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讯 （记者 王琳 实习生 王瑟）8月8日，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赵磊作为主要发起人的“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在京拉开帷幕，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凤凰网副总裁兼总编辑邹明、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出席并做主旨发言，200余位专家、企业、媒体代表齐聚论坛，共议“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论坛旨在通过思想观点的碰撞，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早期成果与标志性项目及时落地，协力打造“一带一路”智慧共同体。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围绕智库在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主题演讲，内容如下：
“一带一路”归结起来就是两个中心问题：一是解决国内的生产过剩，二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两条路都是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一带一路”倡议如果对其进行简单地复制，不但不能成功，还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到目前为止，“一带一路”倡议更多地是涉及到诸如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金融等经济领域的问题，产能转移、丝路基金、亚投行、高铁是最为常见的关键词。然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过程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还会涉及到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不应该是一个以资本为主导的计划，它是中国在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上的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与海权经济并行的陆权经济新模式，中国要与世界共享创新技术与知识。“一带一路”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主旨，以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生态等全方面参与融合为内容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智库及智库产业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智库要为捍卫国家利益作出贡献，二是智库产业要走出去。
一、智库要为捍卫国家利益作出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60多个国家和众多国际组织的支持，在双边、多边和地区层面上，各国正在积极探讨如何通过具体项目加以推进。目前，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这得益于政府、高校和社会智库的共同努力。但是，相对于“一带一路”整体建设来看这些成效是微不足道的。智库对沿线国家的研究非常薄弱，有些智库在不知道所研究国家的国情，不懂这些国家的语言的情况下就对其进行研究，这就会导致聋子与哑巴对话现象的出现。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增长了14.1％，达到1029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超过6600亿美元，居世界第11位；中资企业近2.5万家、出国旅行人数近1亿人次、海外大项目600个、海外员工200万人。然而，中国的海外投资频繁遭受重大损失。2013年，中国的海外领事案件多达4万起，而其中重大案件就有120起。这些案件的问题在于，除了政府接手的案子外，其他问题基本都是靠自己的路子，结果多不乐观。
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国内智库对这些事件的历史、原因、现状以及前景均缺乏深度分析。
这一点在与美国的对比中体现的更加明显。美国有6600万公民在海外生活，每年死亡人数有6000人，约为万分之一的死亡率，而在这6000人中非正常死亡的只有不到600人，约为十万分之一的非正常死亡率。这组数字背后能够说明的是，美国现行海外安全管理体制是切实有效的。美国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政府通过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高度融合，形成了一套十分强大、有效、专业的海外安全管理系统（OSAC）。美国政府执行外交政策时多是通过市场，外包给智库、大学、基金会、非政府机构等。政府部门主要进行质量监督，专做裁判，不做运动员，政府与智库职责分明。
中国企业、机构等走出去，庞大的商品、资本输出到国外，需要国家提供全方面的保护。这种保护一种是 “硬保护”，也就是军事保护。还有一种是“软保护”。“硬保护”体现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制性，它是维护国家安全最终和最硬的手段，中国需要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为我国利益保驾护航。“硬保护”的优点显而易见，缺点也很明显，它具有侵略性，因此还需要“软保护”，而“软保护”就需要智库发挥作用。当前中国智库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很大提升空间，另一方面则严重失职。
“两办文件”出台前后，各级智库都做了很多有益工作，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流于形式、好大喜功，由于缺乏一手资料和相关事实或对事实视而不见，导致一些重大问题长期积压。再例如，对于一些突发事件的研判如管中窥豹、盲人摸象，结果决策时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想发出声音，却没有能力发出声音，这些都是智库严重失职的主因。
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这样的矛盾冲突事件只会增多不会减少，在维护国家利益过程中，智库等研究机构加强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研究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关头。智库需要从以下方面加强：首先，我国的智库要苦练内功，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具体问题进行“定点式”深入长线研究，这样才能履行维护国家利益的职能。智库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宗教、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系统性研究，研判评估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遭遇的各方面的风险，为我国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维护海外利益。
其次，要加强我国智库和沿线国家智库、议会、政党的交往，拓展和巩固政治基础。中国改革开放最早是从接触欧美智库开始的，美国外交协会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高端智库”，这就要求智库能具备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能力。我国与世界各国各领域的交往中，党派交往是基础。党际关系巩固了，不论哪个党派上台，国家关系都会持续下去，否则就会有波折。试想，一个对中国有偏见的政党上台，对双边合作肯定要产生负面影响。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一带一路一些沿线国家的党际交往仍面临新的课题，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部分政党，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仍对同中国共产党发展关系、开展合作有顾虑。这就需要智库发挥独特作用，积极开展双轨外交，让国外政党和政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想什么、做什么，进一步拓展和巩固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智库可以通过双轨外交，推进双边和多边政策沟通、从而促进政治互信与合作。智库可通过与国外智库共同举办国际性、区域性政策研讨会，设立研究课题，强化两国智库的定期互访和互派机制等方式，影响所在国的公共政策、公众舆论、政党精英、利益集团，减少误解，为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营造良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从侧面保护国家利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苏联智库机构不断壮大，结构复杂，专业分类精细，与美国智库平分全球。前苏共中央领导层对这些智库研究成果的关注度就是衡量各研究所业绩的主要标准。然而，这些智库机构之间为赢得对苏共最高领导层的影响力而相互竞争，相互排挤，甚至形成派别，拉帮结伙，搞“山头主义”。中国智库发展不但要借鉴欧美智库的经验，更要吸取前苏联智库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为确保智库尽职尽责，要尽快在“一带一路”规划的基础上，出台一整套严格的智库评估、监控、防御机制，尤其对高端智库产品要进行评估，减少误判，对失职、渎职的智库要问责。
二、智库产业要走出去。
推进和实现“一带一路”合作，智库的角色不可或缺。智库产业建设的基础就在于要建立起不同主体创新环境的配适，使得战略更为明晰、决策更为明智、执行更有效率。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依靠原有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思维和路径远远不够。这是因为单纯的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着眼于微观单元的科技机构改革，科技体制如何改革，思路并不清晰。智库产业体系就是在扮演这样的角色，让顶层设计、创新人才、技术研发、高端产业和市场资本都聚集在同一个平台中，并发挥协同作用。
智库产业也可以理解为“智库+” 即智库+政府决策、+高端人才、+高端产业、+金融市场、+科研咨询，由此形成以政府政策开放带动、参政议政的高端人才聚集推动、高端产业集聚拉动、金融市场融合互动、科研咨询创新驱动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条。
在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智库产业应有一席之地，它可以提供智力支持与合作平台，发挥芯片的作用。其作用可以体现在如下三点：一是智库产业可以以合作先行，将国内领先智库机构与“一带一路“国家智库进行对接，建立我国智库主导的多个高端国际合作对话沟通机制，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所在国的产业政策、经济结构、技术能力、资源禀赋，从而合理规划产业合作方式，提升产能合作效率，加快产业的区域转移和合作。二是智库产业可以参与产能转移过程，优化产能合作与分工协同。通过构建“一带一路”跨国家跨区域智库产业园区，促进合作产能的落地建设和发展，可以加速区域间协同分工的产生，促成区域一体化的形成。三是以智库产业合作为枢纽，将各国文化、宗教、政治等研究机构融合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为经济合作提供软支撑，使得智库成为我国与沿线国政策协调、人员流动、信息沟通和社会文化交流的“智能载体”。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抓住这一个历史性机遇，中国智库不仅能够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而且还是可以为维护国家利益作出自身特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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