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方明是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智库”无疑是2014年中国公共政策领域的热词之一，而且今年仍将继续保持热度。在刚闭幕的中国全国“两会”上，智库再次进入两会主要报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积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重视发挥智库作用”，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进智库建设，努力研究和回答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可预言，2015年将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又一个丰收之年。
智库，英文称“Think tank”，属于舶来品，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但中国人对智库的功能其实并不陌生，中国很早就有谋士、幕僚、师爷，如战国时期苏秦、三国时期诸葛亮，只是他们一直以个体户的形式存在，智库好比是组织态的谋士，他们的区别是个体户与组织态的区别。智库一词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这一点似乎还没有人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智库在中国形成热点，不过是近几年的事，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智库发展出现了井喷。
这既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明显也因为高层的有力推动，特别是十八大后最高决策层高度重视并切实推进。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表示：“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
最高决策层之所以高度重视并切实推进智库建设，原因可能也在于“礼失求诸野”，最高决策层希望激活百家争鸣的思想市场，不仅以竞争提高政策和理论的生产效率和品质，同时也更好地引进民间和社会智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时，习近平还提到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发挥社会智库的作用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式。
按某些机构的说法，中国目前已是智库大国。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教授领衔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可能算当前国际上最有权威的智库研究文件，每年初都发布年度报告。今年初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指出，目前全球智库总数达到6681家智，其中美国1830家，世界老大；中国429家，世界第二。不排除这里面存在水分，笔者前不久曾发表文章《中国智库发展不能大跃进》，试着对智库作了一个定义并归纳为四性：公共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创新性。根据四性标准，咨询机构、评估机构或由它们翻牌而来的机构不能称智库，因为它们不符合公共性和非营利性；党政系统的政策研究部门及其附属或延伸机构也不能称智库，因为它们不符合相对独立性的要求；大学里纯学术研究机构也不属于智库，因为它们并不直接研究公共政策，成果也不直接为公共政策服务。社会智库或者说非官方智库更接近于真正的智库，至少在西方世界，智库基本上都是社会智库。
更重要的是，就智库的品质和影响力而言，中国仍远远落后一大截。在麦甘教授领衔发布的全球智库排行榜上，被认为最强的中国智库也仅仅排名第27位。中国真正要成为与中国人口与综合实力相匹配的智库大国，乃至也通过智库实现软实力崛起，智库发展尤其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党政机构要加大向智库特别是社会智库购买服务的力度。智库原本就是研究公共政策的，最主要的客户就是党政机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政府不购买智库的服务，在相当程度上，智库的发展就断了源头活水。令人高兴的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尽量采用购买服务方式，第三方可提供的事务性管理服务交给市场或社会去办。”
二是政府和社会应该为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的生存和发展创造环境，不仅要简化智库的注册手续，取消挂靠或指导单位；而且也应该为智库提供现实支持，创造条件鼓励企业与个人向智库尤其社会智库捐资，比如向社会智库捐资享受一定的减免税待遇。官方智库一般都有自己的财源，而且一般也不缺服务项目。真正艰难的是社会智库，由于当前社会风气欠佳，财税政策也不完善，有钱的个人和企业宁愿搞无意义的奢侈消费，也不愿把钱捐给智库。
三是社会智库必须强化自身建设，在政策和理论研发上多出创新性成果。这是智库生产力的主要表现，也是智库影响力的重要载体。事实上，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研究部门，有的还专门另设研究机构。对社会智库而言，尤其需要以创新性成果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中国智库在世界上形成影响力，乃至为国家软实力崛起作出贡献，更需要在基础理论研发上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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