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随着最后1400余名受灾群众的撤离，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完成其临时安置点的历史使命。汶川地震发生后，绵阳市九洲体育馆成为北川县等地受灾群众的紧急安置点，最多时安置近4万人。 6月29日，北川县的受灾群众在等待接送他们的车辆。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 摄
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９日电题：别了，九洲体育馆！——一个抗震救灾标本的真实记录
“新华视点”记者宋振远、郭丽琨、叶超
汶川大地震将记住一个特殊的日子：６月２９日。这一天，紧急接纳４万多名受灾群众避难的绵阳市九洲体育馆，送走了最后一批人。
大地震突袭四川，这里一度充当了传说中的“诺亚方舟”。
５０天来，数万张灾区群众的面孔，或悲伤，或茫然，或痛苦，或期待，一直牵动全世界的神经，揪紧全国人民的心。
５０天来，上千名中外记者纷至沓来，与受灾群众一起体验了痛苦、焦虑和期待，也见证了坚强、勇敢和关爱。
当作别九洲体育馆的时候，人们深切感到，这里就是抗震救灾最生动的缩影。最悲伤的和最幸运的在这里汇集，最痛苦的和最动人的在这里交织。
大灾中扮演“诺亚方舟”
有谁会想到，一年前还有人批评九洲体育馆是“寂寞的体育馆”，质疑这座耗资亿元的体育馆经常“闲置”。如今在大地震中，它却成了受灾群众紧急避难的“诺亚方舟”。
５月１２日下午２时２８分，汶川大地震暴发，灾难突如其来。漫天而起的尘土，遮蔽了烈日和长空。恐慌的人群，从川西北各个方向涌出。揪心的哀号和撕心裂肺的呼唤，让天地变色、草木悲吟……
惊魂甫定，北川县城的王洪芬直奔北川职业中学寻找１６岁的儿子，但她找到的是儿子的尸体。那一夜，王洪芬与丈夫绝望地看着被夷为平地的死城北川，抱头痛哭，彻夜未眠。
东方放白，救灾部队一边抢险救人，一边组织幸存者向绵阳转移。此时，沿途不是塌方，就是巨石。摸爬一天之后，王洪芬记不清是怎么边哭边走到擂鼓镇的，后来她挤上受灾群众拦下的汽车，１３日下午辗转来到九洲体育馆。此时这里已汇集上万名受灾群众。
“１３日，温总理到九洲体育馆看望受灾群众后，这里就成了黑暗中的灯塔。” 体育馆指挥部副指挥长熊万贵说，“此后几天，２４小时不间断有受灾群众闻讯赶来，他们来自川西北七八个重灾县。”
从５月１３日到１５日，绵阳市公交公司驾驶员王道清，每天三四趟往返于绵阳与北川、平武之间。“每次，我拉的救灾部队刚下车，受灾群众就抢上来，就像春运的火车一般。可还是有不少人挤不上车，只能走。”
５月１９日左右，九洲体育馆的受灾群众达到了最高峰，超过４万人。学生都集中安置在内馆，其他人住在场馆的环型屋檐下和馆外空地的数千顶帐篷里。有海外媒体称，“这里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灾民避难所”。
体育馆指挥部新闻负责人王晓刚说：“我做了２０多年的新闻宣传工作，接待的记者不及这里的十分之一。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朝日新闻……这些平时只在网上见到的媒体，现在都来到九洲体育馆。”
据事后统计，国内外先后有５００多批、约２０００名媒体记者到九洲体育馆采访。
一时间，九洲体育馆成为震区灾民临时安置的代名词。
体育馆内那些“村长”“保姆”们
６月２８日，可能因为听到陌生人的声音，８个月大的女孩突然停止了对母亲乳汁的吮吸，将小脑瓜转向记者。母亲杨薛刚刚在临时浴室中洗完澡，长发还不时滴着水。
杨薛的家在伤亡最重的北川县城。“地震第二天我就来过这里。可那时太挤、太乱、太脏了。” 为了孩子安全，她转而去投奔亲戚。６月２日，她又返回这里。“那时有秩序了，吃的、奶粉、尿不湿都有。我和娃子还被安排住进母婴室。”
从混乱无序到井井有条，带来这些变化的，是５月１３日紧急派往九洲体育馆的３００多名机关干部和随后到来的数千名志愿者。他们被受灾群众亲切地称为“临时村长”“临时社长”和“临时保姆”。
“几万人突然挤在一起，开始的时候特别混乱。粪便到处都是，哭声一片。”大地震第二天，４２岁的山西股民王建红就卖掉手中所有股票，自购２０００元的药品，携妻挤上开往成都的列车，来到九洲体育馆当志愿者。
在王建红看来，让受灾群众最难忍受的除了饥寒、臭气和孤独，还有无边无际的恐惧和担忧。入夜，一双双悲伤难眠的泪眼，无神地望着天空。整座体育馆像一叶扁舟，在风雨和余震中飘摇，空荡荡的心中只剩下愁和苦。
“突然聚集的人群出现了短暂的管理真空。”王晓刚坦言，“但５月月１３日绵阳市紧急派到九洲体育馆的数百名干部很快稳住了阵脚。”
干部们将相当于１８个足球场大小的九洲体育馆，迅速划分为４４个社区，每个社区由一个市直部门分工，一个部门管七八百人，有的甚至上千人。各部门干部２４小时轮班当“社长”“村长”，责任区内受灾群众的吃喝拉撒睡什么都管。
大灾之下，失去了电视、网络等现代信息渠道，人们越发渴望及时了解党和政府的救灾进度。绵阳市委宣传部迅速在体育馆架起广播站。这期间，没有一天停播。
电视来了！躺在体育馆的王洪芬开始还以为自己在做梦。使劲睁开眼看，是真的，电视上温总理在沙哑地说话。他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救人，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
那种久违的温暖是如此真切。王洪芬哭了。她说这辈子都没觉得电视这么可爱，像风雨过后见到了彩虹。她觉得总理说话的节奏，就像自己心跳的节奏。
随着中央领导到来的消息传出，像王建红一样的志愿者很快从全国各地汇聚九洲体育馆，为灾民提供从物资装卸、发放到消毒防疫的各种志愿服务。“他们帮了政府和干部的大忙！”王晓刚真诚地说。
尽管处于当地共青团的统一管理下，这些志愿者仍然“帮派林立”：这里有以因特网为主要媒介的“希望九洲”心理团队志愿者，有乘坐一辆列车来的“K88”小分队，还有收编大部分“无帮派”人士的“完美春天”志愿队。
５月１９日是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这场集体默哀勾起了九洲体育馆数万灾民的悲情。１４时２８分到来时，嘈杂的体育馆一下子寂静下来。３分钟哀毕时，体育馆顿时传来一片哭声。
“什么都能垮，就是精神不能垮。”在体育馆值勤的绵阳民警李奎说。
“寻亲墙”定格悲情历史
汶川大地震至今仍有失踪人员1．7万多人。在万人失踪的背后，是不绝于途的寻亲队伍。
绵阳九洲体育馆国旗下方的灰色大理石墙，平时总会被擦得干干净净。但地震后，这里一直被各种尺寸和色彩的寻亲纸条贴满。人们说，那是灾区随处可见的“寻亲墙”。
在这里，“遍插茱萸少一人”已属幸运一类。很多家庭，都是损失两三个人以上。
“王丽玲，女，6岁，地震不慎走失，请速与爸爸王明联系。”……密密麻麻的纸条，或深或浅的留言，对一些人来说，是最后一封家书，是最后一丝希望；而对所有人来说，则是大灾大难的历史记录，是一种让我们泪水横飞的悲情和感动。
在九洲体育馆，来自河南的志愿者冯辉一直在拼命地工作。地震让他相爱多年的女友成为上万名失踪者中的一个，从此生死两茫茫。听到四川地震的消息后，他没有片刻的停留，拎起包就踏上了寻找女友的漫漫长路。
“在灾区找亲人很困难。”冯辉哽咽说，“我知道‘痛失吾爱’的切肤之痛，我必须做点什么。”十多天来，冯辉作为志愿者，每天在体育馆拼命地搬物资、搞防疫，并极力为寻亲者四处奔波。他说：“这样能帮助别人，也能减轻我沉重的精神压力。”
在体育馆的一处志愿者救助站前，一位在地震中失明的孩子的母亲，拒绝了大家的善意资助，她一边流泪一边说：“我不要你们的钱，只想一家人能够团聚。你们要是真心帮忙，就帮着找找孩子的爸爸吧，孩子眼看不见了，不要再让他爸爸看不到孩子。”
“最害怕看到那些失望的眼神，心像针扎一样痛！”志愿者冯辉说。
临时设立的体育馆广播站不断播发着寻亲短信。王晓刚说，５０天来播发了５万多条。
成百上千人寻到亲人后，在广播站下的广场空地相拥而泣。但更多寻亲的人只能怅然若失。
我们有理由记住九洲体育馆的“寻亲墙”，因为它是一座“纪念碑”。它用最简单的碑文，铭刻了人类爱和被爱的情感。它也用最残忍的方式，告诉我们“责任”两个字的重量。这责任，就是爱，就是守望，就是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