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新华网思客会 新经济跨界谈”在新华网总部全媒体集成播控中心隆重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新华网此次活动的学术支持机构。
“新华网思客会•新经济跨界谈”围绕“新经济”“新常态”“跨界融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论坛聚焦中国新经济时期的阶段特征与发展态势,探寻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议题横跨财经、法律、教育、互联网等多个行业,将“新经济”、“新常态”置于跨领域视角进行统筹观照,与会专家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其中,在“跨界专家主旨演讲”环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以《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为主题发表演讲,阐述了对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在“经济学家主旨演讲”环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以《以改革推转型:可靠的中国发展路径》为视角谈论了对中国经济和改革的看法。
姚洋:“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并不悲观
作为一贯的乐观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对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针对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的原因,姚洋主要从人口和投资两方面分析了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中国的人口状况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
姚洋教授认为,虽然面临老龄化、劳动力人口下降等问题,但中国仍然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劳动人口结构。他指出,与中国过去的情况相比,现在的中国已经过了人口红利的最高峰;但高峰过去了并不等于失去了人口红利。如果和世界去比,中国的人口结构仍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没有一个国家比我国的人口结构更好。同时,姚洋教授认为,我国的退休年龄早,过早的退休年龄是对劳动人口的一种巨大浪费,延迟退休势在必行。他认为,只要每年延迟半岁退休年龄,就能把劳动力下降弥补掉。
“投资增长速度不会也不应该很快地掉下来”
在谈到大家对中国投资增速下降的悲观时,姚洋通过分析中国的人均资本量和储蓄率指出,中国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姚洋教授认为,到2020年,我国研发投入情况将会赶超很多发达国家,而我国未来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政府研发投入也将是必然趋势,企业的创新热情非常之高,并且效率会比政府更高。
“中国符合绝大多数‘幸福国家’的特征”
虽然与一些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基尼系数较高,不平衡程度相对较大,但姚洋教授指出,总体而言,应对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抱有信心。目前,中国符合绝大多数“幸福国家”的特征:较高的人力资本、很高的科技投入、很高的制造业出口、比较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所以增速“维持在7%-7.5%的这个区间是没有问题的”。
周其仁:改革仍是推进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动力
关于中国经济和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我们大谈“新经济”时仍不能忘了旧的东西,并从改革对拉动经济三驾马车的作用出发分析了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改革仍有很大重要性的原因。
一个有效的法门
周其仁教授认为,从经济现象当中研究经济、观察经济、思考经济过程当中得出中国改革经验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有效的法门就是无论经济增长是高速、低速还是遇到周期,或是什么困难,都应该坚持用改革来推进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改革并不会因为出现了新机会而失去其重要性。相反,要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仍应该坚持抓好改革这个法门。“要稳住经济增长,就是要拉动“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哪匹马跑得慢,我们就加加鞭子让它跑得快一点。但是仔细研究,不管让哪匹马对经济增长做贡献恐怕都离不开进一步推进改革。比如消费,现在的好消息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提高,特别是出现了很多新的消费形态,但是再深入进去,你就发现增加消费首先要收入,而收入的改革就涉及到一串财税制改革问题。所以,如果没有改革、不重弹老调子地讲拿改革促转型,大概很难释放生产力。”周其仁说。
“淘宝”为什么要下乡
在谈到淘宝融资以后要把网上的模式推到农村去的决定时,周其仁教授指出,过去在政府利用淘宝为农民提供销售山货和绿色食品的平台时,却发现农民用淘宝主要是买东西,这说明农村的购买力没有释放,过去购物不方便。“那么农民消费的钱从哪里来?”周其仁教授认为主要来自外地打工的收入。而外地打工收入怎么被限制消费了呢?是被“城中村”限制了。城中村是“城市的尾巴、农村的头儿”,其人口密度很高,经济活动流量旺盛,却因其临时性太强而导致这些外地打工者的收入没法花。因此在“淘宝村”的挖掘过程中要重视城中村的“淘宝村”。城中村有大量集聚的人口、活跃的人口、有收入的人口,但是怎样解决其居住的临时性呢,这又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深层的改革去推,消费潜力就发挥不出来。
现在流行的“投资”,得打个引号
讲到投资这另外一匹“大马”时,周其仁教授不禁发出感叹:“现在流行的“投资”得打个引号,那能叫“投资”吗?”现在流行的“投资”主要分三方面:第一是发改委立项,第二是向农村征地,第三把这块地押到银行套一笔钱,政府是没有资本金的。
在谈到政府主导投资时,周其仁教授指出现在政府投资不讲资本金。政府手里有大量的储蓄,也在进行大把的投资,但就是不把政府的储蓄转成政府的资本金。因此,无论是政府投还是民间投都有一个“约束机制要对”的问题。同时,周其仁强调了正确的投资机制在政府投资中的重要性。政府在新技术方面投入过少、政府投资总是投不对地方都是因为机制体制上出现问题。要改变政府投资现状,根本上还是要完善相关机制体制。
最后,周其仁教授总结说:“无论哪匹马,要让它对我们的稳增长做贡献,对持续的增长做贡献,离不开一个老经验,这就是拿改革来促进我们这个体制的转型,这个事情不下决心做,原来那条路是走不远的,它的代价会越来越大,最后没有办法说服人家沿着那样一条路还可以继续走下去。”周其仁再次强调,只有改、认真地改、全面地改,用改革来推转型,我们才可以把这个时代很多新的技术、新的经济体,新的商业模式的这些好处更大限度地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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