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杨克勤谈“新型智库建设”

[主持人]:杨院长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份《意见》出台的意义以及它的背景，也确实如您所说，在现在新常态、新趋势、新诉求、转方式、调结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我们站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的确需要智库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臂之力，来让我们拨开迷雾，看到真正的方向和道路。看到《意见》的时候，您是如何来把握《意见》当中关于建设智库的总体思路的？

[杨克勤]:我的学习理解是，认识这个问题要把握好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中国特色，这是管方向、管宗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智库建设不能照搬西方智库的模式。我们在智库建设当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聚焦凝神于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全力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以人民的福祉为本，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智库绝不能够为某个利益集团所左右，更不能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附属品、代言人。[10:22]

[杨克勤]:第二个关键词是新型。也就是说我们建设的智库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研究机构，他们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包括思想观念、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模式、制度保障等等方面，我们要打造一个完全新型的智库。

[杨克勤]: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智库。这个词是管功能、管职责的。既然我们建设的是智库，它也要遵循智库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要充分发挥智库建言、资政、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这几个方面的功能。

[杨克勤]:我们抓住这三个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该是就把握了智库建设的方向、宗旨、体制机制以及它的功能、职责。按照这样一个总体的思路，《意见》提出来的总体目标就是到2020年我们要统筹推进党政机关，也包括人大、政协、公检法的政策研究机构,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的发展，形成一个职责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智库体系。同时，我们还要着力打造一批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要造就一支立场坚定、理论深厚、视野开阔、掌握政策、熟悉情况、联系实际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还要建立一套治理完善、运转有效、监督有力的智库管理模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为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更强有力地支撑。

[主持人]:捋清楚了整个总体思路，看看整个全球智库发展的情况。我这里有一份数据显示，美国是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紧居其后排名第二，这样看来我们的数量还是蛮多的，但是顶级智库数量较少，可能又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质量方面还是有待于提高的，在您看来目前我国智库发展的主要瓶颈在哪里？

[杨克勤]:主持人刚才援引的这组数字，应该是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发布的智库研究报告，这份智库研究报告在国际智库界有较大的影响，但是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其提出批评意见，认为他的评估其中有些定义标准比较模糊，它的调查样本回收率低，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不一致。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大体上反映了一个智库发展的现状。

[杨克勤]:我们国家的智库数量，有一种研究认为远远高于他公布的这个数字。有的估计应该在2000家左右，实际上和美国的数量也就差不多了。但确实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我们数量多，但是影响力大、知名度高的智库并不多。

[杨克勤]:我们智库发展的瓶颈，我的理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我们从需求方，也就是决策者的角度来分析。应该说，这几年我们智库建设发展得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与形势发展不适应的情况，还是比较突出的。从需求方，也就是决策方来说，我觉得存在这样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思想重视不够的问题仍然存在。在一些决策部门看来，认为智库是务须的，研究人员不了解实际情况，不熟悉政策，他们提供的方案对于实际工作没什么帮助，甚至反感、拒绝智库的专家学者，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另外，虽然逐步建立了决策咨询制度，但是这个制度还不够完善。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候，这种听取意见还应该说没有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有时候想听一听就听一听，有时候不想听就不听了。智库真正参与决策的实质过程，这种情况还不是很多。政府发挥智库作用，有时候也有些随意性的情况存在，比如说遇到一些临时性的、紧急的、突击的、救火式的任务交办给研究机构、智库部门去承担，但是一些中长期的、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这方面的部署、关照欠缺。

[杨克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决策方对于智库的管理，比如说法律法规这方面还有缺失。比如说经费保障还不到位，比如说信息的这种公开发布、传递。因为你要智库为你服务，你要给他提供足够的信息，互通，要把你的需求告诉他，这方面做得也不够。这是从决策方，也就是从需求方来看。

[杨克勤]:从供给方，也就是智库这一面来看，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一是我们在智库提供的产品可能有这样几个特征，一般产品多，拳头产品少；现实研究多，超前研究少；政策解读多，提供思路少；关门研究多，开门研究少。如果从体制机制上来分析，可能有这样几个突出问题。首先是成果的评价，我们的智库许多就是建立在我们现有的党政部门所属的研究室、研究中心，还有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这些机构里面。究竟怎么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我们的导向。在许多单位当中，这个导向不是很清晰，比如说评职称，我们对论文、专著的要求很高，特别是数量上的要求很高，一定要发表过多少篇论文，发表过几本专著，当然这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质的要求，特别是对于独到的学术见解，这种原始性的思想创新，这方面的要求不够。这是一个评价机制，一个导向问题。

[杨克勤]:另外，我们的分配机制还存在不能够充分地调动研究人员积极性的问题。我们的成果转化机制也存在问题。就是说，智库很多研究成果还不能够有效地、及时地传递到我们的决策部门。这个渠道不够畅通。另外我们的用人体制机制上也有比较大的问题。应该说，行政色彩比较浓厚，人才的交流、流动，特别是在智库与党政部门之间，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旋转门”、联系渠道没有建立起来。大锅饭体制，研究人员缺乏竞争，进到体制内，有时候干好干坏一个样，都能生存下去等等这几个方面。

[杨克勤]:所以，我是想从两个方面来看，从需求方，就是决策部门来说，它存在的问题；从供给方，智库来说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这还是影响了我们智库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主持人]:总的看来，好象这个问题还是出在体制机制上的建立，还有一个顶层的设计，这个问题上面没有跟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步伐与之相适应，更好地让他们产生一种内生动力。这么看来，这个好象问题还是挺深层次的，面对这样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呢？

[杨克勤]:这一次《意见》对于我们加强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总体上，我的理解是，要推进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释放改革红利，激发研究潜能。具体来说，包括三个大的方面：首先，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深化智库的管理体制改革，也就是要按照行政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设计和要求，来分类地指导、推进智库的体制改革。还要进行研究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要鼓励智库与实际工作部门建立密切的联系，从而增强我们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深化资金管理制度的改革，还要深化成果评价机制、成果转化机制的改革、国际合作机制的改革，鼓励我们的智库更多地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甚至可以到国外去办分支研究机构。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也就是体制机制的改革。

[杨克勤]:其次，创造一个完善的政策环境的体制和保障。这里面也包括几个大的方面：要完善我们政府信息的公开制度。这方面，国务院已经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要完善重大决策的征求意见制度。正如刚才我所提到的，我们虽然也有这样的制度，但是不够规范、不够常态，还要建立政策评估制度，对于政策的效应，执行带来的效果进行全面评估，还要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制度，这是一个创新。还要完善我们的舆论引导机制。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是从智库发展的外部环境，它的制度保障方面提出的改革措施。

[杨克勤]:第三，加强领导。首先，《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对于智库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因为现在中央已经把智库建设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政府，我们的决策部门，必须不折不扣地把思想统一到《意见》的基础上来，把《意见》提出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重视智库的建设。同时还要为智库的发展加强管理、加强引导。第三个方面，要加大资金投入。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改革措施。还要加大人才队伍建设，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智库最终是出思想，他提供的产品是思想产品、文化产品，最终要靠人的思考、人的创造，需要有高素质的人才做保障。

[杨克勤]:从三个大的方面：改革管理体制、完善政策环境、加强组织领导，来克服我们现在智库建设当中存在的弊端、一些问题，从而推动智库建设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