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前瞻两会六大经济热点

2015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近日接受采访，前瞻“两会”经济热点。作为资深的“两会”人物，在谈到今年“两会”经济热点时，辜胜阻表示，党中央已将2015年定义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要求“狠抓攻坚改革”。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和“十三五”规划制定之年，要在总结“十二五”规划基础上，根据新特点和新要求，谋划并制定好“十三五”规划。辜胜阻认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会高度关注如何应对新常态下新挑战和新机遇、如何缓解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如何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如何扩大对外投资和鼓励企业“走出去”、如何推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如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扶贫攻坚任务等热点问题。

一、 推进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引擎

辜胜阻表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产业链和价值链将从低端转向中高端。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新常态”关键在“新”，表明老路走不通了。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迭加”时期，要特别关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四大“阵痛”：制造业要“去产能化”；房地产要“去泡沫化”；金融体系要“去杠杆化”；环境要“去污染化”。经济转型中的四大阵痛决定了我国正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辜胜阻认为，引领新常态需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新引擎。当前，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正在出现。新一轮创业浪潮的兴起有以下四大动力。一是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降低创业门槛与成本，推动新的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二是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发展带动产品服务、商业模式与管理机制的创新，引领新一轮互联网创业浪潮。三是高新区与科技园区作为集聚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的重要载体，引领新一轮聚合创业创新浪潮。四是当前出现的并购热刺激“职业创业人”崛起。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面临六大新机遇。第一是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创造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加速消费升级。第二是经济服务化。消费升级将创造公共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的巨大发展空间。第三是发展低碳化。第四是产业高端化。产业结构的水平要从低端、中端逐步走向中高端，对冲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第五是社会信息化。第六是经营国际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货币成本的不断下降为中国国际化战略转型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企业正从世界工厂“打工者”向全球资源“整合者”转变。

辜胜阻建议，新一轮的创业创新浪潮是稳定中国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升级的重大引擎，不断产生的创业活动和新企业给经济增长带来了持续的活力，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让改革引领创业创新浪潮。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构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多样化的组织体系、立体化的服务体系，缓解初创型企业融资难题。二要加强对初创企业公共服务的供给，提升初创企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使初创型企业摆脱用工困境。三要进一步落实创业创新政策，营造有利于创业创新的政策环境，进一步定向降准，定向减税，把“少取多予”的“三农”政策移植到初创企业上来。

二、繁荣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

辜胜阻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一直面临融资贵和融资难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高昂的融资成本挤占了企业狭窄的利润空间，大量处于“生死线”上的小微企业陷入“不借是等死，借钱是找死”的信贷纠结。巩固实体经济基础，缓解企业融资困境，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

辜胜阻表示，巩固实体经济基础，缓解企业融资困境，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构建和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体系，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近年来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目前已经形成了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区域性股权交易系统和证券公司柜台市场等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与发达国家成熟的金字塔型多层次资本市场相比，我国资本市场主板市场活力不足，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企业数较为有限，场外市场发展滞后。当前，新三板和四板市场发展迅速，意味着我国长期处于“倒金字塔”结构中的资本市场正加速走上“正金字塔”的重塑之路。

辜胜阻强调，为进一步繁荣多层次资本市场，一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违法成本，重视投资者保护，重构资本市场良性生态。监管机构应加大信息披露违规公司的事后惩罚力度，做到执法必严、违规必究。二要加快“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变，推进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实行注册制改革，使行政之手让位于市场之手，企业上市成功与否、定价高低都由市场来决定。三要尽快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优化退市过程，减少退市过程中不必要的环节，强化退市制度对不良公司的制约力。四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之间的转板机制，提高资本市场整体流动性和服务功能。转板机制既要有向高层次市场的升级转板制度，又要有向低层次市场的降级转板制度。五要大力发展场外市场，让“新三板”和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等成为中小微企业的重要平台，完善股权众筹融资机制，培育发展天使投资和股权投资，引领新一轮创业创新浪潮。以“新三板”和四板市场为主的场外市场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塔基”，不仅能够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渠道，而且能推动企业股份制改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要完善互联网股权众筹融资机制，培育发展天使投资，扩大股权投资，构建投资者和创业者的良好生态系统，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三、鼓励更多企业向外走：融入全球化的重大战略

辜胜阻表示，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国际化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达到1400亿美元左右，约高出中国利用外资额200亿美元，中国已经完成了向资本净输出国的历史性跨越。当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速度较快，发展趋势也比过去更为合理，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我国对外投资的配套法律法规、管理服务体系、信用评价体系、风险管理体系以及金融财税政策不完善，企业对专业性中介服务机构利用不足，缺乏能够产生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人才的人才培养机制等。同时一些企业发展战略不明确，在国际化大潮推动下盲目做出项目决策，或为取得项目盲目抬价，或为了低价项目随意选择投资目的国，导致收购或投资后企业自身面临财务困境。

辜胜阻建议，为加快推进我国企业国际化步伐，帮助企业抵御“走出去”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多重风险，一要完善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增强海外投资企业的法律意识，保护企业在投资国的利益；二要完善对“走出去”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加大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力度，缓解企业海外拓展的融资难题；三要提升政府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服务水平，整合教育机构、外事部门、中介机构等多方面力量对“走出去”企业予以培训与指导，加强企业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适应能力；四要加强综合性人才引进战略，鼓励企业及高校培养具备跨国经营素质的人才；五要充分利用跨国专业化中介机构的专业优势，培育知名的本土金融、法律、税务中介服务品牌，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法律中介机构国际化、集团化发展；六要加强对海外投资风险的调研和分析，建立企业海外拓展风险预警机制，完善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妥善运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分散风险；七要加快健全海外投资合作保障机制，便利我国企业海外拓展并协助企业解决海外拓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四、并购重组发展混合经济：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的重头戏

辜胜阻认为，以兼并重组为主线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2015年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立的国资管理原则，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十分关键的一年。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国有资本放大功能，让国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辜胜阻指出，深化国企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一要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管资本”和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原则和方向，重新构架管理体制，形成“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经营性公司”的权责清晰、职能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二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对公益类国企、自然垄断行业国企、具有战略性重要地位的国企、竞争性国企进行分类施策和分类监管。对公益类国有企业，要确保企业活动始终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承担国家公益性或公共性政策任务。对自然垄断行业和国家需要重点控制的战略性行业，如铁路、电网、基础电信、管道、石油、国防军工等领域，应依托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平台，根据改革的进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市场化。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由于其具有高度市场化特点，应只承担商业功能和追求盈利性经营目标，要实行彻底的市场化运作。三要推动股权的多元化，实现国有资本的放大功能，促进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优势互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此过程中，必须注意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要对国有企业的布局进行优化，也就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其次，要积极推进各类行业市场对社会资本的开放。再次，要积极利用资本市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改革效率的同时，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谨防将混合所有制改革变为私有化的“盛宴”。同时，要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和以董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国有企业的“去行政化”，避免内部人控制现象，提高民间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四要推行市场化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国企的经理层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者要实行市场化的选聘和管理机制，推进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

五、农村土地改革和扶贫攻坚：“三农”工作的重点难点

辜胜阻表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农地如何流转？中央第五次和第七次深改组会议作出了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三权分置。土地所有权不变，承包权归农民也不变，经营权或者使用权流转。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他建议：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要加快确权颁证工作，让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权，确立权属管理的基本依据。二要把握基本农情，使土地改革“稳”字当头，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三要加强土地流转市场的制度建设，实现公正有序流转，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四要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有效途径，改变土地权利二元格局，实现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同地、同价、同权”。五要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六要让农民用好土地担保和抵押权能，发展农地金融。七要严格用途管制，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耕地红线不突破，防止土地“非农化”、“非粮化”。八要加强配套改革，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把握土地流转与农业规模经营的“度”，推进农业现代化。

辜胜阻认为，贫困地区是“全面小康”的最大短板。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五年多的时间，同步小康，任务繁重，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减贫脱贫工作刻不容缓。目前全国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832个贫困县片区县，12.9万个贫困村，八千多万贫困人口。2013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2%，14个片区贫困发生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5个百分点。贫困地区范围广，贫困人口规模大，贫困问题程度深。完善扶贫工作长效机制，加快推进农村扶贫，是关系到个人生存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为此，他提出八条建议：一要继续加大扶贫开发投入，构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和多主体参与扶贫机制，为实现贫困地区减贫脱贫提供稳定资金支持。二要鼓励贫困地区根据自身自然条件、要素禀赋、经济水平，大力推进以特色农业、资源型工业、民族和边关旅游、劳务经济等为主的产业扶贫，形成贫困地区“造血能力”。三要加强公共服务，改善贫困地区的“软件”，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贫困地区的“硬件”，为贫困地区人口有效脱贫营造良好环境。四要将扶贫工作重点由过去单纯重物质资本开发建设转向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开发，要重视贫困家庭人口优生优育问题，重视人口素质问题，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五要完善金融扶贫机制，通过创新农村金融担保机制、充分发挥农民土地的资本效应、构建金融机构扶贫的风险分担机制和补偿机制、增加农村贫困地区信贷资金量和信贷额度等形式，提升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水平，为脱贫提供资金支持。六要坚持分类指导、分类施策的原则，丰富扶贫手段，保障贫困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通过低保和社会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对于生活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区等生态脆弱地区的群众，通过生态移民扶贫和异地扶贫搬迁实现异地脱贫；对于具备产业发展潜力的地区，根据贫困农户缺失的技术、资金等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对于生态环境较好、资源丰富的地区，科学制定扶贫开发规划，发展绿色产业。七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扶贫事权，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改变“碎片化”现象，整合资金使用，形成合力，构建并完善扶贫退出机制，提高扶贫工作的有效性。八要切实提高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待遇，提高工资水平，适当增加津补贴，使他们安心在贫困地区扎根，与当地群众一起攻关克难、脱贫致富。

六、推动“三大战略”有效实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

辜胜阻表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有利于稳定我国经济增长，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提升城镇化质量，为我国大力推进城市群建设探索经验。“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推进沿线各国的经济现代化和区域贸易自由化，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推动区域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互动发展，推动区域产业优化布局和人口均衡分布，实现城镇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长江经济带拥有中国最广阔的内陆腹地和发展空间，是继沿海经济带之后，我国区域发展中的又一重大战略。

辜胜阻建议，在“一带一路”的开发建设中，必须将能源合作作为重大引擎和抓手，通过构建能源组织协调新机制和能源资源跨国产业链，打造经济带“利益共同体”，加强货币融通和物流畅通，推进沿线国家全方位合作，最终实现区域共赢共荣的目标。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一要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结构高端化，推进首都产业向河北转移的同时大力淘汰落后污染产能，使河北产业结构调整有“退”有“进”，带动京津冀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要促进首都非核心功能向京外疏解，把疏解人口、疏解产业项目和疏解城市功能相结合，有效缓解北京人口过度膨胀，实现区域均衡发展；三要完善京津冀协同治理生态环境的顶层设计，重点针对大气污染及水资源短缺问题，构建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高层协调机制，建立节约生产生活用水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长江经济带建设，一要通过顶层设计破除行政藩篱，推动省区协同发展，使得“龙头、龙身、龙尾”协调舞动；二要加大沿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长江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促进工业与城市带状布局的形成，要加快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建设和城市群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城市吸引力，推动产业合理转移，并引导外出农民工回归创业就业；三要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水资源过度开发，要加强环境综合治理，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要重视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防止“污染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