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智贤的主编生涯见证了﹃时尚﹄给中国人带来的一点一滴的改变。
黑色粗边眼镜、黑色紧身毛衣,爽快的笑声,殷智贤一看就是一个干事的女人。这个干练女人的背后是庞大的“时尚”集团,从创刊时期的《时尚》,到后来的《时尚先生》,再到现在的《时尚家居》,殷智贤的主编生涯见证了“时尚”给中国人带来的一点一滴的改变,而学社会学出身的她,也在办刊十几年中了解了“时尚”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内涵和外延。
一边办刊,一边理解时尚
“13年走下来,我们整个办刊过程就是不断认识时尚概念的过程。”这是她对“时尚”集团发展的一句话概述。
1993年8月8日,《时尚》杂志创刊,售价10元,当时最贵的杂志也不过5元。创刊的故事其实已经被很多人传颂:几个人背负着大批的债务,围在老胡同区的一个四合院里办杂志,“每天每个人都带一个饭盆,请一个阿姨帮我们做饭。”殷智贤回忆,“其实当时也不觉得很困难,因为一来大家都还很小,二来当时的中国大家都很苦,也觉得没什么。”办刊的艰苦更多存在于反差之中。“当时如果你办《读者》,办《女友》,那样的办刊条件是非常正常的,但我们要办的是中国最奢华的杂志,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人感到艰苦。”“创刊时,老板就说要办中国最好的杂志,他说这句话时,眼光是瞄向国外的。”当时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进了《时尚》杂志的殷智贤虽然曾做过自由撰稿人,但对时尚最多的了解可能还只停留在“时髦”这个词,觉得“时尚可能和时髦有点联系”。但后来,她就发现,时髦的东西是非常脆弱的,“会随时被风一样的新潮流洗刷掉”,而被历史记录下来的时尚其实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语言和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形象,都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结晶。认识到这点之后,我们团队才真正确立了刊物的灵魂和精神内涵。”
社会学分析:时尚不是肤浅的东西
殷智贤有个很独特的背景是她的社会学专业,这个专业让她对社会有着敏锐的洞察,她不仅曾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生活和情感变迁的纪实性书,也曾受邀前往哈佛大学进行专题演讲。然而在对“时尚”这个概念的理解上,即使掌握着社会分析的方法,她也曾和很多人一样,对其抱着相当程度的误解。她原来一直以为有深度的东西是和政治、经济、文化有关联的,时尚则是理解中最表面的东西。当她做杂志到第四年左右的时候,一份读者来信扭转了她这种误解。
“当时一个读者写信来,谈的故事很平常,说我读你们杂志四年了,现在大家都说我会穿衣打扮了,不觉得我是一个从外地来的女孩子了。当时的我就突然产生一种想法。”当时她突然意识到的是,虽然大家平时谈时尚总是会从时装、汽车、家居等物质谈起,但原来时尚会“通过物质渗透到精神”。“那个女孩子,当她说她穿衣和北京人没有区别的时候,她指 的并不仅仅只是她的穿着方面,她的自信心、角色认同、对文化的适应度也发生了改变,这些都是很立体的东西。
时尚最终还是会回归到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