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赵兰香夫妇与长子耿志深

耿直坚毅永保本色

“在大是大非面前，爷爷是毫不含糊的，眼睛看得清，脚跟立得稳，敢于为真理而斗争。在工作上，他是敢于负责的，为了党和国家利益，完全置个人利益、甚至安危于度外。”大担当必有大性情，耿巍深解爷爷“耿直坚毅”这个秉性是“与党性共生的，是从炮火中磨砺来的”。

1969年5月，耿飚飞赴地拉那，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在任期内，渐渐地他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换来的却是他们的肆意浪费，耿飚非常难过。

经过痛楚的反思，耿飚认识到，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不但加重了我国的经济负担，而且对阿尔巴尼亚来说也无助于他们的发展。可是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

身为一个外交官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出否定，是非常冒险的。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耿直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耿飚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信如果落入江青等人的手里，那他肯定会被扣上“反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而被再关牛棚，甚至进监狱。但耿飚此时考虑最多的是大使的责任、共产党员的担当。

意见很快传回国内，通过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转到周总理手里。总理非常重视，马上向毛主席做了报告，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赞赏：“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有了主席的批示，江青等人没敢找耿飚的麻烦。

后来李先念曾对耿飚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