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李步云：宪法监督提上日程是重大进步

李步云

1933年8月生，湖南省娄底市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

1978年发表《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被视为法学界思想解放的标志。1979年发表《论以法治国》，开了“依法治国第一腔”。曾参与1982年宪法的制定，并多次参加1999年修宪、2004年修宪座谈会，所提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等建议被采纳。

1982年宪法

很好的宪法，反映了当时的认识高度

新京报：12月4日是第一个国家宪法日，打算怎么过？有没有特殊安排？

李步云：之前接到了不少讲课、座谈的邀请，都跟宪法纪念日有关。但是4日，全国人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关于立法法修改的座谈会。我觉得立法法修改非常重要，全国人大的这个座谈会一定要参加，所以我就没有接受其他的邀请。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现行宪法，也就是1982年宪法？

李步云：1982年宪法是一部很好的宪法，基本反映了当时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精神和思想路线，反映了当时我们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个高度超过了1954年以前的阶段，超过了1954年到“文革”这一阶段，更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时期。1975年宪法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宪法，是“文革”时搞的。1978年宪法，也没有完全消除1975年宪法的影响。

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比如恢复了两大原则：司法独立原则、法律平等原则。这两大原则1954年宪法有规定，但1975年宪法取消了，1978年宪法也没有恢复。

新京报：1982年制定新的宪法时，你在做什么？

李步云：我当年被借调到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叶剑英委员长在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稿。

那时我才40多岁，精力很充沛，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就住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用了1个多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10篇文章，这些文章都跟宪法有关。

新京报：这些文章提出了哪些建议？有没有被采纳？

李步云：不少建议和想法后来被采纳了。比如其中一篇文章《什么是公民》，“文革”时期，不少人认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及被判刑的人员，不是公民。我建议，宪法修改应该写入“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句话写入了1982年宪法。

另外，1982年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章节，放到了“国家机构”这个章节的前面。这也是我在《人民日报》的文章里提到的。我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前面，体现出国家机关的存在是为公民服务这个重要思想。

1982年宪法的序言中，有一句话，“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跟我提出的一个建议“党组织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是一致的。这个建议我最初是在《光明日报》发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十二大修改党章时采纳，也就是写入了党章中。1982年宪法修改虽然没有采用相同的表述，但是“各政党”也就包括了共产党，体现的是任何政党都要维护宪法权威的原则。

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

论战结束，“依法治国”获得广泛共识

新京报：你被评价为开启了“依法治国第一腔”，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观点。1999年修宪时，你想到“依法治国”会入宪吗？

李步云：1978年，我和王德祥、陈春龙合作撰写的论文《论以法治国》发表后，争论非常激烈，形成了“三大派”论战：“法治论”，反对人治，提倡法治；“取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是资产阶级观点；“结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都有必要，应该结合起来。这场大论战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

1996年2月，中央领导的一次法治讲座就是以“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主题。这次讲座过后不久，“依法治国”就写入了“九五规划”，第二年写入了十五大报告。

十五大后，“三大派”论战也结束了，“依法治国”已经获得了广泛共识。1999年修宪时，“依法治国”入宪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很成熟。这次修宪前，我参加了一次座谈会，看到的修宪方案中就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04年“人权入宪”

“人权入宪”有利于消除错误认识

新京报：1978年，你就提出了“在法律上一律平等”，2004年“人权入宪”时，各方面条件是不是也像“依法治国”入宪一样，很成熟？

李步云：1978年《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讨论。有人提出，“人人平等就是不讲阶级性”。但1982年宪法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做出了一系列规定，而且还提出了“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是，1982年宪法没有正式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1999年修宪前，我参加座谈会时，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不过这次修宪没有采纳。

2004年修宪前，我记得是在200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召开的一个修宪座谈会上，我被要求第一个发言。我提出4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当时有人反对，反对理由主要有两条：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章节，已经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出了规范；很多国家的宪法都没有写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这次座谈会上的争论并不激烈。最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写入了宪法。这次修宪后，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期专题，我在节目中讲了“人权入宪”的理由：不少干部认为“人权”敏感，不敢提，因为十几年前“人权”还是资产阶级口号。“人权入宪”有利于消除错误认识，有利于在国际上提高我国的地位和发言权。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章节虽然对公民的权利做出了规定，但是并不等于纳入了所有的公民的权利，随着时间发展会有新的权利出现，比如“知情权”就没有纳入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章节，但是公民的知情权理应受到尊重和保障。

宪法监督制度

宪法监督提上日程是法治重大进步

新京报：1982年宪法修改时，对于宪法监督制度是怎样考虑的？

李步云：当时对于宪法监督制度有考虑，但是认为经验不成熟，所以没有涉及这个问题。1982年至今30多年来，很多学者呼吁建立宪法监督制度，否则宪法就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难以维护宪法的地位和权威。30多年前，在人民大会堂，一个跟中央领导的座谈会上，以及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我都提出过。

欣慰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十八届四中全会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可见，宪法监督制度终于提上了日程，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进步。

宪法的权威性

维护宪法权威还有不小的差距

新京报：1982年宪法实施至今已32年，你如何评价宪法的地位和权威性？

李步云：32年来，宪法的地位一直在提高。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维护宪法的权威，而且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中全会提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是重大进步。

不过，宪法的地位虽然一直在提高，但宪法的权威性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我讲课时，经常提到一个例子：美国一名首席大法官送给我的礼物就是一本美国宪法，他说他对其中的内容耳熟能详，每晚睡觉还是会把宪法放在枕头边，提醒自己不能允许任何侵犯宪法权威的行为发生。距离这样的维护宪法权威的意识，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

新京报：当前该采取哪些举措，提高宪法权威性？

李步云：目前，最重要的还是普法，广泛宣传普及宪法知识，讲解宪法为什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维护宪法的权威。比如，宪法纪念日这样的活动。

现阶段的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维护宪法，宪法的权威性才能真正树立起来。对宪法宣誓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这虽然是个形式，但是形式反映信仰和追求。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