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艺术家的人民情结

    ——在老舍纪念馆访问舒济

    问：这个小院真美，你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儿来的？

    答：我父亲１９４９年底从美国回来以后，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１９５０年初，父亲买下了这个小院，经过简单的收拾后，搬了进来。从１９５０年４月到１９６６年８月，父亲去世，他在这小院里整整生活了１６年。这是他一生中，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最长的居所。所以好多故事就发生在这小院里。    问：听说院里这两棵柿子树是你父母当年亲手栽的，这个院子当年很热闹吧？

    答：是的，你们看这两棵柿子树，它们是我父母在１９５３年亲手栽的。栽时小树只有一人高，很细很细。现在已长的又高又大了。我们这个院子，因有这两棵柿子树出了名，又叫丹柿小院。一到柿子熟了菊花开了的时候，有两件事要做。那时我父母亲种了许多许多菊花，院子里，台阶上摆满了菊花。到中秋节、国庆节，菊花开了，柿子红了，父亲第一件事就是在家请客，请北京市文联和文艺界的朋友，到家里来喝酒、赏菊；抬头可以看到树上挂着的红柿子，这是非常有情趣，有意思的活动。第二件事是，摘下红柿子送人。因此，好多老朋友都吃过我们家的柿子。这种柿子个头不大但都非常甜。所以，一些老朋友一到中秋节前后，就惦记着：该吃到老舍家的柿子了！

    现在这个院子已建成老舍纪念馆，还保持了原来的样子。

    问：您父亲被选为北京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他常和彭真接触吗？

    答：１９５１年初父亲被选为北京市政府委员会委员。后来找到了一张当时新当选的北京市市长、副市长和政府委员就职典礼的照片，照片上彭真市长正在讲话，我父亲坐在他的后面。从此，父亲与彭真共事，接触多了起来。１９５４年父亲作为崇文区代表被选为第一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在那次北京市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父亲又当选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与彭真、张友渔、吴晗、梁思成、华罗庚、梅兰芳等成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北京代表团成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１９６４年。可见，父亲与彭真在这十多年中，在共同商讨北京市与国家建设大计上，关系是密切的。

    我记得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三年困难时期，约１９６０年或１９６１年，在一次市政府的会议上，我父亲提了一个建议。因为那时油、粮都凭票，供应得很少，大家都处在一种饥饿状态。我父亲说：北京人夏天爱吃个拍黄瓜，是不是能给每家二两芝麻酱？现在鱼、肉太少，油水又少，可以拌点儿凉菜吃。彭真同志果然接纳了这个意见。后来北京市市民的副食供应本上每月真有一两或二两芝麻酱。在我们的纪念馆的展室里，有一篇我父亲当年视察北京工作时写的报告手迹。说明他在彭真市长领导下，在如何建设北京上是认真的，积极参与的。

    问：从个人关系看，可以说彭市长是你父亲可信赖的朋友吗？

    答：我是这样认为的。彭真同志曾经来家里看过我父亲、母亲，这是６０年代初的事。他还曾送一身蓝呢子衣服料子，叫我父亲做衣服。他很关心他，我觉得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工作关系，而是建立了友谊。

    （舒济边说边走进北房）

    彭真同志来了后在这屋（指客厅），和我父亲谈话。彭真市长坐的是这个沙发（指靠窗的一沙发），我父亲经常坐的是这个沙发（指靠内门的），而周恩来总理来却坐的那张我父亲平时爱坐的沙发。现在客厅里挂的这幅画是李可染画的，画的是牛，画上的题款是齐白石写的。我父亲非常喜爱这张画，常挂着它。

    这里是父亲的卧室兼书房，是由北房的西半房改装的。因为下午光线暗，父亲多在上午写作。当时屋里很潮湿，周恩来总理来时看了说，这怎么行？叫工人来给你们装地板。我父母听到此消息后，说怎么能让总理直接过问这事，可不能让政府花这钱！于是赶紧自己找人铺了这间房子的地板。除了这间房，其他房间就是泽灰地或砖地了。

    打倒“四人帮”后，１９８４年，我父亲８５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地点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那次请了彭真同志，还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因彭真同志有外事活动，纪念大会快结束时他才来。后来他讲了话，使我非常感动。因为，文革开始时，彭真的一条罪状就是他是反动文人老舍的黑后台；反过来，当时批我父亲时，说他是彭真搞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黑干将、黑作家，又成了整我父亲的罪状。所以，过去的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积极工作成了文革中的罪名。这次彭真在大会上讲：“我过去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现在我还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我永远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当时他说的非常有感情，非常果断，说得我要掉眼泪了。

    我觉得他们之间有相通的地方，这就是他们自觉地对建设新中国、对建设首都的责任感。 （李海文  王燕玲）

    《北京纪事》2001.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