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当今世界，是一个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的时代，人类在不断开创美好未来的同时，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各主要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但是世界经济依然没有走出困境。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尖锐化成为全球性现象。
如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已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2014年3月，法国著名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这说明，人类发展遇到深刻的结构性矛盾，旧有的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存在严重缺陷。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四大提升
关于增长质量，上个世纪70年代，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就给予了比较系统的关注。从那时以后，一些专家学者、研究机构也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增长质量的报告。但是，关于增长质量并没有统一的、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定义。根据我们的研究，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增长质量的内涵：一是增长的集约性，反映的是各类资源要素是否得到了高效的配置和利用。二是增长的资源环境友好性，反映的是增长是否与保护环境、维护良好生态状况的要求相适应。三是增长的平稳性，反映的是增长是否避免了大起大落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四是增长的公平性，反映的是增长是否普遍惠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及群体。
按照这种认识，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规模显著扩大，而且质量也有明显提升。我想，至少以下四点体现了增长质量的提升：
首先，经济效率大幅提升。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要素更加自由流动，对外开放扩大了资源配置空间，使得各类资源在地区和部门间的配置得到了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企业改革显著改进了经济的微观效率。近年来，国际国内对于中国生产率的研究很多，大多数研究表明，过去30多年，中国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居于世界前列。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表（PWT）测算的结果，1980—2011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超过3%。
其次，资源能源的集约利用程度明显提高。这方面中国取得的进步，实际上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1978—2013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以年均4%的速度下降。如果没有效率的改进，中国2013年的国内总产出需要多消耗112亿吨标准煤的能源，接近于当年能源消耗总量的3倍。
再次，经济增长的平稳性显著增强。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增长起伏频繁，波动较大。1978年，中国GDP增速达到11.7%，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GDP增长率连续快速下滑，1981年跌至5.2%。之后，经济增速迅速回升，到1984年攀升至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15.2%。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必然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宏观管理能力的提升，中国经济增长的平稳性显著提高，排除遭受金融危机巨大冲击的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相邻年份间的差异都在1.6个百分点之内。
最后，经济增长的惠及面不断扩大。1981—2010年，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25美元（2005年购买力评价）贫困标准，中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超过6.7亿，对这一时期全球减贫的贡献超过93%。在这同时，中国的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53.7%，城镇常住人口从1.3亿增加到7.1亿。城镇化使中国数亿农村人口分享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物质和文化成果。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突出问题
然而，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在质量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增长的集约性还不够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创造单位GDP所需要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还比较多。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不到经合组织国家（OECD）平均水平的一半。从部门和地区间的生产率差异来看，中国还存在较大的要素配置效率优化空间。目前，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4.6倍；东部江苏省的劳动生产率是西部云南省的3.2倍。另外，我们在微观经济领域也可以看到不少生产要素粗放利用的现象。
二是增长的资源环境友好性尚待增强。目前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1倍，是高收入国家的2.9倍，是美国的2.6倍。巨大的资源消耗往往伴随着巨量的污染排放。清新的空气成了京津冀等地区民众的奢侈品，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的蓝天被称为“APEC蓝”。这形象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成本。
三是经济增长平稳性的基础还不牢固。通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我们准确把握和顺应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能力还不够强，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前瞻性认识能力须进一步提高，在经济运行出现较大波动时，往往习惯性借助一些传统的行政手段来稳定经济增长。这虽然在短期内使经济运行可以达到预期效果，但也可能加剧产能过剩等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积累财政、金融等领域的风险。
四是增长的公平性亟待提高。从宏观层面来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还不合理，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过少。2011年，中国的这一比重只有47%，而美国、法国的比重都在62%以上。中国与它们的差距超过15个百分点。从微观层面上看，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2008年之后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出现了缓慢下降的态势，但目前仍处于0.473的高位，明显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
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领导人对这些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所要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在这一正确认识的指导下，中国业已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其基本思路是，通过改革，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健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体制机制，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增长更加集约、更加友好、更加平稳和更加公平。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4年召开的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举措，有相当一部分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有关。
具体来说，我们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已经和将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已经先后取消和下放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我们还通过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将上海自贸区取得的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尽快开花结果。
二、明显加大生态环境治理的力度。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经过五年努力，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2013年和2014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50亿元资金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最近，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中国提出，计划到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
三、创新宏观管理方式。本届政府成立以来，我们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应对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更加注重采取差别化、精准化的调控方式调节经济运行。这种方式既避免了过度的行政干预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又避免了过去那种“一刀切”的调控方式所带来的政策有失公平的弊端。
四、加快收入分配和户籍制度改革。我们将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扭转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下降的趋势，并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这个领域，针对社会广泛议论的中央企业管理层薪酬过高的问题，我们制定出台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为促进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我们还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以下三点对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至关重要：一是坚持对外开放，构建对外开放的新体制、新格局，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二是坚持把创新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动力，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创新的同时，集中力量突破制约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技术瓶颈。三是强化法治建设，把法治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保证，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部署，以法律来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法律来保证市场经济规范、高效和公平的运行。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日益紧迫。中国要在各种挑战和制约中实现增长质量的实质性提高，不仅要依靠自身努力，还要借鉴国际经验。
评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