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观察当今世界政经格局，中国在本次APEC北京会议上高调阐述的有关建立亚太自贸区的主张和“一带一路”的共同发展愿景，究竟对于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有多大作用？如何让地区伙伴坚定参与中国这一宏大战略？中国的战略如何规避经济和政治风险？要实现目标，还应有哪些更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11月29日，在华夏时报主办的“华夏思想汇”系列沙龙活动上，诸位研究经济战略、外交战略和企业战略的知名学者就“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新布局”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话题涉及大国关系、地区争端、中美融合等问题，也涉及更进一步的战略设计问题。
“华夏思想汇”是由《华夏时报》主办的高端沙龙系列活动。定期邀请国内知名政经界学者，以权威、高端的视点及时剖析重大经济现象、探讨重要政治经济理论、解析国际关系及中国对外战略、直击与经济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等。
我这些年来的专业领域主要是全球问题，包括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和世界外交，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最近几年，中国的对外关系，包括对外经济关系，其实一直面对着不太好的形势，甚至是险恶的局面，我们面对着巨大的艰难的挑战。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点，或者故意视而不见。目前，中国外交，包括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到底如何评价这些进展？难道是中国对外关系高歌猛进了吗？难道是中国外交更上层楼了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也许是因为我们深刻反思，在绝处逢生，在困境中看到了柳暗花明。比如，TPP其实对中国的挑战仍是巨大的，我们通过在APEC制定FTAAP的路线图，以及相继与韩国、澳大利亚的双边自贸协定成形，仅仅是对TPP冲击的初步化解。接下来，我们仍然不能过于乐观，仍要保持清醒头脑。
关于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我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样说很不妥。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二战结束后仍然年轻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成名作”，是一个详细的战略、政策建议，后来被美国政府和军方采纳。“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二战之后提出的，具有冷战背景，为与苏联竞争，美国需要先扶植西欧。“马歇尔计划”中还包含有多边战略，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世界银行等一系列战略措施，我们现在还远远达不到。
而我们现在的这些以各种基金和开发银行为名的对外经济合作计划，无论在背景、动机、形式、内容、对象等方面还不能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即使借助“马歇尔计划”来形容中国的这些倡议和计划，几乎是画蛇添足的当下版。如果非要如此，这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上是不可行的，甚至是自杀行为。为此千万要谨慎。
“一带一路基金”、“金砖发展银行”的资金是从何而来的？来自中国经济的“美元化”，即主要是作为我们的问题，而非成就的所谓天文数字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
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昨天的美国。道理就这么简单。
分享一下我上个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参加关于G20峰会的一个国际研讨会的情况。在《布里斯班G20公报》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强调，要“加强全球性的机构或者制度”，这就是该公报第二部分的内容。这是他们在布里斯班达成的主要成果之一。中国目前的上述对外经济合作计划，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被外界，尤其是西方解读为中国挑战现存的全球制度，尤其是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制度。但这次习主席在G20同意和强调中国也一样支持加强全球制度，而非弱化全球制度，就很好地回答了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与全球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中国主张改革IMF、加强以WTO为主的全球多边自贸体制，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而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支持世界银行搞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愿意把自己的“一带一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纳入全球计划中。中国通过G20平台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在世界经济秩序问题上，尽管中国要求改革IMF，尽管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有声有色，但是，中国绝不是另起炉灶去谋求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一点是明确的和必须的。
在布里斯班，我目睹了澳大利亚提名、其他国家（除日本外）都同意中国主办2016年G20峰会。中国最后争取到了2016年担任G20主席国的国际领导机会。G20代表了一种全球大妥协、大合作。不管其合作多么困难，但确实非常必要，是“最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即将主办G20的中国，更需要全球框架、全球制度，而不是另起炉灶；一个越来越依赖外部世界的中国，更需要全球框架和全球制度的保证。现有的全球框架和全球制度稍加改革，或者得到加强，都符合中国的长远和深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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