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节点，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随着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增长、转型、改革的高度融合是我国的突出特点。这就要求我们要立足“十三五”这个中期，有效化解短期经济矛盾，进而形成长期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总的来看，“十三五”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关键在于加快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改革，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新格局。在“十三五”规划中，要明确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目标，并推进相应的转型与改革。
一、中国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历史大趋势
从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看，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逐步取代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传统工业，不仅是一个经济体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客观趋势，也是一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必由之路。2015-2020年是我国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关键时期。在未来五年，我国能否牢牢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既关系到短期的经济增长，也将对中长期的公平可持续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
1、工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对13亿人的大国来说，实现“中国智造”，是工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总目标。在新的发展阶段，如果我国仍是世界工厂，还是以一般性的制造加工为主，即使经济总量做大了，也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不是经济强国。这就要求在“十三五”抓住转型升级的历史窗口，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在“十三五”期间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矛盾是现代服务业占比低，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太低。这是制约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有两个70%值得关注：一是服务业占比在70%左右；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到70%左右。相比之下，2014年，我国服务业占比只有48.2%，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就更低。为此，“十三五”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工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的全球化、信息化、服务化进程。
2、城镇化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
城镇化仍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一方面，我国正处在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爬坡过坎”的关口，“十三五”末期名义城镇化率至少要达到60%以上。但2014年名义城镇化率仅有54.8%，估计“十三五”期间名义城镇化率仍会以年均至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从人口城镇化角度看，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6%，与2012年世界人口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52%）仍有较大差距。这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十三五”新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我国已经将扩大内需、拉动消费作为发展的突出优势。我国新型城镇化将成为释放巨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扩大内需的重大历史使命。因此，“十三五”应当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重点是：让“农民工”退出历史，基本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历史；以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为重点，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这就要求至少要实现“三个统一”：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一的人口政策。力争到2020年在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3、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
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新阶段，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渐成主流。消费结构升级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总的来看，城乡居民的发展型消费不仅在规模上不断上升，而且在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也在稳步提高；第二，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预计到2020年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可能由目前的40%提高到40%-45%左右，部分发达地区可能达到50%-60%，逐步成为消费支出的主体；三是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人们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旅游休闲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正如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生存型消费阶段“一批一批消费者”的时代开始成为历史，服务型消费阶段“一个一个消费者”的时代开始到来。
消费结构升级蕴藏巨大消费潜力。根据麦肯锡2012年的研究报告，2011年我国医疗市场规模为3700亿美元，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1万亿美元，我国将成为全世界医疗市场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在城乡居民消费总量上，估计到2020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从2014年26.2万亿元提高到45-50万亿元，有望实现消费规模的倍增，由此成为经济增长重要的内生动力。
二、2020：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
总的来看，到2020年我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经济格局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十三五”应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牢牢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加快推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转型，不仅将为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还会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创造有利条件；如果不能科学谋划并实施好2015-2020这个“中期”，仍然坚持工业主导、投资主导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会失去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还会进一步加剧投资消费失衡、地方债、产能过剩等系统性矛盾和风险，对我国中长期发展带来重大隐患。对此，我们应当有客观、科学、清醒的估计。建议“十三五”规划中要把服务业发展作为约束性指标，到2020年实现服务业主导的新格局。
1、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
2014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48.2%，创历史新高。但这一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2000年70.1%的平均水平，与俄罗斯、南非和印度等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例如，2013年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服务业占比分别为57%、69.3%和60.3%，而南非服务业占比高达70%。
从近几年服务业发展情况看，“十三五”服务业年均增速保持在1.5个百分点左右是有可能的。预计2015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会超过50%，服务业就业占比将达到40%-45%，这是一个重要标志；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有可能到55%以上，基本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服务业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2、服务业实现两位数增长
从统计数据看，扣除价格因素后，2001-2013年我国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速达到10.6%。初步测算表明，未来几年服务业仍有可能保持年均实际增速10%左右的增长，这将为2020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5%以上奠定重要基础。
3、服务业规模有望实现再倍增
2008-2014年，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依然保持快速增长，从13.1万亿元提高到30.7万亿元，扩大了2.3倍，在规模上实现倍增。“十三五”期间如果服务业发展仍保持这个速度，或者略低一点，即年均增速达到8%-9%，估计到2020年服务业的规模将达到47.3-51.1万亿元。如果“十三五”能够进一步创新支持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服务业发展有望取得新突破，实现服务业规模的再倍增完全有可能。
4、服务贸易占比达到20%
入世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服务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719亿美元扩大到2014年的5396.4亿美元，增长了6.5倍。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6043.4亿美元，同比增长12.6%。但我国还不是一个服务贸易强国。比如，2013年美国服务贸易额为11323.1亿美元，是我国的2.1倍；2013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达到20%，而我国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仅为11.5%，低于全球平均水平8.5个百分点。
“十三五”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基本思路是以“一带一路”为总抓手：一方面顺应国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和国际服务贸易跨国转移加速的趋势，把握发展新机遇，逐步扩大服务贸易比重；另一方面加快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尤其是以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为重点推动制造业全球化布局，初步形成中国制造的全球产业链。
要实现这两大目标，需要把握服务业市场开放的主动权，服务贸易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如果服务贸易继续保持10%左右的速度增长，服务贸易总额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占外贸总额比重将达到20%。
三、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格局
牵动增长转型改革全局“十三五”走向服务业大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是衡量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准：不仅是实现7%左右中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改善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它不仅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而且也是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现实出路；它不仅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战略选择。
1、服务业主导与经济增长新常态
当前，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问题在于，主动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不仅是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尽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格局。目前，在国内制造业全面产能过剩、房地产等衰退性风险不断加大的大背景下，“十三五”经济增速能否稳定在6%-7%区间，年均增速保持在6.5%左右，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状况。过去10年，我国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经济增长0.43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如果服务业增加值继续保持10%左右的年均增长，将会带动GDP增长 4个百分点左右，再加上农业、工业的增长，这将为我国实现7%左右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2、服务业主导与扩大就业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尽管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就业市场并未跟随经济增速回落而出现较大波动。重要原因在于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达到38.5%，自2011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逐年增加，已成为最大的“就业稳定器”，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占比大多在70%-80%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表明，不仅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巨大，而且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潜力更大。在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来100多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十三五”随着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格局的形成，到2020服务业领域就业人员有望达到4亿人，占总就业人员的50%。
在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大量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必须依靠服务业的大发展，才能有效应对中长期的就业压力，逐步形成服务业吸纳新增就业的新格局。
3、服务业主导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全球产业发展的方式变革，互联网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互联网+”不仅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而且成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重要平台。依托“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涌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浪潮将持续涌现。当前，互联网已经开始全面融入金融、教育、旅游、健康等现代服务业。比如在线教育，即“互联网+教育”，是运用互联网思维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在线租车，即是“互联网+出租车”。这些新的业态给创新创业提供了巨大空间。“十三五”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不仅是形成新一轮创新创业潮的主要推动力，同时也将为打破阶层固化坚冰，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4、服务业主导与利益结构优化
加快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有助于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优化的新常态。一是发展服务业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报酬。2006-2012年期间我国各省服务业占比与劳动者报酬占比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7，服务业占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比将提升0.38个百分点。如果我国服务业占比在“十三五”能够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劳动者报酬有可能提高3.8个百分点，达到50%左右。这将扭转我国劳动者报酬不断下降的趋势，实质性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二是发展服务业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初步估算表明，第三产业占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就缩小0.014个百分点。“十三五”如果服务业占比提高10个点，城乡收入差距有望缩小0.14个百分点。三是发展服务业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金融、现代物流、研发等生产服务业，还是教育、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业，都具有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的巨大潜力。比如，伴随着服务业的主导经济结构的形成，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白领阶层的规模在30年间扩大了5倍。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虽然目前中产阶层的比重只占25%左右，但随着服务业吸纳就业和创造收入的能力不断提升，预计到2020年中产阶层的比重可能达到35%-40%左右。
5、服务业主导与绿色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生态环境状况与产业结构高度相关。发达国家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通过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大大减轻了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较好地解决了生态环境治理的问题。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如果形成服务业发展的大格局，将极大地减轻资源环境压力。例如，服务业发展有助于降低能耗。2015~2020年这6年如果第三产业占比能从48.2%提高到55%左右，按照2012年的GDP总量估算，能耗总量将从36.17亿吨标准煤下降到27.65亿吨标准煤。这意味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一年将节约4.56亿吨标准煤，下降幅度达到14.16%。再例如，服务业发展对减排的作用同样显著。初步估算表明，如果第三产业占比从46.1%提高到55%，以2012年GDP总量估算，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将从2117.6万吨下降到1731.41万吨，减幅达到18.23%。
四、“十三五”：以转型创新为主线的改革攻坚
“十三五”把握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加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格局，着力推进创新驱动，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全面激发市场的活力、社会的活力、政府的活力，进一步形成推动转型创新的合力和动力。
1、放开服务业市场
（1）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仍具有比较大的普遍性。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放开的是工业领域。工业部门80%以上是制造业，属于高度市场化部门，而服务业虽然已经放宽市场准入，但某些行政垄断仍尚未打破。社会资本进入某些服务业领域，不仅面临着某些政策的制约，而且面临着过多过繁的行政审批。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幅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政府采取投资补助、资本金注入、设立基金等办法，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重点项目。”这是决策层根据新阶段经济格局变化，着力培育和催生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要举措。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行政垄断和行政管制的存在和部门、行业利益结构的固化，“利益玻璃门”依然很严重，社会资本事实上很难进入教育、金融、通讯、医疗、运输等服务业部门。这就导致一些服务业部门难以通过正常的竞争，提高供给能力、创新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效率。
（2）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从国际经验看，服务业大都是从小企业开始成长的。比如，许多国际服务业巨头起初都是在车库中创业的，比如苹果、谷歌、亚马逊等。从国内实践看，尽管有些大企业可以通过规模扩张进入世界500强，但由于缺少创新精神和创意上的洞察力，对市场需求的反应能力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也就是说，以大企业为主体做强服务业不太成功。从服务业的特点看，服务业门类繁多，个性化、差异化程度较高，中小企业的灵活性更能适应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对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开放的程度还远远不够。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市场对社会资本的开放程度，尤其是在研发设计、信息技能、电信、邮政快递等领域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不合理的限制，尽快从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转变。“十三五”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适应服务业市场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的新形势，以发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推进公益法人的立法，更好地发挥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独特作用。与此同时，加快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化、市场化，在特许经营权出让方面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全面规范和完善政府采购，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务业市场对社会资本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3）尽快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十三五”期间，建议垄断行业竞争环节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例如，推进资本市场的国有股减持，在非自然垄断环节上把一部分国有资本退出，为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腾出相应的空间；垄断行业的自然垄断环节吸纳社会资本的广泛参与，通过强调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以BOT、TOT等多种形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在竞争性环节部分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比如，在银行、航空、保险等行业，加快向社会资本放开。与此同时，还需要不断放开基础领域的准入限制，对垄断行业逐步放松或解除管制，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基础领域投资的公平竞争。
2、形成服务贸易强国的新优势
（1）把服务业开放作为加快推进双边多边自贸区进程的战略重点。“十三五”建设服务贸易强国，关键在于打破服务贸易壁垒，实行更加开放的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机制。必须尽快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只要是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止的服务业领域，都应全部向外资开放。并保障内外资、内外地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在外资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方面逐步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除国家规定的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外，逐步取消外资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政府重点把好环境安全评估、事后监管这两道关；扩大双边、多边和区域域服务贸易协定的规模和范围，打破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壁垒，并率先在新兴经济体和欧洲等实现重大突破，加快拓展与这些国家在金融、物流和信息等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合作，以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为重点加大双边或区域合作。
（2）以教育、医疗、金融、文化娱乐和健康为重点加快服务业开放。建议不断扩大教育服务市场开放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允许和引导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知名大学、职业教育机构以控股、参股等方式在我国设立分校；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明确中外资非营利性民办教育机构在人员福利、招生管理、税收、土地、财政补贴等方面与公办教育机构享受同等待遇；进一步扩大医疗健康服务市场开放，允许并鼓励外商企业在大陆独资创办医疗机构，并将审批权下放给地方，把地方引进的先进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纳入《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并享受税收、财政等优惠政策，对于已经通过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药监部门依法注册审批的医疗器械和药品，进一步简化通关手续；扩大文化体育娱乐服务市场开放，进放宽大型国际性文化会展和娱乐节庆活动的限制，在CEPA框架下允许和支持港澳台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大陆文化体育娱乐服务市场。
（3）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业务。当前，伴随着服务业外包逐步取代制造业外包，服务外包业务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从全球产业的分工格局看，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处于全球服务外包产业链的上游，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是服务外包的承接主体。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全球市场趋于低迷的情况下，2014年我国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达到1072.1亿美元和813.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2.2%和27.4%，成为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一枝独秀”。尽管国务院已出台发展服务外包的相关意见，但仍需尽快落地，进一步简化服务外包的产业审批程序，普及推广示范城市在技术、品牌、信用方面积累的成功做法与先进经验，加快出台新的支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知道意见和重点领域的指导目录，充分利用服务外包业务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4）助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目前，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已超过1.4万家，海外的员工已达到100万人。这些企业在“走出去”后，面临着跨国和跨文化管理等一系列挑战，比如，“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加大在海外的金融、物流、交通运输、商贸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也需要尽快在海外设立包括律师服务、管理咨询服务、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的服务机构。随着“一路一带”和亚太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加快实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不仅将助力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更将助力服务业企业“走出去”。为此，建议“十三五”把服务业企业“走出去”作为新阶段对外开放的重点，尽快出台服务业境外投资的扶持措施和国家战略规划，着力培养国际化的服务人才、高素质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3、以结构性改革破题结构性矛盾
（1）完善并优化税制结构。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完成营改增改革，切实降低服务业企业税负，逐步削减和取消对重化工业的投资税收优惠；深化消费税改革，尽快启动消费税立法程序，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建议修订《消费税暂行条例》，推动由向企业征收改为向居民征收，从“价内征收”转向“价外征收”，提高税收的透明度。
（2）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政策调整。“十三五”应进一步减少民营信贷机构设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合理限制，简化审批程序，并降低设立门槛和准入的标准，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这不仅能够有效破除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矛盾问题，而且也为民间金融活动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3）逐步消除服务业与工业要素之间资源要素价格差异。“十三五”抓紧落实服务业发展的价格政策，采取过渡式的办法不断降低服务业水电气价格，逐步实现工业、服务业用的“用水同价”、“用地同价”、“用气同价”；对经营性服务业的水、电、气等公共产品的价格，应当比照工业企业产品价格执行标准，逐步实现服务业与工业的资源要素价格的大致相当。
（4）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结构调整仍相当滞后。“十三五”能否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能否普及高中教育？总的来看，“十三五”应当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允许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实行12年义务教育。同时，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转型升级，形成与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推进教育结构调整，尤其是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应当成为教育改革的重大任务。
4、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政府角色转变
（1）实现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十三五”我国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无论是企业、社会、还是政府，都需要勇于自我革命，进一步解放思想，主动转变传统发展理念。比如，告别总量扩张的模式，追求公平可持续的增长。走向服务业大国的进程中不是以做大总量取胜，而是更多的以质量取胜、以服务取胜、以创新取胜，这就要求不能简单地“以GDP论英雄”。再比如，服务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市场化程度低、难以实现公平竞争。这就需要政府牢牢把握服务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公平可持续作为目标，积极破除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努力营造适应服务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2）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推进投资转型。投资转型取决于政府改革的进程。在发展型新阶段，与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相适应，13亿人的服务需求逐步取代传统的物质需求，应重点加大养老、医疗、健康、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的投资；从工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出发，重点是加大以研发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目前来看，虽然国家已经推出了一批重大项目，但市场开放的空间和潜力仍然巨大，需要尽快在教育、医疗、金融、电信等垄断领域再推出一批向社会资本开放的重大项目。
（3）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体制机制创新。在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可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供给效率，而且也可以培育和创造新的服务市场。尽管我国已经有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际做法和制度安排，但由于范围有限和体制机制创新的滞后，离实际需求仍有较大差距。比如，2013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11.7%，占GDP比重为2.9%，但服务类采购只占政府采购总额的9.4%。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政府采购规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一般都在30%-40%，服务类采购占政府采购规模的比重达到50%以上。从我国的情况看，需要尽快将公共服务正式纳入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细则的采购范围，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主动适应全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大趋势，2014年12月财政部等部委已印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将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公共文化、公共教育服务、体育等服务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通过法制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机制的创新，争取到2020年政府采购规模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15%-20%，服务类采购占政府采购的比重达到30-40%左右。
当前，在增长、转型和改革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十三五”期间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空间的约束性明显增强。与以往36年的改革相比，其全面性、深刻性、复杂性前所未有：它不仅是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形成过程，还伴随着经济结构新常态、制度创新新常态、利益结构新常态、绿色发展新常态的形成；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全方位领域的改革；不仅涉及到增量利益的合理分配，还涉及到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到2020基本实现由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转型，既要客观把握改革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使命，更要突出改革的历史自觉和强化历史信心，把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落到实处。这个思路需要贯穿到“十三五”规划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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