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其人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仲裁委员会副主任、东北财经大学北京校友会执行会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未利用土地研究专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所长。 [进入人物库]
精彩瞬间
舆论坐标
以论对策
城镇化对GDP贡献约占四分之一
推进城镇化带来的机遇，第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是城镇化带来了集中经济的优势；第三个是城市化由于需要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住宅，学校，医院，工厂等等；第四就是城镇化带来的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会带来一系列市场，这样就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未来10年或者20年内，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估计对整个GDP的贡献要达到四分之一左右。 [详细]
农民进城关键在于实现“安居乐业”
就业、居住、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四个方面是城镇化的难点。农民进城，一方面关系到农民的土地资产，农民的耕地资产怎么办，能不能退出耕地资产获得收益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民进入城市以后，面临着诸如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社保的问题，农民到城市以后，安居乐业与否，关键取决于这些方面。，能不能安居乐业，主要是看国家解决就业和居住的思路，看政策改造到什么程度。 [详细]
城镇化需体制配套 避免“城市化大跃进”
农村耕地的圈地是一个好事，土地圈地不可能导致两极分化。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要摆正位置。城镇化过程中有两个关系，一个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二是如何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推进城镇化的方案的同时，需要有推进城镇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的方案。如果没有配套方案，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问题都无法获得解决，推进城镇化也就会遇到很大阻力，可能会成为“城市化大跃进”。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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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需要新的增长动力，城镇化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的新策略。众多分析人士认为，城市化进程将是2013年中国经济的一大主题，只要步伐加快，增长动力预计很强劲。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刚刚结束的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与往年最大的变化便是将推进城镇化单独提出做为明年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显然中央已经将城镇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究竟需要一条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中国网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所长周天勇教授。
中国网：您看城镇化能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周天勇：推进城镇化带来的机遇，第一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口在农业、服务业、工业中具有不同的配置。比如，农民种地一年收入可能是两三千块钱，而到城里来，一个月的收入可能就有两三千块钱。城镇化提高了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出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而工业和服务业绝大部分在城市和城镇。从经济学上讲，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重新配置会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贡献。
第二个机遇就是城镇化带来了集中经济的优势。经济学上有分散经济和集中经济的分类，集中经济是指人口集中、产业集中、市场集中、信息集中以后，通过分工和协作形成规模经济。在城市里，在人口比较多的地方，产业的规模容易提升，城镇化让分工协作更加密切，就有了规模经济。城镇化会对外部经济产生影响。举例来说，在农村办企业，要专门为这个企业修一条路或者拉一条电，这是非常不划算的。但是在城市里，就可以给几百家企业修一条路或拉一条电，这就叫外部经济。还有污染处理，城里一百家企业可以建有规模的污水处理厂，而在农村建一个工厂，一天几吨污水怎么处理？另外还有聚集经济，聚集经济是指产业集群。比如工厂需要包装、运输等辅助服务，如果几百家工厂聚集在一起，辅助服务就可以共享。第三个是城市化需要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住宅，学校，医院，工厂等等，会带来大量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又将带动一些产业，像水泥、钢材，地产的发展。
第四就是城镇化带来巨大市场空间。城市化伴随着服务业的扩张，只有城市化城镇化水平越高，服务业的发展才越有意义，越有条件。并且人越集中的地方，办企业的条件就越好，市场条件越好。另外，城市化会转变人们的消费方式，拉动了经济的增长。我认为实际上未来10年或者20年内，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估计对整个GDP的贡献要达到四分之一左右。
中国网：如果它对GDP的贡献是四分之一，从经济层面讲，它会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那么在经济发展和农民进城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之处？
周天勇：农民进城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农民进城，一方面关系到农民的土地资产，农民的耕地资产怎么办，退出耕地资产是否能获得收益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民进入城市以后，面临着诸如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社保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主要看政府的政策和体制。如果实行的是一种剥夺农民土地的政策，那么很多农民进城以后，可能就只有通过外出务工获得收益。虽然务工的收入比在农村种粮食的收入要高得多，但是农民在城市买房子还是很艰难的。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农民进城后如果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就有可能变成流浪人员。另外，农民进入城镇后的住房该怎么解决？难道用贫民窟的方式解决吗？政府给这么多人盖房子能盖得起吗？所谓让农民进城能够安居乐业，我觉得就业、居住、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几个方面是城镇化的难点。
中国网：谈谈土地问题，土地除了是农民的安身之本之外，还涉及到粮食安全，当农民的土地已经自由流转之后，大批的农民都进城了，粮食安全怎么来保障呢？
周天勇：其实种粮食的农民越多，粮食越不安全。从国际上比较都是这样，一个国家80%，90%的人种粮食，那个这个国家的粮食肯定是不够吃的。像非洲、孟加拉、阿富汗、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大部分人口都在种粮食，但是这些国家的粮食都是不够吃的。相反，世界上只有1.5%，2%的人种粮食的国家还出口粮食，比如法国、美国、意大利。意大利的牛肉、红酒，法国的小麦都在出口。法国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但只有2%或者1.5%的人在从事农生产业的工作。所以并不是说种粮食的人多，粮食才安全，一定要打消这个概念。而中国目前的农业生产可能在经历镇痛期。农村一部分种粮食的人是转移不出来的，有一些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农民无法转移到城市里，这些人年龄比较大，只能种地，而这种耕种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粮食就是由这部分人群耕种获得的。相当一部分农村的年轻人已经不种地了，假设一个人一年在农村种了6亩地，1亩地收入300块钱，年收入1800块钱，这种情况下年轻人是不可能留在农村的。我认为，中国的农业发展有两个阻碍因素。第一个阻碍就是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不能退出也不能卖掉。如果土地私有，农民把土地卖掉，到二线三线城市可以买得起房，再加上务工就可以在城市里生存。而中国农民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是卖不掉的，从经济学的意义上就是无法退出。土地卖不掉，农民就守着耗着，土地也不能充分利用。第二个就是农村年老的人守着土地自给自足，所以整个中国的农业现在处于一个胶着期，因为土地无法集中耕种。中国的现代农业可用还需要等10年，20年，30年才能实现。实际上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要在没人种地了，土地限制了，才能大面积现代化集中耕种，现在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网：土地闲置下来就有一种担心，会不会形成中国的“圈地运动”？
周天勇：只要耕地保证了，圈地是一个好事。有人说土地圈地会导致两极分化，我认为根本不可能。现在跟农业社会是不一样的，农业社会人口在城里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如果家里没有地的话，确实会两极分化。现在给一个人100亩地种粮食，一亩地种粮食顶多200块钱，种100亩地就2万块钱，种地收入这么低，城镇化就不会两极分化。时代不一样了，把一百多年前的事儿往城镇化上扯，是不对的。认为农村土地集中就会导致两极分化，是很无知的，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说法。
中国网：农民进城之后，如果想让他过得更好，以我们现在的规划，能不能给他一个安居乐业的条件？
周天勇：很难说。我觉得乐业主要看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国家对创办小企业的政策怎么样。如果税很重，费很多，行政审批很复杂，各种检查也很多，小企业就办不了，小企业办不了，农民进来就业就是问题。第二个是住宅：房价能不能降下来，现在这种房价农民买不起房子。所以能不能安居乐业，我觉得主要是看这个国家解决就业和居住的思路。
中国网：就是说它的覆盖面和对农民的保障还是未知数。
周天勇：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进城以后，在哪儿就业。农民不能老租房子住，不能老住在工棚里或者住在宿舍里，所以我觉得城镇化实际上面临着三个或者四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紧迫的是就业，其次是居住，第三个是公共服务，再一个就是社会保障。
中国网：那也就是说政府还要提出很全面很完善的政策支持，然后才能是农民进城有保障？
周天勇：关键就是政策改造到什么程度，现在有些农村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了到城里来了，想办个事办不成；想创业费用多，还罚款，去贷款也贷不着，这个企业谁来办啊？所以出现了硕士毕业生宁可死在体制内的新闻。问题在于体制内都是财政发工资，财政发工资就要收税，没有企业哪里来的税。
中国网：那么我们现在这么大规模提倡城镇化，有没有操之过急？
周天勇：我觉得也不是操之过急，关键是政策配不配套，没有配套的政策就没有就业的机会。
中国网：任志强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干预过于严重，你觉得这个提法对吗？
周天勇：城镇化过程中有两个关系，一个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二个是如何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要处理这两个关系，关键在于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主要是拿地搞建设为主，还是要调动社会的积极性，社会的资源，社会的资金来推动城镇化。比如说房子问题，现在如果说集资建房是合法化的，农民就能住得起房；如果不合法化，政府光盖保障房，这么多人，能盖得起吗？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政府是不是能调动社会的积极性，用各种办法来解决城镇化问题；第二就是要调动市场的作用，用经济的办法和市场的办法来解决。我觉得政府干预还是太多了，市场的作用用得比较少，而且社会的积极性没有调动。
中国网：就是说我们要给予政策或者是贷款的支持，让市场火起来。
周天勇：一个是体制，一个是政策。我觉得在推进城镇化的方案的同时，一定还要有一个推进城镇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的方案，如果没有配套恐怕不行。如果不配套，就业怎么办，居住怎么办，公共服务怎么办，社会保障怎么办。这四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方案，那么推进城镇化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中国网：如果中央的方案有了，但是在地方执行上没做好。有些地方政府把城镇化放在政绩考核标准里，会不会出现一些不太好的情况？
周天勇：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会不会做表面文章，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楼房，占地等等；第二个问题是会不会导致土地财政。卖地是很恶劣的，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里把地拿过来，又把房价提这么高，这就是土地财政。这两个问题是地方政府最大的问题。如果地方政府又不关注农民进城后怎么就业，怎么居住，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些东西也不管的话，城镇化可能就流于表面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通过体制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体制改革，以目前的体制下很容易出现“城市化大跃进”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网：您是研究国际战略方面的资深专家，那么国外的经验，对中国有没有借鉴意义？
周天勇：许多国家的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国外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人口就业、工作机会，事业发展的机会，教育子女的便利条件，医疗的方便，生活的舒适，人们是自发往城市里集中的。政府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搞好规划，搞好城市建设。中国城市化跟国外城市化相比，目前是政府推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就是国外的城市化很多是利用房产税来调节。人们到这儿来买房子，政府收税，收税了再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但是我们是用土地出让金，如果是房产税，政府每年都有收入，而土地出让金就是把70年的收入一年收回来，然后一年花掉。所以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土地财政是断子绝孙的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第三个不同点是国外城市化过程不像中国这样把房价弄得这么高，农民没有办法进城。拉美、印度用了贫民窟的办法；台湾的农民可以卖地，之后到城里买房子或者创业。但是我们的两亿多农民在城里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房子。
第四个不同点，许多国家在农民进城的时候，为其提供公共服务，建立养老机制。我们的农民进城，公共服务领域，比如教育，就存在歧视。另外很多国家的土地是私有，政府要地可以按照市价购买，但是中国是一种剥夺农民土地的方式，而不是等价交换。除此之外，许多国家由于市长是民选的，所以他要为他以后的工作负责，很多的钱是花在排水等地下基础设施。而我们的城市化主要功夫下在地面上，北京为什么下了一场雨水都留不出去，因为城市的很多工作都是表面性的。政府舍不得投资，因为投到地下看不见，处理污染看不见，政绩看不见。在基础设施上，我们的地面建筑可能跟国外相差不大，但是地下建筑差得比较大，可能要和日本相差60年。所以我们的城市化是做表面文章，地上文章，而不是地下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