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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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沿着“一带一路”出去了，国内需求会不会受到冷落？
笔者新书《“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正在热销。
目前大家有几种担忧，一是冷落国内需求，像香港一样出现产业空壳化的现象；另一个是沿线基础设施都建好了，会挤占国内的劳动力和投资市场。以越南为例，越南在劳动力市场跟中国竞争，唯一短板就是国内基础设施差。如果基础设施变好了，我们的劳动力红利下降，他们的劳动力红利上升，海外投资就有可能更多地从中国转向越南。
但我认为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中国依然是有强大吸引力的市场。
首先中国的投资能力很强。比如英国，就非常看重中国的投资能力，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150家中国企业陪同到了英国，国际社会青睐我们的投资是普遍现象。其次中国消费能力极强。越南的劳动力红利和变好的基础设施可能会有吸引力，但毕竟它的市场太小。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强有力的消费市场，没有哪个企业会放弃。我们的人口基数和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提升，衍生出强大的消费市场。这种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是中国最重要的市场魅力，甚至是全球独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海外找项目，能够提升找寻自身痛点的能力。比如，我们很多建设基础设施的企业，走出去后发现它做的是低附加值的项目，虽然项目数量很多，但利润很低。中国基建企业目前利润率在1%左右，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这跟项目性质有很大关系，像是很多重资产项目，劳动密集，财务成本大，负债率高，所以利润率低。这种企业项目必须要走出去，因为国内好的项目基本上建完了，需求在国际社会，如大量的公路、铁路、港口等基建需求。
因此并这不是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而是企业在跟着需求走。
举个例子，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来做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而它走出去之后发现我们是工人在挣血汗钱，只拿到了项目建成中低附加值的部分，而管理、运营等高附加值部分我们并没抓住。新加坡人从不建港口，但却是全球港口管理和运营的品牌国家。运营管理资质和能力的缺乏，就是我们的短板所在、痛点所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中交建今年四月就收购了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具有铁路运营和管理资质。所以说，“一带一路”给中国企业创造了一种可能，借船出海、借力发力的可能。同时让中国企业在沿线上分析自身最缺什么。
“一带一路”不只是中国要卖东西，其实也是中国要买东西，要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最需要的，并把它买回来。
再举个例子，南车北车为什么分，因为它的技术源头各有侧重。最初，南车的技术源头主要是日本和加拿大，北车的技术源头主要是法国和德国。要有技术才能发展，那么这个技术怎么获得呢？当时的策略是以市场换技术，外资重视中国市场，就必须拿技术来合作。后来我们南车北车就分别有了日本、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国最先进的技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就是以渐进性创新最终获得突破性创新，所以现在中国的高铁总里程是世界上最长的，今天英国、美国和印尼等都有了我们的高铁项目。
中国一开始是自身有需求，所以去寻求合作对象，当自己获得技术优势，别人需求中国时，再把技术出口。这不是去产业化，而是产业升级的必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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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传言“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我们的外宣该怎么破解这一谣言？
针对“一带一路”的外宣工作，目前我国有很多高校、媒体纷纷成立“一带一路”智库，但在成立之后没有产品内容的输出。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是产品不够，特别是原创性的产品不够。第二是产品的输出不足，没有转化成国际语言。
有些新闻媒体在做尝试，甚至对“一带一路”进行专题研判，这是可喜的现象。但问题在于这些机构成立了研究院之后，大家在起步阶段都在做重复性建设，都是研究沿线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等基本情况，或是围绕区域、国情、国别、投资风险做研究。这个过程中，大家都 做同样的事就是在重复和浪费资源。如果国内研究机构能够共享资源，大家就不需要做重复性工作，而是要做往巨人肩膀上踏一步的事情。
现在成立了一些“一带一路”的联盟。这是一个趋势，但目前效力还是有限。我们急需做的是孵化出研究“一带一路”的真正的大家和高端智库。我个人感觉这一两年来，真正研究“一带一路”的人不超过二十个，这是不行的。
这里所谓的“真正研究”有两个限定标准：第一、你是不是上路了，是不是在中国的沿边省份和“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走。“一带一路”是需要打通“己学”和“彼学”的。有些专家知道“己”，有些专家知道“彼”，但真正都打通、了解“己学”和“彼学”的少之又少。第二、所做的研究能真正影响和完善政策，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有实质性帮助。
所以我个人认为完善“一带一路”的外宣工作，需要从两点上发力：
第一、避免重复建设，共享资源和知识；
第二、针对研究人员多但真正意义上的“一带一路”专家太少的现象，应该发挥高校、研究院特别是企业的力量。有导向性地聚焦“一带一路”建设，通过聚智、聚焦，我们的制度性话语权才有可能产生。
此外，媒体和学者也要互动。国内，有人说“一带一路”不等同于马歇尔计划，但有人又兴奋地把亚投行比作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就属于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得想清楚。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不是政治经济学，甚至不是地缘政治学，而是文化经济学。一说到地缘政治学就有人会担心，担心撬动地缘板块，会让人觉得这背后有大国动机、战略企图，而这是不利于我们的。
我非常强烈地希望媒体和学者就“一带一路”的性质达成共识：它是文化经济学。对内我们可以讲文明的崛起，对外我们要定义是文化经济学。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要从两个角度解释“一带一路”，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是一个文化事件。中国人在经济上要共享、共建、共赢，在文化上要引起共鸣，要通过解决全球和平与发展难题中的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全球有很多治理失败地区，而他们的失败在于有些人群被边缘化了。“一带一路”通过互联互通会打通治理失败地区的诸多痛点，边缘化的地区会逐渐融入世界主流。这是全球经济需要的，也是全球政治需要的。所以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一带一路”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更要成为一个受尊重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一带一路”的细节。举个例子，“一带一路”正式提出后，一年半的时间过去，我突然发现“一带一路”连英文缩写都没有。“一带一路”的全称这么长，别人问的时候应该脱口而出一个缩写。甚至有一段时间，媒体包括记者都在讨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一路一带？是“一带一路”战略还是“一带一路”倡议？所以在这方面我个人建议要关注细节问题。要像雷区一样，一个一个地扫。
我建议2016年“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打造精品案例，要挖掘中国城市和中国企业的优秀案例。不求多，但求精美。与此同时，要关注细节。现在“一带一路”的缩写已经有了，“B and R”。但是我提的建议是学者可以谈“OBOR”。这就是个细节工作。
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说“B and R”的话，别人会认为学者是在为政府发声，这样反倒不利于“一带一路”的推广。我们说“OBOR”是从一个中立的角度、学术的角度来研究，而“B and R”是中国顶层的一个倡议。这样的话会让别人感到中国社会是多元的、是进步的，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讲一套话。这又是细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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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轻重不均衡，轻资产项目为什么出不去？
重资产项目是目前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需求，所以首先我们要接受它。现在我们提倡的不是要轻资产替代重资产，而是要轻重并行。轻资产项目投资快、周期不长，但收益高。而重资产项目离沿线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有点远。比如一个城市建了大型水坝、水电站，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是谁建的。轻资产项目的性质就是要走到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那么，哪些项目属于轻资产项目呢？比如中医药、中餐、养生、民俗、移动医疗、文化产业等等，这些都是有需求的。我做过调研，中亚国家为什么对中国有需求？他们对中国的中医药特别感兴趣，特别是针灸、按摩。因为这些可以解决他们民众的生计问题。沿线很多国家比较穷，老百姓首先要找工作。掌握了针灸或者中餐他们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教育留学、民俗、古村落保护、文化产业等大有发展的空间。实际上，国外很多知名设计师借用了很多的中国民俗文化符号。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相关的管理，没有相关的标准，在中国要素的出口和国际融合方面没有规范市场，所以人家就“白白借用”了。
现状是，中国在文化要素的出口和国际化方面很低端，我们有文化资源，但缺乏成功的商业模式和标准规范。这些都属于走到别人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轻资产项目。例如，美国人说美国有“三片”：薯片、芯片、影片。最挣钱的恰恰是这些东西，是必需品。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提升。
而在轻资产项目上我们也有“痛点”。拿中药和中餐来说，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但是整合和转化资源的能力比较弱。也就是说别人不认同你的标准，甚至认为你没有标准，例如外国人认为中药的原产地、生产过程都没有标准。是“痛点”，同时又是机遇，总有企业会顺势而为、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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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被动地等着中国“发红包”，我们要反思
这个问题也存在。沿线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存在误读，就以为中国在“发红包”。总书记讲现在“一带一路”就是微信群，愿意加入就加入。但有些国家入群了之后不说话、不合作、不交流，长期潜水，就等着砸红包。这样的就叫做“劣质群友”。当然我们也要考虑，我们是不是给别人造成这样的印象。
针对这样的现状，首先我们不要过度抬高某些沿线国家和项目。如果过高地抬高某些国家，说它一定是区域性核心国家、项目一定要落地，这些国家就一定会对中国坐地要价。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成本负担会加强。我们需要让沿线国家明确的是，“一带一路”是一个双赢的经贸与人文性质的合作项目。你有需求我就来，我不是一定要追着你把项目给你。
其次，我们一定要做精品。双边合作意愿特别良好的，以及营商环境特别安全的，我们的项目就去了，就要努力做成精品。当项目成为精品，就会具有一定的区域带动效用、项目标杆效应，很多国家会主动来找你合作。中国是用品质吸引他们，因此“一带一路”是“五有”建设：有内容、有人才、有人气、有品牌、有品质。
最后的核心问题还是不要让“一带一路”项目过度政治化。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企业先行、市场推动、竞争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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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浪急处才有好鱼，外部环境风险不宜过分夸大
所谓“一带一路”的风险问题，现在有很多专家在研究。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宜过高地、过度地强调“一带一路”的风险。原因是这样，十年前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走出去，很多企业说是服务国家战略。但现在问很多企业为什么走出去，他会说是生存压力，服务企业自身战略。虽然说是从国家战略转变到企业战略，但是这一点并不矛盾，服务企业战略也就是服务国家战略。现在中国企业的问题在于不走出去可能风险压力更大，中国企业不走出去就不具全球竞争力。所以，虽然有一些灰色地带，但风险大可能收益就大。
有些专家的话讲得特别到位，在海上，水流越湍急的地方恰恰是出好鱼的地方。海滩上水一点都不急，可也没好鱼。全球市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走出去之后，一方面是要用产品征服沿线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文化也可能为当地带来了福利和社会稳定。
例如，我们在非洲，冷战刚刚结束时西方国家基本全部都从非洲撤出，但是中国的企业、维和士兵去了以后，非洲恰恰成为了全球聚光灯下的一个宝地。为什么？因为中国企业就是聚光灯。我们到哪里，灯就打到哪里。这就重新使得国际社会要反思他们的对非政策。其实最终受益的是非洲。
从中国和日本在印尼高铁项目上的博弈你可以看出，我们的优势在于价格，而日本的优势在于安全。结果是，中国说我们既要保证价格又要提高安全，日本说我们既要保证质量和安全，同时也要控制价格。这就是一个竞争进步的动力，但最终受益的是印尼。当然从长远来说也包括中国和日本。
全球的风险是普遍存在的，但不走出去风险会更大。关键是两句话：第一、明不明确走出去的目的。如果真的是为企业好，真的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的话，走出去就是必然的。第二、项目要选好，自身要准备好。要提升中国企业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转化以及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原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一个是市场，一个是资源。但现在很多企业认为它的目的是人才技术，是标准话语权，是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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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一带一路”构想的扶持，关键在于上下互动、互联互通
国家队“一带一路”构想肯定是有支持的。当然这个支持在于社会的充分互动，属于“五通建设”：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人心相通。现在有的误解认为“一带一路”会有很多强势的政策支持。不过这个项目不同以往，“一带一路”是自上而下的一个倡议，但提供的是一种上下互动的可能。
这就回到一个问题上：不要过度地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挂钩呢。因为亚投行是一个金融平台，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当沿线国家认为亚投行服务于“一带一路”政策的时候，他会认为那是中国自身的工具，而降低他们的参与意愿。因此，我们强调亚投行是“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是国际倡议，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哪些是“一带一路”配套的、哪些不是，要区分清楚，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同“一带一路”挂钩。
政策支持方面和以往不一样。“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发改委一家说的事。沿线有这么多国家，我们只是倡议的提出者和推动者。相关国家如果有合作和共享需求的话，需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政策沟通。性质决定了“一带一路”的获利要在基层、在路上，在那些不联不通的地方，而不是在于各国的配套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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