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玲系中国银行前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在2014 年G20 布里斯班峰闭幕式上，习主席表示:“中方有信心当好2016年G20 峰会主席国及2015 年-2017 年三驾马车成员，同各方一起把G20 机制维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三驾马车是上届主席国、本届主席国和下届主席国之间紧密衔接的习惯叫法，并在2011 年11 月G20 戛纳峰会公报中得以规范:“我们决定将主办国和前后届主办国三驾马车的组织形式正式化。”因此，G20 峰会拟任主席国的工作就要正式地延续三年，简单说，就是今年筹备、明年执行、后年督促。中国做G20 主席国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大事。尽早开始筹备工作，广泛征集各方意见，引领大家反映“愿望”的讨论，并将共识呈送给G20，就有机会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反映在G20 议程中。2016 年主席国会议筹备工作已经在相关部门机构有序展开，全世界翘首以待，有献计献策的，有搭顺风车的，也许还有看热闹等着挑刺的，更多的还是积极发声，意图争取更多话语权的。总之G20 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对峰会主席国来说，准备越充分越能实现更多“愿望”。
一、G20 主席国及峰会的特殊性
我国曾经成功举办过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型活动，以及APEC 等一些重大国际会议，受到全世界的好评和称赞，但这次作为2016 年G20 主席国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这是中国首次领导世界治理的机会，是中国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时刻。由于G20 是新生事物，正在发展完善中，大家都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必须认真研究 、对比，制定可行的计划，为G20 改革创新创造前提。
( 一) G20 与APEC 的区别
峰会筹备工作是艰巨的，主要是软实力的较量，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经验。从剖析G20 峰会的独特之处入手，是峰会筹备的基础和前提。以我们成功举办的APEC 为例，与G20 就有很大的不同:
一是成员国情况不同。APEC成员国均属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关联度高，重大利益关切的焦点比较集中，较易达成会议主题的共识。而G20 成员国遍布世界各洲，既有号称“富人俱乐部”的G7，又有代表新兴经济体的“金砖国家”，也有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发达程度较高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这些国家分布在五大洲，历史发展轨迹、文化传统、现实发展水平、价值取向等差异巨大，对全球焦点的认识，难以重合，要想达成议题优先选项的共识，实属不易！
二是组织形式不同。G20 是轮值形式，没有集团事务的常设机构，每届主办国，只能设立临时秘书处或任命会议官带领的临时工作班子来协调集团事务和会议组织安排。成立20 多年的APEC 已构建了包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委员会和3 个政策级专家组、10 个专业工作组在内的5 个层次的工作机构，还有工商咨询理事会和CEO 峰会, 以及设在新加坡的常设秘书处，形成了完善的运作机制。每届会议的议题由秘书处协调各有关机构研究确定，主办国在议题方面其实是协办角色。
三是会议筹备的难易程度不同。APEC 是纯官方会议，会议议题由秘书处协调各有关机构研究确定，大大减轻了主办国的压力，民间组织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对会议议题和议程基本没有影响。而G20 主办国要主导会议主题和议程的设计，需要协调G20 所有成员国不同层次、不同利益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意见。G20 拥有众多民间组织参与其中，都在活动发声，表达各自的诉求。主办国的主导意识，只有在主动发声、统一思想、去除杂音的过程中才能成为共识。因此，这两种会议，主办国的操控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G20 与APEC 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筹备工作的难度必然也是相差甚远的。清醒地认识到峰会筹备工作的艰巨性，认真踏实地做好峰会筹备工作是峰会成功的保证。
( 二) 拟任主席国面对复杂挑战
峰会筹备工作是复杂的，还因为世界治理机制正处于转型期。原有机制遇到危机时，为寻求帮助而请进新的动力，新进入者不能只做贡献，也要求话语权。各种矛盾交叉冲突，各种利益对抗融合，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把这些难题摆平，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其实，细想起来，G20 本身就是矛盾重重的。
根据G20 在1999 年诞生时发表的第一份公报对G20 的定位是：“G20 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一种非正式对话机制”。所以，它与属于同一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正式国际机构不同，是一种非正式国际机制。正是因为G20 这种非正式性质，曾一度被称为“扯皮机构”。但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它升格为首脑峰会后，G20 承担了应对金融危机和世界治理的重任，与初期赋予的定位十分不协调。秘书处常设机构问题、议题集中设置问题，与现行运作机制和运作方式多有不便，但在是否改革上一直争议不断。在机制架构方面，目前G20 已经形成了“首脑峰会——协调人( 亦称首脑联系人) 会议——部长级会议——工作组会议”这样的梯形结构，但在实际运作中，还是首脑峰会层面承担了过于集中的责任。这种状况，对于提高峰会的质量是很不利的。在现有机制下，只能进一步发挥峰会事务协调人作为首脑参加G20 机制的“全权代理人”的作用，在峰会筹备工作中召开更多的峰会协调人会议，将峰会议题议程前移，应该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权宜之计吧。在部长级会议层面，显然是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居于领头羊的地位。随着G20 视野的拓展，劳工、贸易、环境、能源等部门的议题就会频繁地出现，相应的部长会议的定时召开也会呈现常态化。
在保持与非成员国的良好互动，增加非成员国参与G20 进程方面，峰会实行了“邀请国方法”，即主席国有权邀请5 个左右的非成员国出席G20 峰会，受邀对象包括永久受邀国西班牙、东盟主席国、两个非洲国家等，以此扩大峰会的代表面，也进一步提升了G20 机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2010 年6 月，在加拿大召开的G20 多伦多峰会，是G20 被确认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后的首次峰会，从此G20 的使命有所变化。正当关注G20 的热心人们期盼着G20 的定位也能随之出现一些改革变化时，2011 年11 月在法国戛纳召开的G20 峰会却重申：“我们同意G20 应继续作为一个非正式的集团存在。”看来，解决G20 机制和使命的这一矛盾，仍然任重道远。
( 三) G20 峰会筹备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G20 是个巨大的网络，为了解决诸多世界性的难题，G20 必须与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最主要的机构保持紧密的联系，进行互信的合作，助推G20 加速运行，这也是峰会筹备工作的职责所在。
G20 正式成员国虽然只有20 个，加上受邀参与峰会的非成员国，在全球的占比并不高。可其GDP 总量却达到全球的90%，贸易额( 包括欧盟内部贸易) 占全球的80%，人口占世界的70%，其影响力之大不言而喻。因此，从发展大势来说，G20 的动态就是全球的动态，G20 的走向就是全球的走向。G20 肩负的这种历史重任，使得它虽然现在只是非正式机构，却分分秒秒都在与世界级的各种主要治理机构休戚相关，很自然地成为了全球治理网络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均积极参与峰会筹办，为峰会提供金融、经济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G20影响最大。关于经济问题，G20 还必须与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多边开发银行合作。关于就业问题，需要与国际劳工组织联手。粮食安全问题，须依赖粮农组织。能源安全问题，必须借助国际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加强金融监管，还需要国际反洗钱组织出力。国际商务方面，国际商会的鼎力支持，堪称典范。至于以论坛形式聚集的、来自各成员国的为数众多的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极大地扩展了G20 峰会的网络履盖面。由此可见，G20 峰会是货真价实的世界经济峰会。只有世界主要治理机构通力合作，才能保证峰会的质量。此前的峰会公报中，往往有感谢这些国际组织机构的表述，概源于此。所以说，G20 峰会筹备工作，从开始阶段就必须超越20 个成员国围，把有关的世界主要治理机构纳入议程，才能更好地反映出G20 峰会的全貌。
二、G20 主席国土耳其的计划安排及工作进展
2015 年土耳其G20 主席国的任期已过去四个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发布了很多工作策略和各项行动计划，并在有序地按进度要求推进。3 月18 日，在国际商会（ICC）B20 咨询会上，土耳其驻新加坡大使H.E.AkkiTaner Seben 在主旨演讲中透露，在接任主席国之前，土耳其就清楚地表明将不仅仅关注金融问题。土耳其将代表各方的声音，倡导更包容的治理，让更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发表言论；土耳其将关注新兴市，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土耳其将不仅仅关注地缘政治等相关的问题解决，还会着手应对全球传染病、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问题。
作为G20 主席国，土耳其提出了三个优先事项：实践（implementation）、包容（inclusiveness）、投资（investment），被称为“三个I”。通过这三个目标，让经济繁荣与增长的好处惠及各行各业。其中，实践是将G20 的共同承诺、承担转化为行动，是提升G20 公信力的重中之重。包容，指在经济增长的背后，存在着社会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这是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源头。在许多国家，包括经合组织国家(OECD)，这种不平等愈演愈烈，目前已经达到30 年来的最高水平。国与国之间的包容性也同样重要。作为主席国，土耳其强调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并传递这样一个信号——G20 比以往更加关注他们，让G20 目标惠及全球经济。投资，是确保支持基础设施，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设施的建设。2030年，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将达到70万亿美元。这不能仅仅依靠公共部门，还要改善投资环境，让私营企业树立起投资长期项目的信心。除去这些优先事项，在土耳其就任主席国期间，能源问题也是一个重要议程，将召开能源会议，这也是G20 史上的第一次。作为主席国，土耳其开启了两大新的工作内容，其一是让人人享有能源，尤其关注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二是加大可持续能源的使用。
土耳其主席国在官方层面，设计安排了超过17 场会议( 有的已经开完)，包括4 场部长级和央行行长会议、谈判代表会议和6 场副财长和副行长会议。任期结束之际，将于2015 年11 月15 日至16 日召开G20 安塔利亚领导人峰会。大使发言中还强调了，发展贸易是G20 的一个重要责任。土耳其要与各成员国密切合作，努力将它们的想法融入到议程之中，一起实现各方的共同目标。
三、G20 最好的非政府组织(NGO) 合作伙伴
去年G20 主席国，澳大利亚总理Tony Abbott 在G20 布里斯班峰会闭幕式记者招待会上特别提到:“我认为正是与B20 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得本次G20 峰会如此成功”(I think it`s that partnership with the B20 which helped to make this G20 asuccess)。G20 布里斯班峰会公报中，第一个感谢的非政府组织也是B20。为什么？
( 一) B20 的背后是国际商会(ICC)
百年来国际商会(ICC) 一直是全球政策领域的专家，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全球商界的代言人。ICC 与各国际集团的合作，可追溯到上世纪90 年代初期。ICC向G7/G8 提交经过筛选的商界优先事项，每年ICC 的主席都会与G7/G8 主办国家首脑会面，提交从ICC政策工作中提炼出来的商界优先项。G20自1998年成立以来，特别是2001 年多伦多会议后，二者互动更加频繁。2009 年Golden Brown 首相在G20 伦敦峰会前会见了ICC 代表，听取了ICC 提出的商业优先项。2010 年在韩国总统的推动下，第一届B20峰会得以同G20首尔首脑峰会接连召开，在B20峰会上，商界领袖得以同政府首脑进行交流。ICC 受邀为12 个B20 工作组提供政策建议，呈送G20 首脑决策。首尔峰会使得B20 流程得以规范和确立。各主办国也意识到商界对G20 的重要意义及建立B20 这一平台的重要性。2011 年G20 戛纳峰会前，ICC 成立了由CEO 组成的ICC-G20 咨询组，专门向G20 领袖提出优先议题。让我们看一下ICC 董事会批准的G20-CEO 咨询组2015 年的工作重点，ICC 与G20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ICC 董事会授权: 提供一个CEO 领导的平台，执行ICC 政策工作，不断通过G20 实现国际商界的优先事项。2015 年的工作重点：
——重检全球商业政策；
——向G20 提出全球商业诉求；
——调查得出全球商务在G20 的优先事项；
——提出ICC 政策报告，包括G20 评分记分卡；
——通过CEO 层面与G20 领袖、会议官、部长进行交流；
——保证B20 对G20 的影响力，加强ICC 作为世界商界的独立代表机构，参与G20 和土耳其2015 年11 月安塔利亚峰会。
ICC 作为G20 战略伙伴角色还表现在其开发的一系列特色产品上，包括向G20 财长提出政策说明，及对G20 具体议程发表评论，如对利润转移问题、OECD 税收等问题发表的评论，并且推出三大特色产品。其一是关于商业政策优先的ICC 全球调研（Global Survey of Business Policy Priorities）；其二是市场开放度指数（Open Market Index），即通过一系列投资开放性指标来衡量经济体的开放程度；最后一个是ICC 商业评分记分卡（ICC Business Score Card），这个产品是与G20合作推出的。通过它来记录G20 对B20 提出的商业建议的执行情况，现在已做到第四版( 四年了)。ICC 最大的贡献是整合全球商界、企业界的力量，形成统一的商界建议提交给G2O，只有达成一致，才能发挥合力。
( 二) B20 的品牌效应
B20 影响力不断提高。2012 年B20 洛斯卡沃斯峰会上，ICC 时任秘书长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B20 贸易和投资工作组成员(ICC 专家) 和ICC 董事会成员同土耳其总理Erdogan 会面，与G20 首脑们一同探讨关于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建议。2013 年峰会的主题就是"B20 一G20 携手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由于这一年的B20 峰会早于G20 圣彼得堡领导人峰会，接受G20 主席国邀请，ICC 代表团参加了主席国为包括社会各方代表的特别安排，会上B20 代表向G20 首脑呈现了ICC的商界建议。
2014 年7 月在悉尼召开的B20 峰会是ICC 第五次以战略合作伙伴参与到B20进程。G20 会议期间，ICC 主席和成员一同向G20 领袖转达了ICC 和B20 的观点。B20 发挥的作用，一是推动G20 进程的延续性；二是代表的企业界比G20 范围更大。ICC 主席Harold McGraw 认为ICC 对B20/G20 的作用就是，提供从一个主办国到另一个主办国之间的连续性，从而使每一届会议不用从头开始，可以拥有更好的基础。
2015 年B20 被认为是最好的一届，因为B20 主席Mr.Rifat Hisarciklioglu 是ICC 执行理事，在整合ICC 政策制定能力和B20 架构方面更得心应手。Mr.RifatHisacikioglu 在演讲中承诺，将尽最大努力扮演好B20 主席。他把B20 对于峰会的作用和工作原则，简洁而系统地归纳为: 我们面临很多全球的问题，只有通过G20 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协调才能解决。B20 也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商务人士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心，需要面对这些经济问题。加强政府和商界的合作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商界的贡献，G20 的行动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土耳其B20 和政府密切合作，我们的工作建立在三个原则之上，即连续性、连通性和包容性。他说的连续性原则是指，以延续往届会议为基础，不能每年都从零开始。ICC 团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为各主席国之间搭建桥梁，做出了很大贡献。第二个原则连通性，是指加强G20 成员国之间的联系，消除国家间的差异，以符合ICC 的和平使命。第三个原则包容性，指B20 要向每个人开放，只要他想为商界的发展贡献力量，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中小企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至关重要。
今年土耳其B20 建立了中小企业和企业家工作组。针对全球的中小企业推出一项更长期的议程，已经列为土耳其作为G20 主席国的任务之一。这一全新的机构名称为世界中小企业论坛World SME Forum (WSF)。ICC 董事会对此论坛做了决议，“授权土耳其商会TOBB 作为执行主席，发起建立全球的中小企业论坛(WSF )。ICC 将作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参加论坛及一切活动，授权期限至下次世界商会(WC)大会”。
土耳其成立了六个工作组，其中贸易、基础设施和投资、融资和就业是ICC和B20 的保留节目，所以也是联合工作组。新成立的两个是反腐败工作组和中小企业和企业家工作组。为了倾听各方的声音，在每个工作组安排了一位土耳其和一位土耳其之外的联席主席制度。工作组在四月和六月分别与IMF 和WB 在华盛顿，与OECD 在巴黎召开共同工作组会议。通过相同工作组对重要观点的交流、磨合，会使B20 的观点更全面，更有代表性，也就更有话语权。
土耳其 B20 任期内还在全球范围内安排了一系列咨询论坛，特别强调今年10 月，还计划召开数字化咨询会，因为直到现在，G20 公报都未涉及因特网话题，尤其是在新兴国家，他们并没有被充分地代表，我们想改善这一点。召开这些论坛的好处在于: 其一，扩大G20 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参与，使他们得到更好的关注;其二，听取非G20 国家企业的意见，他们也是伙伴，应更多听取彼此的想法，以利于减少磨擦，达成共识。B20 的G20 事务在ICC 的指导下，己形成了很多规范的行动，并产生了示范效应。
四、官民同办是峰会筹备的关键
(一)以官方为主，发挥公共外交的巨大威力，是历次G20峰会筹办的传统做法。
G20 峰会议题关乎世界各国民众的福祉，必然引起各层面的广大民众对自己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表达方式和表达结果的高度关切。由于G20 峰会遵循“一致同意规则”，峰会讨论的议题非经成员国一致同意不能通过。民众的各种各样的诉求就积极地通过不同的管道涌进峰会筹备的工作日程。实质上，这就是以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为代表的公共外交介入G20 峰会筹备事务的最根本的动因。活跃在不同层面, 不同领域的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代表了各不相同的各类民众的利益，并运用自己的参与和发声，明确表达其所代表的民众的意愿，力图影响峰会议题和议程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每届峰会筹备过程中，会有那么多不请自来的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踊跃参与。另一方面，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围绕着G20 峰会筹备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越全面、越活跃，对峰会的推动、促进和鞭策就越给力。因此，公共外交的积极参与，非但不会给峰会筹备添麻烦，反而给峰会筹备加油打气。这也就是历届峰会筹备虽然以官方为主，却必须发挥公共外交的巨大威力的关键所在。
( 二) 官方主办与公共外交配合的相互促进效应不可或缺。
G20 峰会筹备工作以官方为主，就是说整个筹备工作以官方的四层会议为主干线展开，国家的外交机构牵头，相关机构协作，共同推动四层会议成功召开，达到预期的成效。这四层会议就是最高层的峰会，次一层的协调人( 首脑联系人)会议，再次一级的部长级会议，和底层的工作组会议。峰会居于最高层，在时间上是最后召开，下面各层级的官方会议都是为保证峰会成功召开进行的。次一级的协调人会议，是各成员国首脑全权代理人会议，代表各自国家的首脑会商峰会事宜，是峰会筹备阶段的最高级会议，具有正式峰会前移的功效。部长级会议是峰会筹备阶段责任最重、压力最大的实务性会议。也就是说，峰会召开的主要的非事务性要素，诸如峰会议题、议案、议程的选定，行动计划的筹谋等，均需部长级会议商定。工作组会议是部长级会议的基础和前提。工作组会议按专项或专业分工，面向本组业务范围内和相关领域的政府部门及非政府机构、民间组织，进行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了解各有关方的不同诉求，形成各种备选议题、议案，并附以相应的处置意见，上报部长级会议。相比官方主办的纵轴上的主干线活动，积极配合的公共外交活动则主要是在横轴上的外围进行。近年来，峰会的公共外交活动主要参与者是与G20 相对应的B20、L20、Y20、T20、W20 等一系列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本文二、三部分已介绍了ICC 和B20，其它组织也效仿B20的做法，但目前只是采取论坛的方式，与相应的官方机构对话来表达诉求，以影响峰会价值取向和议程设置，力求将自己的诉求作为G20 的优先选项。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是独立进行的，其研究成果及代表的诉求，也是排除外在干扰的，具有更大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就足以为官方主办活动难免的主观性拾遗补缺。因此，官方主办与公共外交积极配合，是分则两弊、合则两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五、对策建议
在2016 年G20 杭州峰会筹备过程中，调动公共外交的积极性，使其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还十分广阔。为了更好地筹办杭州峰会，从现在开始，就应认真扫除影响公共外交的障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特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以官民结合的方式，妥善解决中国式“半官方机构”的难题，以更方便与G20 相应组织接轨。由于我国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不够发达，缺乏与国外同类组织的沟通和交流，在遇到有此种沟通与交流的需要时，就会派与对方性质相近或相关的“群众组织”机构出面。此次峰会筹备中，考虑到国外类型众多的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在峰会筹备阶段必然开展的强大的公共外交攻势，我们会习惯性地由相应的“群众组织”机构对口交流，如：B20——商会，L20——工会，W20——妇联，Y20——共青团等。但是，即使不明说，谁都知道这些单位既不是非政府机构，也不是民间组织，说得再谦虚，至少算是“半官方机构”吧。这是中国的特色之一。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公共外交活动，建议规定这些半官方机构，必须与本领域内的不少于3 个的有代表性的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组成专题工作组，与相应的G20 机构对接。这样做，便于理顺与外方的关系，易于会议上平等交流。即使会上出现比较激烈的观点对立和思想冲突，均可以很自然地参与争论，化解矛盾，引导双方趋向统一。从而，可以回避我们以官方面目出现，不为外方认同的尴尬，使公共外交论坛真正反映民意，切实成为民意表达的通道。
其二，围绕G20 主题的论坛种类繁多，数量惊人。为掌控效率、提高峰会质量，建议各类论坛一是合并" 同类项"，把相同或相近内容的论坛捏合在一起，如B20 就是商会出面，无论是中国组织的会议还是国外的相关会议，只有这一个对口组织参与，尽可能减少论坛数量。二是能提前召开的论坛尽量前移，避免峰会期间过于集中可能出现的冲击，也有利于论坛在充分交流基础上形成共识，推动峰会议题选项与公共外交质量提升。至于是否邀请相关组织机构的代表，在充分预热的基础上进行优先议题议案的筛选，可视情况而定。
其三，以" 推动经济外交" 的方式，改变会议支出一律国家统包的惯例。G20 是大外交，三驾马车期间需要召开的会议数目巨大，前所未有。我国素来就有召开国际会议，一切支出大包大揽，且往往上不封顶的陋习。2016 年G20 杭州峰会及其前后各有关会议，是我国主办的最重大的国际活动，应该革故鼎新，节俭办会，改变形象。按照习总指示，“推动经济外交”应该是我们筹备峰会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G20 布里斯班峰会周开幕招待会，中国建设银行就是赞助商之一。澳大利亚官方民间，首脑、代表，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的。建议：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做法，首先定一条规定：峰会支出绝不能由国家财政统包，该节俭的地方一定要节俭，能够拉赞助的，一定要大大方方地拉赞助。各种论坛，一般礼仪性招待等费用，都应在考虑范围之内。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为各种峰会拉赞助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广大企业界宣传峰会的过程，还是一个动员企业投身公共外交活动的过程。所以，拉赞助不仅可以开源节流，还可以扩大峰会和公共外交的宣传，提升二者的质量。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经济大国，一个影响力逐渐上升的大国，我们更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办好2016 年G20 杭州首脑峰会，是全球的重托，也是全国人民的期盼。中国有责任办好峰会，也有能力办好峰会。相信G20 杭州峰会一定是议题创新、目标振奋、成果丰硕、能够留下鲜明历史印痕的高水平峰会。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这种担当，这种胸怀。（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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