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与交通银行联合举办的2016国际货币论坛，发布了新一期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在其平行论坛中，民生银行副总裁管清友作了关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发言。
我们认为这篇文章较有价值，尤其是对于以证券业为代表的金融现在存在的乱象根源的挖掘、对金融自由化和监管的边界的探讨，有启发意义。推荐给大家。侠客岛略有编辑。文章略长，但干货满满。
今天想和大家交流下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的问题，学术交流，观点仅代表个人。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其实不是一对矛盾体，不是一进一退的关系，而恰恰应该是遇强则强。金融自由化发展越快，监管所划定的边界就应该越明确，执行起来就应该越严格。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空前的股灾，从监管当局到市场参与者再到业内专家，监管的讨论其实远远盖过了金融自由化，有点因噎废食。所以我先讲一下证券市场自由化这个趋势的必然和必要。
比较
比较整个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过去几年，利率和汇率走得比较快、动作比较大，但整个证券市场在过去几年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制度变革。相对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的改革，证券市场的改革应该算是滞后、过于谨慎的。这个结论也是比较日本80年代和韩国9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得来的。
1984年，日本IPO和增发规模大概是5.4万亿日元，1989年就到了28.4万亿日元，所以很多大型企业的信贷占比是下降的，企业杠杆率才因此降了下来，也推动了银行的信贷开始向家庭部门转移——70年代，日本家庭部门银行信贷只占4%左右，90年代就上升到了17%。韩国也是一样，90年代放松金融管制后，10年内直接融资上升了20%，现在直接融资占比达到70%。
当然，这是日韩的证券自由化的经验，不能简单套用在咱们国家。站在当前宏观微观大背景下，证券市场的自由化，不仅仅是券商、机构投资者或股民的问题，而是一个有系统性影响的大问题。这一点从股灾的影响也能看出来。
我想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四个问题
第一，是证券市场自由化程度不高导致的“信用双轨”问题。
什么是“信用双轨”？举个例子，一个非上市民营企业，在银行融资是很困难的；但是一个同样背景的上市民企，不管是IPO还是增发都异常火爆，大家看2014年恢复IPO以来次新股的涨幅就知道了。尤其是今年以来，次新股概念涨了260%，上证指数同期下跌15%。
这种融资难易程度的巨大差别，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非上市公司通过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衍生出了大量的互联网融资平台和庞大的影子银行，互联网平台兴起其实也与这种融资需求有关；另一个后果，是上市公司股东利用上市带来的估值溢价和融资便利套现。
怎么解决这种“信用双轨”现象？根本的办法就是打通任督二脉，解除目前的IPO堰塞湖问题，解决“限流”、“堵车”问题。这里我指的不是形式上的注册制，而是实际意义上的注册制。然而，什么时候推进、什么节奏推进，是需要研究判断的，需要给大家稳定的预期。
第二，更宏观的意义上，证券市场的自由化，关系到经济结构的转型问题，特别是需要打破目前这种政府、银行、产业的连带关系，才能谈真正的转型。
转型有两个困难：一是新兴产业缺少融资渠道，另一个是传统行业转型难。传统行业转型困难的原因有很多，但不能忽视的是证券市场抑制，直接导致企业证券化程度低，所以资本运作难度很大。
所以，监管首先应该划定金融自由的边界，要有清晰的负面清单。现在很多边界都是靠试探靠传闻划定的，这个政策沟通和政策制定的速度必须加快，否则需要转型的公司等不及。
第三，证券自由化，是缓解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政策选项，并且是必经之路，特别是在全球负利率的趋势下。
银行业利润的下降不是中国特有的，也不是暂时的。标普报告估算，日本的负利率政策可能使大型银行利润下滑12%，地区性银行可能下降20%。当然，中国距离名义负利率还比较远，但利率下行导致的银行业利润收缩的趋势是肯定的；银行从业人员应该是有感觉的，到证券信托也就是个时间问题。现在银行业整体不良率已经很高了，叠加利润下降，其实系统性风险实际很大，信贷政策也越来越谨慎。
这部分解释了我们一直以来所说的“宽货币传递不到宽信用”这个难题。上半年，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剪刀差”；政府投资主要靠银行信贷，所以现在整个经济的重担全在银行体系上，反过来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所以，提高民间投资的根本就是提高直接融资，证券自由化的方向不但要坚持，还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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