有没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如何加强旅客参观的行为管理？
宋新潮:
这是涉及到目前世界文化遗产管理的一个普遍问题。对于中国来讲，如何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对游客进行有效管理是更为迫切的问题，包括对游客的组织。有些重要的文化遗产一定要测算游客的承载量，对每一个遗产点进行专题研究、测算。比如敦煌和美国Getty保护所开展了多年的合作，研究确定了敦煌石窟的最佳游客承载量，而且还要让游客能有很好的参观体验，对敦煌文化有充分的理解。比如故宫研究公布了最高8万人的日游客容量。在长城游客管理方面，实际上还可以再细。比如服务问题，我们怎么样向游客解读长城，宣传长城价值，这需要有一套完整的解读体系，让大家理解每一段长城的独特价值。另外，还要提高参观者的文物保护意识。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在长城上乱刻乱画，现在在比较重要的长城点段，比如八达岭、金山岭、司马台基本上已经杜绝了这种现象，但还有一些偏僻的点段没有做到，所以对长城要引导游客文明参观，加大爱护、保护长城的宣传，这个工作是需要持久开展的，而且需要做细做实，每一个具体的遗产点都要进行具体化的工作。
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保护长城需要投资的费用大概是什么样的？来源和使用是什么样的？
宋新潮:
说到钱的问题，我们经常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长城保护同样需要钱。长城保护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央财政。近几年每年大概拿出将1个亿左右的补助经费，来支持各地长城保护。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三是社会资金，包括所谓开发性资金。第三个方面的资金容易出问题，要加强领导。
中央财政资金主要用在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长城重要点段保护。地方各级政府资金，用在长城本体上的比较少，更多地用在长城周边环境的保护。社会、旅游等方面的资金主要用在长城的旅游开发上。三个方面的资金有不同的渠道，但从管理角度讲，国家文物局要求这些项目一是要有规划，二是要进行专家论证。
刘玉珠:
我补充一下这个问题，对于长城保护资金的支持，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这几年对长城经费上的支持力度在逐年提高和加大，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支持。我相信随着总规的发布实施，各地关于长城的修缮、维护和展示宣传方面的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大。
第二，如果确有需要，比如某一段长城需要进行保护修缮，除了地方财政之外，中央财政在这方面的支持还是基本能够得到保证的。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
去年看到一些媒体报道，在长城保护中利用了一些高科技，比如人工智能和无人机。请你们介绍一下在长城保护中这些年利用到的一些高新科技？
宋新潮:
如你所说，长城这么大的分布范围，光靠人死看硬守，效果还是有限，时间上也不够及时。国务院领导对这个问题也很关注，几次提出长城保护能不能采取一些新的科技手段。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探索引入高科技手段，比如使用无人机，这就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我们在陕西、山西也都做过试点，在一些地区定期飞，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对于长城的变化，包括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核实，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效率。第二个是利用卫星影像，对一些长城点段所在区域定期进行对比分析，包括长城沿线的建设施工等各个方面进行监测。比如采矿对长城周边环境的影响，长城沿线是否存在违建项目。我们在15个省、区、市的部分长城重要点段开展了试点。下一步，国家文物局会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会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现有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平台的基础上，建设长城保护管理监测平台，实时动态地对长城进行监测管理，以提高我们管理的效率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