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风险的政策建议
如果中国宏观经济跨越“L型”拐点，将意味着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发生重大转变，即从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引发潜在金融风险上升，转变为前期稳增长过程中不断累积的各类金融风险反过来可能牵制经济增长。面对新的形势变化，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宏观政策目标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跨越“L型”拐点后，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由“稳增长”过渡为“防风险”，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必须从战略上认识到目前各类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反而在短期稳增长政策和零碎化改革的作用下不断积累和上扬。中国金融风险在“脱实向虚”的推动下已经到了一个较为严重的水平，“控风险”的目标在未来一年之中应当放在更为突出的地位。对于当前各种已经暴露的风险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苗头，必须前瞻性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不仅要在短期政策上做到预调和微调，更为重要的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下文章，从制度层面消除各类风险产生的微观基础和宏观传递路径。
第二，稳增长的方式要进行调整。稳增长的核心在短期是稳投资，在中期是稳消费。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根源，应当根据各种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将稳投资的核心放在稳定民间投资之上。因此，短期“稳投资信心”十分重要。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应当要有中期定位，不仅要从基础设施方面着力，从供给短板上着力，更需要从社会建设和民生工程上着力，稳定居民的消费信心。
第三，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全面改革必须破题，必须建立统一和无缝隙的宏观监管体系，防止监管套利带来的各种风险。强化金融风险的监控和风险指标体系构建，密切注视各种宏观金融风险指标的变化，及时优化风险预警体系。短期内还应加强流动性监控，特别是对于流动性的结构性矛盾要高度重视。正确认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正确把握国际经济与国际资本流动的短期周期变化规律，为年底国际资本市场逆转带来的冲击做好预案。
第四，调整脱实向虚的治理思路。必须明确治理“脱实向虚”不能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核心在于采取系列政策举措缩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投资收益的缺口。不仅需要在强监管的基础上控制流动性的泛滥，同时还必须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实体经济的配置效率，以及差别化税收政策，改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收益比值。
第五，谨防新一轮调控政策偏差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极端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势在必行，但未来两三个季度，政策偏差可能会导致两种极端效果：一是因城施策的举措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陷入做表面文章的困境之中，房地产调控失败；二是中央采取更具强制性的行政性举措，采取更为严厉的限价与限购措施，导致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等参数出现断崖式变化，从而引发宏观经济投资和增长出现增速破底的风险。因此，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控要加强政策的沟通协调，找到控风险与稳增长的契合点，找到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契合的操作工具，谨防调控政策偏差导致极端变化。在切实推进因城实策中，增加一二线城市土地供应和投资力度，加快三四线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配套设施建设。
第六，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化解各种风险的基本药方。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加突出结构性。去杠杆要充分考虑杠杆的两面性，优质资产可能还要加杠杆；去库存应该充分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分化，一二线城市可能还要补库存；去产能应理解为市场化去产能，避免行政性去产能引发市场反扑；降成本应该从财税着力降成本；补短板应理解为补齐民生短板，完成政府从投资职能向民生职能转变。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局限于“五大攻坚战”，更为重要的是强化改革的行政实施途径的构建，通过行政权力的重构改变行政权力过度分散化和碎片化的格局。最后，具有牵引性的基础性改革工程要全面启动，利用基础性改革的全面推进，来稳定改革的信心和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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