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句话最要害,涉及改革的基本立场。
王岐山这样说:
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王岐山讲“广义政府”,不是第一次。至少去年年底,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就讲了一次,“完善国家监督,就是要对包括党的机关和各类政府机关在内的广义政府进行监督。”这就是监督全覆盖,比如,巡视和纪检组派驻“不留死角”,也是在呼应“广义政府”。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这句话。怎么理解?岛叔想提醒大家注意接下来的一句话,提到了“四个自信”。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中,凡是讲到“四个自信”,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强调不要从某种流行的西方理论出发来论中国,而是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政治实践出发,来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
既然“广义政府”是老百姓的普遍认知,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治理实践,那么我们的任何改革都必须照顾到这个中国最大的现实。王岐山说“广义政府”,承担无限责任,这和西方政治理论中所谓的“有限政府”不在一个频道上。
说到“党政分开”这个词,被很多人用来指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次。但当时的语境是,中国要摆脱深受苏联政体影响而导致的“党政不分”这个问题,因为严重束缚了改革。
《邓选》第三卷有这么一段话:“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讲得很清楚,党政关系,首先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其次才是各有分工,但无论怎么分工,所有考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如何改善并巩固党的领导。
这是邓小平的“原问题”。我们也必须在这个问题基础上思考党政之间的关系。如果改革的结果丢了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绝不会答应。
不过,一段时期以来,“党政分开”这个词逐步淡出官方表述。而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政治改革道路的时候,依然喜欢沿用这个表述,因为在他们的设想中,党政之间是对立的关系,此消彼长。而一些人骨子里对共产党的领导不认同,也借此鼓吹执政党“放权”。因此,“党政分开”在舆论场的话语体系中,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异化成了意识形态之争,争论的核心就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题。
但党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也会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王岐山这次提出“党政分工”,并反复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应该说是正本清源,有的放矢,回归了邓公的本意。
这一届中央高度重视制度建设,要为今后的改革搭“四梁八柱”。监察体制改革也是要在体制上确立“不能腐”的现实制度基础,王岐山的改革思考已经非常深入细致了。
循着王岐山的思考,我们也能看到中国改革的逻辑,既要扣住眼前的问题,大刀阔斧,也要照顾历史的话语体系,小心梳理,可谓异常精密复杂。其实,中国的改革一直处在历史和现实的张力中,高明的改革者一定会在两者间寻找微妙的平衡。在这点上,学历史出身的王书记深有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