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自提出以来已得到多方积极响应。过去一年多来，笔者带领的一个课题组在中亚、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欧、欧盟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同时也对国内沿海、沿边主要口岸城市和产业基地做了考察，结果发现“一带一路”虽然前途无量，但也存在超乎想象的障碍。比如：
情感障碍 历史文化是遗产，也是包袱。课题组沿张骞、玄奘、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人走过的陆上丝绸之路一路走来，发现沿途史籍对丝路历史的记载失真颇多。在丝路沿途国家，蒙古铁骑“比辖而屠”的传说妇孺皆知，而对中国在葱岭以西的文化贡献，记载却寥寥无几；赞美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的书籍没有一本，但质疑的倒不少。我们不可想当然地认为“一带一路”“己所欲”，便可简单地“施于人”，要下大力气还原“丝绸之路”真实历史，宣传“一带一路”的和平本质。
沟通障碍 “一带一路”涵盖人口数十亿，文化差异性不可低估。丝绸之路族群繁多，百教交错。沿带沿路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华夏儒道罕有存迹。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不问文化差异和宗教禁忌，中国文化传播也不是几百亿基金就能一蹴而就，而是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心。
道路障碍 陆上丝路有北、中、南三条主路，途径地带多雪山峻岭、戈壁沙漠。目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效率低、不作为甚至存在贪腐行为，这些都严重阻碍丝绸之路复兴。“海上丝路”重在港口设施，但基础设施远非一般企业所能承受，而商业银行一般又难以承担风险，因此较难的路段可能会成为长久“瓶颈”。这些问题需要通过顶层外交、高层对话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定逐一解决。
制度障碍 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站住容易站稳难”。在治理制度层面，中企与“一带一路”多数国家最易冲突的是环境壁垒和社会责任壁垒，被抵制甚至驱赶的主要原因是所谓“污染”“人权”等问题。制度建设的国际化本来就是中企一大短板，而许多企业没有问清规则就踏上了“一带一路”，结果是签约容易获益难。
人为障碍 “三股势力”、境外恐怖分子对油气管线和交通干线等的破坏威胁不容小觑。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也使“一带一路”相关协议的落实过程屡遭波折。另外，当今世界诸大国都是“一带一路”的利益攸关方。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它们虽未公开反对，但私下里却在问中国人：你们想做什么？如果不能协调各利益攸关方的立场，它们的搅局能力不可不察。
国内障碍 目前国内有不少于30个城市宣布自己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各省都希望争政策、抓资源、占先机，以便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和增长动力。而跨地域、跨部门的全国“一带一路”协调机构尚未明朗。国家援外机制和贸易投资机制之协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公平竞争都有待进一步依法治理；国际化人才之培训也未跟进；海外投资保障保险机制、境外争端解决能力、海外护商力量暂时显然不能为“一带一路”漫长而脆弱的线路保驾护航。
“一带一路”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而提出的伟大战略，中国未来数十年的改革开放都将围绕这一战略布局展开。列出以上这些“障碍”，并非是对“一带一路”失去信心，相反，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再难也要推进。提前把问题弄清，把工作做细，才能有的放矢、排除万难。（本文最初发表于《环球时报》，原题为《“一带一路”障碍多但必须推》，作者是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纪为民、孙国强、舒成武、田斌、张冀兵等对本课题调研亦有突出贡献）
延伸阅读
何茂春：“一带一路”开启
中国开放3.0
“一带一路”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三个大的阶段的开端，命系中国未来十年。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WTO问题专家何茂春认为，“丝绸之路战略意义堪比入世”。过去的30年里，他走遍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专注研究世界贸易，他认为“习总书记说我们要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受已经形成的普遍的规则”。
“各方面都需要走出去”
梁为:在中国的“一带一路”之前，日本就曾提出丝绸之路外交带，美国也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一带一路”与它们相比有何异同？
何茂春:日本提出丝绸之路外交始于1997年，初衷是保障能源来源的多元化。美国，则先有1999年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2005年的大中亚计划，2011年又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不过都由于金融危机而后继乏力。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和它们有重叠的地方，但范围更广，是涉及东南亚、中亚、西亚、北非的区域合作大联盟。辐射人口数十亿，横跨几大洲。中国的推动，是按照各个国家和区域的实际发展情况以及中国现实的可能性，来建立双边或者是多边的自由贸易和区域合作的构想，并且中国尊重每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求同存异，并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梁为:在这种国际竞争和合作的坐标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和挑战在哪里？
何茂春:全面区域合作，将有利于中国的“走出去”和经济安全。我们与更多国家展开从生产领域到商业贸易领域、金融技术等方面的合作，这有利于我们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倒逼国内的改革，经济、法制，同时会带来文化与思想的革新。
从挑战来看，第一，我们自身的国际化、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在走出去方面还缺乏经验；第二，相当多的其他经济体有自己的国际发展计划，与我国“一带一路”接轨还要很长时间；第三，不同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解与接受度也不同，有的国家积极，有的国家相对冷淡，障碍仍然很多。
梁为:你曾说“一带一路”战略意义堪比当年加入WTO，为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会不会对现有世界的普遍贸易规则带来颠覆性影响？
何茂春:我将中国对外开放经济改革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后；二是加入世贸后；三是这次的“一带一路”战略后。“一带一路”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三个大的阶段的开端，命系中国未来十年。
在这第三阶段的开端，中国刚好发生这样一个转折，就是中国现在的资本输出规模已经接近或是超出了我们引资的规模。中国而今是一个从资本到产能到人才各方面都需要走出去的国家。这是成为大国的必经之路，意义堪比入世。
但我认为，我们并不是去改变甚至颠覆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或国际体系。习总书记不久前说我们要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受已经形成的普遍的规则。当然，我们可以去帮助这个现有体系在发展中完善，同时有一点自己的创新。
自贸区是“一带一路”的先锋
梁为:林毅夫教授曾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对此提法你怎么看？
何茂春:林教授的这个比喻很生动、形象，也非常有趣。马歇尔计划的当时，欧洲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马歇尔计划给欧洲注入活力，扶持了欧洲，也帮助了美国自己。如今，中国有相当的能力帮助“一带一路”上的相关国家建立互联互通的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为其经济的发展带去新的活力，同时帮助中国自己，另外从金融角度来讲，中国将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这就是比较典型的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方案。
只不过，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无法与当时的美国相比。另外，我们的“一带一路”是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对某一个地区的援助。
梁为:“一带一路”的内在需求是什么？
何茂春:如前面所说，中国现在的资本输出规模将超出引资规模，我们将走入一个资本输出的时代。这种走出去，将倒逼国内的改革，从更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到法治观念的改革，到产能转移、产业升级，到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水平、人才培养等。“一带一路”是由我们的内在需求来推动的，它就是一场深入的改革。
梁为:倒逼之下，国内改革将会有哪些立竿见影的作用？同时，会有哪些长期的作用？
何茂春:立竿见影的作用，无论是依法治国、经济民主、环境保护，还是保障民众权益、政府的透明度等方面，马上将促进我们的改革。法制方面，产业政策、相关产业法律、贸易法律等不合理的地方很快就会得到调整，立法很快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另外，当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后，企业治理水平、观念、人才能力都将显现出我们的某些优势和某些不足。
从长期来讲，中国会走向全面依法治国，建立民主与法制的国家，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梁为:中国的自贸区建设在加速，上海、天津、福建、广东自贸区已落地，都被认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相关，自贸区与丝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何茂春:几个自贸区的落地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组成部分。自贸区是改革实验区，为下一步改革提供经验，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先锋。天津靠近北京，北方的制造业、创新产业有着明显的优势，京津一体化会带动北京的技术、新技术，文化创意文化产业，这方面肯定是天津的优势与定位。上海连带江浙民营经济，在金融服务、高端制造业方面拥有优势。天津、上海，更多的是面向欧美及东亚。广东的优势就是货物贸易、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面向的更多是东南亚。它们的特点没有明显的差异，正好是带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这三个中国经济龙头。
“一带一路”将助中国文化影响世界
梁为:过去30年，你从“北、中、南”三线路走访过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也走访过海上丝绸之路。以你的观察，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和期望是怎样的，对“一带一路”的接受度如何？
何茂春:各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比较复杂。中国和平崛起，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没有明确反对中国崛起的。当然，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一些国家存在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也带有期望，希望中国能够真正地复苏世界经济，也希望中国能够遵守已经形成的关于价值和规则的共识，希望崛起的中国能帮助各个国家建立一个更符合未来的互联互通自由流畅的发展模式。
李总理访问的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他们盼望互联互通的基金能够直接让他们受益，也希望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更加畅通的铁路公路和机场等设施。有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希望我们能帮他们先把港口建起来，有的国家非常具体地跟我们谈如何把“一带一路”建好，有的国家更是希望能跟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
梁为:不仅是经济，还有政治、文化的意义。你觉得“一带一路”对周边或者世界文化的走向会不会有影响？
何茂春:“一带一路”的规划首先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中国历来就有以利制利、厚往薄来、宣道扬德的外交思想，所以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复兴”。过去的几千年当中，我们差不多有一千多年是世界经济老大。但以前我们没有主导过世界的发展，没有真正地融入全球化，没有全球的思维，我们的天下观还停留在东亚。所以这次要我们以更高的境界、更宽广的胸怀来丰富我们的文化。这样，“一带一路”也有利于中国文化真正地走向世界。
全世界现在最普世的是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我们的文化的内涵和文明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如今，我们必须真正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创新，也要改革，“一带一路”对于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创新的机遇。当然，世界文化也将会因为中国文化的融入而带来新的活力。我认为，中华文化中仁义、和谐、大同等价值观，有可能对未来全球化产生主导影响的新文化。
梁为:你的履历中有广东的一页，能否具体谈谈“一带一路”对于广东意味着什么？
何茂春:广东是我的第二故乡。建设丝绸之路对于广东来说，应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广东在中国有史记载的两千多年中，从未间断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在中国几乎排外到极致的时代，例如晚清和“文革”，广东还有十三行和广交会。广东的优势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它的外贸经济规模、制造业规模，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人文交流，都是无可替代的，广东也应发挥更多作用。
但和香港一样，广东的传统优势也在日益减少，主要原因是创新虽快，但竞争对手创新更快。广东应该做些什么？首先是，政府要作为，出台相关政策，如建立丝路基金，鼓励一些企业走出去，把自贸区建设好，简政放权，放松管制，提高政府的透明度提高政府服务的水平。加大人才培养、培训力度，以缩小与京津、长三角的差距。广东的行业协会、商会要发挥更大的组织和调节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的作用；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广东的企业应该开放度更高，不能局限于低端制造，要提高自己的核心创造力，提高国际化的水平和国际市场的拓展能力。 何茂春 （本文最初发表于《时代周报》，不代表清华大学世界和平论坛的观点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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