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6日晚上到28日清晨，广州“婴儿安全岛”夜间开放的两个12小时，记者候访目睹了8场离别的悲剧，目送了8个婴孩被遗弃，走向从此没有父母相伴的命运。图为27日，一直都显得镇定和坚决的男人，在离开的路上越走越远，面对路口繁华的街市，背对放下孩子的安全岛，男人终于忍不住哭出声了。随后，两人消失在路的尽头。 图片来源：cfp

有待完善的救助之路

刘钊说，他最为期待能获得政府部门的帮助，“他们能给我一些帮助，孩子我是肯定不会送去的”。

民政部门表示，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会适时重开“婴儿安全岛”。

但重开没有具体时间表，一名福利院内部人员甚至悲观地认为，弃婴岛的重启会无限期延迟下去，直到后期保障跟得上、能够马上分流。

“现在最怕的是孩子被遗弃在外面，你看这条路多偏僻。”3月18日晚，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朱静君前来探班。自3月15日晚上起，弃婴岛周边就有社工来“守岛”，在路灯、手电射出的光圈下，她们安抚、劝阻家长，并为他们登记，提供儿童救助咨询。“婴儿安全岛”关闭当晚，包括刘钊在内，共有四拨不知情的家长，被社工劝离。次日，又有两拨被劝走。到3月18日晚，这个数字降为零。

何处是归途？朱静君认为，我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太低，尤该呼吁政府能够推行孕检免费，因为只有母亲的健康才有家庭的幸福。

根据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粗略统计，全国各地设立的“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99%都是病残儿童。

安全岛应该是最后一道防线。朱静君表示，工作中发现很多家长对于社会救助体系不了解，不知道如何申请救助、孩子又符合哪种政策，她们将积极收集各地民政系统的政策资源和慈善机构的救助资源，准备编写成小册子，发放给家长。同时，对一些居住在广州的弃婴家庭，将考虑分流到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由街道社工继续跟进。

但苏扬对依靠救助机构这条路并不乐观，他跟多名家长交流过，“那些申请操作起来很繁琐，要各种证明材料，但有些孩子实在等不了，如果整个社会的儿童福利保障机制不行，单靠那些慈善机构，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至于刘钊，在妞妞出生后，并未尝试过任何社会救助，他甚至搞不清大病医保的概念，执着地坚持“不可能有白饭给你吃”的推定，以为儿童参保就是要自己到保险公司买保险，“知道孩子有病，保险公司不可能卖给你吧？”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透露，民政部正在研究对接收弃婴较多的福利院给予一定资助，并协调当地资源予以分流。此外，民政部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重病残儿童社会保障政策，减轻其家庭负担，减少被遗弃的风险。

刘钊夫妇还在焦急地等待社工提供进一步帮助，除了等待，两人不知能为妞妞做点什么。被劝回的第三天，他们曾带着妞妞去大医院检查双腿，医生都开了检查项目的单子，病还是没看成。单子上的各项检查费用加起来有4000多元，相当于刘钊两个月不吃不喝能够挣下的钱。他们拿不出。

刘钊说，如果有办法救妞妞，我可以放下所有尊严。他最为期待能获得政府部门的帮助，“这些问题政府应该出面解决。他们能给我一些帮助，孩子我是肯定不会送去的。”

但他也愿意尝试别的途径。在福利院的劝谕信中，最后一条是“还可以向新闻媒体和民间慈善组织求助(报纸、电视、网络、广播)”。尽管有顾虑，刘钊还是愿意在媒体面前自揭伤疤，希望有社会机构及好心人士看到关于妞妞的报道，救孩子一命。

他对北青报记者唯一的要求是，给孩子的脸打个马赛克，“也许以后，这个孩子还有很长久的生活。”

在临别前，他木然地站在出租房门口，说自己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如果我维持不了，孩子最终还是只能走向福利院。”（文字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