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年高端学术论坛暨《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发布会 _网上直播

活动标题

中国经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高端学术论坛暨《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发布会

活动描述

2008年12月17日下午2:00在国际饭店彩虹厅召开“中国经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高端学术论坛暨《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发布会”。著名专家学者约80人将出席本次论坛，共同探讨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内容：

谢寿光: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由福特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经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高端论坛暨《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发布会现在开始！

2008-12-17 14:50:58
谢寿光:

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介绍出席今天会议的嘉宾。他们是：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以及他的同事：项目官员李文晶、白爱莲、柏恩敬、贺康玲。这次负责基金会的还有组织代表助理牛彩霞、郑虹，以及王燕、施雪华、李萍、玉海云、李燕。

2008-12-17 15:02:53
谢寿光:

下面我来介绍出席会议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张秀兰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教授；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张开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易生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蔡定剑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卫球教授；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蒋惠岭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台湾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朱维究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教授；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谢振名研究员；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郑真真研究员；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副所长李周研究员；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生态保护研究中心主任于长青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贵州治安大学五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贵州师范大学中共南方喀斯特研究院任晓东教授。

2008-12-17 15:10:55
谢寿光:

我们为这些教授出席今天的论坛，以及新闻界的朋友们光临我们的会议，并进行现场的报道表示热烈的欢迎！

会议议程的第一项，首先请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先生致词，大家欢迎！

2008-12-17 15:15:26
费约翰:

尊敬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各位主编、作者、研究人员，各位嘉宾下午好！首先，我代表福特基金会向今天发布会的组织者和图书的主编及作者表示真诚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福特基金会非常荣幸能够参与《改革开放研究丛书》这一大规模的出版项目，如果没有你们的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今天的发布会就不能如期举行。因此，我要向各位主编、作者、出版社和发布会的组织者表示感谢！我本人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次的发布会。我是福特基金会的首席代表，前任代表华安德先生大家都很熟悉，可以说是这套丛书的鼻祖。

2007年，为了纪念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一起邀请中国国内知名研究人员的专业人士共同编写这套丛书。内容涵盖基金会这30年来的9个不同领域。这套丛书意义非凡，展现了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路程。很遗憾，华安德先生已回国，不能亲自来到今天的发布会，我代表他对这次发布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

2008-12-17 15:16:08
费约翰:

今天的发布会应该说是召开得非常及时，2008年12月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纪念月。回首过去，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30年前，国外的许多经济学家曾预言日本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国家，那个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中国在短短几十年中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这套丛书有几个目的。首先，要汲取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未来的发展理清方向。如果把中国今天的发展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情况相比较，那都会为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国内许许多多的专业人士、研究人员们并不满足，他们希望知道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取得的成就是否能够转化到其他有需求的领域中，比如法律、行政、治理改革等。各位作者在书中详尽地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各持己见，百家争鸣。

其次，这套丛书的英文版出来之后，将促进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的巨变，也有助于加强有关中国当前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意义和比较性、理论性的研究。同时，有助于在未来几十年里，更准确地评价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

2008-12-17 15:20:24
费约翰: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对中国在过去30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做一个全面的综合。在这30年当中，福特基金会有幸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发展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综合的研究领域，可以把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涉及到的不同领域整合在一起，包括金融、社会、文化、法律、行政、教育、环境、监管等领域，为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和未来面临的挑战提供一个综合的回顾和展望。这套丛书是迈向这方面的第一步。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在座的各位也许不知道，福特基金会于1979年启动了它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即资助中国人到国外学习。这套丛书的出版表明了本基金会30年后仍然为中国杰出的研究人员，有才干的政府官员提供资助，以推动国际合作，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当然，如果没有各位作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努力，这套丛书不可能出版。在此特别感谢本套丛书的主编、作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和他能干的同事，同时也要感谢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同志们。

预祝发布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08-12-17 15:23:18
谢寿光:

感谢费约翰教授对《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做了全方位的描述。在此，我作为这套丛书的出版者，首先要向所有参与关心和支持这套丛书的主编、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贺！也要感谢福特基金会对我们出版社的信任，把这么一套重要的，将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学术专著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这套丛书费约翰先生做了一个说明，要组织中国在各个不同领域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作者，从9个方向对中国这30年来进行不同角度的总结和描述，对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它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而且同时以中文和英文两种文本在全球出版。英文版将在明年荷兰布瑞尔出版公司出版。

这次比较遗憾的是，由于特殊的原因，经济卷没有在这次会议上展示给大家。《中国经济转型30年》的主编蔡昉教授表示歉意。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从经济启动的，会单独开一个会，因为这本书集合了中国最有影响的9位学者，包括傅安康（音）、易纲、陈佳贵、林毅夫等学者。这9本书可以说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界对改革开放30年总结的最高水平，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的出版业、学术界，包括中央有关部门组织出版了大量的书，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总结、分析改革开放30年的著作。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也不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对这9个方面的研究可以代表最高成果之一的书，还有待于读者、学术界进一步评论和检验。

这些学者承担了这个项目和任务以后，的确对这些领域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今天终于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活动全面展开之际，我们贡献给大家。所以我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推动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必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主题演讲。我们请了各卷的主编，每个领域的带头人来对整个内容，结合今天的论坛主题向大家做介绍。第一位演讲者是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昆明医学院健康研究所张开宁教授。张教授是从昆明专程过来的，他主要担负的是《中国性与生殖健康30年》的主编。大家欢迎！

2008-12-17 15:24:50
张开宁:

非常感谢谢社长的介绍，也感谢给我这样一个特殊的机会。各位朋友，可能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是期望能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做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刚才谢社长也高度评价了福特基金会和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组织的这套丛书。

我本人有幸和国内一批在生殖健康、人口方面的专家参加了调查人口健康30年发展变化以及挑战的工作，感到非常激动。激动不仅是因为我们自己参与了写作，更是因为有机会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会场与大家共同讨论。刚才费约翰教授也谈到论文、论坛都是百花齐放，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

谈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国内和国外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共识，就是中国这30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当中健康本来是一个很小的领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开始的，经济方面的回顾我们将给予很大的期待。但是同时我认为，健康也是关乎中国老百姓民生的重要领域。因此，我和一批学者能够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也感到无上的光荣。

健康在50多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在二战当中提出来，所谓的“人类健康”是指身体健康、心灵健康、社会方面的健康，这是50、60年前提出的观点。经过半个多世纪，究竟人们对健康产生了哪些新的视角，有什么新的认识？可能是撰写《中国性与生殖健康30年》这本书的很多作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几十年，全世界都把健康的权利、公平性等一些更加深层次的思考和健康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是有没有病。在这样的视角下，一批作者回顾了这30年中国健康领域所经历的变化，以及目前面临的挑战。

2008-12-17 15:33:57
张开宁:

健康领域很大，这当中有若干的领域，生殖健康或生育健康是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因此，这本书集中写了《中国性与生殖健康30年》。其中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接受了世界文明组织提出的观念，就是生殖健康或者是生育健康。这本书很多记者都是亲历了这几十年的变化。

生殖健康、生育健康很多朋友都熟悉，它包括了传统上我们关心的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性病、艾滋病的防治等。当然，在1994年开罗的大会上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它是否应该包括性健康，或者不以生殖为目的，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健康。

从1994年以来，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当中对于计划生育，对于妇幼保健自身的心血和国际的共识很好地融合起来。使得在回顾30年的时候，特别是回顾1994年以来的这15年，中国的生殖健康，包括中国的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2008-12-17 15:38:34
张开宁:

这本书总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由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谢振明研究员以及他的同事共同撰写的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计划生育人口健康的一部分。众所周知，中国的计划生育在过去几十年当中，特别是从1994年联合国人口发展大会以来，可能是在国际讨论最多，争论最多的，同时也是变化最大的一部分。

据我所知，福特基金会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当时叫计生委，很早就开始探索在中国人口健康方面的合作，当时国际上有新的思路提出来，像生殖健康或生育健康。同时，我所知道的计生委的高层负责官员也在思考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怎样能够走好计划生育这条路，如何探索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改革的工作思路和方法。

谢教授的这部分非常系统地回顾了福特基金会和和中国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从人口控制到关注生殖健康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合作。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梳理，也提出了新世纪中国人口健康的趋势等。这是《中国性与生殖健康30年》最值得关注的领域之一。

同时，生殖健康是全世界的共识，它能够提到全世界的“发展和人口大会”进行讨论，其中特别重要的思路就是要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其中有社会性别平等。撰写这部分的研究员郑真真也在现场，她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据我所知，在开罗大会谈论生殖健康的时候，它的本质之一就是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郑真真研究员在这一部分，用了简短的判断，叫做资源、选择和成果，用这样的框架回顾了中国二三十年间在男女平等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思想，怎么能够和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性病和艾滋病的防治，乃至与性健康结合起来。我认为郑老师的这一篇相当精彩。

2008-12-17 15:44:15
张开宁:

刚才我谈到在开罗大会时，全世界接受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生殖健康”的概念。我记得当时在开罗，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要不要提“性健康”，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在开罗会议上，没有把“性健康”写进联合国人发大会的日程。

在这方面经过10多年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团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性的社会学的研究。据我所知，汤梦君教授和他的团队在最近的10年时间做了大量的关于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现场，有丰富的数据。同时他有很多个人的看法。因此，他的那一章阐述了性和社会性别在中国的多元化，他的题目是《性权利的快乐和兴起》。

其次，在生殖健康的国际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沉默的文化”，它的含义是人类的生殖系统，特别是女性的生殖系统出现了很多的感染。大多数的文化对于这样的事情是闭口不谈的，但是由于全世界妇女运动的推动，联合国系统的推动，各国政府，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政府性的推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生殖道感染，包括性病、艾滋病，最后进入了会议，进入了教学，成为我们公开讨论的话题。

2008-12-17 15:50:04
张开宁:

这书有一章是由李建华和李晓亮两位学者撰写的《艾滋病的防治》。我个人认为这章相当有高度，它并不是就艾滋病谈艾滋病，而是从生殖权利，从生殖道感染这样一个全球变化，结合中国的实际谈论了生殖道感染，艾滋病防治等问题。

其次，生殖健康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走过了由政府牵头和主导，然后有市场参与，有民间组织，或者非政治组织NGO的积极参与的道路。这样才能够避免企业为了商业目的而炒作生殖道感染，危害人民的健康。

在生殖健康的领域当中，民间组织的兴起，非政治组织的兴起，显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邓国胜教授和纪颖老师，他们就生殖健康相关的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做了阐述。那段时间正好邓国胜老师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所以他们两位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结合中国的实际做了大量的调研，有非常详实的数据和实史，展现了中国这30年间在健康领域当中，民间组织、非政治组织的兴起，从官办为主到以草根为主的过程。

2008-12-17 15:54:38
张开宁:

各位朋友，我本人所写的一章是关于“中国生殖健康服务：变化挑战与机会”。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要能够维护人民生殖健康的权利，要能够保障人民的健康，生殖健康的服务显然是很重要的。我本人尽可能地体现了历史事实，重现一些生殖健康服务系统在我国30年所发生的变化。我也非常盼望各位朋友能够批评和点评。

还有一个是“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是全世界谈到生殖健康当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章的作者是上海复旦大学以及上海计生科研所的高尔生教授和他的助手楼超华。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在上海做了很多中国城乡青少年的生殖健康的课题，高教授和他的助手从知识、信念和行为做了调查，用他的话说“对中国青少年身心健康的30年发展轨迹进行了回顾和梳理”。

本书的最后一章是“中国医疗改革与生殖健康”。北京大学的刘民权教授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做医疗改革方面的工作。今天他不能出席，因为他在牛津大学有教学的任务。把这一章放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由于这章的专家组在讨论时希望表明这样一个态度，就是生殖健康尽管很重要，但是它毕竟是健康领域的一部分，所以它必然和中国的整个全民健康、健康医疗改革联系起来。同时也想表明中国的医疗改革非常艰难，一直到现在，正式的方案还没有出台，任重而道远。放在最后一章也想说明作者们的心愿，就是我们的路还很长，前面可能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多。

2008-12-17 15:58:51
张开宁:

感谢各位耐心的听取我关于《中国性与生殖健康30年》这本书的汇报。当我们这批作者努力的想以纪录片的形式把这30年走的路记录下来的时候，我们希望奉献在各位面前的书能够引起各位的思考，提出种种问题，我们共同探讨。

我想向各位说明，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专家的团队，我和李文晶老师相互合作，总共开了3次专家研讨会，应该说她不仅仅是项目的官员，她对生殖健康、性健康的真知灼见也是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指导。同时，她也显示了福特基金会年轻的助理和人员很高的素质，就是他们非常耐心地和专家组进行讨论，没有这样的讨论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现。

我也要致谢谢社长和他们的团队，费约翰教授高度赞扬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社长和他的团队，作为记者我想证实这一点。确实，谢社长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和他们专业化的指导，使我们的作者能够有勇气不断地修改。

谢谢各位！

2008-12-17 16:03:45
谢寿光:

非常感谢张开宁教授。下面有请郑易生教授发言！

2008-12-17 16:05:57
郑易生:

中国西部地区减贫与发展这个主题不仅涉及到经济、环境，还有社会学。此外，这个主题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导向型的，着重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历史背景。我想说两个内容，一个是极为简要地介绍作者提出的问题。第二，谈一点自己的体会。简单说就是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从更多的视角来研究西部问题。

值得注意的观点，我简单说明一下。关于我国西部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同的作者都给了各种方式的概括，李周的概括比较有意思，他说“宏观的看西部开发的变迁，历史上说，从国家的视角经历了一些重大变化。”最早国家视角的西部开发是旨在保障中原的平安，这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当时涵盖的地方是西部边境。后来，国家视角的西部开发是进入了建设战略后方，这可以追溯到1937年日本侵华的时候，到后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多建设都可以和这个阶段发生联系。

现在国家视角的开发是旨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随着内容的变化，西部的范围也在发生变化，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大。关于国家政策的改进也有各种概括。

李周教授的概括认为有几个转变。这几十年来，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现了由多取少予到少取多予的局面。第二，东、中、西部和西部的关系实现了由顾全大局的观念到关照弱势地区的转变。第三，政策的着眼点实现了由缩小人均GDP差距到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转变。第四，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由注重国家国防安全到改善西部发展环境的变化。第五，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正在实现由强调经济建设到比较强调生产建设。

2008-12-17 16:06:12
郑易生:

第二点，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怎样将国家和地方的利益协调到新的水平。在这本书中出现了不同侧重点的地方，比如说有的学者强调从经济的效益出发，要建立统一的大视角，而不能从局部来看。因为西部不是西部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所以不能简单的从一个产业链条来看，比如从资源到加工把它拉长，是不是越长效益就越高？这要从全国的角度看。所以这个观点也能体现在很多问题上，这当然是一个从全国角度追求市场经济的一个更统一的方面。

但是也有学者更加强调从西部自己的潜力和资源出发，谈到了历史的渊源。比如说改革开放第一批没有赶上，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而且长期以来，西部在很多资源上不平等。过去的不平等导致了现在的差距问题，而这些问题不应该由现在的市场来决定。

我个人感到这两种都有合理的内容，都有现实的根据，也都有国内外的历史事实。我只能说，这是一个需要在更高水平上协调的东西，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我觉得这本书里的学者是把这个问题共同提出来。

如果说地方和国家的视角有所区别的话，还有一个更被人忽视的就是社会。因为恰恰有社会学，比如说王小明（音）就从社会的角度去看，他提出的问题是“过去我们是GDP，后来有些著名的学者已经提出了要从以人为本出发，强调基础设施，强调教育水平等等，这些指标东西部差距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整个西部开发的重点理解有了一个新的提高。

但是社会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些东西部的差距到生活中去观察会发现是另外一回事。有一些差距实际上是差异，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生产方面很大程度上不能说是落后，而是体现在那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合理性。所以他提出，在生活中差距和差异有时有区别，有时两者是共同的。但是如果把一切都归于差距，而看不到有差异，就否认了发展多样性，也否认了结合实际情况，更节约资源，尊重传统社会的方面。

2008-12-17 16:11:59
郑易生:

这个原因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政府做事情自上而下有一个简单化的区分，市场往往被认为是多样化的。但实际上，我国的情况，特别在西部，它的市场化和政府的推动有非常大的关系。这样他又提出市场和国家的双重检查，这样对传统的社会造成的影响就有些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完全用东部的、工业的、农业的指标去衡量西部的生活，有时甚至要把它至于更多的风险。这就造成了“过渡指标”。很多问题的出现不完全是市场造成的。所以从社会学角度也提出来，我们自改革以来更多的注意到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现在也是我们提出社会和市场关系的时期。我觉得参与西部发展提出这样的问题，使得我们的文章有一种多样性和启发性。

韩伟教授长期在第一线，又是研究员，所以他对参与扶贫有一个系统的总结。他提出参与式原则不仅表现在点评某些具体的原则，而且这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有利于扩大效益，有利于基层建设，还有利于我们政府行为方式的改善。

关于涉及到生态环境的有四个内容，于长青教授来了，他专门提出为什么我国所有的生态建设领域几乎都没有跳出局部改善总体落后的魔咒呢？他提出很多原因。比如过度依赖于工程建设、植树造林，缺乏专家系统的评估体系。如果把西部大开发改称西部可持续发展，是不是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当时他们在生态补偿重大问题上提出这样一个主题，因为生态补偿实践以来，很多人感到了它潜在的危险。因为接受补偿的地区都是贫困地区，如果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补偿一旦停止，生态会有很大的危险。所以他们提出来受益者支付原则，这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问题，现在需要实现从生态补偿过渡到生态直补的过程。

还有一个是关于西部妇女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这是任晓东教授等人写的。这可以说是眼下弱势群体中最突出的问题，国际上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但是要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我想，这样的问题既然是真实存在的，它也像环境一样会变成大家逐渐关注的点。

2008-12-17 16:16:55
郑易生:

最后特别要提及马军，他写了《西南水电过度开发无助节能减排》。他直接从实际出发，用很多公开的数据说明西部由于水电问题，为了消化水，就大量搞工程，这个情况比我们想象的厉害得多。要实施科学发展观是非常艰巨的，有一批涉及东、西关系的大工程会引起西部内部一系列经济和内部的连锁反应，产生一些始料未及的影响。

中国西部由于相对不发达，所以它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西部非常复杂，对基本学术理论都有挑战，而西部问题的复杂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西部资源的多重有关，比如说它有经济开发的价值，有公共价值。它还有人们不太注意的价值，就是它养育着西部这么多的人。这三种价值的互信摩擦，以及它背后的利益关系，使得西部的问题充满了麻烦。

所以我们既看到来自国家视角对生态价值被经济价值挤压的状态，这表现在西部环境污染上面，这本身说明它有更强大的思想在实践。另外，很多问题可以归为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对，但是地方政府有两难。有的问题是地方的环境部门和经济的角度，实际是地方和中央的经济关系没有调整好，涉及到很多重大的资源、经济，中央和地方的安排还没有规划好。还有很多提出来的，但是没有规划好。还有如果只是注意到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并不能代表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我们常常发现地方政府和公司两者往往联合起来取得双赢，两个弱者一个是老百姓，一个是环境，这说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需要平衡，而这个问题也需要很好的解决。

还有文化多样性，在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很好的现代化计划，或者是生产的计划，往往进入到各级领导的预算，但是在社区文化和社区人民的自我感受中，它没有真正进入大家的眼中。过去不但算经济帐，还算工业帐，但是社区的存在，传统的社会方式，它有很多意义，这样的价值我们还没有真正注意到。

2008-12-17 16:22:45
郑易生:

上述问题如果仅仅被视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痛苦和代价，那么历史上有多少国家的现代崛起会经历一系列的创造性毁灭。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意愿并不完全是痛苦和代价，是想说明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各方参与的方式不同，很可能决定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对于西部资源资本化的进程，我们不是在承认和不承认它，是在欢迎和抵制它之间的选择，我们选择的是在现实下，实现它更好的做法。这一选择影响的不仅是西部现代化的进度，而是西部现代化进程最终能不能实现。

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像我们在接受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过程中，往往有一种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西部接受我国东部的关键指标，把它作为经济的，一些可见的东西，而对文化和社会没有重视。这些问题由于政府在操作过程中有比较简单化的倾向，更值得注意。

如何克服单一化的问题，显然就是多角度。说起多角度首先就是各层利益要平衡，不是那些蒸蒸日上的利益就是对的，很多不同利益的摩擦、对话、碰撞实际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作用，如果只是把它单一化，而回避它的多角度，结果并不是最好的。

另外，多角度、多样化并不是一个概念，实际上多样化是在创造。而在西部，在复杂的情况下，如果单纯模仿一些别的地方经验，没有自己的创造性，很可能被锁定在没有出息的格局里，这是我对多样化的理解。

总之，多角度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法，但是在西部处处遇到困难。作为学者，我觉得要认识到多角度研究的必要性，一是不要嫌麻烦，二是不要鄙视弱势群体。

谢谢大家。

2008-12-17 16:28:53
谢寿光:

感谢郑易生教授。下面请蔡定剑教授做《中国法治走向30年》的报告。

2008-12-17 16:32:16
蔡定剑:

各位下午好，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承担了《中国走向法治30年》的主编工作。我们接到任务的时间比较紧，但是我们组织了法学界最有实力的专家学者，而且我们要求必须有亲自写作的经验，有创造性成果的学者来写。

我们不仅请了理论界的学者，还请了实际部门的，比如最高法院的戴玉忠，司法部的司长，还有最高法院的理论专家，把有学者背景的官员都请来参与写作。

我想把我们团队研究的成果介绍一下，把中国法治发展的成果呈现给大家。我非常感谢福特基金会，使得我们法学界的专家能够有机会把法学30年的发展成果呈现给国内和国外的学者，我也感谢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中国法治30年从“人治”走向“法治”，中国社会这30年的变化在三个领域里面最突出。第一，在经济领域里面出现了市场经济；第二，中国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出现了法治；第三，在社会层面上出现了NGO。这是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的发展。

回想这30年的发展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大体现。如果在30年前，我们有人要国家赔偿，一定说这个人是疯子；如果在30年前有人说我们要告政府，一定也是疯子。今天法制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经济规则，也改变了政府的行为方式。

2008-12-17 16:32:33
蔡定剑:

我从三个方面报告一下。

第一方面，从法律精神和理念的层面上，我讲一下30年法律精神的传遍，从刀制到水制的过程。所谓的刀制，就是在1979年刚建设法制的时候，我们我们讲的是法制，法制是统治阶级的意思，是实施专政的工具，一讲到法，法就是刑，刑就是处罚，这是我们的法。今天我们讲法治，我们是讲社会不平等的在法律的治理下，法律高于一切，包括政府。过去讲法制是讲法制制民，今天讲法治是讲法治制官，要规范、限制、约束政府的权利，从而保护公民的权利。这是30年来法制发展的最重要的变化。

中国法治的变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法律工具主义，是从1979年到1992年以前。这个时期的法治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主要是靠行政手段来进行。立法的主要任务是适应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立法的重点就是搞经济法。经济法主要是反映计划经济体制管理的特点和强化行政管理的社会，对经济运行进行管理的理念。政府官员把法律看成是保护和扩大政府权利的手段，而不是监督、限制、规范行政权利的手段。这种状况决定了法律的制度主要是管理性的，主要是治民的。

2008-12-17 16:49:04
蔡定剑:

第二个阶段，到1992年中国进入到市场经济，这是法律规则阶段。当政府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以后，法学家提出了重要的口号，解决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样一个理论。这一理论对推动中国政府治理经济方式的改革起到了极大作用。它指出，政府的计划经济手段消退以后，经济运行主要依靠法律规则建立起来，这意味着政府的理念和观念、治理方式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法律不仅是政府管理目标的手段和工具，更是市场经济和政府运行的轨道。

第三个阶段，人本主义法治阶段。2003年以后，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就使得从过去发展是硬道理，GDP第一、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转变为以人为本、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使中国的法律进入到以人为本的阶段。是法治从规范市场走向规范政府本身的行为，以限制政府权利为目标，中国政府依法治理向制度化、程序化和国际化的标准发展。

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大的法制变革？因素在三个方面。第一，内在的动力就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这是整个法治变化的根本动力。第二，社会的压力，公民权意识的增长，公民维权推动了政府法制的变革。第三，外在的推力。中国加入WTO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中国法治也走向世界。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方面。

2008-12-17 16:51:24
蔡定剑:

第二个方面，30年法治变革的成就。从无法可依到依法治国，这是制度的成就。

我们知道，1978年，当中国准备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中建设国家时，是一个完全没有法律，几乎没有法院、法律机构和律师的国家。1978年到1980年，邓小平先后多次发表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讲话。要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民主制度化、法治化，这种制度是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而改变。这么一种观点和理念提出来，确定了中国30年要走民主法治之路不变方针的基础。

如果这30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经济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建设目标还是很模糊的话，那么对法治建设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搞法治。这是当年的教训得出来的。

2008-12-17 16:52:47
蔡定剑:

这本书从11个方面展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和它存在的问题，同时指出了可能发展的趋势。

第一，法治理论的变革。第二，社会转型，体现发展。第三，走向法治政府，主要是讲行政法制的发展。第四，刑事正义的追求，主要讲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等法制的变革。第五，司法改革与司法公正。第六，法治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变革。第七，全面保护法治的兴起。第八，市场经济与规则的转变。第九，走向公平竞争的外资保护。第十，走向创新社会的知识产权法。第十一，进入发展的环境保护法。

我们是从综合的视野全面透视中国法治全方位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法律的领域很多的。制度的变革有什么呢？第一部分，宪法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做了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包括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它的立法权，加强扩大地方的自主权和立法权，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对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改革，废除领导终身制等等。在8年宪法的基础上，20多年来，中国的宪法先后经过了1988、1993、1999、2004年四次修改，它的修改是出于社会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公民权利保护需要的发展。我把它概括成转变从确立私营经济到保障人权的改变，从1988年土地转让和确立私营经济，到1993年确立市场经济，到1999年把依法治国写入宪法，2004年把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就是这样一个发展的目录反映了中国社会法治的深刻变革。

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宪法的发展，在现实中得到了强调和反映，最突出的就是维权审查的概念成为中国公民社会最普遍的概念。在80年代这样的概念是法学院宪法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概念，现在成为了公民维权的手段。我们国家的宪法和立法规定了文献审查的制度性安排，这些年文献审查制度在公民当中不断提出来，推动了中国文献审查的建立。

2008-12-17 16:54:33
蔡定剑:

第二个方面，中国立法方面的变革。从无法可依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改革开放30年中国立法体制、观念、程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取得了巨大的立法成就。立法变革在三个方面，1、形成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立法体制，增强了立法能力。2、立法工作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转变立法观念，形成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3、立法程序越来越民主化、规范化。立法成果丰硕，制定了大量的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法律。中国的立法体制从一元到多元，立法程序从一致通过到反复审议。中国从没有法治到基本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来之前问了全国人大的一位学者，说在2008年10月份全国人大已经制定了有效的法律231个，国务院行政法有800件，地方人大制定了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008-12-17 16:57:12
蔡定剑:

第三个方面，从万能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从依法办法到法治政府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十六大、十七大以来中国政府把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为一个重大工作来抓。通过30年，特别是近10多年的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建立，我们前面确认了法治政府的观念，过去政府是万能的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责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服务型的政府等一系列理念的建立，颠覆了传统的政府观念和政府治理方法。

行政法方面的成就还包括建立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制度，初步实现了全面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建立了行政责任和行政监察的法律制度。使任性政府向责任性政府转型，建立了行政法律救治制度，使公民受到不法行为的侵害得到保护，实行了对经济管理的法制化，即努力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型。

2008-12-17 16:59:08
蔡定剑:

第四个方面，我们完善了刑事司法制度。我们的法律制度正在向追求刑事正义的目标前进。1979年中国制定了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接受了中国建国30年来没有宪法和诉讼法典的历史。1997年修改了这两个法律，使得中国刑事司法制度进一步向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比如确立增加罪行法定的原则，强化了对人权的保护。1997年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过去刑法多少有一点有罪既定，就是当一个人犯罪以后我们在制度安排上假定你有罪，先把你抓起来，对你刑讯逼供。1997年以后，我们改变了这种有罪既定的观念。我们确立了在没有法院认定为有罪之前，公民都是无罪的。当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确立无罪既定的原则，但这是中国很大的进步。我们还确立了各种犯罪进行刑事处罚必须要有明确具体程序的安排，防止法官滥用裁量权等刑事制度的安排，保证公民权利免受政府的侵害。

如果80年代讨论这样的问题，大家觉得是荒唐可笑的。虽然没有成为共同的共识，但是社会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在目前不具备全面恢复的情况下，应该接受可杀和可不杀的形势。在刑事诉讼法方面，为加强对公民的保护，我们确立了在犯罪没有审判之前，对犯罪嫌疑人的制度，我们限制了传犯和拘传时间是多少小时，特别是对参与诉讼的时间提前。原来是诉讼以后到法院审判之前才可以请律师，我们现在可以提前到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作用，加强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使得司法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2008-12-17 17:01:24
蔡定剑:

第五，我们不断改革司法制度，推动了司法的文明和进步。30年来，中国的司法从无到有，进行了恢复重建，取得了巨大的就。我们国家的法院工作人员从1979年的5.9万人，发展到2007年底的30万人，其中有19万法官。到2007年底，我们有14万多名律师，我们的律师职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近修改《律师法》，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支援人员。中国的律师完全走向了市场化和国际化。我们的30年来的经验，司法制度的改革，审判制度的改革，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实现了法官的制约化，重视诉讼程序，给予司法保障，以司法公正为目的。我们从过去单一的刑事审判的司法，变成了民事、经济、行政、知识产权、劳动保护等全方位的司法审判制度。我们统一了司法考试，到今年是第7次司法考试，有150多万人参加了司法考试，有将近20多万人通过了司法考试。这样大大提高了司法人员的素质，法律教育的发展，大学院系从1978年的一院五系，共招收729人，发展到今天全国已经有107所大学有法律院系，在校的法律学校有30万。

中国法治发展的重要领域就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依靠民商法治来建设的，一个国家的民事商事，经济法的支柱，是一个国家法律发达的标准。从1979年《中外经济企业法》到1986年的《民法通则》的建立，到今天中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包括民事法律体系，比如《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三包法》等。商事法律制度迅速发展，包括《拍卖法》、《信托法》、《证券法》、《破产法》等。第三方面以市场经济手段维护经济法的，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初具规模。

以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身自由已经作为法律观念被建立起来，这也使我国知识产权法进入快车道，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以《商标法》、《著作权法》一套法律产权制度，并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与国际接轨。在1979年以后，中国还建立了一套完备的保护外商投资的法律体系。我们缔结了很多的双边保护国际公约，实现了跨国投资的便利化，中国为外国投资提供了相对法律保护的体系。

2008-12-17 17:04:15
蔡定剑:

第七方面，环境保护法，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环境法》从80年代开始建立，中国过去完全没有环境观念，15年前、20年前完全没有环境观念，我们把排放污染当成是好事情。中国的《环境法》发展是最快的。环境法的发展有一些重要的观念变革是值得一提的。我们的《环境保护法》，从促进经济现代化建设到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二，从环保与经济发展协调，到经济发展与环保协调的转变。从重行政、轻民事，到行政与民事并重的环保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从环保部门过去单打独斗，到鼓励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发展。环境保护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社会观念的变革也是非常重要的。

2008-12-17 17:08:58
蔡定剑:

第八个方面，落实权利保护制度的变革。包括劳动权利保护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司法救济制度，民间参与机制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呈现着民间社会、开放社会、多元社会发展的事态。中国的权利保护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法制建设的成就是世界有目共睹的。

2008-12-17 17:10:58
蔡定剑:

中国法律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并不回避问题，这也是这本书重要的宗旨。我们以客观的方式，客观的态度，来描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指出，直面中国法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其中包括虽然有法律体系，但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法律实施状况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我们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权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判决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判决。法律白条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由制度中产生的弊端，限制政府权利，同时又不得不依赖政府权利改革法律。所以改革本身也会产生腐败问题，司法腐败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司法过去从单纯的行政机关，变成了干预社会各个领域的司法机关。虽然它担负的社会责任增大，它的腐败可能性也在增大，我们还没有建立一套很好的防止法官司法腐败的制度。

当然，我国的法律很多，更重要的是法律文化和法律观念的建设，我们要进行持续不断的普法教育，但是社会的法律观念的建立是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行为本身守法是重要的法律教育，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我们觉得中国法治的30年有很大成就，如果问我们是不是法治国家，我觉得我很难回答。

我们的法治说起来很复杂，但是可以很简单，是不是法治国家，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是不是所有人都按规矩办事。我们的老百姓是不是这样，政府是不是这样，政府说话是不是算数，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中国法治是一个长征，我们的长征可能已经走到了贵州的遵义，我们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已经有曙光、有希望，但是前面还有死亡在等待着我们。

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多少代人为之努力来达到的目标。谢谢大家！

2008-12-17 17:12:04
谢寿光:

蔡教授讲的内容非常丰富，演讲也非常精彩。下面有请王名教授讲中国30年走向公民社会的过程。

2008-12-17 17:14:48
王名:

谢谢主持人。各位下午好！我们研究的主题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法治社会的一个部分。要想说的东西很多，我想讲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介绍这本书的形成，这本书的基本架构，以及核心的观点。另外，我重点讲一个，应该说非常感谢福特基金会的支持，社科文献出版社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非常系统的对30年做个回顾。

如果说有一个统一的共识，就是“我们正在走向公民社会”。这本书的主题和出版社之间有小小的分歧，我们原来的主题是“走向公民社会”，但是为了照顾丛书的一致性，现在就变成了“中国民间组织30年”。这原来是我们的副标题，主标题是“走向公民社会”。我们的团队邀请了国内关于NGO研究、社会组织研究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专家，这里有政府官员，主要的立法是法制办出台，有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局长，主要都是从事相关管理方面的人，还有相关的学者。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形成共识。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就是中国30年的社会变革、社会转型已经启动了“走向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2008年公民社会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汶川地震使得社会组织、慈善捐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今年，民政部对这个事情也非常重视，前两天刚开了一个中华慈善大会，这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后天我们还在人民大会堂开“中国社会组织论坛”，这是第一次以NGO为主体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大家可以从媒体上看到。

2008-12-17 17:15:57
王名:

社会组织是一个新的概念，实际上也是民间组织、NGO组织，只是表达的形式不一样。在2008年他们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有的人提出来，2008年是慈善元年。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特别是站在这本书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早就启动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这本书基本形成的认识就是“我们正在走向公民社会”，而且早就已经开始了。

这本书的框架其实有一个逻辑结构，我们重点希望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的核心制度性的问题。比如法制的问题、基本的观念制度问题、基本制度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想重点抓住几个关系。比如政府和NGO的关系、NGO和社区的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也是一个基本的脉络。还有一个方面，我自己研究的部分主要是想对这30年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梳理。

关注NGO，关注民间组织的学者主要是最近十年大家做的研究。关注的视角基本上是看的现在，对历史的梳理确实比较少。因为现实的变化过多的抓住了我们的眼光，另外我们缺乏资料，对30年历史的研究缺乏资料。这次非常感谢福特给我们提供了经费，让我们坐下来对30年系统的做了研究。

2008-12-17 17:19:10
王名:

我的这部分研究对历史梳理的三个主要结论。历史过程的梳理挺艰难，没有资料。因为我们政府的相关主管部门是19年才成立的，那个时候专门管登记的问题，在这之前没有人管民间组织登记问题，没有任何法律，也没有任何相关数据。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30年前，所以从30年前开始，特别是前10年的数据是特别困难的。我后来采取一个比较巧妙的办法，我是从中国各个主要期刊网和主要报刊，特别是人民日报，剪辑所有的民间组织信息，一天一天的拿出来，一个一个重复剔除掉，把这些组织的数据加起来，汇总出历史从1977年11月22日一直到现在的数据。

在这个历史过程的梳理中，我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整个历史过程可以把它叫做“结社革命”的过程。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能够查到的所有民间组织的数量是6100多家，这么多家基本是人民团体性质的组织。我的第一个阶段把它划到1992年，到1992年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组织超过了100万家。到了2008年，我们估计的数量是300万到500万家。现在的数据没有办法完全统计，只是一个估计的数值。从1万家，到300万家，这个就是社团革命，这个数量的增长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一个爆炸性的过程。

这个过程实际上又可以区分成两个历史阶段。一个历史阶段是在前14、15年，从1977年底一直到1992年。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开始。在两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组织数量的增长都是爆炸式的增长，但是表现的状态不一样，社会组织的类别、特征、活动领域都是不一样的。两个阶段表现出社团革命的两个历史过程。

2008-12-17 17:20:57
王名:

第二个很重要的结论，我们发现实际上在这两个历史中，它的动因和它的主要推动力量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来自民间，特别是对第一个阶段的分析很有意思，我现在不能说它是一个完全的结论，我认为还是假设。我们一般认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是农村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从整个体制的外围找到了一个发育市场经济的土地，这个土地就是在小岗村，改革开放就是从那里发育出来的，那是没有被体制污染的良田。

通过社团革命的研究，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有两个出发点。除了在体制外找到一个土地，还有一个出发点是结社。结社的出发点就是我刚才说的，1977年11月底，到了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技大会，邓小平在那次会议上有很重要的论证，讲到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讲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1978年提出来的。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大力恢复发展学会。1978年开始形成学会、研究会风起云涌的发展过程。文革前成立的学会、研究会不光恢复了，而且新成立了一大批。为什么这可以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联系起来？反对四人帮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平反，一方面是平反冤假错案，还有平反大批的知识分子，恢复了他们的待遇、名誉、地位。那些官员平反以后可以回到体制内，知识分子平反以后回不去，没有接纳他们的平台，但是一定要让他们发挥作用，给他们什么平台？学会、研究会，结社给他们平台。从理性和逻辑上讲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过程。

2008-12-17 17:24:14
王名: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恢复学会、研究会，通过发展学会和研究会为知识分子创造平台，这个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的第二个阶段。这个过程一旦被调动起来，当社会的结社需求被调动起来，它有的时候不以发动者的意志为转移，它会很快的蔓延到其他地方。到了80年代初，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一个是学会和研究会迅速往农村蔓延，出现了一大批的农村科普协会。这个发展是非常有意思的过程。一开始是知识分子到农村传递科学技术，后来农民自己把这个拿过来。当时结社没有人审批、登记，没有任何法律规范，你说结社就可以，你说成立什么就可以成立什么。当然要有一定的领导力，生产队长也可以批，大队长也可以批，既然没有制度规范，这个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就形成了。在80年代很快形成了农村科普协会。

第二个是农村的专业研究会，大葱研究会、土豆研究会、种粮研究会，这是80年代出现的。紧接着出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组织，由于制度的原因，其实这些组织后来慢慢消失了，就是农村合作基金会。它以公益的名义和形式，其实是一种金融组织，参与一些金融活动，他们进行集资和进行贷款。到了1992年，农村合作基金会达到15到20万家，到1999年，朱熔基宣布取消所有的农村合作基金会时已经达到了30万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在1999年时，整个存贷规模是1200亿，是非常巨大的资金规模。后来朱熔基总理不得不下决心，因为它影响了整个金融安全问题，把所有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取消。一直到现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影响还在。

2008-12-17 17:26:32
王名:

前一段时间我们去了汶川地区，我去了汉望镇，整个镇政府全部垮塌，我还发现很多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帐单，当时的帐单还没有清理干净。我拍了很多照片带回来。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这是80年代的过程。结社带来了一些问题，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其实出现了很多问题。结社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我们当时没有任何制度，没有立法，谁也不管。80年代后期，我们开始建立登记管理机关开始出台法律，这也和当时的政治过程结合起来。

基本上，通过制度规范，清理整顿的平缓发展过程从8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2001年，从这以后有了迅速的攀升，形成了结社革命的第二个高潮。这个高潮和前一个高潮完全不一样。第一个高潮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本身的起点与体制失灵有关。第二个高潮是社会转型，社会完全进入新的阶段，市场经济已经形成，这是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推动结社革命的主要推手是党中央。社团革命的真正推动者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第二阶段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也好、十七大也好，包括很多地方党委积极推动，其实都看到了社会组织在当前社会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008-12-17 17:28:25
王名:

第三个方面，我们通过30周年的研究，也发现了很有意思的过程。在前期，我把它叫做第一阶段，参与社会组织的主要群体是平民阶层，是边缘阶层。它形成的一种公民社会在体制外围进行发育，主要的参与主体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体制外。1992年以后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精英阶层开始参与到社会组织的发展，参与到结社革命的过程中。主要的精英阶层概括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政治精英，一部分是知识精英，一部分是经济精英。

政治精英是很重要的力量，其实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就有7次左右的机构改革，每次机构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裁减政府官员。这些人裁减以后去哪儿？相当一部分是到社会组织中。特别是90年代以后，有几次大的辞官下海潮，通过对这个过程的观察，我发现很多人辞去公职以后，并没有真正下到海里。我的基本判断，包括做个案研究发现，很多人最终走到了社会组织。为什么？这些人拥有的主要资源是行政体系内的政治资源，这些资源在市场中不一定好用，所以这些官员很多人进入到社会组织的管理层，当然还包括其他的国家。政治精英对社会组织的影响非常深刻，既带来正面的特征，也带来很多负面的，但是它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发展。

另一方面，知识精英从90年代中期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包括成立一大批的环保方面、艾滋病方面、维权方面的组织。这是第二个过程。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年轻的知识分子研究生毕业，也加入到社会组织。

2008-12-17 17:30:04
王名:

第三个方面是经济精英，特别是最近几年特别多。首先是基金会，很多企业家参与到其中。还有通过各种各样的结社，现在统战部的说法是“新经济组织”。我最近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推动所谓的企业家俱乐部，去表达、参与，这是一个过程。我把它理解成30年来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从原来的非主流，走向主流化的过程。精英主导在一定意义上使得社会组织开始进入主流化的过程。

主流化的过程反过来可以找到特征性的现象，比如概念的变化。民间组织的概念是1998年提出来的，取代了原来的社会团体。2006年开始提出社会组织的概念，来取代民间组织。越来越多地利用公共媒体，主流媒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服务中，越来越多的和政府开展活动，争取政府资源。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拿出很大一部分资金购买服务，这个过程是合作的过程，是主流化的过程。这个主流化的过程在30年的发展中呈现出很典型的特征。

2008-12-17 17:31:47
王名: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组织在推动公民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或者在引领着中国的公民社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我们的分析中没有得出非常清晰的、方向性的结论，但是我们把这个发展道路和三种精英的主导结合起来。政治精英引领着一个方向，知识精英引领着另外一个方向，它们不是一致的。经济精英引领的是第三个方面，三种不同的方向，可以都理解成公民社会，但是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维权性的，一个是合作性的，一个是独立的方向。还有财富推进型的方向，它更多表达的是富人的权利和诉求。不能说这三个方向都不是公民社会，所以我们的基本结论是朝着这三个方向在走。

2008-12-17 17:33:13
王名:

当然，这样的走向也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很多的问题。包括现实中也包含着大量的问题，现在你要问我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公民社会了？我没有办法回答。我们正在往那个方向走，但是真正的成熟的公民社会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我们在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已经不可逆转地朝向公民社会发展，但是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公民社会。

谢谢大家！

2008-12-17 17:34:10
谢寿光:

王名的演讲很精彩。下面有请王逸舟教授做报告，大家欢迎！

2008-12-17 17:34:46
王逸舟:

我介绍一下我们这本书为什么有意义，为什么读者值得读，包括媒体为什么会报道。我经常和我的小孩聊天，他不相信三十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外交、国防、经济是什么样，他没有那个概念。书中介绍的中国三十年外交的成长，如果回头看三十年前肯定不相信。他们能够接受什么，是对现实的认定，觉得这是生活中很平常的现象。

我想我们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和工作就是把这三十年中国的对外关系，怎么从之前大家无法想象的时期，到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做一个描述。我做一个概括，30年前的中国外交基本上是边缘者的角色，心怀不满的角色，用我们那个时候的话说是“造反派”，国际社会觉得要改造它、推翻它。30年后的今天，你不是绝对主宰者，但是中国人已经往现代世界的中心在逼近，在往全球最有影响的群体靠拢。我们的外交从边缘的角色，现在变成了越来越负责任，越来越希望承担更多责任，甚至承担领导者的角色。中国虽然没有美国那么强大，但是中国的自信，中国的实力在往上走。这是研究中国对外关系30年发展所发生的结论。

它描述的十个章节是从人的十个特点，或者说行为体的十个领域来描绘的。比如30年前中国和邻国是什么关系？30年前的邻国很多没有和我们结交，30年前我们可能在打仗，30年前我们可能认为是大麻烦。但是30年后的今天，中国和所有的邻国都是睦邻友好的关系，而且与所有国家建交了。很多都有了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很重要的转型，体现在中国和周边的关系上。

2008-12-17 17:34:59
王逸舟:

中国和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我们也有一章专门论述中国和美国的关系，30年前一般人很难想象，中国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和美国人建交。当时领导人互访时觉得是天大的事情，尼克松或者卡特到中国来，或者邓小平去，你能想象共产党人怎么会去那里参观，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但是今天两国人互访，大家觉得是很重要的战略对话，是大国之间很正常的事情。它梳理了30年前如何从那个时候完全敌对，到现在所谓最紧密的关系。那个时候有一句话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外援建立在以市场为基础，双方基本采取互利互助的，同时和国际接轨，和全球交换的局面。

大家可以仔细读这十个领域。像全球化，这一章的目的就讲全球化的概念如何在中国深入，30年前说肯定不信，因为没有人说。但是30年后的今天，全球化几乎是合法性的。不管是决策，还是党的文件，都在讲全球化。我们这一章就在揭示全球化的观念如何在中国生根，如何变成党的合法性的定义。包括军队国防现代化，过去的国防军队建设是要冲着美帝国主义打仗的，而今天不是。今天的国防现代化除了保障国内的发展，经济建设、主权，还要为国际和平，为维和，为周边地区作出贡献。

我们这本书不管写得好还是不好，深入还是不深入，它试图把中国从哪儿来，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下一步可能往什么方向走这个线索做一个勾勒，从十个领域做了描述。我不敢说别人的书，我觉得我们的书是找中国最好的领域的人来写，比如写中国联合国关系的，请的是中国的联合国总干事，他现在也是学者，世界联合国协会的执行主席。他自己亲历了这30年的发展，讲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从30年前到现在的局面，用他的话说，中国现在是联合国最看重的新伙伴。

2008-12-17 17:39:30
王逸舟:

我们讲周边国家的关系，我们请了张蕴岭和他的助手。大家知道他是研究东亚和周边合作最权威的学者，现在是国际协会的主任。由他里讲周边国家的关系是非常权威，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他不仅是写作者、研究者，同时是与周边很多国家谈判的时候，建立合作协议的时候，他是一个亲历者。

比如说我们和非洲国家的关系，我们请了中国高校第一所，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院长，在我看来他也是中国最好的学者，他最新的书就是回答国际上关注的问题，关于达尔富尔中国怎么看待。他专门讲到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如果从过去30年前的一个战壕的战友，到现在就像一个新世纪的挑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杠杆的方向来写。

包括最后一章，秦亚青教授是外交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他号称是中国三个最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他写了国际关系理论在30年的过程，无论是历史、理论等，他都做了调研。对于这本书，不能说它写得好，写得坏，但是我相信再过30年，人们一定会说由王逸舟主编的，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肯定是2008年研究中国30年对外关系开放的最好的参考书，不能说它写得多深。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来看，从我们研究的10个领域，我认为这是目前学界最关心的事情。也许这个角度不一样，但是我们是以全力做好这本书。

2008-12-17 17:42:37
王逸舟:

最后我感谢福特基金会启动这个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学术工程，不光是为了赚钱。虽然我希望他赚钱，但是更多的是让学术的工作，让大众、让决策层了解它。我是真心希望这本书能够有更多的同行看到。这两天我在开会的时候，有很多外国同行拿着这本书，他们也认为是非常好的。

谢谢大家。

2008-12-17 17:47:12
谢寿光:

现在有请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教授做关于《中国社会变迁30年》的报告。

2008-12-17 17:47:47
李培林:

非常感谢福特基金会。改革开放30年好象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事情，改革开放是一个官方的活动，实际上有很多观念上的事情，包括当年的农民工。

很多国家都在发生变迁，中国的变迁不太一样，一个是规模之大，变化之深。中国是13亿人，这样大规模的变化是很少见的。我们考虑到这个变化是由什么构成的？一个是体制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变化。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更关注在这种体制变化的同时所发生的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所以我们当时说要做经济，要从社会变迁、结构变迁的角度来反映这样一个变化。

另外，我们这本书希望有一个国际的视角，不光是介绍变迁，像东亚国家的起飞，以及拉美国家的变化，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的格局中，每一个国家想改变它的位置很困难，在上百年当中很少有几个国家可以改变。我们和这些国家有什么差异，比如说我自己觉得和俄罗斯的差异，很多经济学家说这是一个渐进性的改革，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差异。

俄罗斯的体制变化大于结构的变化，他们1997年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模式，所以他们的结构弹性很小，不像中国的弹性很大。中国可以出现几亿农民工，小小的流动就使劳动资源变大，并会使社会快速提高。东北老工业基地当时的改革，将近2300万人下岗失业，如果没有这种结构性的保障，那就很难。

2008-12-17 17:48:38
李培林:

对于国外的学者来说，本来在现代化的领域中，经济、社会应该有一个协调，我们说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应该是同步进行的。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最起码在西方世界的眼里没有基本稳定的保障。在这样的前提下，既然社会和经济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过去在发展经济中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想，中国的经济是实现现代化的一步，我们虽然有特色，但不是完全发展的，你要参与到世界经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想在这本书当中，可不可以反映一些中国参与国际中的一些规则，或者大家普遍接受的解释来做。当时我们除了这些考虑，也想了一些特殊的视角。如果按照一般的社会领域划分，除了社会结构变迁，还有就是分配保障、就业等，我们没有写成是30周年大事记，我们只是描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把问题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意。

比如说改革与单位的事情，单位的视角是中国的学者自己发明的，英文里面没有，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对这种特殊组织是什么概念，描述它在中国变迁当中的变化，这对国际上的组织形态会产生很重要的作用。用英文说社会组织是什么组织，实际上是介于政府和民间的组织，是多种组织合在一起，又要求这个组织保持社会稳定，还要完成社会经济的落实，这是一个全能化的组织。这些特殊的视角是为世界上的研究者提供一个角度。

2008-12-17 17:51:13
李培林:

另外，我们选择了消费，这在过去的社会学里面很少写。但是消费业的情况属于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中经济学当中也很少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消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看，有几个阶段，像大众教育阶段、中产阶级阶段，这几个阶段的到来差不多都是在同一个时期，有一个规律。但是中国比较特殊，就是差距很大，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是奢侈消费品，比如说珠宝、项链，很多奢侈品。同时，我们又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们要用政府的补贴，农民才能买得起电视机。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种差异，就是工厂里面的所有消费品都是农民买不起的，我们只有依靠出口让别人买，才能维持经济的运转。但是回来说出口不行了，去年还有70%的出口总额，今年不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要扩大内需，所以我们想把中国特殊的消费结构写出来，也是一个变迁的特殊角度。

另外，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现在很少在中国考虑社会变迁，很少描述社会变革。我们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很广泛的意义，不是说卫星上天，不是说新型导弹，而是生活中很小的事情。

30年前，似乎是长江以北的地区冬天只有两种蔬菜，就是白菜和萝卜。30年后，简单的大棚不仅改变了所有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结构，而且改变了人的生活状态。本来我们希望这个角度与全球化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的全球化进程非常快，也包括中国的模仿能力，我们这30年还是一个技术模仿的过程，还不是技术创新的过程。但这是一个特殊观察社会变迁的视角。

2008-12-17 17:53:42
李培林:

另外一个方面是妇女地位，这是在中国往往被人忽视的社会变迁的一个角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30年有很多方面的进步，妇女方面的结果往往是相互矛盾。一方面，很多妇女生活健康水平在提高，比如清华大学原来只有10%是女性，现在一半以上都是女性。这种变化很大。但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新生婴儿的性别比居然可以达到11：9，在全世界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看到性别比找不到规律，这个问题到底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计划生育的影响，还是B超技术的控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明确的答案。

妇女的地位取得了显著的提升，但是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以前下降了。但是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水平，和30年前比普遍提高很多。所以说，结果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这30年的变迁不仅仅是总结这个过程，把这个线索描绘出来，而是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在整个世界的变化和变迁过程当中，能够提供一些非常有利的启示。在内容上对我们已有的知识做出一个证明，这样能够推动整个社会进步前进的步伐。

2008-12-17 18:03:11
谢寿光:

感谢李培林教授的发言。这个研究项目除了福特资金会参与以后，我们国际合作局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们长期和福特基金会联系的单位。下面有请国际合作局局长张友云发言！

2008-12-17 18:04:49
张友云:

尊敬的费约翰先生，尊敬的谢寿光社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福特基金会所有的工作人员，各位专家、学者，尊敬记者，大家晚上好！

我很荣幸参加福特基金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行的中国经验—改革开放30年高端学术论坛暨《改革开放研究丛书》发布会。在此丛书问世之际，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向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向社科文献出版社，以及参与写作的各位主编表示由衷的祝贺！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30年中国的政府、经济、文化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与地区和世界的经济融合度日益加深。改革开放不仅造福了中国人民，也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和活力。

2008-12-17 18:05:12
张友云:

但是回顾成就的同时，我们需要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这套丛书出版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此，它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存在的教训，为我们更好地向前迈进提供了支持，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进行也必将有所贡献。

今年是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成立20周年，在这20年来，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资助了很多的研究项目，为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提供了出国长期进修的机会。同时，也为很多社会和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和研究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这些对于推动中国和美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于推动中国和世界很多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外学术机构、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愿意借此机会，对福特基金会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一个专业学术出版社，近年来在学术研究成果出版上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以及学术成果的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出版平台。学术研究成果只有正式出版，并且向社会推广，才可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引起反响。

2008-12-17 18:06:13
张友云:

由此而言，出版社的工作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学术出版工作也是我们展示国家软实力，提升软实力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在祝贺此套丛书的中文版问世之际，我也高兴地听说，此套丛书将继续出版英文版，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于中国的经验走向世界，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在更广泛的国际舞台上为公众所知晓，必将产生更大的作用。

在此，我衷心希望在新的30年中，大家能够共同努力，积极合作，开拓更大的事业，同时也预祝我们的事业在新的30年中更加辉煌。

谢谢！

2008-12-17 18:07:41
谢寿光:

接下来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中国教育发展与政策30年。有请北京师范大学社会与综合发展政治学院的屈智勇副院长发言，大家欢迎！

2008-12-17 18:08:34
屈智勇:

大家好！首先，我们特别感谢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也要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支持。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感谢负责这本书编辑的童真兴（音）老师。因为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今年中国经历了5·12地震，我们这个机构一直是做公共政策研究的，所以有一个应急的研究中心，我们很多作者投入到这个事件的应急当中。回来以后又写作这本书，给我们留的编书时间比较紧，为此我们的编辑特别辛苦，在此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这书的各位作者，我们这个团队以前是做政策研究的，在教育另外中，我们有一个新的试点。在这当中，我们定位了一个框架，有一些作者不太熟悉这个框架，在写作中做了很多次修改，付出了许多的努力。

2008-12-17 18:09:10
屈智勇:

第三点，介绍我们这本书的立足点和试点。因为我们知道，教育领域的研究是非常多的。基于我们机构的特点，我们希望把本书定位在教育政策的分析上，以教育公平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和衡量政策的标准。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定位？我们基于以下的思考。

首先，政策是政府推动的。我们知道，政府的教育政策绘制的是教育体系的发展蓝图，如果说教育对于国家十分重要，教育政策研究更加重要。可以说，没有对于教育政策的研究，对于教育体系内在逻辑的探究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教育体系健全发展的追求也就失去了理性的基础，因此我们在实施科教兴国的时候，对于改革30年进行理性思考的时候，教育的30年的政策检视也是不可或缺的。政策本身成为理性思考的对象，标志着我们在反思。基于以上考虑，我们从30年的教育政策开始分析，希望从一些教育外的视角来看。

2008-12-17 18:11:05
屈智勇:

我们知道，教育30年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把这个分为教育管理政策和教育教学政策两类。我们又将重点放在教育管理政策上。为什么要以教育公平的视角解释教育政策？我想从本届政府推动得一个非常大的力度就是教育公平，因此我们希望在这个起点上把教育公平作为一个衡量标准，作为这本书的基本出发点。

因为致力于推行教育公平的研究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和伦理意义，这一考察的意义在于，教育公平首先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第二，教育公平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政策的表达。第三点，教育公平可以使社会稳定。最近国务院提出来重点做教育规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第四点，中国教育公平的状况还是需要改善，虽然我们书里提出来，教育公平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改善。

在具体内容上，本书涵盖了幼儿教育、基础教育、特殊教育、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和民办教育八个领域。最后在八个领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总的报告，以权威的资格为理论基础，提出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体系架构的思考。

如果大家关注教育的话，对教育感兴趣，我想请大家读这本书，将会发现与我们在以往看到的很多教育类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希望大家以后和我们有多多交流。

谢谢大家。

2008-12-17 18:12:29
谢寿光:

此套丛书凝聚了诸多学者的智慧，这有待于我们的媒体朋友把学术宣传出去。当出版的时候，也考虑会再做一次论坛。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每一位演讲者都非常精彩，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中国社会科学30年，它已经比30年前学者所使用的语言、引用的文章有了很大的进步。

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媒体朋友们。

2008-12-17 18: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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