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送别彭真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从１９５４年起，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１９５６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同志负总责。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１９５１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１９６６年５月。建国后十七年中，他作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成员，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政法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论工作、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和平接管北京的过程中，彭真同志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北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社会历史变革。解放前，北京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北京刚一解放，他就强调把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作为北京市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并服从于这一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首都建设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又要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关服务。到１９５１年，北京市的国民经济就得到全面恢复，并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市的经济建设持续突飞猛进，由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他从进城不久就开始抓首都城市规划，１９５６年提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的指导方针。１９５８年，他领导了十大建筑的建设和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既爱护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又强调必须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犯路线上的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工厂，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进行调查研究。十七年中，他为把首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城市，精心擘划，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彭真同志一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给予高度重视。他强调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又是高等学校集中的地方，努力办好这些高等学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主持制定了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他热忱关怀青年的健康成长，连续多年向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讲话，勉励他们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同工农相结合，坚决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发展城市人民大众的文艺”，号召文艺工作者像过去深入农村一样深入到工厂中去，反映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代；并提出要“推陈出新”，对旧戏加以改造，从改造中提高。他经常深入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广交朋友，听取意见。他尊重、团结老的知识分子，关心、培养青年知识分子，重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１９６５年，在文化领域中“左”的倾向已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他明确提出：要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真理要受社会实践检验。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同志把执政党的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认为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１９５０年，他把新形势下防止党的腐化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指出：保证党永不腐化，一靠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二靠跟群众密切联系和广大群众的监督；三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四靠制度、法律和纪律。他强调，保证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严重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靠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他要求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他说：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老老实实，对就对，错就错，有多少就说多少，这是共产党的本色。不要说瞎话，不要掩盖缺点和错误，更不要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害死人，是要亡国的；严肃地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