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来自北川县的陈炳秀在等车时回望九洲体育馆。新华社记者戴旭明 摄
复课学生发出“爱的呐喊”
“我要爱！”
当你听到这嘹亮的声音在九洲体育馆内回荡时，你可能很难想象这震彻心扉的呐喊，来自再也无法找到父母的一些北川学生。
５月１８日，在体育馆灾民救助点，近千名学生默默凝听。“你们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体育馆的几万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人在一起……让我们手牵着手站起来，大声喊：我们在一起……” 中科院心理学专家这样告诉孩子们。
“大家一定要记住，‘５·１２’地震的‘５·１２’，说的就是‘我要爱’！”专家祝卓宏高声说。“其实我们是幸运的，还能选择未来的路，这场灾难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爱，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爱自己。”
祝卓宏让孩子们大声地跟着自己念“我要爱！”而孩子们的回应异常地响亮。
在“爱”的力量感召下，体育馆附近的九洲帐篷学校短短２４小时建起。两个白色的大帐篷由澳门捐赠，每个可以容纳１５０人同时上课；而蓝色的小帐篷是澳大利亚捐赠的。
学校每名学生都发了书包、作业本、圆珠笔等学习用具，这些物品全部是由好心人士捐赠的。而负责授课的２０余名老师来自绵阳中学和绵阳外国语学校。
九洲帐篷学校自５月１９日开课以来，最多时接收灾区学生２０００多人，随着受灾群众陆续返乡，很多灾区孩子也随家长回乡或转学就读。
九洲体育馆内添置了一些运动器械，一直都有学生和小孩在荡秋千，玩滑梯，孩子们跑来跑去，开心地闹着，看起来正走出地震的阴影。一个美国记者看到两个孩子在打闹玩耍，在报道中写道：“他们肯定能吃饱饭，否则没这个闲心。”
５月２３日上午，九洲帐篷学校完成使命，在上完最后一课后，学生们转到其他学校就读。
至今，学生们都记得老师在帐篷学校第一堂课给留的特殊作业。老师说：“这份作业不要你们写，只要你们牢牢地记住八个字：将幸运转变成幸福。”
别了，九洲体育馆！
当６月２８日记者再次来到九洲体育馆时，这里只剩下不足１５００名受灾群众。已适应喧闹的志愿者王建红，似乎有点不习惯此刻的安静。“我舍不得离开这里，我要做最后一名志愿者！”
５０天来，自称“江湖性格”的他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这里的顶头上司——工会的贾副主席；消毒点上来自东北、广西的志愿者小兄弟；还有已熟识的灾民们。
当年过半百的灾民何大妈情真意切地对他说“有了你们，九洲就是我们的宾馆”时，这个山西汉子哭了。
尽管到绵阳后，因为劳累他双腿一直红肿，从不生病的妻子中了暑，但夫妻俩都认为“来得值”。“这是我们一辈子干得最好的事儿。”说这话时，王建红激动地扬了扬手。
其实，王建红不舍的是一种大灾有大爱的情感。他知道：人们终究要离开这里重建家园。
撤离和分流是从５月１９日开始的。“到那一天，九洲体育馆已接纳避难群众近５万人，达到了极限，几乎无法管理，必须果断采取转移安置措施！”王晓刚说，更严重的是，周边受灾县市还一直有人源源不断地涌入，这样根本不可持续。
５月１９日晚１１时，北川县驻九洲体育馆负责人、县纪委书记文刚开始传达撤离指令。
５月２４日，九洲体育馆一天内就撤走６０辆大巴的受灾群众，大约有３２００人。
王晓刚说，受灾群众撤离体育馆是有组织的。比如返乡的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安置点；二是按规定给予返乡补助，发放彩条布等救灾物资。三是自愿原则。开始走的大都是有生产自救能力的青壮年。
一家企业赞助的绵阳市高新区永久安置点投入使用后，十几辆公交车列队把九洲体育馆的受灾群众送过去。
被转移过来的北川人王清艳，尽管感觉条件比体育馆那边好多了，却坐卧不安：她牵挂着还在九洲体育馆做志愿者的儿子。在这场大地震中，丈夫失踪，女儿受伤，她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天色渐晚，她执意要到安置点路口等候儿子归来。
６月２９日下午，满载最后一批受灾群众的车辆徐徐驶出九洲体育馆，驰向安县安置点。回首这座５０天来承载他们悲欢离合的避难所，许多人再次潸然泪下。
撤离不仅仅是结束，更是一种开始。历经大地震洗礼后，还有什么能挡住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脚步呢？
别了，九洲体育馆！作为汶川大地震的见证者，历史将铭记你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