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中国的资深外交官到联合国的高级公务员,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自今年7月1日上任以来,正经历着角色的转变,将扮演更宽泛的角色。这位从事外交工作长达37年之久的副秘书长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他需要尽快熟悉联合国的文化和内部运作。但至今为止,他坦率、直接的风格颇受他所在的联合国经社事务部同仁的好评。最近,沙祖康在纽约家中接受了《北京周报》的专访,就气候变化、联合国改革、角色转变及中国国防透明度问题发表了看法。采访摘录如下:
《北京周报》:作为联合国负责经社事务的副秘书长,您的职责范围涉及诸多热点问题,如气候变化,减少贫困、可持续发展、妇女及社会政策等。哪项是您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沙祖康:这真的很难定义。我们都知道,联合国有192个成员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侧重点。我的前任告诉我,我现在所负责的部门每年需撰写260份报告。260份报告就意味着260项不同的议题,而每项议题对一些国家而言都是最急需解决的。所以真的很难讲哪项才是我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其中确实有些问题涉及到更多的国家或更广的国际社会,因此也就相对更急待解决。
对我个人而言,目前最优先要考虑的是气候变化问题。这是一个对我们的生活及下一代有着方方面面影响的重大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是个需要及时解决的大问题,我想这几乎也是全球的共识。既然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到经济、社会及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当然是我的重中之重。
《北京周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提出了四个关键点:减排, 适应,筹资及技术。您认为技术在改善气候变化问题方面起着什么作用?
沙祖康:目前已有可用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技术,当然有些技术还有待提高。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有可用的技术,而是可以为谁所用。只有那些有经济实力的才能用得起这些技术。广而言之,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技术只能为发达国家所用。对那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而言,他们无法担负得起、或者无法完全担负得起这些技术的使用费,而这些国家又往往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
谈到技术问题,资金是一大障碍。技术转让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所谓的知识产权。工业化国家,暨那些掌握着各种技术,其中也包括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所需技术的国家,一直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若非如此的话,他们就失去了开发新技术的动力。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的主要顾虑是能否担负得起技术的使用费。如果费用问题得不到解决,不管现在有何技术,其应用都将是有限的。
同时,资金问题还涉及到其他许多方面。不仅是技术转让,减排及适应现在的气候变化状况也都需要资金。
《北京周报》:您对今年年底即将在巴厘召开的气候变化会议有何期待?是否期望届时会签订一个类似《京都议定书》的协议?
沙祖康:首先,我们应该遵循并贯彻实施现有的气候变化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其次,那些还未加入《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应该及早加入,并应该贯彻实施其义务。一旦这些目标都达到,国际社会才应该商讨新的协议。
至于巴厘会议,首先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达成共识,即他们应该先就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达成共识。
气候变化由工业发展、或者说是工业化所导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发展”引起的。所以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进行。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减排、适应并解决气候变化现状。
其次,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既要遵循共同义务的原则,又要区分不同的责任和能力。经过激烈的讨论,各界已经对此一致认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共同义务的范围、如何区分各自需要承担的责任。国与国是不同的,对导致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同,所具备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能力也不同。因此各国无法承担相同的责任。基于这点,各国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应该起带头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袖手旁观。发展中国家也有义务为此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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