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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消费是当前经济最迫切需求
扩大总需求的主要途径就要转到扩大内需，中国过去十年投资的增长一直是非常快的，现在的情况是投资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而消费的比重在不断缩小。投资的规模越大，居民消费占的比例就越小，但投资最终的结果还是要满足消费的。现阶段，扩大内需主要是要扩大消费，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很快了，现在关键是把消费给调动起来。 [详细]
释放内需关键在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有消费的升级拉动了经济增长，较富裕人群的消费起到了示范效应，带动其他一大批人，促进了消费不断升级，同时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是到了今天，所有的这些消费已经不能再往高端升级了，从消费品种来看，就已经和世界各国老百姓的消费一样了，但从消费水平上看，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详细]
“升级版”经济：增长成果让群众分享
经济增长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不能只提GDP，而人民生活却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增长的成果得让大家看得见。这就需要有配套的改革，应该一整套的制度来保障收入分配，首先应该保证老百姓的收入不会因为价格指数的上涨而相对降低，这不是针对着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而言，而应该是针对着所有家庭。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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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台后多次强调，用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并阐述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点方向。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首先要立足于扩大内需，这是在风云变幻中确保发展能够不断持续的重要基础。您认为扩大内需我们目前来看最大的潜力在哪里？
蔡志洲：之所以要扩大内需，是因为从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加入WTO以后，国际市场面临一个很好的扩张环境，我们利用中国迅速发展的生产能力和国际市场好的条件，在过去十多年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些年间。通过有效地扩大出口国际市场，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很大成就，扩大出口以后，取得的成果反过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2009年中国的出口就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的出口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到了今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基本上已经和美国持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前列。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的规模很小，市场几乎是无限的，但现在进出口规模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继续扩张不但会受到市场容易的限制，同时也受到国内资源条件等的限制。第二，金融危机以后经济不景气，实际上吸纳能力也有限，不仅市场已经接近饱和，而且经济又不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外需来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问题的。
因此扩大总需求的主要途径就要转到扩大内需，而内需包括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两部分。中国过去十年投资的增长一直是非常快的，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每年都是20%以上，属于高增长。反过来再看消费，我们现在主要是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反映消费的增长，每年消费增长大概15%左右，或者还不到15%，今年第一季度只有12%多一些，而投资增长每年是20%多，消费每年在每年百分之十几增长，过了十年差距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现在的情况就是投资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而消费的比重在不断缩小。
从整个国内总需求来看消费和投资：原来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消费，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因为人口这么多，都要吃饭，国家又穷，能拿来投资很少，即使能挤出来钱去投资，依然是很有限的，消费的比重占整个国民收入的60%以上。温饱问题解决后，更多的钱被用于去投资，国内总需求方面投资和消费各占一半左右。
投资的规模越大，居民消费占的比例就越小，但投资最终的结果还是要满足消费的。比如说我们修建那么多高铁，目的是满足消费者的服务，但是坐的人少，服务就有限，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说，进行了投资，就应该通过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向社会提供产品，同时企业能够收回成本并继续发展。修了铁路，我们就必须通过卖出去车票来收回成本，但是没有那么多票卖，连利息都不够付，这样的资源配置就不是很合理的。我们应该把钱用到更有效的地方去。在人们在其它方面的需求比高铁更高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更迫切的需求。
现阶段，扩大内需主要是要扩大消费，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很快了，现在关键是把消费给调动起来。
中国网：根据我们目前的情况，通过哪些途径可以扩大消费？
蔡志洲：消费是和人们的收入水平密切联系的，或者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水平越低的人，越需要增加消费，他每增加一块钱的收入中所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大，所以说要想改善全社会的消费，首先要注重改善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有消费的升级拉动了经济增长，同时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开始是洗衣机、电视、冰箱，后来是电脑、摩托车，后来又是手机、平板电脑，然后是汽车，然后又升级到住房，一波接一波。较富裕人群的消费起到了示范效应，然后带动其他一大批人，促进了消费不断升级。
但是到了今天，所有的这些消费已经不能再往高端升级了，不能有了房子以后再通过买游艇或者私人飞机来鼓励消费，那属于少数人的奢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有限的。当我们的消费升级到了房子，从消费品种来看，就已经和世界各国的老百姓的消费一样了，但从消费水平上看，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消费产品的升级，而是全社会的消费水平要改善，我国目前人均GDP大约00美元左右，在这5000美元里面，人均GDP里大概有将近一半是由政府、企业所支配的，是政府或企业的可支配收入。留下来可以用作消费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一半多一点，大概不到3000美元。一个三口之家的平均年可支配收入大约是一万美元左右，合6万多元人民币。但不是每个三口之家都有6万多，一部分是富人的收入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那么中低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更少了，他们生活水平低，需要添置的东西很多，但是收入有限，所以我们要改善他们的收入。这里的消费潜力是很大的。
除了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以外，还要平衡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收入。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的京津沪地区，地方是上海，人均GDP为云南贵州地区的四到五倍，那么现在就要改善云南贵州人民的收入，这样就会增加出来很多购买力。
中国网：怎样提高收入较低人群的收入？
蔡志洲：扩大内需要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不能把上海人创造的财富拿到贵州来搞平均主义，这肯定不可以。不但贵州富不起来，上海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没有了。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展生产，要通过各种扶持措施，使贵州的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收入也就会得到改善，才能够扩大他们的购买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现阶段云南贵州需要得到来自中央和其它地方更多的支持来扩大投资，投资扩大了，生产才会发展，老百姓的收入才会增加，才会去买东西，这就可能增加内需。
总而言之，从同一地区来说，要考虑改善收入分配的问题，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扩大整个消费能力；从不同地区来说，要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当地的收入，增加他们的购买力，从而扩大内需。
从消费包含的内容看，除了居民私人消费之外，还有一个公共消费问题，扩大公共消费改善民生也是扩大内需。在公共消费方面，国家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发展经济适用房，这就是通过投资来直接改善人民的消费；另外一方面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国家的医疗保险和整个医疗改革，已经做了很多投入，取得了成果。但政府的很多支出是和税收相联系的，在加强公共消费的同时，又可能因为增加税收而影响了居民收入的改善。因此这些方面应该有一个通盘考虑。能不能在退休和医疗这些社会福利中，把政府保障和商业保险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不光是政府要做，更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借鉴各国经验，把公共消费做好。
总结起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内需和生产能力都是客观存在的。
现在我们生产的所有为居民服务的商品里面，有两种商品是紧缺的：一种是高端的，比如房子，所以房子一直涨价；一个是低端的，比如种出来的蔬菜、水果，也会涨价。中间的产品，包括衣服，电脑，手机，汽车等等，大多是供过于求的。蔬菜水果这种消费品价格会随着劳动成本的提高，以及其他方面原因慢慢上涨，这是长期趋势的，世界各国的菜价都要慢慢上涨；房子的需求也因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过程在增加，形成目前的紧缺，但最后仍然是会缓解的。现在拉动内需主要是要解决中间这一部分的消费，把供需的平衡调节好。这不仅要改善人民的收入，也要改善人们对保障的预期。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人民的收入和消费倾向来拉动消费，所谓扩大内需就成了空话。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GDP每年的增长率很高，即使2012年7.8%的增长率，和世界各国相比仍然是很高的经济增长，但是消费没有得到有效的带动。所以在经济增长中一方面是要继续发展生产，增加产品的供给，另外一方面要改善宏观分配，使分配结构有一些改变。整个国民收入可以分为三大收入部门的收入，即政府、企业和居民三方面的收入。按照我们的分析，近些年，在比重上，企业和政府的所得不断在扩大，老百姓的收入的比重在减少，它的增长慢于整个经济增长，所以说十八大提出要使居民的收入和GDP同步增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而且由于在前一个阶段我们已经进行了较大的投资，现在可以适当地放慢投资的增长，让居民收入和消费有更多的增长，尤其是中低居民的收入应该有更多的增长，利用这些收入去购买更多的消费品，在改善民生的同时，也拉动了需求，释放内需的潜力。
中国网：中国经济的转型是迫在眉睫了，那么经济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出路在哪里？
蔡志洲：经济增长质量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比较窄口径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就是用等量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产品，就是要少投入，多产出。这有两个渠道，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减少单位产品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耗，使同样的能源和自然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为这部分很紧缺，要避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第二个渠道是要发展高科技的、增加值的、减少对于能源和自然资源依赖的产业。也就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是降低单位能耗，第二是在结构上发生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话，就是发展生产的环境不能太松，对于企业家的约束不能太松，这方面国家应该采取措施。所以说价格政策必须要考虑中国环境发展的要求，政策太松的话，不能够鼓励大家节能，政策要向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去引导。要改变增长质量，喊口号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要把它和企业和大家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够发挥作用。
第二个是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概念，现在在世界各国也非常受重视。这就是经济增长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不能老提GDP，而人民生活却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增长的成果得让大家看得见。这就需要有配套的改革，应该一整套的制度来保障收入分配，首先应该保证老百姓的收入不会因为价格指数的上涨而相对降低，这不是针对着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而言，而应该是针对着所有的家庭，物价涨了，企业和单位的工资不应该不涨，然后才是全社会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上升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经济增长不能只是投资的增长，教育、科学、医疗、环保都在跟着发展。应该是为全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增长。
中国网：您对今年经济总体的增长形势是如何预测的？
蔡志洲：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采取了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2010年以后市场信心已经得到了明显恢复之后，选择了“择机退出”，让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由政府刺激改为由市场主导的自主增长，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在此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回落，国家虽然对宏观政策有一些放松，货币环境变得相对宽松，但是整个来说，没有大规模的采取某一项刺激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而是注重于市场体系本身的建设，让经济有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这也是正确的。在政府刺激下过热的行业，就要通过整个市场自身的调整，逐渐达到供需均衡的状态，如果再加大投资，将来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危机，我们国家现在正在通过市场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和过热的生产经营进行调整，这个过程还要继续下去。从这一方面看，经济增长率不会太高，通货膨胀率也不应该很高。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仍然正处于一个好的发展时期，虽然存在着一些矛盾，如收入分配矛盾，但没有发展到不可解决的地步。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比如上海、北京、广东及沿海地区优先得到了发展，这几年贵州、安徽这些中部省份的经济也发展起来了，经济增长势头很强劲，所以说考虑到这些地方的发展前景，中国经济增长率不可能回落到很低。
一方面不会过热，很低又不可能，那么8%左右，甚至还要稍微高一点的增长率是能够持续下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和全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最好的。因为欧美经济发展基本都停滞了，我们中国还能保持7.5%以上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这非常不容易。中国宏观经济中虽然存在着矛盾，但是仍然是通过我们的体制创新、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解决或改善的，经济增长仍然有很好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