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中介机构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业的票子!”

“要警惕一些审批事项换个‘马甲’,由政府职能转到与政府关联的‘红顶中介’,要彻查‘红顶中介’代替行政收费等现象。”

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与政府或行政权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红顶中介”是一大顽疾,也是重点治理对象。李克强总理多次“放狠话”,要求坚决治理“红顶中介”,2017年元旦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聚焦这一问题。

究竟哪些单位是“红顶中介”?这些年治理进展如何?

随着中央巡视整改情况公布,一些“红顶中介”的单位名字也浮出水面。

2013年至今,中央巡视组已经进行了12轮巡视。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至少有7个国务院的部门因“红顶中介”问题被点名通报。

何为“红顶中介”

总理曾痛斥其“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业的票子”

“我去一些地方考察时看到,政务大厅里面的收费都取消了,但大厅隔一条马路就是一家咨询服务的中介公司,里面还坐着几个‘大盖帽’,要办事的民众,都要来这里先走一趟,这不是‘暗度陈仓’吗?!”2014年11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直言痛批“红顶中介”。李克强指出,要严防以“红顶中介”替代行政收费的现象。

“有些中介机构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业的票子!”2015年4月21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斥责“红顶中介”乱象。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梳理,自2014年至今,李克强总理至少有8次在各种会议上,强调治理“红顶中介”问题。

何为“红顶中介”?

“红顶子”一般是老百姓用来借指高官,“红顶中介”,顾名思义,这个中介与政府或官员有某种关联。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此前曾表示,“红顶中介”包括几类:一类是指由政府转型过来具有审批权的组织,过去是政府部门,后来变成了协会;一类是捆绑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协会,主管部门有一部分职能隐藏或者直接委派给这类协会;还有一类机构,政府主管部门领导退休后,在里面任职。

“中介组织本应该是社会团体,但一些中介组织脱胎于政府部门,甚至领导是政府部门的退休人员,二者关系紧密。”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庄德水认为,“红顶中介”是我国特定权力体系下延伸出来的一种腐败方式。“中介组织利用权力政策优势,从政府部门获得权力寻租的资源,甚至充当掮客,帮助行贿者疏通关系,没有找准中介的定位。而政府过度参与市场活动,也为这些组织参与腐败提供了机会。”

哪些部门有“红顶中介”

中央巡视后,安监总局、环保部、农业部等多部门被通报

今年4月20日,国家安监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付建华接受中纪委网站访谈,介绍了该部门“红顶中介”整治情况,其中有“红顶中介”10多个。

付建华介绍,中央巡视组指出,安监总局下属一些协会学会“戴市场帽子、借政府牌子、收企业票子、供官员位子”,充当“红顶中介”、“二政府”,主要存在着乱评比收费、乱干政扰民、乱占行政资源、乱进人分钱等4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煤炭工业协会、安全生产协会、职业健康协会、广西煤矿安全技术协会、中国索道协会等被点名通报。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工作不断推进,“红顶中介”也成为整治重点。

依据中纪委网站公布的巡视整改通报,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在中央巡视组已经开展的12轮巡视中,至少有7个国务院的部门存在“红顶中介”问题。

比如环保部,2015年2月9日被中央巡视组指出,环评技术服务市场“红顶中介”现象突出,容易产生利益冲突和不当利益输送。

同年10月,中央巡视组向交通运输部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指出,“一些单位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事企不分,层层经商办实体,为小团体谋利”。

中央巡视组还指出,有的社团组织依托行政权力充当“红顶中介”,开展市场推广、评审或培训等工作,违规收取巨额费用,获取垄断收入,扰乱市场秩序,滋生腐败问题。

到了2016年,又有国务院所属部门被“点名”。

2016年5月31日,中央巡视组向农业部反馈巡视意见指出,农业部行政审批领域“红顶中介”、迂回型权钱交易等权力寻租问题突出。通报称,农业部“一些协会、学会从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有的领导干部在协会、学会兼职取酬,有的领导干部与关联企业老板勾肩搭背、谋取私利等”。

同年10月14日,安监总局被中央巡视组指出,协会学会充当“红顶中介”和“二政府”,“靠机关吃企业”问题突出。

除了中央巡视,第三方的评估也发现了“红顶中介”的存在。

2015年9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政策措施落实第三方评估汇报,报告指出“某些中介机构、行业协会乱收费现象仍然严重”。

“某省一家口腔医院反映,牙片机每年必须在指定机构进行检测才能通过年检,售价6000元的设备每年检测费就要5000元。”

还有某省一个7000万元的项目,企业支付给指定的“红顶中介”费用竟高达300万元。

这份报告同样反映了环评市场的问题:环评师的“挂证”年收入有的高达十几万元,“盖章费”则达8万元。

据审计署2014年6月公布报告显示: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依托行政资源不当谋利,违规获利共计29.75亿元。更有中华医学会,在2012年至2013年召开的160个学术会议中,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

如何治理“红顶中介”

核心思路就是“脱钩”,行政机关与其主办、主管、挂靠的协会商会“脱钩”

“加快摘掉中介机构的“红顶”,与行政审批部门彻底脱钩,斩断利益链条。”2015年5月12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说。

在今年1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许多收费的中介服务是和行政机关暗中连在一起的。企业不经过这些中介服务,就别想拿到必要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这就给企业造成了直接的负担,必须进一步加大清理力度”。

如何治理蚕食改革红利的“红顶中介”,摘掉它们头上的“红顶子”?一个核心思路,就是“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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