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久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科学理事会理事长
9月12日,由中国网和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区域协同发展论坛——京津冀一体化落地开花”智库沙龙顺利召开。来自京津冀三地的重量级专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部署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科学理事会理事长孙久文深入分析了北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如何突破两难境地。
现在所讲的京津冀地区,是由北京、天津、河北构成的,土地面积22万平方公里,去年年底总人口是1亿900万。
在清朝的时期京津冀三地是一个行政区,叫直隶省,省会在保定。当年面积比今天京津冀面积还要大,还包括现在的内蒙,从承德往北内蒙的一部分地区还包括山东的一部分地区,现在山东德州西边一部分地区。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后来行政区调整,以及在计划经济年代所形成的行政区域经济一直延续所造成的问题。今年2月26号习主席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义和重要的任务,并且做出了部署。现在京津冀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重大战略,北京也处在一个发展的拐点。中央成立了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从领导配制可以看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必然,京津冀在全国的定位应该是世界级的城市群。世界上一些大的城市群,包括美国的北大西洋沿岸,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日本的三湾一海,以及我国的长三角城市群。目前在世界上中国被大家普遍承认的长三角城市群,在全国来说它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应该是最高的,GDP占全国的比重也是最大的:去年京津冀经济规模占全国大概是10%多一点,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大概占全国的比重应该是在22%左右,比整个京津冀地区多一倍。
京津冀其实更有条件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应该说京津冀未来最有条件发展成为中国第二个世界级城市群。我想有这样几点理由。
一是京津冀作为国家首都的位置,决定了京津冀城市群的地位。现在按照不管是哪种预测,中国用不了几年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作为大国首都所在的地方,首都圈的区位在全国来说肯定是最重要的,加上它本身在地理上贯通南北,连接东西,所以说京津冀这个地方的区位条件,作为世界级城市群是最好的。
二是京津冀是我国创新成果最主要的产生区域。京津冀地区特别是北京,它的科技创新成果估计能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北京是科技创新成果排名第一的。
三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人力资源是全国最富裕的。北京的教育资源,天津的教育资源全国都是最好的,万人当中大学生的比例,北京天津是全国最高的。
四是这里有全国最大的交通枢纽,铁路,公路,航空都十分发达,去年首都机场是全球第二大机场,仅次于美国的亚特兰大,吞吐量是8500多万人次。
五是这里有全国的金融管理中心。北京的金融管理的功能全国其他地方没有办法比拟的,北京各种金融机构所能够控制的金融资产,大概能占到全国的70%,我们一般把北京叫做金融管理中心,从这样几个角度讲,未来在京津冀区域,作为世界级的城市群来建设应该是京津冀进行定位的一个重要的选择。
第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可行性在于产业互补。这个可能和有一些专家的观点不是太一样。现在大家在看京津冀研究文章当中也会看到,认为京津冀产业雷同这样观点挺多。我是觉得目前看应该说还不至于这样,大家看一个最简单的数据:北京去年第三产业是75.5%,第二产业是24%,第一产业不到1%;天津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稍微多一点,第三产业去年是48%,第二产业是51%。从这样的比重来看京津产业雷同不太大。我们分析产业雷同或者产业重复的问题还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先前很多的分析往往是停留在两位数的产业分析当中,比如钢铁、化工、汽车等等,本身不是很能说明产业细化将诶狗的现状。区域合作还有一个产品的差异化问题,北京有汽车,天津也有汽车,但是两地生产的汽车不完全一样,两者也可以产生贸易。
第三个方面,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打破行政分割,加强政府治理。现在很多分析都表明目前京津冀的问题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行政分割,行政上互相封锁,每个行政区各自为政,于是产生了协同发展这样的问题。从这样一个角度讲,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必要性。
北京目前面临的两难的境地。北京刚刚迈进发达地区的门槛,经济在不断减速,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经济还没有完全上去,而人口资源环境已经到了制约一个瓶颈: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交通问题,能源问题都十分严重。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北京功能疏解是必要的。北京要进行瘦身,但是并不是为了减肥而疏解,而是为了北京的强身进一步发展而疏解。北京到底选择什么样的疏解方案,与北京的城市定位和城市性质有很大的关系。首都的性质有多种多样,有一些国家首都就是单一行政中心,比如美国的华盛顿,加拿大的渥太华,城市不需要太大,只要支撑国家首脑机关就足够了。还有一种是综合性的首都,比如东京、伦敦、莫斯科。这种综合性的首都,需要各种功能的齐全,而且综合性的首都基本上都是所在国家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当然主要是一些高端的制造业。世界上也还有一些国家,把首都完全搬迁,筹建新都,如巴西,巴基斯坦。我觉得建设一个100万人左右的行政中心对北京功能疏解起不了多大作用,北京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每年增长40到50万人口,即便我们搬出去一百万人,对北京整体功能也不会起太根本性的扭转作用。
北京的城市地位确实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把功能全部疏散出去现在做不到,迁都也不可行不现实。北京未来还是要做一个综合性的城市,将北京发展的难点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一些,对北京只有好处。所以,功能疏散对北京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通过这个机会把北京现有的占有资源的、但不是很高端的产业疏解出去,然后用一些更加高附加值的产业来代替。北京未来的发展应该在不增加人口资源,不增加环境压力的情况下,让整个经济能够获得高速发展,难度肯定是很大的,很能考验城市管理的水平。
实际上习近平主席在视察北京的时候,已经把这一条道路指出来了:北京在原有的行政管理中心、文化教育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基础上,现在又增加了一个中心,就是科技创新中心。通过功能疏解所腾出的空间和资源,更多地用来发展更加高端的产业,特别是那些科技创新的产业,就是北京发展的必由之路。
最后,把整个京津冀,特别是北京和天津协同在一起,形成一个国家新的金融中心,应当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北京应该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来突破现在发展的瓶颈,未来才能够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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