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其人
刘江永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副院长、法学博士。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重点研究方向是日本及东亚地区。现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日本问题专家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等职务。 [进入人物库]
精彩瞬间
舆论坐标
以论对策
正视史实是日本对历史的责任
我们强调要正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就是要让中日两国的子孙后代都了解和正确认识这一段不幸的历史，更加珍惜今天和未来的和平与友好。日本右翼势力则对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行曲解，甚至有意的歪曲为“反日教育”。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二战期间提倡的“爱国心”教育就是军国主义教育、反共蔑华教育，所以至今仍在以己度人。 [详细]
日右翼勾结热比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等46名自民党议员还向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联名提出抗议信，指责中方劝阻日本国会议员不参与热比娅举的活动是“干涉日本内政”。作为日本前政要和现议员，支持、声援、参与热比娅在日本从事分裂、攻击中国的反华政治活动，严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才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详细]
日本欲利用“国际规则”建岛圈海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如果把冲之鸟礁变成岛，就可以利用所谓的“国际规则”来划定半径350海里的大陆架。这种“国际规则”说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是有瑕疵的，日本就是要利用这一点建岛圈海。如果其达到目的，结果必然是把国际公海、国际资源据为一国私利。并且给其他国家带来严重得分损失。 [详细]
警惕日本“损邻利己”趁虚而入
如今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40年了，但日本右翼势力的战略思维中仍残存着丰臣秀吉、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思想的DNA。至今，日本部分人仍在利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分裂局面而采取“损邻利己”的政策。他们现在鼓动“买岛”，将来就可能要求军事占领或者军事利用这些岛屿，而日本下次真正“出招儿”一定会在中国在国内外遇到较大麻烦的时候。 [详细]
文字直播
今年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75周年，但中日关系并没有风平浪静，在钓鱼岛、南海、新疆、南京大屠杀史实等问题上，仍然摩擦不断。中国网观点中国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刘江永教授，对今年中日之间发生的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解读分析。
日本右翼支持热比娅是干涉中国内政
观点中国：5月14日，日本允许热比娅在日本召开所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四届代表大会，这些人不仅攻击中国，竟然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那些曾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日本这种做法的目的何在？
刘江永：这次热比娅在日本搞的活动，是日本在野的一个小党“奋起日本”党的代表平沼赳夫支持的。平沼赳夫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首相、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的养子，他每年都带头参拜靖国神社。“奋起日本”党提出的宪法大纲草案提出允许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平沼还是“日华（台）议员恳谈会”会长、“日华（台）亲善协会全国联合会”会长，曾多次率领国会议员访问台湾。这次他还从热比娅手中接过10万日元，捐给正在募款购买钓鱼岛的东京都政府。这是平沼赳夫与石原慎太郎联手的举动之一，而不是孤立的行为。
在日本，美化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与“台湾帮”是一伙人，长期以来一直相互利用。2008年以后的新变化，北京奥运会展现了中国大陆的成功，海峡两岸实现和解。于是，日本右翼势力开始加紧与“藏独”、“东突独”势力的相互勾结。2008年6月，“世维会”在日本建立了据点“日本维吾尔协会”。他们知道中国的发展壮大难以阻挡，开始竭力利用中国的社会矛盾，联合各种反政府、反社会势力，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牵制、分裂、弱化、丑化中国，甚至有人把这些当做“工作”、“职业”在做。其中一些人扬言，中国乱了，日本就可军事占领钓鱼岛。
日本一位外交官曾对我说，在日本，政府不能禁止在野党组织的反政府集会，政府和执政党要员能做到的是不会见热比娅。有人担心，一旦自民党上台，这个问题将更难办。因为自民党成立起“日本维吾尔国会议员联盟”，古屋圭司任会长。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等46名自民党议员还向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联名提出抗议信，指责中方劝阻日本国会议员不参与热比娅举的活动是“干涉日本内政”。
这完全是干涉中国内政的日本政客在倒打一耙。作为日本前政要和现议员，支持、声援、参与热比娅在日本从事分裂、攻击中国的反华政治活动，严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才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记者/毅 鸥 杨公振（实习）
河村隆之对“南京大屠杀”史实态度有两面性
观点中国：日本共同社5月19日报道，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当天出席了该市举办的公开讨论会。其在题为“通过自由讨论探明‘南京’真相”的会议上致辞称“中国和日本都应该自由讨论”。如何看待河村隆之的这个观点？
刘江永：河村隆之的根本目的在于借这个话题宣传他关于否认南京大屠杀一些看法和言论。南京大屠杀是血写的历史事实，不是“自由讨论”可以改变的。如果日方愿意为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实提供更多罪证，进行彻底反省历史的自由讨论当然可以；但如果讨论的目的只不过是以“自由讨论”为借口，进一步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话，对中日关系伤害是很大的。
观点中国：在这个公开讨论会上，河村隆之也谈到，如果南京大屠杀是事实，那么日本人怎样向中国人道歉都不够，不可被宽恕。他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自由讨论”。如何理解他的这种态度？
刘江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河村有其两面性：第一，他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确实是有错误认识；第二，他的妄语受到日本国内外的抗议和批判，并严重损害了名古屋市同南京市的交往，内心很纠结。
他的错误认识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在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把否认南京大屠杀作为篡改侵华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们的逻辑和目的是：如果南京大屠杀被否认，东京审判的结论便会被推翻，也就不存在甲级战犯，天皇和首相就可以参拜靖国神社。其次，他们从右翼反共立场出发，散布中国谴责南京大屠杀，是“为了对日本打历史牌”，“巩固中共政权”，“使日本永远抬不起头来”。这种挑拨离间的说法，在佛门属于十恶不赦之两恶：“妄语”和“两舌（离间语）”。
其实，当年南京有30多万中国人遭到残杀的事实，最初并不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认定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在1937年12月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的中国首都南京。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1947年，南京大屠杀要犯之一、侵华日军陆军中将谷寿夫也是从日本押解到南京，由国民党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枪决的。1945年12月13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曾发表社论指出，不包括被日军屠杀、抛尸在长江中者、以及自行掩埋者，只是当时的红十字会和崇善堂两个团体所掩埋的尸体就有155338具，因而合计起来必然是更较25万人为多。该报当天登在记者邵慎之的调查称，至少有25万人在陆上被杀害，10万人在江中直接或间接被杀害。同时，该报社论强调，提起这件事情并不是要对日本人寻仇，而是希望日本不要重犯历史错误。中国在日本投降后并不对日本一般士兵及人民实行报复的手段，是中国人民爱和平讲仁义的天性使然。中国没有割取日本领土的野心，但希望日本不再轻启战衅。
尽管如此，日本右翼势力还编造出种种似是而非的所谓“细节”来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例如，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反驳说，南京当时人口一共才有20万，怎么能杀了30万人呢？这听上去似乎很符合逻辑，但事实上1937年3月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有100多万人口，而同年12月发生南京大屠杀后，据1938年2月末日本在南京特务机关估计的南京人口才是约20万人。也就是说，日本右翼是把南京大屠杀之前与之后的南京人口数量做了混淆。这显然是自欺欺人，歪曲历史。另外，当时在南京有个“国际安全区”，那里的人数大约有20万。于是，日本右翼又把“国际安全区”的人数说成整个南京市的人口数量。上述偷换概念的说法在日本社会有较大欺骗性。河村隆之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他似乎并不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河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主要来自其父的口述及不日本右翼的思维逻辑。根据河村的口述判断，当时他父亲不一定直接参与了南京大屠杀。日本投降后，他父亲放下武器并受到了中方优待俘虏。按道理说，河村应该用报恩、感恩的心态看待中国。但是他没有，他认为如果真有南京大屠杀，当时他父亲是不会被善待的。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是要为天皇尽忠，如果成了俘虏还不如一条狗，会被杀掉，所以不如自己了断，剖腹自杀，魂归靖国神社。当时日本军人对待战俘也是任意虐待宰割的。因而河村认定，如果真有南京大屠杀，日本俘虏就不会得到中国人的宽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既是日本右翼错误历史观、战争观的传播者，也是其受害者。
观点中国：基于河村隆之的这种“两面性”，我们该如何对应？
刘江永：中国有句俗话叫“牛不喝水强按头”，我认为，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不能靠这个办法，而要根据日本人的民族特性，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有针对性地、宜细不宜粗地加以说明。当年一些日本战犯都被教育改造成为新人，今天日本的一些右翼或“鬼子二代”也不是铁板一块。举个例子，参与创建新中国空军的林弥一郎（已故）、筒井重雄等人有些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员，被俘后受到优待政策的感召，成为东北老航校的骨干。还有，日本已故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也曾是个“鬼子兵”，在湖北负伤后被中国农民救活，所以他生前一直把对方送的棉背心当成“传家宝”珍藏，并积极推进日中友好合作。今年是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年，人与人的交往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问题是河村作为名古屋市长自己把同中方交往的路堵死啦。怎么办？解铃还须系铃人。怎么解？现在最好是日本的日中友好团体或有识之士发挥作用，直接对河村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和当年中日两国战俘政策的根本不同。然后，再由河村先生自己决定怎样才能得到南京政府和人民的宽恕。
观点中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
刘江永：对于中日两国的历史，既要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不幸历史，也要了解中日两千多年大体上友好交往的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的历程，这样才是全面的、客观的认识历史。其中有许多可歌可泣、发人深省的故事。一些影视作品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思考创作题材。
我们强调要正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就是要让中日两国的子孙后代都了解和正确认识这一段不幸的历史，更加珍惜今天和未来的和平与友好。今天的日本人对过去的历史没有责任，但对未来的历史必须有责任感。正视和正确对待历史是中日两国真正友好的根基。日本一些友好人士也表示，到南京去了解历史是日中友好的起点；还有人主张日本首相应该到南京、重庆去开展“献花外交”。
中日友好教育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但是，日本右翼势力则对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行曲解，甚至有意的歪曲为“反日教育”。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二战期间提倡的“爱国心”教育就是军国主义教育、反共蔑华教育，所以至今仍在以己度人。
如今，日军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快75年了，这是一个历史留下的伤疤，中国人不愿意揭开自己的伤疤，因为揭开它会很痛，有时会疼在骨头里。但是，日本右翼势力偏偏要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伤疤上挑衅、刺激中国，就如同揭开伤疤再往上撒盐，这是极端错误的、非人道的、是在精神上对中国人民的再度加害。
河村隆之提出“自由讨论”，表面上看是提倡自由，其实不然。长期以来，正是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所谓“言论自由”而不断否认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已经形成日本政要不能自由访问、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社会政治气氛。日本右翼势力甚至要求禁止学生的修学旅行到南京去参观。连到出事现场参观的自由都没有，又凭什么自由讨论呢？因此，河村先生在发表看法之前应该亲自前往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否则，从日本神道角度讲，如果不到南京去慰灵，作为日本人内心将用永无宁日。
对于日本右翼或有近似思想的人，我们也可以通过交往使他们在认识上产生某种平衡感。要让他们感到在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是很无知的、不道德的行为，我们自己首先要认真学习和了解那段历史，并向对方做说明。河村近日的发言表明他自己感到心虚。
观点中国：何以见得他们是心虚的？
刘江永：从河村这次发言内容来看有些微妙的变化，现在内心似乎很矛盾。估计日本一些人也会告诉他，南京大屠杀不容否认，只是在具体伤亡人数方面与中方看法不一。所以他现在说，如果南京大屠杀是事实，那么日本人怎样向中国人道歉都不够，不可被宽恕。其中或许既有忏悔之意，也有与南京修复关系之心，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其实，河村应该很好地深入理解他父亲的话才是。他父亲的话实际上是叙述了历史的一个侧面——战争结束了，中国人待他不错，言外之意是两国应该友好相处而不能让历史重演。总之，河村作为名古屋市长应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负荆请罪并引以为戒，拿出行动来促进中日民族和解。只恐怕他没有勇气，而且日本右翼势力或许也没有给他这个自由。
石原“买岛”旨在给日本政府施压
观点中国：最近，另一个右翼分子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在大放厥词，他前段时间提出购买钓鱼岛的计划，目前据日本媒体报道，已经为此筹得了近五亿日元的款项，他近日还称，预计明年四月份取得钓鱼岛的“所有权”。为什么会预计明年四月份取得钓鱼岛“所有权”，而不是现在？
刘江永：石原所谓“买岛”要争取在明年四五月份实现，言外之意就是购买钓鱼岛的计划今年内不可能实现。因为从2002年起，日本政府就每年出资2000多万日元“租借”这些岛屿，2012年3月至明年3月财政年度的费用已经支付完毕，东京都不今年根本可能买岛。
观点中国：那他今年提出购买钓鱼岛的动机是什么？
刘江永：他的动机之一是出于破坏中日关系，破坏中日邦交40周年两国改善关系的进程和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这毫不奇怪。石原今年这么折腾就是考虑今年是中日邦交40周年的特殊年份。实际上，他十多年前就提出过这样的想法，在日本国内没人理他，所以他跑到美国去造势，企图制造更大国际的舆论，自我炒作。他明知达不到买岛目的还要这么折腾，就是为使中日两国领导人在钓鱼岛问题上针锋相对，两国国民也为此而彼此对立。
首先，据了解石原慎太郎的日本人说，这个人对中国的偏见是近乎于种族主义。石原慎太郎不管是对朝鲜人、韩国人、中国人、琉球人甚至包括日本的部落民（曾经生活在下层的社会群体），都非常歧视。他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政治立场，认为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他鼓动“买岛”，其实自己也知道买不成，目的是想迫使日本政府买岛，对抗中国。
其次，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石原就和一些日本右翼的国会议员组织了一个右翼反华组织，叫“青岚会”。石原曾任“青岚会”的干事长，他们的目的就是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表面上是所谓“亲台”，实际上是支持“台独”，造成台湾与大陆长久分裂的固定化。“青岚会”早已散伙，其中一部分成员已经过世或离开了政坛，个别人早就弃暗投明，成为对华友好人士。那么，在中日邦交40周年的时候，年近8旬的石原慎太郎回想起自己当年如何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却没有得逞，这种火憋到现在了是可以想象的。
石原的另一个动机就是，借机建立未来的右翼政权。目前日本政局正酝酿着重大的变动。从这几年日本政局的发展情况来看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政局不稳定，经常更换首相，有时候一年多就更换一次；第二，日本政坛出现政治右倾化趋势。日本一些保守势力当中的鹰派或者立场偏右的人比过去更得意，有时候还掌握了权力中枢，比如说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安倍晋三等人与小泉的思想体系是一样的。他们代表了日本社会上一股政治思潮，否认侵华历史罪行，要求修改日本宪法；在军事安全方面，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主张依靠美国并联合澳大利亚、印度、韩国、东盟及南太平洋岛国等等，对中国加以牵制。现在的民主党政府实际上继承了安倍内阁在这方面的政策。
从以上两个特点来看，日本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就是日本究竟走向何方？日本民主党在2009年执政后，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第一缺乏经验；第二过度强调日本所谓的国家利益，导致中日关系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后又出现波折。目前民主党内部矛盾尖锐，野田内阁支持率低迷，而在野的自民党支持率也不高。石原慎太郎就是想借机利用日本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右倾化，推出一个新的党，即所谓“石原新党”，再联合“奋起日本”代表平沼赳夫和一些右翼地方势力，争取赢得未来的日本大选。那么，日本将来就可能形成以对华强硬势力为主导的国会，甚至建立日本右翼的中央政府。届时，他才可能真正实现日本政府买岛的目的。通常领土主权问题最容易形成民族认同。石原鼓动“买岛”，实际上彰显自身存在，煽动日本的民族主义，加剧“厌华”的社会心理。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气氛下，目前野田内阁成员在钓鱼岛问题上就只能一味强硬。因为一旦选举，谁对中国态度强硬就很可能当选。
观点中国：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他的这种动机？
刘江永：当然，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因为它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注意到前所未有的“网络时代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我们有些人在网络上的言论越极端，日本右翼势力就越高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日本宣传“中国威胁论”，扩大对自己的支持。例如，日本右翼曾经把中国网上的部分极端言论翻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的杂志上。
另一方面，日本也有“网络右翼”，他们每天都在上网骂中国，其中不少人没有固定职业，但有选举权。石原慎太郎等右翼势力不是执政党，不是政府，所以破坏中日关系会肆无忌惮，更加不负责任。他们煽动日本的民意，就是要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诱导政府政策朝着对中国更加强硬的方向去运作，包括钓鱼岛及防卫问题都是这样。这就会导致中日两国关系中对抗性矛盾上升，而民间友好感情下降。
观点中国：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石原慎太郎提出的“购买钓鱼岛”的计划合乎相关的法律规定吗？
刘江永：石原“买岛”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因为钓鱼岛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因此，未经别国许可，一个国家的个人或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出资擅自购买本属于别国的领土，在国际法上是根本不成立的。
日本明治政府于1885年所做三次秘密调查结果是，这些岛屿就是中国附有岛名的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而且注意到当时中国报章披露日本企图占领台湾东北岛屿而向清政府发出的警讯，因而未敢占据。直到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并利用获胜之机，才于1895年1月《马关条约》谈判之前，不等与中方谈判就秘而不宣地通过内阁决议把钓鱼岛划入冲绳管辖范围。
实际上，冲绳历史上是琉球王国及明清时代中国的藩属国，而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更不用说钓鱼岛了。当年清政府曾对日本表示:琉球国“从古至今，自为一国”。况且琉球国认定的版图也只有36岛，根本不包括钓鱼岛列岛。中琉两国认定，彼此的海上边界在中国的赤尾屿与琉球的久米岛之间的“黑水沟”。日本入侵琉球后，先把琉球国变成琉球藩，又在1879年把琉球藩改为冲绳县。钓鱼岛早在明朝就已纳入中国海防版图以内，根本不是所谓“无主地”。日本明治政府并吞琉球后又得寸进尺地向台湾扩张，才导致钓鱼岛问题的发生。日本政府从来不敢宣称冲绳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却把钓鱼岛说成是日本固有领土，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窃取中国的钓鱼岛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在此之前约10年，日本实地调查后认定钓鱼岛是“无人岛”，但中国已经命名，是可能跟中国发生争议的岛屿，等于间接承认钓鱼岛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领土。当时日本正准备甲午战争，为防止“打草惊蛇”才没敢动手。
就在甲午战争前两个月，也就是1894年5月，日本政府再次让冲绳地方政府调查，而冲绳县知事给日本内务省的最终报告中称，从1885年以后没有再对这些岛屿进行过实地调查，所以提不出什么新资料。最后还特意补充说明：“没有佐证这些岛屿属于日本的相关古代文件和口头传说，与这些岛屿相关的只是八重山的渔民有时渡海到那去捕鱼狩猎。” 这就是甲午战争前日本所谓再三调查后的最终结论，其中根本没有对这些岛屿是“无主地”的认定。
然而，仅半年之后，日本就发动甲午战争，把这些“无人岛”说成“无主地”，予以吞并。这种依靠战争秘密占领别国领土，并在事后编造占领所谓“无主地”的做法根本就是非法的殖民主义侵略扩张行为。其后，日本又迫使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从而在其后50年对台殖民统治期间继续霸占钓鱼岛列岛。
1945年日本投降的重要标志是接受了《波斯坦公告》，而《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明确规定，根据《开罗宣言》日本必须把包括台湾等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归还中国，其中当然钓鱼岛。不过，这些国际法文件并没有规定冲绳脱离日本或由美国“托管”。美国利用1951年《旧金山和约》擅自以“托管”的形式占领了冲绳，并把钓鱼岛包括在内。对此，周恩来外长于1950年、1951年两次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的所谓“托管”，重申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日本以《旧金山和约》为依据主张拥有钓鱼岛的国际法前提根本就不存在。从国际法常识看，中国的固有领土怎么能用一个没有中国参与、遭到中国一贯反对的条约作“依据”，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呢？
1969年正值中苏关系紧张之际，日本派员擅自登上钓鱼岛，涂抹掉中国人留下的标语，并加紧对钓鱼岛海域石油等海底资源调查。1970年12月《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相关海底资源决不允许他人染指。1971年6月，美国和日本达成“归还冲绳协议”，把冲绳主权交给日本，并把钓鱼岛列岛以划经纬线的方式划归冲绳行政管辖。这激起中国海峡两岸和世界华人华侨强烈反对。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表示，有关这些岛屿交给日本的是行政管辖权，而有关这些岛屿的主权则可以由有关各方协商解决。美国的这一立场至今未变。
日本明治政府窃取钓鱼岛后，于1896年租借给古贺辰四郎家族开发30年。古贺辰四郎自称是1884年最先发现钓鱼岛的，但这距离中国1403年就作为海上航标记载了钓鱼屿相差了近500年。古贺辰四郎去世后，他的儿子古贺善次购买下这些岛屿继续开发，后因二战爆发而撤出。古贺家族衰落后，与1978年把这个岛屿转让给了栗原国起家族。2002年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政府开始每年出资出2000多万日元从所谓的“岛主”那把钓鱼岛、南小岛、北小岛“租借”下来，加以“管理”。
对此，中国政府曾向日方提出过严重交涉，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对这些岛屿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是无效的。日方对中方的解释则是，此举是为防止有人擅自登岛给中日关系带来麻烦，日本政府不批准日本人登岛。
实际上，1997年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登过岛，石原慎太郎也曾前往为其助威。2012年1月石垣市4名议员又登上钓鱼岛。日本海上保安厅虽未管住，但并未改变成规。石原“买岛”就是想达到两个目：第一，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政府一次性买断钓鱼岛；第二，就是使政府收回成命，同意他们登岛，实现所谓岛上“有人化”和经济开发。
据报道，截至今年5月18日，石原设立的“购岛募捐计划”得到8亿日元捐款，但他不可能实现买岛计划。目前，有124个席位的东京都议会只有7人表示支持石原。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根据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接受的《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须把从中国窃取的台湾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归还中国，钓鱼岛也不例外。也就是说，无论日本政府还是个人对钓鱼岛列岛的所谓“租借”或占有都是违反《波茨坦公告》的非法行为。今后无论石原慎太郎怎么折腾也都是非法的、无效的。即便他凑足款项并宣称“购岛成功”，也只不过是把一大笔募捐款拨到一个虚拟“岛主”账户上而已，这无非是一场政治闹剧。
观点中国：历史上钓鱼岛的命运非常曲折，其中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刘江永：或许是有的。它与中国的兴衰强弱及日本对外扩张的成败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钓鱼岛被窃取是日本吞并琉球王国后对外扩张的延续和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最早可以间接地追溯到16世纪末丰臣秀吉对外侵略扩张。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首先于1592年、1597年两次率大军入侵朝鲜，目的是占领中国，定都于北京，但都被朝鲜和明朝联军打败。当时明朝比较强大，不仅保住了自己的疆土，而且保护了邻国朝鲜和琉球王国。
丰臣亡后，在德川幕府纵容下，丰臣秀吉侵朝的第四军头领、离琉球国最近的萨摩藩（鹿儿岛县）的岛津家久便把扩张矛头转向了琉球。1609年，萨摩军队入侵琉球，俘虏国王尚宁至萨摩3年多，迫使琉球投降。但当时日本畏惧明朝的强大而没敢吞并琉球，表面上仍承认琉球的独立地位和中国的册封，暗中则迫使琉球向日本朝贡，从而使琉球成为中日两国的藩属国，这种“两属”状态持续了约两百多年。
中日力量对比大逆转发生在1840年鸦片战争至1868年明治维新这一代人。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日本则“脱亚入欧”，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中国到了晚清越来越弱，不仅再也无力保护邻国，且自身难保。
1871年俄罗斯入侵新疆伊犁地区，日本则趁机从海上染指琉球及中国的台湾。同年，日本以八重山、宫古50多人在台湾被杀事件向清政府施压，1873年又利用小田县(今冈山县)日本人在台被杀事件问罪。正当清廷内部围绕海防对日还是塞防抗饿争执不下时，日本于1874年2月首次派兵入侵台湾，迫使清政府于同年10月签署《北京专约》。该专约竟称，日本出兵“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并对日赔偿50万两白银，换取日军撤军。
实际上，当时清政府所谓“保民”并不是指琉球人，1873年被杀的日本漂流民，但日本把两者混在一起，强调清政府既然承认了日本是“保民义举”，那八重山的居民就是日本属民。此举，使日本取得了对琉球的统治地位。从此，琉球国变为日本的琉球藩，不再接受中国册封，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
1879年日本又把琉球藩改为冲绳县。为减少来自中国的阻力，日本最初提出将八重山群岛划归中国，而琉球的其他部分均划归日本。晚清政府只好托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与日方调停，希望保留那霸琉球王国的存在，但遭到日方拒绝。不仅如此，5年后，即1884年日本不仅独霸琉球，而且盯上了钓鱼岛。
1895年调查钓鱼岛后担心与中国发生冲突而暂缓霸占，因日本尚未做好同中国的北洋水师一决雌雄的准备。但与此同时，日本向中国派遣了不少军事间谍，于1887年制定了对华作战的五年扩军计划。该计划于1892年完成后，日本于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朝鲜被日本霸占，钓鱼岛被窃取，台湾被全部割走，至此当年丰臣秀吉的夙愿可以说实现了一半。
其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要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振兴中华，建立共和。而其后，日本军国主义则发动“九一八事变”， 利用满汉矛盾，在东北扶植起“满洲国”，先分裂中国，再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琉球被美军占领托管了约20年。中国则因国共分裂，打内战，海峡天隔一方，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却大而不强、胜而未统，没能实际控制钓鱼岛。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陷入“文革”内乱，日本则在美国扶植下崛起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69年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日本人便乘机登岛，把原来中国人留下标语等痕迹清除，立下钓鱼岛归八重山石原市所属标桩。
由此可见，钓鱼岛虽小，但这些岛屿的命运的确跟中国的兴衰关系密切。从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以来420年的历史看，日本对外扩张的线路始终是在向西进攻朝鲜半岛与顺琉球南下而直捣台湾岛这两个方向展开。历史上，日本一直在这两个战略方向来回寻找突破的战机，好似拳击手不断挥出左右两拳，从未止息，步步为营，而对手和目标一直锁定中国大陆。
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如今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40年了，但日本右翼势力的战略思维中仍残存着丰臣秀吉、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思想的DNA。至今，日本部分人仍在利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分裂局面而采取损邻利己的政策。日本右翼势力就是企图把中国搞乱、搞垮，以利其趁虚而入。他们现在鼓动“买岛”，将来就可能要求军事占领或者军事利用这些岛屿，而日本下次真正“出招儿”一定会在中国在国内外遇到较大麻烦的时候。明白了这一点，中国应该怎么做便不言自明了。
冲之鸟礁变岛意在独占国际资源
观点中国：4月27日，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对日本关于大陆架延伸申请作出了建议，5月15日晚，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发表主席声明，表示日本依据冲之鸟礁主张的外大陆架没有获得委员会的认可。为什么日本一直热衷于把冲之鸟礁变成岛？
刘江永：冲之鸟礁距离东京约1740公里，本来只是两个小礁石，只能露出水面十几公分，有时候涨潮就淹没了。日本之所以要通过把这个岩礁加固，使它形成一个“岛”，目的在于尽量使冲之鸟礁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岛屿制度中关于“岛屿”的定义。借此定义，以冲之鸟礁为基点，划半径为200海里，直径为400海里的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不仅如此，日本还要以冲之鸟礁为基点划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如果海洋水深是在2500米以上，大陆架可以在200海里的基础上再向外延伸150海里。也就是说，可以在领海基线向外延长350海里。那么，如果把冲之鸟礁变成岛，就可以利用所谓的“国际规则”来划定半径350海里，直径700海里这么大面积的大陆架，换句话说，冲之鸟礁这么一个过去不足十平方米、涨潮时才能露出水面几十公分的地方，如果变成“岛”，日本就可以谋求划直径将近1300公里的大陆架，以及直径超过74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这是很让人吃惊的。
观点中国：这么大面积的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对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江永：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范围的水域的所有水中的生物、植物，如鱼类、藻类等，以及海底的底土资源，包括油气、稀有金属、可燃冰等所有这些资源都归日本独享。其他国家没有日本的允许不得在这一海域进行科考、捕鱼作业以及资源能源的开采。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岛屿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应按照本公约适用于其他陆地领土的规定加以确定。那么，大陆沿岸国可以向外划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陆架最远不得超过350海里，而以海岛为基点划界则以上的距离就变为半径，如果以直径计算实际上等于要比沿岸国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外延距离扩大了一倍。
因此，按日本的诉求，就等于用一个在海中时起时伏的岩礁，划了直径接近从北京到上海这么远距离的一个圆形的大陆架范围。这种“国际规则”说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是有瑕疵的，存在值得商榷的不合理问题。日本就是要利用这一点建岛圈海。如果其达到目的，结果必然是把国际公海、国际资源据为一国私利。
观点中国：这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怎样的损失？
刘江永：其实，冲之鸟礁是日本的，跟中国没有领土主权争议。问题就在于，以冲之鸟礁为基点划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不只是日本和中国、韩国的矛盾，而牵扯到日本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矛盾。因为把冲之鸟礁变成岛之后，就等于把大面积的公海划成了日本自己独占的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实际上是完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观点中国：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哪些规定？
刘江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第121条岛屿制度规定，“岛屿”的定义是指“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第60条第8款规定：“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不具有岛屿地位。它们没有自己的领海，其存在也不影响领海、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界限的划定。”
日本的做法是在原有的礁盘基础上，用钢筋水泥堆了一个大约50多平米、露出海面大概1.5米高人工岛，并在周围种植了珊瑚礁。日本的目的就是等过一段时间通过加固珊瑚礁“长”出一个岛来。但是，对照上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冲之鸟礁不能供人类居住，也无法维持经济生活，设定大陆架没有任何根据，而人工岛也不具备划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资格。
观点中国：现在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是怎么认定的？
刘江永：迄今，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尚未正式公布结果。现在不仅是中日双方各执一词，连韩国也认为日方的说法没有根据。日方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申索的大陆架有70多万平方公里，实际上获批的只有31万平方公里。批准的是在冲之鸟礁北面、大东岛东面、四国南面的那一部分。我估计批准的根据有两个：一是从四国盆地延伸出的部分大陆架；二是在冲绳东边有个不少人居住的大东群岛，可以据此向外延伸划大陆架。
也就是说，联合国机构批准的其实并不是以冲之鸟礁为基点划的，日本申索的南太平洋大陆架延伸并未得到认可。但是，日本发出的信息则是，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批准了以冲之鸟礁基点划大陆架。从实际上情况看并不是这样。就连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也不得不承认，通知中并未具体写明“冲之鸟岛是日本的大陆架定点”。总之，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今年6月一公布结果就明白了。
中日磋商机制是个积极的开端
观点中国：5月15日、16日，中日两国在杭州举行了海洋安全保障的首轮磋商机制。您觉得这个磋商机制的意义何在？
刘江永：这是中日之间事务级别的务实对话磋商机制，很重要。首先这个磋商机制是在中日两国关系由于钓鱼岛“撞船事件”恶化，两国民众对妥善处理类似问题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值的背景下举行的。去年野田佳彦首相访华时，和温家宝总理会谈当中达成了要进行海洋磋商的共识。这是中日之间包括外交、防务、公安、交通、海监、能源、农业、水产等两国涉海各单位，第一次建立起这样一个综合的涉海事务对话、磋商的平台与窗口。这个磋商机制，对妥善处理中日间海洋方面的纠纷，防止突发事件是非常必要的。
观点中国：中日海洋安全保障的首轮磋商机制，核心问题就是钓鱼岛主权问题，但并没有达成共识，如何看待这样的结果？刘江永：双方有诚意坐下来谈就好。第一次的会议不可能一蹴就地解决所有问题，而只是一个积极的开端，双方都可进一步了解对方的立场，明年还将在日本举行第二次会议。
有关钓鱼岛领土主权的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是绕不开的。中方主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是不容置疑的；而日方称“尖阁列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领土争议。但是，从客观上看，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议就摆在那。日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多少道理好讲，只是强调并强化其对这些岛屿的所谓“实际控制”，并把这些岛屿作为划定日本大陆架和海洋专属经济区的基点。这是中方绝不接受，坚决反对的。中国的海监船、渔政船也会继续到钓鱼岛海域巡逻、执法。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方式来避免发生不测事件，以及防止局部问题进一步升温影响两国关系大局等，就是难以回避的问题了。包括相关海域捕鱼作业，以及双方船只的管理等应该如何处理等等，今后也可能进一步讨论。
其实，有些问题在中日之间的渔业协定中是有规定的。例如，中日双方在暂定措施水域不对从事渔业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及渔船采取管理和其他措施。缔约一方发现缔约另一方国民及渔船违反相关规定时，可就事实提醒该国民及渔船注意，并将事实及有关情况通报缔约另一方。缔约另一方应在尊重该方的通报并采取必要措施后将结果通报该方。中日渔业协定的暂定措施水域虽然没有把钓鱼岛附近海域划进来，但渔业协定的法制精神应该得到尊重。日方在中国的钓鱼岛海域按国内法对中国渔船采取扣船抓人的做法，既不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也不符合中日渔业协定的处理方式。
日本“援助”菲律宾为舒缓自身压力
观点中国：菲律宾高官5月18日透露，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10艘全新的巡逻船只，以提高菲律宾在南海的“领土防卫”能力，日本“援助”菲律宾的目的何在？是否违反日本《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的规定？
刘江永：在二战时期，日本曾经入侵过南沙。日本战败投降后只是说放弃了南沙、西沙、东沙，所以日本在南海岛屿主权问题上自称没有资格表态。但是，近年来，日本明显加大了在南海的介入力度。比如向越南增加政府开发援助 (ODA)，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
日本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的目的就是支持、鼓励菲律宾政府在岛屿争端问题上对抗中国。这会让菲律宾误判形势，在黄岩岛问题上采取更强烈的立场，撞击中国底线，从而牵制中国的海上力量，舒缓中国在钓鱼岛和在东海对日本的压力。
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日本向菲律宾提供ODA，菲律宾马上就能得到。第二，这种做法违反了日本在1967年提出的《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的规定。这是日本战后所谓走“和平发展”道路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一，但是去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修订“三原则”了。
这个“三原则”当中的第一条，不向共产圈国家出口武器；第二条，不向联合国禁区的国家出口武器；第三条，不向发生冲突或可能发生冲突的国家出口武器。2006年6月，小泉内阁曾决定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利用政府开发援助（ODA）向印尼提供3艘武装巡逻艇。这是日本首次利用政府开发援助向外国提供武器。如今，日本明知菲律宾是可能同中国发生冲突的国家，却偏偏利用ODA向菲提供巡逻艇，这是首次彻底打破《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针对中国介入南海争议的危险举动。其结果只能助长菲律宾的非理性政策选择，加剧紧张局势。
观点中国：日本使想让菲律宾以为自己的“后台”非常强大。
刘江永：是的，菲律宾也一定会高调炫耀，自我壮胆。今后，菲律宾的一些军事基地也会向美国和日本开放，这等于是引狼入室。菲律宾的老百姓非常反感，但菲律宾当局为了跟中国叫板则要主动拉美日做靠山。菲律宾可能认为，中国目前还是欲强未强、大而不强的时候，将来中国更加强大了，有更多的航母该怎么办？所以菲政府认为，现在美国宣布重返亚洲，日本跟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有这么大的争议，对菲律宾来讲是一个不能丧失的机遇。因此，我们看到，正是在日本决定对菲出售巡逻艇，美国做出安全承诺以后，今年菲律宾对中国的态度尤其强硬，针对中国充当了美日代理人的角色。
但是，这种战略误判是非常短视的，纯属狐假虎威、乘人之危的机会主义，一旦误判形势，后果将不堪设想。我相信，只要拿出诚意和智慧，进行深入的沟通与对话，中菲之间的黄岩岛之争迟早能够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的。
5月26日第六届日本和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通过一项联合宣言，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维护包括“确保公海航行自由在内的海洋秩序”，加强安全合作。这很像是按美国最近的调子在起舞，反映出日本强化与太平洋岛国战略联手的意向。中国没有影响任何国家在公海的航行自由，同时也希望中国在公海的航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
中日两国根本利益是和平发展
观点中国：从大局出发，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中日关系？
刘江永：从总体上讲，中日关系是由时代大背景、国际战略环境、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日本的国家走向、中日双方的根本利益，以及两国领导人和决策者，还有一般公众对国家利益的认知等几方面因素相互作用决定的。
第一，从时代大背景和两国力量对比看，日本难以复活军国主义。现在不是殖民主义时代，也不是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在不断发展壮大，早已不是当年的晚清帝国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日本再想像甲午战争或卢沟桥事变那样对中国采取军国主义入侵，是不可能的。
第二，从整个国际环境来看，中日合则两利，都则俱损。包括美国在内，也是要避免跟中国正面相撞的，在如今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国家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在空前加深。中日之间除了有领土及海洋权益争议以外，还有很多的相互合作与交往。比如说，中国现在每年到日本去的游客差不多160万人次，日本到中国的游客也有300多万人次。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中日将实现货币直接兑换，两国经贸、金融合作将继续深化。
第三，从中日关系及日本未来发展走向看，只要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就大局可稳。如果日本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特别是对中国采取一种霸权主义政策，或者依靠日美同盟把中国视为威胁，采取敌对政策，尽管日本未必能全面复活军国主义，但这种政策本身也会引发中日之间严重的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国内政局及政治思潮的发展还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值得关注。
第四，中日两国的根本利益是和平发展。21世纪乃至未来更长的时期，争取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是中日两国应该共同追求的重要国家利益。只有和平发展，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才能发展与繁荣，这是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在考虑和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应该看到和维护两国及地区的共同利益。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时，也要分清什么是现实利益、根本利益、局部利益、全局利益、眼前利益、长远利益、重要利益、核心利益等，以及上述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发生的变化，需从战略全局出发通盘考虑。
第五，中日能否把战略互惠关系落实在钓鱼岛等两国之间的敏感问是关键。如上所述，钓鱼岛问题是涉及到中日两国历史旧怨、民族感情、经济权益、海洋资源、国家安全的重大而敏感的局部领土争议问题。日本政府拒绝承认这一客观存在的领土争议，只能是问题走进“死胡同”，甚至影响两国关系大局。
作为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根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精神必须通过和平谈判寻找解决的办法，同时需要等待时机成熟才能由两国的政治家做出决断。对中国而言，从这一问题涉及领土主权完整和台湾问题角度看，很容易使人认定这是不容谈判、不容搁置、不容让步、不容分享的核心利益。但是，钓鱼岛问题又有其非常复杂的一面。这些无人岛，从1895年至1945年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战后按法理应归还中国，但实际上被美国“托管”20多年，从1970年以来一直是中日之间立场相左、悬而未决的领土争议问题。上世纪70年代，中国领导人主张搁置这一争议，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是把这个与中国核心利益相关的局部重要利益暂时放一下，首先争取实现中日两国共同的全局利益和根本利益。
但是，伴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通过，1994年生效，日本1996年批准加入该公约后即把钓鱼岛作为其划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基点，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首次开始否认同中国之间存在领土问题。这就使钓鱼岛所涉及的国家利益之争与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相比明显扩大了，与此相关的中日矛盾也随之上升。在钓鱼岛主权争议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要想缩小这种利益之争，除非中日双方就这些不具备人类生活的岛屿达成无论谁拥有主权都不以其作为划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基点达成共识。
问题在于，21世纪以来，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员开始提出各种军事利用钓鱼岛的方案，并把它作为应对中国海洋战略的一环。今后，如果日方朝这个方向发展，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甚至利用中国民族分裂势力搞反华活动，这就会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局部敏感问题就可能危害中日关系大局。在这个问题上，希望日方真正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而不要一错再错。
从总的趋势来看，未来中日两国友好合作是历史必然。但是，也有不确定性、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为中日之间有结构性的矛盾。现在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对过去的历史没有任何责任，但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就是汲取历史教训，面向未来，把中日关系引向健康发展轨道。
确保领土主权完整必须保持国内稳定和强大国防力量
观点中国：在钓鱼岛领土争端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逐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刘江永：现在还不具备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并不是派几艘军舰去就能解决问题的，没有那么简单。当务之急是如何防止矛盾激化、扩大化。迄今，中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绝大部分的陆地边界领土争议与划界问题，而与邻国的海上划界及岛屿、岩礁的领土争议问题则悬而未决。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议和东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去划界问题是其中之一。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岛屿与大陆“同等”而实际上更有利的划分大陆架及专属经济的权利，反而导致岛礁问题更容易引起国际争端且难以解决。国际规则应不断修订与完善，但牵涉各方不同的利益，短期内很难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首先，中日双方要回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点。1978年中日两国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我认为，钓鱼岛问题也不例外。
邓小平生前就钓鱼岛争议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设想。其精神实质是通过和平方式、互利共赢的思想妥善处理和解决国家之间的岛屿领土争端。现在的问题在于日本当政者不接受这一设想。2010年末通过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第一次把战略重点转向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这意味着把中日领土争议与军事战略挂钩、与日美同盟挂钩。日本在制定防卫计划大纲时似乎并未考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主要是依靠《日美安全条约》对抗中国，这是十分危险的。
今后，即便日本外务省想息事宁人，但如果防务省另搞一套就很麻烦。加之日本政局不稳、政治右倾化抬头，在2013年9月日本举行参众两院选举前，各党派政要一提到领土问题，态度都会比较强硬而缺乏建设性。如果钓鱼岛问题照样悬而未决而日本右翼势力却趁机利用民族主义上台，对中日关系大局将更加不利。对此中方要心中有数，今后在相关问题上，经合武备、法斗文争可能常态化。
其次，要防止和避免中日钓鱼岛争议与军事对抗恶性循环的出现。钓鱼岛问题之所以出现目前的恶性循环，与日本政府否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否认中日双方曾就“搁置争议”达成政治默契直接相关。这就必然使钓鱼岛争议不可能再被搁置，因为你搁置而对方不搁置。
同时，不再搁置怎么办？通过外交渠道谈判解决吗？日方又以不存在争议为由堵死了外交谈判的路子，甚至连中日两国学者联合研究这个问题都不同意。也就是说，目前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似乎倒退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荣作内阁的立场上吗，而防卫省的军事计划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发展下去，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可能“空心化”、政治互信可能被潜在的敌意所取代，民众对立情绪可能失控并导致决策出轨。
这是中日双方必须避免的，方法之一就是促使这一问题走上对话协商、共同开发的良性循环轨道。如果海底资源的共同开发暂时不具备条件，也可考虑海上观光旅游的共同开发。这样将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军事对抗，实现互利共赢，积累政治互信。
第三，要充分发挥中日海洋问题磋商机制的作用，落实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中日两国领导人毕竟就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使东海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达成重要共识。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共识具体落实在钓鱼岛争议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上。这需要双方的建设性与创造性。
这个问题看似一个敏感的局部问题，但在中日关系中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这就需要双方各自的涉海部门和单位，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上述共识，保持国内各部门及中日之间必要的政策协调与及时沟通。
中日之间的涉海问题很多，可以先易后难，求同存异，在能达成共识与合作的领域先行一步，而不必在一两个问题上纠缠而影响其他可以进行的合作。
第四，要就钓鱼岛问题多做深入细致的说明，增进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这是在国际敏感问题上开展公共外交的一种方式。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以来，这个问题直接影响了两国国民感情。现在石原慎太郎等人又在这个问题上火上浇油。作为日本人，如果不了解事实真相，肯定会对中国的立场不满。中日民众在交往中也会各执己见，甚至会影响中日国际婚姻家庭的和睦。
“搁置争议”绝不等于搁置研究、放弃说明。恰恰相反，作为研究者有必要就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进一步加强研究，并通过新闻媒体等各种方式，向中日两国民众都介绍研究结果，对钓鱼岛为什么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进行经常地、不懈地、详细地说明，而且要向国际社会进行我们的说明。尤其要让日本民众知道钓鱼岛问题的真相，向国际社会说明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立场的错误所在。尽管一些顽固的右翼势力不可能改变原有立场，但广大日本民众在了解真实情况后才不会被裹胁导向反华的右翼势力。否则，日本右翼势力就可能进一步利用这个问题造势，最终在选举中把反华的右翼代表人物选上台，跟中国对抗。
第五，钓鱼岛列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及台湾的附属岛屿，海峡两岸保土有责。日本之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钻了台湾海峡两岸长期分裂的空子。
最近，我看到网上大量转载台湾学者邵汉仪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该文指出，他对1885年至1895年日本明治政府40份以上的官方文件研读结果显示，明治政府承认中国对钓鱼台列屿拥有主权。据古贺辰四郎传记所载，他是将日本拥有这些岛屿归因于“皇国大捷之结果”。伴随二战结束，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钓鱼台已恢复1895年之前的法律地位。文章还指出，“石原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与挑衅行为，无助于化解中国大陆和日本对钓鱼台列屿的主权争议，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由双方回归问题的症结，也就是探究彼此法律主张的是非曲直。”
我认为这篇文章很好，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法。20世纪70年代初海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掀起的“保钓运动”，唤醒了多少热血青年对祖国大陆的认同！21世纪的今天，在日本右翼不断就钓鱼岛问题进行挑衅的情况下，海峡两岸共同捍卫钓鱼岛是必然趋势。这也是日本右翼势力最害怕的地方——不但怕事实真相不断曝光，更怕海峡两岸在这个问题上走到一起。
历史告诫我们，中国要想确保领土主权完整就必须保持国内稳定和强大的国防力量；而中国之所以丧失领土主权都与国家内乱、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同时发生有关。钓鱼岛问题的产生就折射出这一规律。
中日睦邻友好需要两国民众共同努力
观点中国：在认识中日关系方面，中国民众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刘江永：中日两国之间讲战略互惠关系，而中日民众之间则更适合提倡友好交往、和谐友爱。中日之间不能只讲利益，而不讲道义与友好。友好，不一定总挂在口头上，中日两国民众平时接触交往相互尊重、礼貌待人、诚实守信、合作共事的自然状态就很好。而真正的友好本身就是中日两国共同的长远利益。
因此，我们都要向周恩来总理学习，做中日友好的实行者。世代友好应该成为中日两国共同的国策目标与道德标准。人有德不在高低，国有德不在贫富。管子有言：“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然而，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却似乎处于某种病状，病毒就来自日本右翼的那股邪气，因而中日民间友好交往必须扶正压邪。扶正，就要睦邻有道、做人有德。
中日两国睦邻有道，即彼此相处要尽量做到：邻厌我避，求同存异；邻困我帮，护同尊异；邻好我学，聚同纳异；邻恶我防，增同化异。中日两国民众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及语境之中，必然有许多不同点。即使面对日本右翼，对于其错误主张要予以反驳，但也要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通过耐心细致的交流与对话消除误解。这就需要平时自己努力学习，深入了解中日关系。对交流中的一些不同意见可以作为问题的提出，继续深化自己的研究与学习。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中日两国做人有德，即为人处世要做到：仁、义、礼、智、信、真、善、美、能、爱。这十个字循环往复，彼此相连，人生价值，亘古不变。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墨子曰：“兼相爱，交相利”，即：人与人、国与国都要彼此友爱，互利互惠。中日既当如此，亦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