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本报记者
牛福莲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掀起了我国新一轮智库建设的高潮。
当前，除了国字号的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之外，民间智库一直是我国智库发展的短板。作为民间智库影响力排名第一、唯一跻身2014年中国智库综合排名前十的民间智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领导者，该院院长迟福林近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围绕社会智库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中应发挥的作用、如何建设一流社会智库等内容指出，智库的价值源于研究的客观性、前瞻性和专业性，智库不是政策决策的“诠释者”，也不是“批判者”，而是在客观、前瞻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战略和政策建议的“建设者”和“推动者”。其中，社会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发展要始终坚持以公益性为导向。
勾画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意见》中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该如何理解？
迟福林：《意见》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份关于智库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勾画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它既给我国智库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在促进各类智库健康发展、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和健全制度保障体系等方面给出许多实招。如果将《意见》提出的相关举措落实到位，将大大释放各类智库发展的活力、动力。
这份《意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认为，应从“中国特色”和“新型”两个方面理解和把握其内涵。一方面，“中国特色”要求智库建设应坚持中国道路、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另一方面，“新型智库”建设要强调创新。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使智库保持客观独立性，强化专业性，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提供前瞻性、战略性、行动性的决策建议。
我国智库建设仍相对滞后
中国经济时报：近日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显示，在综合影响力排名中，中国大陆只有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7家机构进入榜单前150位。你认为，当前我国的智库建设现状与国际上的优秀智库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
迟福林：在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重大深刻变化、国家间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国智库发展既面临着重大需求，也面临着重大挑战。近年来我国智库发展较快，继美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二，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库发展总体呈现“有量缺质”的状态，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存在明显差距，还难以满足新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提高国家软实力对智库发展的迫切要求。
应当说，我国智库发展相对滞后，既有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方面的问题，也有智库自身创新能力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比如，智库少有深刻洞见的思想产品，缺乏一定数量的高端智库；人才缺乏适度的流动性，可借鉴的欧美“旋转门”严重不畅；开放程度不高，与国外智库缺乏广泛的交流合作；社会智库普遍缺乏支撑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普遍面临“引进人才难、留住人才难”的瓶颈；社会智库在政府信息获得、人才引进、职称评定、政府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等多方面还很难享受与体制内智库相同的政策待遇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
社会智库发声更客观独立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指出“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你如何看待当前社会智库在服务决策时发挥的作用？其与官办智库、学院智库相比，社会智库存在哪些独特的优势或劣势？
迟福林：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力量。从实践看，社会智库在服务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社会智库更能够客观独立地发出声音。智库的独立性，是智库产生政策建议和社会影响的重要基础。由于官办智库的特点，例如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研究者属于行政编制，其工资和职位由政府决定，研究课题由政府相关部门立项等，研究成果往往容易受其所依赖的部门利益和部门领导意志所左右。比较而言，社会智库缘于经费独立、人事独立，其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客观的特点，所提的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能够超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正是这种特点，决定了社会智库在服务决策中可以起到官方、半官方智库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增加了决策的可选择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
第二，社会智库更能充分地反映社会诉求。社会智库植根于社会，接地气，深知社会的需求，所提建议更能反映广大老百姓最直接、最迫切、最现实的公共需求，在促进科学民主决策中有着独特作用。
第三，社会智库以问题为导向，研究更具前瞻性、战略性和创新性。社会智库立足于基础性研究，但更加注重结合现实情况，提出思路性建议和行动性方案。社会智库既立足短期，又着眼长远；不是简单的就问题谈问题，而是紧密结合宏观背景，提出务实的解决问题方案。
智库不是政策决策的“诠释者”，而是“建设者”
中国经济时报：你怎样看待智库的独立性？如何保持社会智库的独立性？
迟福林：智库的价值源于研究的客观性、前瞻性和专业性，智库不是政策决策的“诠释者”，也不是“批判者”，而是在客观、前瞻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战略和政策性建议的“建设者”和“推动者”。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就需要经费管理相对独立、人事管理相对独立。因此，发展社会智库更需要解放思想，大胆采取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新体制。政府和社会智库有互补的关系，智库的独立性重在研究过程的独立。
第一，支持社会智库建立多元化经费的渠道。推进社会智库发展，重要的是打破体制内、体制外的不公平待遇，促进社会智库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第二，实行鼓励社会智库发展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如扩大社会智库业务税收减免范围，现在体制内外智库的政策不公平，社会智库不能同体制内智库一样，享受相应税收减免政策。
第三，创新人才管理体制。比如，解决社会智库人才的身份问题，推动党政机关与社会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解决社会智库人才比体制内人才退休待遇低、职称难以解决等问题。
以改革的办法创新社会智库的体制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结合中改院的实践，你认为建设一流社会智库的核心是什么？还需要哪些相关的配套支持？
迟福林：我国社会智库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起步，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一定进展，但总体看发展还比较滞后。突出表现在：数量较少，目前仅占智库总数的5%；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国际知名度不高，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资金、人才短缺；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从中改院的实践看，加强中国特色社会智库建设，建设一流社会智库，重在以改革的办法创新社会智库的体制机制。
中改院建院23年，一直坚持实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经费独立、人事独立，实行全员岗位聘任制，以确保改革政策研究的客观性；坚持实行“小机构、大网络”的体制机制，既避免了过多养人，又形成了囊括一批资深改革研究专家的“大网络”，弥补了人才资源的不足；坚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
社会智库发展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智库的关系，形成有利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体制制度环境。《意见》提出“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对此，从社会智库发展的迫切需求出发，建议选择一些具备良好基础的社会智库，纳入国家规划建设的高端智库试点；尽快研究制定《公益法人法》，赋予社会智库公益法人地位，逐步建立政府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发展的法治框架；研究制定对社会智库多层次的支持办法，完善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社会智库建设；为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比如，尽快建立对社会智库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使社会智库及时获取政府信息；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把社会智库作为政府政策第三方评估的重要参与者；完善社会智库研究成果的“上达”机制和决策层的“兼听”机制，将社会智库建言献策的渠道制度化和正规化，实现社会智库与政策决策层沟通的常态化。
智库的自我定位和内在创新能力，根本上决定了其思想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社会智库是以公益性为导向、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思想产品和决策咨询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从中改院23年的实践看，社会智库自身发展要坚持以公益性为导向。
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对农村土地承包期限问题有激烈争论。中改院经过大量田野调查向中央提交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建议被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直接采用；2003年SARS危机后中改院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惠及13亿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一揽子”政策建议，受到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2013年提交的“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30条建议）”，被用作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参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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