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新闻发布暨教育改革发展研讨会 _网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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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新闻发布会暨教育改革和发展研讨会

活动描述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定3月1日下午14:00在于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举行“中国教育蓝皮书发布暨教育改革和发展研讨会”。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内容：

柴纯青（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媒体朋友，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合作伙伴，蓝皮书的作者，感谢大家光临一年一度，每年3月1日在这里准时举行的中国教育蓝皮书新闻发布会。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各位专家学者，也包括我们蓝皮书的作者。现代教育报曾国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张红伟、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刘正奎、中国青年报李新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蒋凯、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王烽、北京师范大学徐文强、中央教科所的储朝晖、北京师范大学戚克敏、中华女子学院李阳、香港乐施会的孙国嫄、北京师范大学成刚、中央教科所程方平、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赠与亚洲基金会的蒋艺、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等。

我们先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助理范广伟先生就2009年中国教育蓝皮书的出版致辞！

范广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助理）：

各位专家、媒体界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在周末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想感谢杨东平教授以及他的团队，在每年都能够准时于3月1日把他们的产品推向社会。皮书是一种实效性很强的产品，每年能不能在两会之前推出这个产品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皮书，包括教育蓝皮书，编辑这本图书的目的就是向整个社会宣告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很希望能够让政府部门看到专家的意见，倾听专家的声音。

教育蓝皮书已经出了很多年，往年应该是有主题的，去年是推进教育公平。今年我们采取了更宽泛的方式，直接叫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我想这个变化有很多意义，我自己体会，这几年的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在这种形势下，教育整个发展的重点不只一处。比如今年汶川地震，这对整个中国教育发展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国家着手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很多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今年的蓝皮书内容更为丰富了。虽然它没有独一的特点和主题，但是它包含了诸多的重点和热点。

第二，今年的蓝皮书中从社会调查方面做得比较突出。我们这次专门有教育调查的一个篇章，除了这个篇章之外，还有一些有关教育调查的文章。从皮书自身来说，我们一直在褒扬作品要具有原创性和实证性。我们的蓝皮书有几个特征，其中原创性和实证性是两个重要的指标。具体的教育调查本身对提高皮书的质量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同时，在调查报告中的基础之上进行实证性的分析，这对提高皮书的权威性和可接受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年这本蓝皮书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可喜的变化，我们也希望这种方式能够长久的保持下去。

教育蓝皮书在两三年以前已经成为我们出版社“走出去”项目的一员，和荷兰Brill出版公司合作，向欧美用英文版进行推广。在以后的日子，我们希望整个蓝皮书能够办得越来越好，我也相信在整个课题组和我们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之下，会使这本书产生越来越广泛和良好的社会效益。谢谢大家！

柴纯青：

在范老师的支持下，我们的蓝皮书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六本了。我再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中国教育报、南华早报、阳光卫视、中国教育电视台等30多家媒体的近40位朋友。另外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中国网和搜狐教育频道的网络直播。

大家都知道，中国教育蓝皮书连续几年都由香港乐施会给我们资助，能使这个项目继续下去。下面有请香港乐施会北京办事处孙国嫄女士代表乐施会致辞！

孙国嫄（香港乐施会北京办公室项目官员）：

各位嘉宾、各位媒体界、教育界的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这次有机会作为乐施会，也就是蓝皮书合作伙伴的代表来这里参加会议和大家见面，我也衷心的代表乐施会祝贺蓝皮书的整个团队在2009年终于出版了《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

乐施会与教育蓝皮书的工作团队一起合作很多年了，从2006年就开始了。我们始终认为教育蓝皮书是以民间的独立的视角来观察、记录中国教育发展领域最前沿的信息，最热点的话题，也是参与讨论中国的公共教育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乐施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我们从和蓝皮书的团队合作中有很多的成长，也深深感受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关注当前教育的话题。我们也获得了中国教育发展领域的资讯。

大家可能也了解，乐施会是建立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发展机构，我们的工作领域很多是在农村的社区和城市外来工的社区，为什么会关注教育领域？因为我们觉得没有深思对于人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在教育领域和更多的学者有更多的互动合作。我们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获得公平、公正教育的权利，这个公正教育资源的权利不仅是我们接触到不同的教育资源，也包括我们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不同的领域，包括在西部的贫困地区探索新课程改革的条件下农教、农牧的结合，以及具有农村特色的乡土教学的模式，包括双语教学、复式教学等方式。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农村的一些边远地区的学校和校点软硬件的建设，也希望能够配合到政府和当地机构来改善农村儿童基本受教育权利的保障。

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在城市外来工子女的社区，去探索适合他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模式，使他们更好的融入到城市的社区，更好的融入到社会中。同时，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在发展教育，针对城市主流青少年的教育，希望这些青少年，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能够更多的关注社会的发展，不仅是本土的问题，也包括全球的发展问题，以推动更加和谐的社会和全球发展。

我记得德国一位教育学家说过一句话，教育的本质不在于知识的传授，而更在于激励、激发和鼓舞。我们觉得蓝皮书的出版也正是杨教授和团队的工作人员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激发、鼓舞更多的人关注到中国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很高兴，由教育蓝皮书的团队带领我们走到这样一条路，所以非常感谢这次我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学习。谢谢！

柴纯青：

大家都知道，中国教育蓝皮书一直秉持民间的立场，以独立的教育观点向大众传播我们的教育理念，和乐施会支持教育的宗旨是一致的。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经过反复选题策划，写作大纲反复讨论，成稿过程中反复修改，终于成书。参与蓝皮书的作者都知道，与去年相比，今年的蓝皮书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多的进展和突破，比如教材与调查与评价栏目分量的增加，大家都可以看到。

下面有请《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主编杨东平教授就蓝皮书的情况进行说明。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蓝皮书主编）：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来介绍今年蓝皮书的概貌，一共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年度热点和主题，第二个是关于调查和评价。

刚刚过去的2008年对于中国和中国教育来说都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是一个大悲大喜之年。在经历了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之后，年度性的主题就比较分散，但是它也是蓄势而发或者对今年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关于2008年的重大事件主要就是汶川地震的校园重建，在这个过程中暴露了教育的很多问题，也弘扬了中国教师伟大的精神。对于中国教育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与此同时，这场地震灾害也是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检阅，包括教师、学生都投入到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关于这个主题，我们中科院心理所的老师会有专门的介绍。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继续深入推进教育公平。国家在近几年把优先和发展教育作为非常明确的公共政策，在2008年获得了新的进展，主要是把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从农村推向了城市。同时，在去年年底宣布从今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绩效工资，这意味着兑现使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不低于公务员水平的承诺。据去年发布的2007年教育数据，在2007年国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32%，比2006年增长了0.32个百分点，这是近些年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也是迄今为止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最高的一个数值。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通过教育创新，积极的解决积累严重的教育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广东和云南主动解决农村代课教师的问题，采取了有效措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很多城市积极的破解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取得了不同的经验和进展。据教育部统计，目前在城市的流动儿童当中，小学有77%，初中有80%的学生在公办学校上学，这个比例比前几年有比较大的提高。

2008年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是国家在筹划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开始制订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这是从08年8月开始启用的。这次的纲要制订由温总理主持，确定了面向社会公开讨论的公开化程序，这在中国的教育决策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决策的历史上是绝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这和其他领域有所不同，是在形成一个文件以后，从征集议题开始全程公开，现在正在过程之中，到今年2月底告一段落，据说下一阶段会按不同的课题来分别公开。这对于中国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非常重大的改变，是一个进步。

另一方面，中国教育的特点是成就巨大、问题成堆。众多的问题仍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教育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2008年，比较突出的问题还是老问题，首先是在城市义务教育的畸形化，严重的择校热和应试教育背离了义务教育的方针，侵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教育权利，导致了教育更大程度的不公平。据北师大对于18个省市2万个家庭的调查，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达到四分之一，差不多24%左右，其中校外支出要大于校内支出，校外支出占77%。另外，由于严重的择校热，小学和义务教育阶段严重的择校热和高昂的择校费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一项调查，北京市平均择校费高中阶段是2万7千多，小学仅次于高中1万9千多，初中是1万3千多，择校费已经成为城市家庭重要的教育支出和经济负担。在这个背景下，不仅破坏了教育公平，而且导致了教育腐败的增加。比较典型的是去年广为人知的名校案件，著名的北京名校中关村三小账外的择校费达到1.2亿。

同时，师生关系和师德问题凸显，显示了教育生态的恶化。农村义务教育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主要还是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和教师待遇过低的问题。同时，大量撤并乡村学校，新建寄宿制学校，形成学校向城镇、城市的过渡集中，以及农村学校的生源流失，学校的空壳化倾向，这些都是在当前教育发展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2008年突出的事件是由于高校本科评估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主题，走到了不得不变革的进度。同时，大学生的就业状况也使高校培养质量受到质疑。

在公共政策方面，我们还要意识到尽管开始启动了决策公开化、民主化的过程，但是由于传统的强大惯性，我们的很多教育决策由于缺乏科学和民主的程序，引起了社会的广大争议和质疑。比如京剧进课堂的决策、学校冬季长跑的规定等等，包括在四川地震灾区校舍倒塌的问题上，无论是当时的解释、承诺以及校舍倒塌事件的结果调查和公开，都反映了我们现行的公共决策方面存在着问题，缺乏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渠道，也缺乏必要的问责制。

第二个方面，我们对于2008年的教育做了一些调查。这些调查会有几个专题的发言，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是关于中国城市的教育满意度的调查。人民满意的教育应该由人民来评价。第三方评价来试图对每年公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做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30个城市的教育满意度分别介于一般之间，比较偏于一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各地的教育表现的差异还是巨大的。山东省去年刮起了素质教育风暴，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方针，强烈的控制、管理假期补课等各种各样不规范的行为。所以在30个城市的调查中，济南市的各项指标都位居榜首，突出的反映了山东人民对治理教育的回应，显示了公众对改革的肯定。

另外，我们做了31个省的教育厅和9个市级教育厅，一共40个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网站信息公开的调查，通过为网站的监测里判断它的信息，贯彻落实《信息公开法》的情况。调查情况上海第一、北京第二、江西第三，也有很多地级市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第三个方面，关于中国城市高中生的家庭背景调查。我们知道今年温总理有一个发言，讲到大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实际上，大学生中的学生家庭和阶层分布是高中的延续，或者说这种不公更重要的体现在高中学校的学生结构中。我们通过对6各省市8所高中的调查，以及对江苏省的一所重点中学30年的跟踪调查，得到了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政府管理者、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等传统和新兴的优势阶层的子女获得了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大概的情况是：重点中学中的学生比例和他的社会阶层的比例相比，差距最大的一个是私营企业者，一个是个体工商户，还有经理人员。在当前的社会当中，他们在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的时候，也获得了更大的文化资本。

另外，国家管理者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也是传统的阶层。差距最大的是农民阶层，重点中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他们在社会的实际结构低45个百分点。我们对江苏的一所重点中学调查，它在1978年的时候，学生当中来自于政府、企业、专业人员的比重是44.7%，到了2008年，达到了77.6%，增长了30个百分点左右。而工人、农民的比重从1978年的42.4%，降低到2008年的5.9%，降低了将近38个百分点。这两个数据的差距非常显著。所以关注中等教育和技术教育的重点学校制度，防止重点学校制度成为凝聚和扩大社会差距的机制。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同时，我们进行了关于中国中西部农村寄宿制中小学的调查，了解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以及进行了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职业技能需求的调查，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专业相关性的调查，这两个调查在下面会有专门的介绍。

最后，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年，在回顾、重温改革30年道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见，就是今天的教育改革应该重新继承和发扬80年代改革的精神，突出体制改革，把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规划能够制订得更好，真正引领中国在下一个30年的发展。与此同时，今年特别令人关注的一个主题就是金融危机下的教育发展。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它对中国的教育、就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教育怎么来适应和应对金融危机，这可能是今年重要的主题。我就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

柴纯青:

感谢杨老师，大家都知道，2008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在教育领域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除了校舍问题之外，大量的学生问题都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当我们的蓝皮书确定以灾后教育重建为年度主题之后，我们当时确定了教育的损毁、教育的重建、校舍的问题和师生的心理问题作为年度主题的四篇文章。我们也广泛的征询了各方意见，当时有人推荐我们找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它是在地震灾区进行心理重建，学生心理救援最好的机构之一。我们找到心理所刘正奎老师的时候，他谈到了灾区心理救援的种种问题，表现出了高度的人文关怀和教育情结，让我非常感动。下面就请刘正奎老师就灾后心理救援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陈述。

刘正奎（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各位同行、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一直以来是读心理学的，我今天主要是汇报灾后心理援助的情况。下面这张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照片，前面的照片是地震前美丽的北川。其实汶川大地震自然灾害的破坏力非常巨大，我们从图片中可以看到。实际上大地震破坏的不仅仅是家园，更重要的是它对人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这是当时5月16日拍的照片，实际上在这期间，孩子是这次创伤中最严重的一个群体。这是一群孩子的照片，下面这幅图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画的画，这是我刚刚去给孩子做心理辅导时他画的。大家可能看上去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对于孩子的解释可以看出他的创伤有多么严重。孩子说这是一张惊恐的脸，旁边所有的线是表示裂痕，所以我想这可以看到他虽然说不出来，但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地震给孩子的心灵留下的永远的痛。

我们在5月12日晚上就开始通过科学院的办公厅向国家提了灾后心理援助的建议，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任何自然灾害发生之后，都有三个部分，一个是生命救援，一个是物质救援，一个是心理救援。由于我们国家一直以来没有遇到大的灾害，所以在心理援助方面国家没有这项措施，我们当天晚上提了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第二，我们当时尽快培训专业队伍。第三，社会力量开始参与。这是我们很快编制发往灾区的手册，这个漫画是我们和央视的动漫公司做的，以一种漫画的形式使孩子和家长能够接受。两天之内大概有7万多份被发出去。

我们呼吁媒体来注意心理援助。这次的心理援助得到了社会高度认可，我想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因为对于人内在的心理关注，也是重要的文明标志，这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在后方组织的社会参与的心理援助活动之一。因为在四川大地震发生以后，整个的影响层面是三个，第一个是重灾区，这个地方的影响是最严重的。第二个是周围地带，像成都，他们的恐慌程度最高。第三个是北京的外围地带，外围地带由于大量的媒体报道和前方惨烈的图片，对人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接到关于抑郁的咨询是平时的十倍，大量的孩子会做恶梦，所以我们觉得要进行疏导。在当时献血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献过了，但是他一定要献。这是灾后的应激反映，所以我们在灾后要有一个大的心理疏导。

当时我们在整个心理援助活动的范围，大概在半年内，我们所投入的专家是670多人次，而且主要是集中在重灾区，累计1万多的工作量，而且进行大型团体干预280余次，个体干预1万余人次，覆盖人群达到15万人。这是我们为了进一步长期、持久、科学的开展。因为心理援助和生命、物质救援不一样，前期结束以后，它的后期是有规划的，心理援助往往是在三到六个月以后，问题的高峰期会到来。实际上大家在网络上已经看到，今年春节我们下去了，因为春节也是一个关键点。另外它也是半年以后，因为这个时间是自杀的高峰期，我们看到在有些地区还是有自杀的，包括有些自杀未遂的。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我们建立了7个站点，准备长期的工作。我们在08年6月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倡议，希望心理援助开展20年。因为心理援助不是简单的房子重建问题，而是人的心灵的重建，所以它是长期性的，这是我们的基本站点。

经过快一年的时间，我们在下面的大量工作、探索，以及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总结了三种模式，第一个是医疗卫生，第二是社区，第三是学校，第四是综合援助。我们现在大量的精力是投入在学校的心理援助，因为孩子不仅是受伤比较严重的群体，更重要的是学校的心理援助如果要进行系统、科学的心理援助效果是最好的，因为这是在学校内部的。

所以下面我重点介绍灾后学校心理援助的情况。第一，灾后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从我们的数据和实践来看，学生是心理创伤最严重的群体。第一，伤亡非常惨重。北川中学大概死了1500多名学生，我在的汉旺小学死亡130个学生，当时正好是在上课，所以整个灾区学生死亡人数占11.6%，这是第一，死亡人数非常大。

第二，他们的心理创伤反应非常激烈。这是我们统计的数据，第一个是在一个月之内对8000人的统计，青少年和儿童的PTSS值创伤即兴应激反应，他们的反应是神情呆滞、恐惧、惊恐，有一些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个当时占到了69.1%，初中生以上大概占72.4%。三个月以后PTSD，有些人可以慢慢康复，不能康复的就转换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它实际是一种心理性疾病，这主要是二战或者越战以后导致的问题，但是现在自然灾害以后，很多人出现这种问题。包括唐山大地震，现在很多人还有这个症状，这大概在24%。14.7%的值是平均的，也就是说学生的PTSD发病历史远远高于以前的数据。这是我们最近的调查，PTSD明显低了一些，北川的数据没有进来。有躯体化反映，就是莫名感觉头疼的大概在6%，PTSD大概是4.8%，有自杀倾向的是1.2%，整个感觉到心理压力的达到23.8%，这个样本大概是150个人。

根据我们的总结，灾后中小学心理创伤的反映在不同的年龄段不一样。比如学龄前主要是啃拇指、尿床，整天缠着父母，做恶梦，这是一个典型的感觉到安全破坏和被抛弃感。你在图片上可以看到，你一逗他他也笑，这是因为他的创伤没有表达出来。由于他的智力发展水平和言语表达还没有发展到成人的程度，他的创伤很难表达，孩子有了创伤你发现不了，而成人有了创伤你可以通过交流发现。还有一个原因，儿童的创伤会带来毕生的影响，特别是像早期的创伤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因为它会导致激素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大脑的发育。

这已经有一些研究，就是通过一些激素的影响影响了大脑的发育，比如说小学生经常莫名苦恼，以各种方式吸引父母注意，对课程没有兴趣。上课很容易留神。初中生是青春期早期的，他更多的会表现为和父母对抗程度增加，身体上会有躯体反应。因为青春期伴随着他心理的成熟，这时的创伤加在一起，他会有一些胃不好等等。高中生稍微成熟一点，但是已经进入青春期，他们有高考的压力以及对未来的担忧，所以表现为焦虑、紧张、注意力不集中。

谈到学生必然要谈到老师，这次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重点放在学生身上，但随着一个月的接触以后，我们发现老师非常重要。想要长久的对孩子进行心灵的援助或者心灵的重建，老师是第一重要的群体，不可能外面的人永远待在那个地方，而是老师是和他们接触的。但是老师的自身状况决定了他的心灵重建以及给孩子带来的影响，老师的心理创伤也是最严重的群体之一。他的伤亡人数比学生小，但是在心理上有一些特点，第一个是心理压力非常重，教师与学生、家长的矛盾非常突出。这次汶川大地震有很多老师表现的非常勇敢，他们有伟大的举动，比如我到一个学校的老师身下躺着四个孩子，自己被砸死了，4个孩子全部救活了。但是也有老师自己跑了，这样就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有些地方加上校舍倒塌问题和教育等各种问题纠缠在一起，家长与老师的矛盾非常突出，因为家长不知道找谁，好多找到学校去，所以好多家长到学校静坐，这种情况很多。

这是我们的一个调查，灾后90%以上的受灾群众对教师的表现是比较失望，当然这里有光辉的点，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是双向的。80%的教师出现了职业倦怠感，100%的老师感觉到经济压力比较大。地震以后，他们都是城市户口，房子没有了，所以他们现有的工资水平会感觉经济压力特别大，有的有孩子还要抚养。80%的教师对目前的教学工作不感兴趣，15%的教师曾经存在自杀念头，这是非常高的。老师是夹在中间的，自己本身是受创伤比较严重的，同时还要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所以他们具有双重压力。这是最近的调查，抑郁的是15%，躯体化22%，PTSD10%，自杀的是6.2%，心理压力是32.9%。这是老师和师生基本的心理状况。

作为心理援助情况，这次参加灾后心理援助的人比较多，而且进入的比较快。我们大概是14日晚上进入的，在两周之内有2000多以心理援助的名义进入到灾区。这是专业人员的统计，队伍构成相对比较复杂，而且以自发为主。

第三个特点就是心理援助的工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治疗方法或形式。第四点，灾后学校心理援助开始由感性走向理性，无序走向有序。四川省灾后颁发了心理咨询健康文件，国家也颁布文件，就比较规范了。

问题是几点。第一，缺乏统一组织，心理援助志愿者的遴选不足，造成心理干扰。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专业地位比较缺乏，而且有人认为心理援助就是谈谈话，所以当时就想拯救灾区的孩子，其实去了以后不知道拯救谁，更多的拯救自己。第二，专业培训和准备不足，造成二次伤害。中国现在没有这个准备，很多心理咨询是不具备专业的工作，缺乏成熟的心理援助工作模式，工作层次不清。怎么样开展心理援助，这和西方不一样。像美国的奥尔良飓风，部队进去是带枪的。另外中国的文化对心理援助的表达和方式有很大的差异。第四，灾后学校心理援助的需要技术和方法。

当时强行开始复课，我们认为让儿童进入比较有序的工作状态会比较好，当然尽快的恢复他们的知识系统是没有争议的。但是通过半年多的追踪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大部分受难的学生都是在学校受伤或亡故的，同学们回到所在学校会引发他们的恐惧和悲伤。第二，激化了学校和遇难学生家长的矛盾。第三，孩子们最需要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与家人分离，使得孩子情绪极不稳定。一般的是很长时间见面一次，有的是1个月，而且有的异地复学更是这样。第四，学校领导和老师没有机会处理伤痛，没有机会与家人在一起，所以承受着工作负荷和丧亲之痛的压力，他们的哀伤情绪不可避免会以愤怒形式表现。

关于异地复课问题，当初我们在下面，我非常反对。当时只是一个理论的考虑，任何一次重大的自然灾害以后，孩子受到创伤以后，第一个需要和他接近的应该是他最亲的人，就是他的父母，而不是学校的老师和同伴。第二个问题，异地复课把学校拖到外地，本来他没有创伤，那么到外地会有环境适应问题，如果他有创伤，这样会放大他的创伤。现在有很多数据看出异地复课带来很多问题，我想这里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给孩子什么。因为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是给孩子一个好的场所，更重要的是给孩子满足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我想异地复课很多不是一厢情愿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孩子的真实状况，复课到底是为了谁。

我有几个建议。第一，以社会生态的观点开展灾后心理援助，注重个体价值，尊重其内在潜力，积极建设其社会支持系统。教育者绝对不是拯救者，很多是拯救不了的，拯救者是他们自己。当你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在灾区孩子的面前时，你已经错位了，因为他有潜在的自我康复能力，他有追求人生的内在动力，只是受到创伤以后，这种暂时性被阻挡了，他需要你去支持他，关注他，引领他，而不是拯救他。所以有的时候更多的拯救可能是拯救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用社会生态的系统观点来看。我在下面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帐篷里在上课，我马上不让他们上，我说你们给他们上课，那些老师怎么办？所以一定要把学校和老师放在一起，你是怎么样帮助他们恢复好的师生关系，恢复比较好的与父母的关系，而不是你给他们上了几天课就走了。那些老师上课如果不好，反而会增加学生和老师的矛盾。所以这个要站到关注儿童的角度来看。

第二，发挥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建立三级心理健康重建体系。要从促进、预防和治疗三级体系的。

第三，加强心理辅导教师培训，有计划培训、定期辅导。重视校本辅导教材开发，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工作。建立教育系统心理热线，预防自杀，提供及时心理援助。我们在前方建立了两个热线，非常好。加强学生活动中心建设，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重视家长亲自关心培训，多层面系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辅导。加强学生生命意义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最后，我看到一个网友的回信，他说：如果你忘不了，我们愿意一起倾听。所以刚下去的时候，倾听最重要，因为倾听就意味这他把他的东西能够表达出来，你已经在开始帮助他了。第二，如果你失去了站立的能力，我愿意扶着你。第三，如果你想笑着生活下去，那我们更愿意一直陪着你。我想这一个普通的网友，但他所代表的对孩子的心灵关注，以及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同时也是值得我学习的。

谢谢大家！

柴纯青:

谢谢刘老师。地震即将过去一年，在大家快要淡忘的时候，刘老师提出心理援助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请成刚老师为就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中小学调查做一个报告！

成刚（北京师范大学）:

各位来宾好！我向大家汇报的内容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中小学调查的内容。这个项目的背景主要来自于农村学龄人口减少，导致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寄宿制学校大量产生的社会现象。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农村就读学龄人口的减少主要和90年代中后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紧密相关。从我们的数字来看，从1990年到2007年，城镇初中在校生的数量是在缓慢上升，尤其是近几年是在下降。而城镇小学在校生总数在持续下降，这是总量的关系。但是如果从城镇初中在校生和农村初中在校生，从城镇和农村两个角度来考察，从内部分配结构比例来看，初中和小学都体现出农村初中在校生数量的减少。在这里，我们统计的口径并没有包括在城镇就读的来自于农村的学生，我们仅仅是依照是否办学在城镇，或者是否办学在农村，以这样的依据来统计，所以更多的反映出农村地区学校本身的在校生数量的发展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数量急剧减少，加上2001年从政府和政策的角度，最早提出举办寄宿制学校。寄宿制学校的兴起公益性的色彩比较浓厚，主要体现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另外，促进国家的普九。主要是这两个公益性的目的。

除此之外，在倡导寄宿制学校的同时，却缺乏长效的保障机制，更多的是通过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来展开大规模的建设。但是这个覆盖面比较窄，在整个西部地区，包括农村地区的学校，这个工程的惠及面还是比较小的。

从学生个体来讲，尤其从寄宿生本身来看，他的补助比例比较低，而且标准也是比较低的。这是我们在进行调查研究之前从文本和各种各样的文献中得出的基本性的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乐施会资助，21世纪教育研究院牵头成立这个专门调研项目，对中西部地区的7个省部分城市的中小学进行了调研，系统地分析了中小学在建设和运转过程中的成本变化以及寄宿生的成长等问题。

主要调查人员来自于北理工和北师大的同学，受到了杨老师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包括北师大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香港乐施会以及西部阳光的支持，顺利的完成了调研。我们从08年9月至11月走访了中西部七个省的农村中小学，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问卷调查包括学校问卷和学生问卷，调查期间考察了学生的宿舍、食堂。

我们调研的学校从样本分布来看，主要是中心小学和普通初中，因为村小有寄宿制的情况，从调研的实际情况看并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中心小学和普通初中。从我们的调研样本分布地区来看，主要是处于丘陵和山地地区，也是处于镇和乡。通过调研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当地的教育事业情况来看，我们的样本基本代表了中西部农村地区各种类型寄宿制学校的状况，获得的资料都是原生性的第一手材料。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有些比较好的结果，也有不尽如意的地方。第一个特点，它并没有好坏之分，明显扩大了学校的服务半径和人口，学校规模比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寄宿制学校产生的原因，就是在于布局结构的调整，在于农村学校的学龄人口减少，在于农村就读学生的流失，由这些原因所造成。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寄宿制学校的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都比较多，其中寄宿制小学距离县城平均33公里，服务半径是14公里左右，最小的覆盖人口2万余人。样本初中稍微近一些，25公里，服务半径是18公里左右。从这两项指标来看，都远远高于一般的学校。寄宿制的办学模式显著的增加了学校的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从学校规模来看，农村的寄宿制小学和初中在校生分别达到760和860，也超过了一般的农村中小学。

从它的比较好的影响来看，由于寄宿制学校集中资源办好的学校，所以它的师资数量、结构数量基本符合要求。大家可以从校均的师资状况表格可以看出来，无论是它的专业教师比例结构，还是从它的年龄结构或者职称、结构、学历结构来看，和全国平均标准比较起来都是比较好的状况。同时，它也满足了我国对农村中小学师资的要求。

从办学条件标准来看，我们主要依据的是96年国家公布的《农村普通中小学建设标准》，从这几个标准来看，除了生均占地面积没有达标以外，其他的指标都达到了标准。但是从标准来看，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标准是96年制定的，97年使用的标准，这个标准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我们对教育的需求。我们从实际调研的情况来看，虽然从数字上能够满足标准的要求，但是它的办学条件还是不能满足寄宿生的实际需要。从宿舍来看条件比较艰苦，大部分是高低床，上下铺住着几个同学，我们从中选取的图片也不是比较差的，而是从调研的样本学校中选择了中等学校的条件做出基本分析。

食堂的情况来看，食堂面积比较小，设施也不完备，学生就餐非常不方便。从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学校应该是像左边图的样子，没有可以坐下来吃的地方，一般都是在操场上，或者是在宿舍里吃，很难在食堂里有椅子。右边的图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调研的时候办的比较好的，卫生条件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当地有一个寄宿制的工程，而且这个工程是当地的重点工程，所以这个食堂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

除了刚才我讲的食堂和宿舍之外，还有用水也存在比较多的困难。尤其是有些学校的地势相对较高，而且不太好，所以烧开水的费用是非常高的，很多的所谓澡堂要么全是冷水，要么就是在卫生间或者厕所冲一下就可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在周末从家到学校来回的路途中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基本上没有配置校车。这是从办学条件和师资的情况看。

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学校本身的成本负担结构来看，学校的成本结构被寄宿制大大改变了，而且它的成本也直接增加。一般来说，寄宿制的学校水费、电费项目增加很多，经过我们测算，由于实行寄宿制，这个学校的新增成本至少增加了16%。我们分列进行了分析，而学校投入情况的增加，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并不明显，所以学校的负担非常沉重。从内部管理来看，无论是它的师资力量还是后勤的经营管理，还是学生管理都是非常不规范的。

从寄宿生本身的家庭经济负担来看，我们发现主要寄宿生负担的成本体现在住宿费、伙食费和交通费。我们得出基本的数据结果是，中部地区的中小学生由于寄宿制，家庭直接增加的额外费用一个学期大概在650元左右，而西部地区增加的更加明显，主要体现在伙食费上，一个学期直接增加787元。如果考虑到免除住宿费，再考虑有一部分学生能够享受到寄宿生的补助，在这种前提下，这个家庭仍然需要支出500元以上。而2007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一年是在4140元左右，这仅仅是由于寄宿制农村家庭就需要支付这么多。虽然有这么多的资助，尤其是国家的两免一补执行以后，寄宿制完全抵消了这种做法，甚至是一种负作用。

这里还有一些分区域的，有几个费用构成的成本差异，具体的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调研报告。此外，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也注意寄宿生心理成长的问题。总体而言，寄宿生对自己与家人的关系比较满意，但是大部分的寄宿生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心里秘密告诉家人，并且在困难的时候也感受不到家人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大多数学生，从我们的调研来看，自信心比较好，自我认知度也比较高，经过我们的调研发现学校没有什么课外活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格，只不过管得过死。

这些问题造成的原因是主要由于主体工程配套设施跟不上，再加上内部管理薄弱的原因，造成了现在寄宿制的问题。我们的政策建议认为首先应该加强经费的保障，因为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一般的寄宿制学校的成本在普通学校的成本的三倍左右，而现在我们的投入根本没有跟上三倍的比例，甚至于没有相应的投入。此外，对于工作机制和它的内部管理还是非常欠缺的。就像刚才我介绍的，办学条件的标准还是在96年制定的，这个标准是非常陈旧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更新。这就是我汇报的内容，谢谢大家！

柴纯青:

寄宿制是见仁见智的话题。下面请麦可思HR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王伯庆先生，就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职业技能需求做演讲。

王伯庆（麦可思HR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我们报告的详细内容已经在文章中有了，我着重介绍一下这个调查的背景。目前大学生就业不是金融危机引起的，它是长期存在好几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这些年的发展主要依靠农民工的粗加工，所以吸纳不了太多的大学毕业生。第二，一方面我们希望找到有工作经验的人，但找不到；另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的技能是不能满足企业需要的。

而国外也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像美国，因为美国劳工部至少每五年调查企业，然后把企业对职业和职业能力的需求反馈给大学。每个大学从2003年开始，也逐渐开展这样的项目，对自己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进行跟踪调查，了解自己的毕业生在工作中技能使用情况，把情况反馈给大学，随时调整课程内容和方式。

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做了一个研究。在研究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严重性。这是我们调查的2007届的毕业生，那个时候股市和房市双高，是中国大学生就业最好的一年，当时我们调查毕业时就业率是55.8%，包括专职生和专科生半年后是87.5%。薪资本科2483元，高职高专1735元。2008届的数据我们正在收集，目前收集了11万，应该在12万以上，2008年毕业生的大约是50%，半年后82.6%，本科薪资2142元，明显开始下降，因为2008年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冲击，高职高专是1744元。最近我们和腾讯网展开合作，就是调查2009届的大学生截止到2009年2月25日为止签约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有8927个样本，截至2月25日大学本科生和高职专科生签约率大概是19%。我们估计今年大学生在毕业时的就业率恐怕不一定比2008年更好。

我们开发了一个系统CHEFS，用这个系统把企业人才需求反馈给校方。这是结合中国实际我们自己开发的系统。我们来看看我们讲的就业包括几个方面，就业率、收入、专业相关度、工作能力和就业流向。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工作能力。我们对一个大学或者全国的就业情况分为十个，就业状况、基本能力、大学求职辅导和招生分析。

我们开发的系统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信息反馈，通过一个Oracle软件所支持的数据库，我们把职业分为一共是1116个，每个职业有70个能力，一共是16806条能力。我国包括高职专科和二级学院覆盖了2113所学校，每个学校都会有上百个专业，这个实现起来是完整的电子文件。第二个是数据库收集以后，进入数据清理阶段，这个系统我们是用SAS支持的。第三个是改进教学和培养方式。

我们的能力标准是按五大能力模型建立的，基本能力应该由五大能力组成，这是比较国际化的认同标准。这与回馈有关系，有些职业对某些能力要求比较多一些。这五大能力涵盖若干个小能力，加起来一共是35项。文科和理工科要求的重点是不同的，我们是从2006年开始调查17万，2008年调查了44.5万，今年是60万，我们就想了解这个能力是怎么发生的，它怎么可能影响到大学的能力培养。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雇主调查，这是在全国各类地区的大中型城市选择企业，包括各种企业类型，企业规模、行业、职业岗位，发送邀请函32万份，实际回收6102份企业问卷。我们提问的人主要是人力资源负责人，包括一定数量的企业总经理和职能部门负责人，比如一线经理能够回答岗位的能力问题。

这是中国企业对大学生不同能力重视状况分布图。企业最重视理解和交流能力，认为这是工作中最重要的，当然每个职业、每个行业、每个专业要求不一样。我们再来看看学生的五大类职业得分，得分比较高的是就企业能够需求指数得分，要求水平最高的还是理解交流能力。我们再来看看企业要求大学生的35项能力，百分之百是一个职业的最高水平。通常我们发现企业要求至少在40%以上，这是平均而言。应届毕业生不同薪资待遇职业五大类能力需求指数得分，企业要求率越到，对能力的要求就越高。我们另外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被企业购买的行为，四分之三的企业是底薪买高能，高薪买低能。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对企业的调查，我们再看看对大学生自己在工作中的能力调查。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工作要求水平最高的五项基本能力中，蓝色是要求水平，黄色是离校时能够达到的水平，要求水平不是企业评的，而是由大学生自己评的。这是高职专科，它的比例不太一样。这是工作要求水平，这是本科的。我们高等教育的培养要围绕着企业的需求能力来培养，不能够单单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里追求学科的完整系和逻辑性，而要照顾到企业的需求。

这是本科生要求人力水平最高的五个行业，这是要求最低的五个行业。我们有全国报告，有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详细讲了。下面的一篇文章在蓝皮书里面专门讲了工作专业相关度的问题，这张图中蓝色是工作相关度最高的职业，黄色代表薪资。这是工作相关度最低的十个专业，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些专业很多找到的工作不是自己所学的。

刚才讲的是背景资料，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数据库，可以联系我们的人。谢谢大家！

柴纯青:

谢谢王总。刚才杨老师说，2010年的蓝皮书可能面临新的主题选择，就是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教育。这种背景下，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可能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下面的主题是我们连续做了六年的主题，就是教育满意度的调查，这六年以来一直是杨旻老师来主持的，下面她就这一结果做一个报告。

杨旻（北京工商大学）:

自2003年以来，21世纪教育研究院持续观测、评价年度我国公众对教育事业的满意程度。然而，中国区域教育状况差异显著，过往的全国性调查不足以表征区域民众的不同感受。为了拓展教育满意度调查的视野、提高评价的效果，2008年重点引入区域差异维度，委托北京华通明略信息咨询公司进行2008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的电话调查。

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于2008年9月1日——10月31日期间实施。调查的执行区域及样本量为：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济南、西安、沈阳、南京、天津、哈尔滨、长沙、昆明、杭州、合肥、长春、呼和浩特、郑州、南昌、福州、南宁、海口、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银川、太原、西宁、贵阳30个城市的6000名18－60周岁的常住居民。样本由抽样软件按照分层随机抽样原则随机抽取，取样技术报告显示了各城市调查成功率在3%-8%之间。

教育满意度调查的指标及权重如表所列，问卷主要是评价当前教育领域里的热点及表现突出的问题，涉及教育质量、教育过程、教育公平、教育收费，其中重点关注教育公平。

本报告以此次调查数据为依据，使用5级量表的赋值方法：5分表示“很满意”，4分表示“比较满意”，3分表示“一般”，2分表示“不太满意”，1分表示“很不满意”，排除“拒答/说不清”因素之后求取均值。

1、30个城市的教育满意度得分在3.385至3.018之间。我国主要城市的公众教育满意度介于比较满意到一般之间，明显偏于一般的评价。

2、教育满意度平均分值的城市排序中，济南、杭州、南昌位居前三名，城市间的满意度均值高低区间变化不大。

3、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市满意度呈现分化的状态。

参照分城市教育满意度平均分值排序而组合的城市序列（见图2），五类教育满意度指标——教育总体状况、教育质量、教育过程、教育公平、教育收费的公众感受与城市排序发生多重变化。大部分城市的公众对分类教育指标的满意度高低差异明显。

公众对本市教育状况的总体评价一般优于其它四类，而对教育收费的评价则较多地低于其他四类。各城市公众对本市教育状况的总体评价得分最高是杭州（3.533）。对政府治理教育乱收费成效的评价最高是银川。

30个城市的教育总体状况及教育质量得分均超过3.0，但西安、南宁、石家庄、长春、太原、北京、重庆、哈尔滨、成都、南京10个城市的教育收费指标评价，太原、北京、西安、长春4个城市的教育公平指标评价以及昆明的教育过程指标评价低于3分表示一般的评价。

分项指标的曲线图更详细地解释了分类指标的城市排序。

在教育质量方面

中小学推行素质教育成效的满意度分值都高于毕业大学生能力和水平指标，后者明显拉低了教育质量指标的满意度。上海等13个城市的公众评价毕业大学生能力和水平介于一般到不太满意之间。

在教育过程方面

除了海口以外，29个城市的公众对教师队伍素质的满意程度均高于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昆明等6个城市的公众不太满意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

东部城市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评价走低，21-30名中占了6个。教师队伍素质则东部城市占优：1-10名，东部城市有6个。

在教育公平方面

教育部门廉政建设、行业风气与中小学校“择校热”在全国21个城市的情况不容乐观。仅杭州等9个城市的公众认为教育部门廉政建设、行业风气状况合格。西部城市的公众都感觉不太满意中小学校“择校热”的改善情况。

北京等17个城市公众认为初中升高中入学机会平等状况优于小学升初中入学机会平等状况。而银川等13个城市的公众态度正好与之相反。太原（2.898）、北京（2.974）的小学升初中入学机会平等状况受到公众的质疑。

除了基于整体教育满意度的城市排序和基于分类教育满意度的城市排序，分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的调查结果还有两个层面的分析：基于被访者群体划分而形成的教育满意度之城市排序，包括性别、学历、职业、有无子女；基于2007年入户调查8个城市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历史比较。由于篇幅所限，这两个层面的内容没有列入教育蓝皮书，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份小册子就在大家的提袋里，除了这些内容，还有各个分项指标的城市排序、本次电话调查详细的技术说明以及前两年的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以兹比照，欢迎大家取阅。

将3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按照各城市实际人口规模进行加权处理，可据此分析全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

1、2008年全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电话调查平均分值为3.063，低于2007年入户调查的结果。

2、全国主要城市公众的分项指标满意度从高到低排序：教师队伍素质、中小学推行素质教育成效、本市教育总体状况分列前三名，教育部门廉政建设/行业风气状况、中小学校“择校热”改善情况、毕业大学生能力和水平分列后三名，未获公众认可。与2007年同类指标的满意度分值及高低排序相比，2008年9项指标的得分发生不同程度的下降，仅政府治理教育乱收费成效有了极微弱的上升，分项指标满意度排序因而不同。

诚挚感谢您关注教育满意度调查!衷心希望您对我们的工作不吝赐教！

谢谢！

柴纯青:

谢谢杨旻。教育满意度调查涉及到30个省会城市，而且有多项指标，所以比较复杂，调查结果的分量远远多于蓝皮书所表达的内容。各位媒体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接着在会下与杨旻接触，向她询问。下面请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王胜就2008年地方政府教育网站信息公开的质量评估做一个报告。去年5月1日国家信息公开条例正式颁布，在教育领域、教育信息公开状态是什么样，大家请听王胜的报告。

王胜（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大家好！我就地方政府的教育网站信息公开的质量评估做一个报告。做各地教育信息公开的评估初衷是去年5月1日信息公开法公开，实际上教育的信息公开涉及到很多方面，从网站进行信息公开，是各级政府进行信息公开最基本的手段之一。

大家知道，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包括通过媒体发布当地的广告、教育的年度公告，、经费的报告等种种方式，包括公众到当地的教育局部门进行走访等很多手段体现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质量。

然而做这样一个复杂的调查，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资金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先从各地的教育厅和教育局的网站角度来评估这个地区的信息公开质量，我想这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做法。这次调查是选择了全国31个省的教育厅和9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共40个教育行政部门网站进行调查，其中在2008年11月15日到12月15日之间，连续一个月通过上海及第熊软件公司提供的网站系统进行监测。对于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评估调查，它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中国软件监测中心在06年开始就有一个各地电子政务的质量评估体系。我们这次的调查也借鉴了他们的评估体系，所以建立了专门针对于教育网站信息公开的质量评估体系。针对这次我们只对表中体现的几个方面，与信息公开相关的方面进行了涉及，主要是在信息公开的内容、在线办事、公众参与、网站设计、网站日程运营等四个大方面来进行调查。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各地的信息公开内容的质量并不乐观，各地的教育政府对于信息公开的内容重视程度还处于起步阶段。网站作为各地教育政府公布自己政府信息的重要手段，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公布，实际是需要通过国家发布的信息公开的条例，有11大类的信息，通过目录来整合内部的政务信息，并且把它分类上网，让公众获得的信息。但是目前从调查的结果来看，这40个地区中，只有27.5%的地区做到了这一点，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安徽、山西、江西、河南、浦东等地区相对好一点，其中北京、上海做得非常好。北京市教委的网站大家可以看一下，方便用户做得非常好，上海市教委根据信息公开目录做了一些网站的设计，这两个地区做得非常好。这说明信息公开法的实施，各地政府实施的情况不一样，差别很大

从整体来看，有54%的地区网站涉及了信息公开的栏目，46%做的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从另外一个角度，在线办事的途径和质量来看，只有不到50%的地方政府的教育网站整合了在线办事的功能，让公众通过网络申请查分、查找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目前来说比较差。从以用户为中心建设网站，并且服务用户的角度，只有20%的地区能够做到这一点，北京、上海做得非常好。然而我们通过数据发现，江西省和河南省的两个教育厅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突出，成为向公众提供个性化网站服务的先锋。

从公众参与的角度来看，因为网站是公众参与非常方便和有效的途径，各地的老百姓能够到单位调查、询问教育问题难度比较大，而通过网络是非常便捷的方式。但是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只有三分之一的网站设立了在线问答，只有四分之一的网站设计了用户对其进行评议。也就是说大部分教育部门网站没有实现让公众参与的功能。通过网站让公众直接参与互动访谈的教育部门的网站，只有20%。我们发现江西省和河南省的教育厅对公众参与以及整体信息公开都非常的重视。

这里可以显示详细的数据，教育网站公共互动栏目开设的比例，我们分为三大类，用户练习、用户咨询和用户发表意见。目前的调查发现，整体的教育信息网站的功能和商业网站相比，处于基础的阶段，所以我们监测的因素也非常简单。比如是不是留下领导的信箱，有没有定制服务，有没有联系电话，如果看商业网站，它会提供所有的方便，但是我们教育政府的网站是处于基本阶段，只有62.5%的人留下了电话。用户咨询来讲，在线访谈只有20%。

网站的运行质量，网站能否正常运行，决定了网站信息公开的途径。排名第一的并非是北京、上海等地区，反而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福建省排名第一，更新非常快，安徽的排名也很高，江西也很高。这颠覆了我们平时对经济发展与网站公开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从网站的正常运营指数来看，江西省也排第一。信息公开质量的综合排名，上海第一、北京第二、江西第三。在地级市里宁波第一，整体是排第六。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决定信息公开质量的关键因素，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创办服务型的政府的意识的话，是可以提高信息化沟通的质量。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发现，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公开意识并不够，对它的网站实行信息公开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它的政务信息整合办公职能，通过网站向公众提供更多的服务渠道特别少，还很单一。网站本身运行的质量、运行的稳定性也不够，这些可能是我国教育政府逐步提升、逐步改善的重要方面。我们的调查小组将在09年持续的对这个事情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评估，谢谢大家！

柴纯青:

谢谢王胜。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下面进入提问和自由发言、讨论时间。

李新玲（中国青年报）:

我想问一下杨旻，2008年和2007年度调查历史比较是八个城市的比较，是只比了这八个城市，还是他们具有可比性？

杨旻:

2007年我们委托了零点调查公司进行了调查，它做全国的数据出来，不是每个省都到的，所以他们提供给我们在城市的数据只有这八个，所以我想可以利用这八个城市做一个分析。

李新玲（中国青年报）:

那么说北京、上海、广东的比例最高，原因在哪儿？

杨旻:

这个我们没有分析，我想原因是多重的。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问题做很详细的列举，就是因为我们的取量是不一样，07年是入户调查，08年是电话调查，如果每样都对照，恐怕技术上支持不了。

杨东平:

我补充一点。对于08年的满意调查和07年进行比较只是一个参考，所以并不是严格和科学的，把可以比的城市稍微比一点，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过度关注，它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调查方法不同。

程方平（中央教科所）:

对刘正奎老师的发言我比较感兴趣，而且全国都非常关注，不光是赈灾以后，灾后的心理援助对我们有长久的益处。你在其中特别提到我们做心理咨询的志愿者也好，专业人员也好，他要为他走后留下一个持续的心理关注。在这一方面，心理援助工作可能最能落实的就是班主任，所以你们在这一方面，有没有持续的设想？

刘正奎:

长期的心理援助、持续的心理援助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三个途径，一个是通过设立站点的方式。外面来的专业志愿者经过一些培训，在我们的站点工作。因为我们的站点有一个计划，比如在北川中学大概是6月初进入的。他会按我们的课程走，而不是谁来了就按照他的方法。因为在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同一个学生接触了好几批人的咨询。不仅没有把他治好，可能还带来了他对伤痛的回忆，这样反而有害。第二，我们和教委系统，特别是在绵阳、绵竹，和他们进行联合展开培训。培训三个层面的老师，一个是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这个是重点，采取的是跨年度的培训，一个星期一次。第二个层面是班主任，班主任肩负着上课和其他很多工作。第三个层面是学科老师和刚刚进入教育系统的老师，因为四川今年进入了大量的新老师，新老师对课程不太熟悉，同时也要肩负着帮助孩子心灵重建的工作。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想通过这几种方式来保证，把这些纳入到政府的体系中。

程方平（中央教科所）:

你们不想利用本身的教师培训吗？因为有些是要做预防的工作，不是灾后再做的。我们要有教师的素质，会有相关的很多问题。

刘正奎:

现在绵竹纳入了我们的系统，北川是在教师进修学校，已经纳入了这个体系。总的感觉，如果想比较好的来看，民间的特点是反映及时、快速的，但是它作为长久的支撑，可能需要寻找平台和机制，这可能不是科研机构能够完成的。当然我们希望未来是专业和技术支撑的角色，而不是我们冲在前线，实际上他们的重建是要他们自己来完成的。谢谢。

王雄:

   刘老师，假如一千人的初中，大概要多少名专业的心理专业人员？老师的培训大概是多少？

刘正奎: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台湾和日本有类似的经验。一般来说，专业的辅导人员，1000个学生中大概达到10个左右就差不多了。因为学校在心理援助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角色。第一个要转接，遇到创伤性比较严重的，或者已经成为抑郁症的，学校是没有办治的，所以要尽快转接，转接到当地的精神病机构。第二部分，就是中间防护的状态，如果不执行有效干预，有可能会导致利益方面的。还有一部分人，你不干预他，他靠自己也能康复。所以学校心理援助是重点之一。最重要的重点是占大多数的如何进行心理健康促进的，心理健康促进的概念更加强调积极的意义，因为很多人在创伤或者灾难以后，他会用各种各样的途径进行自我康复，这时要帮助他进行康复。所以我们提出要帮助他们恢复心理康复，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和谐，这是国家的目标。所以不要关注在一个孩子的疾病医治上，而是从心理上关注他们的健康。

程方平（中央教科所）:

成刚老师，农村寄宿制也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它撤并了很多地方临近村里的学校，好象很多地方的撤并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另外，寄宿制学校在国外很多的学校都不愿意办，其中有一个责任担不起的问题。因为你提到中小学，我在河南看到方圆百里只有一所小学，学生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这样亲子关系会有问题，另外会遇到一些心理问题。另外，他不能把他所在地的生活成为一种教育资源，我们的调查有没有质疑的数据或者结果？

成刚: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没有特定的正面的或反面的预设看法，更多的是充满矛盾的看法。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调查的河南的一个县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是从我们教育者的角度来讲，在当地或者父母在身边的家庭教育、生活教育，在社会教育状态下是良好的期盼下，但是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在河南那个地方是一乡一校，但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发现几个乡只有一个学校，有的时候是教育领域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人都走了。尤其像在河南，它的交通比较便利，去城市就学比较方便。过去父母打工不方便，现在随着城市化他们去城市念书很方便，所以农村的学生流失是非常惊人的，所以现在报纸上讲了很多的空壳学校，希望工程成为猪圈，其实并不是教育领域所能做到的，所以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另外，我们刚好和国外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们认为办寄宿制学校安全保障不是很大问题，但是如果使用校车，这个安全问题没有谁来保证。因为你在学校围墙之内，这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体会到的，为什么没有校车的接送，包括比如国外有很多黄色的校车接送，但是在我们国家很难实现这一点。在路上出事了谁负责，校车谁来购买。像贵州一些山地，这种安全责任谁来负担，但是校长有这样的能力，至少能够在围墙之内他们是安全的。所以这是我们和国外差异非常大的，这是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感受最多的具体情况。

至于质疑，当然包括它的硬件、师资条件、学生的家庭经济负担是有很多负面的，但是这种负面的是寄宿制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措施不到位是必然产生的，甚至没有调研我们都会预计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比如校车的问题我们一直以为是经济问题，后来在调研之后我们发现更多的是安全问题。比如校车并不是教育部门制定的，而是由交通建设部门制定的校车安全标准，而这种校车安全标准远远超出了教育部门制定的标准，比如中巴车要配备多少座位，多少安全带，学生要系上安全带，谁来给他们系，在路上发生问题谁来负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就取消校车，让孩子一走就几个小时。他们宁愿这样，至少这不是学校的责任。这就是我们行政本位的问题。

王伯庆:

交通现在是中小学主要的危险点，在国外校内有一些危险点。我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用他们的操场也不可以，他说我们时给小学生买了保险，它是买了保险的，把经济上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把它变成商业性的东西。实际上它的中小学都是每个有保险的，而且覆盖学生，其他的人去的话会警告你。

储朝晖（中央教科所）:

   问一下成钢，调查当中是不是注意到了因为寄宿制辍学率的增长问题？

成刚:

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辍学的学生是由于寄宿制造成的，还是他本身就要辍学，这个因果之间很难界定的。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第一个和我们的预期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寄宿制和辍学之间关系并不是很密切，反而从调研情况来看，因为寄宿制管理比较严格。而留守儿童经常在家里只有爷爷奶奶管，如果不寄宿，到周末的时候基本就是在网吧或者其他地方，因为现在社会的诱惑太多，这种情况会造成辍学。所以从我们的调研来看，这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储朝晖:

去年我们到黑龙江来看，明显的就是有关系。校长就是这样说，因为家长不放心，这么长的路，100多里，冰天雪地，十天放一次假，家长还是不放心。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关注这一点。

王晋堂（北京一中原校长）:

给杨旻老师的报告提一点看法。你们花了很大的力气，而且做了定量分析，提供了很重要的数据，我对这个报告非常感兴趣。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调查的信誉度如何？第二个是调查公司的资质怎么样？第三个是有没有预测公布以后反响会怎么样？

杨旻:

谢谢您的问题。我们所委托的公司是一家资质良好的公司，所以我们相信他们的调查结果还是比较可靠的，关于这家公司的介绍也在这个小册子中有。关注程度恐怕不是我能控制的，但是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城市会关注，因为如果把它们排名很后，也许会觉得不太愉快。

王晋堂:

另外，在30个城市里取6000个样本，每个城市大概200个，根据性别分配，100男性、100女性。是不是少了一些？

杨旻:

我们看了一些行业的调查，包括我们国家部委的调查，他们也是委托电话调查公司，一般也是在每个城市选200样本。当然，样本量更多会使信誉度更高，我们有预算的考虑，所以选择了最低的样本数量。

程方平:

比较成熟的调查公司就会比较有把握，样本量就会小，而且效果还会好。第一次不成熟的时候会选择特别大的样本量。

杨东平:

我来补充一下，关于调查技术主要取决于抽样技术。有些调查样本几万个，其实不见得它的信誉度更高，所以只要是严格的随机抽样调查，一个城市200个，或者全国性调查6000个，是足以保证它的信誉度的，它的前提就是严格的随机抽样调查，这是调查公司都知道的基本数据。像美国的哈佛大学民意调查，全部调查是1000个样本就够了，只要保证是严格的随机抽样调查就可以。

经济观察报记者:

   请问王总，您刚刚提到就业，也是我们媒体特别关注的。我想知道您刚刚讲的就业难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我想知道这到底是由于高校不了解企业的需求，还是高校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了解到一些高校在进行专业设置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偏向于成本比较低的专业，例如文科类的专业，因为理科类的专业可能需要实验设备，这样可能就会造成未来培养的人才不一定能够符合社会的需求。您如何把最后得出的数据和企业对大学生的需求有一个对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6月10日09年的就业报告马上就要出来，这么多年来大部分高校的真实就业情况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您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和高校有一些合作，能够了解到高校真实的就业情况？

王伯庆:

第一个问题，高校产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高校不了解我们产业的需求？回答肯定是这样的。我们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持续20年了，但是这么快的人事变化，居然没有劳动人事部，没有机会把这些雇主对职业者技能的需求每几年调查一次返回给高校。

美国高校从2003年开始，对自己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进行技能跟踪调查，既能满足雇主的需求。把每一个专业都调查，调查反馈时候用来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的方式，高校从2003年开始展开，现在美国高校已经普遍展开这个行动了。我觉得我们国家高校可以做这个事情，就是不要只是等待劳工部来做这个事情。

第二，高校自己有没有信息不清晰的情况？高校有一个问题，很多高校的老师，比如说理工科。我是77届学工程的，我们的很多课程要求到社会工厂去，很多老师对工厂的环节非常熟悉，因此在教我们的时候，不仅是课程的东西，还有怎么样实际操作，现在很多学校都没有了。而我们留在高校的老师，实际上工程类的老师并没有实战经验。有一次我在央视碰到一个小伙子，大三的时候开始创业，他就说我们现在高校教IT的人，教的东西很多都是十年前的，我们去了之后要重新培养。如果我们的IT都发生这种情况，包括我们的很多教会计学的，实际上没有从事会计经验的，自己也不会用，包括我们教统计的。

我的职工主要是在北大招的，北大数理院的学生本来是应该熟悉理论的，但是他们来了以后我要从头开始培养他们工作技能，就是用SAS进行数据分析。这是在美国普通学校实现的东西，在统计方面，我们的老师自己只有小样本的分析经验，根本没有大数据的分析经验，他怎么可能教出真正有技能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师资是有问题的，必须要用这个东西来改造师资。国外的凡是遇到需要有实际经验的工作课程，它的做法是把学生请出去实习。第二个把企业家、工程师请进来，一起参与工程讲解，这样就可以。

另外我怎么和高校合作，刚才刘正奎回答那位老师讲话时说你们怎么样和教育部合作？如果你不和教育系统合作，这个东西是没有效果的。我们的研究中也是如此，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专业的，教育部的人看了我们的东西很专业，什么是权威？专业就是权威。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东西不与高校合作是很难起作用的。现在我们就和高校合作，一个是希望教育部进一步的向高校提出要求，也要看学生本身的就业能力情况。

第二，我们希望能够把信息在市场上更加透明，就是高校的就业信息透明，让我们的高考生和家长来做选择，一旦发现所谓的学校出现90%的就业率，实际只有70%，你培养出来的孩子根本就不是做他专业的工作，那我的孩子就不报这个专业。三年以后我们国家会出现全国性的拐点，就是高考人数会大量下降。这个市场上的压力，再加上高考生的选择，这是比较真实的信息，从市场的角度要迫使高校改变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的效果负责。

如果有双重的压力，我想我们作为专业的公司，他就会很热情的找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从目前来看，很多高校很热情的找我们，主要是民办学校声称比较困难，因为他直接接触市场的。高职专科是国家示范性的，以就业为导向，他们非常有远见。还有一些优秀的大学，他们不甘于眼前，像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我们都在从就业能力评估和课程设置、教材方面协助他们。这取决于大学的进取心，同时还要靠市场上高考生的信心，这样可能会敦促高校往这方面靠拢。

我常常开玩笑，很多高校，包括四川省的211农科院校，原来是做植物很厉害的，现在这个学校招体育系、法律系、新闻系，他的新闻系学生去招聘的时候，人家说你是农科院的新闻系，我都不相信。他的毕业生去面试的时候，人家都不相信，说全国第二好的成都体育大学就业都很困难，它一个农学院办什么体育系。这就像“三鹿奶粉专业”，一个18岁的人进入大学学了四年，最后还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就觉得高校停止一些“三鹿奶粉专业”，整顿一下这些年不具备专业的学科，你赚钱很简单，可是不能够因为赚钱就把我们的孩子害了。大学很清楚自己的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我想这就是道德问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应该有更多的社会来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校存在着这样的专业，其实有些高校也清楚在扩招中产生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从专业上解决。但是我们和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合作，我们觉得比较好，帮助他们，他们也感觉非常实际。

高校对我们的合作既害怕又喜欢，因为我可以和教育部报告的有出入，可以给我的招生简章有出入。所以这个报告就给高校，目的是帮它改进，而不是在社会上说高校不行。如果我们坚持帮助高校，就像医生诊断一样，我们只做诊断，解决不了治疗过程，但高校自己有实力解决。

经济观察报:

   如果公布给公众，在大家的选择上才有更好的方向。

王伯庆:

我们也面临两难。如果我们公布了高校就不愿意，如果不公布，就会造成社会压力和裁员。解决我给高校做诊断以后，你的信息让不让考生知道？他们说不愿意，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社会再发展几年以后，大家对这种信息愿意公布以后，因为你不公布，长期在高校信息中缺席，就造成高考家长产生怀疑。

程方平:

   我对王先生的调查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最近几年也在关心大学生就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问题是他认为就业是应该由学校来管，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认为是大学的责任，我们就对它提出很大的批评。但我们有制度文化的问题，比如俄罗斯义务教育以后的教育，一直到研究生、博士都叫做职业教育，为什么这么归类？它觉得已经到了要进入职业的状态，所以它没有把它分成职业类院校和学术类院校，这样其实对所有的学习者都是一种暗示，就是你应该做好这个准备。

王伯庆:

再有，我们的职业教育，我们到了职业学校才进行。其实一个人的职业素质的培养应该从小学开始，而且这里也有学生个人的责任。因为我有几次到香港、澳门，他们就和我说“中国的大学生为什么都要等着学校给分配？我们的孩子小学毕业以后，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了解股票、打工的信息，确定自己的专业，确定自己以后想做什么。”所以到大学毕业前后，自己就能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对于自己怎么就业，相关的情况都了解。

我想，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也好，大学生就业问题也好，其实不光是学校的问题，一定要把整体进行调整，这样可能会解决一些学校解决不了的问题。包括教育部把就业率压到高校身上，这也是问题。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把高校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解决好，我们要做诊断，而这个诊断是从多方面去考虑的问题。

王伯庆:

我补充一点。我非常同意这一点，我们也通过所在的学校给教育部写过建议，就是停止考核就业率，毕业时的就业率2007年最好的时候是55.8%，在半年以后达到87.5%，因为整个大学生的就业率在毕业以后仍然在进行。但是你靠也毕业时的就业率，大四整个学年都不好好学习，从第一个学期就开始找工作，到第二个学期人都不在学校，只要4月份回来就行，实际上我们大四虚拟化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有几个读过四年，没有，高职可能只读两年半。所以我们建议教育部还是不要考核毕业时的就业率，而是考核半年以后的就业率。

另外，我非常同意刚才那位老师讲的，其实就业困难发生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社会，这个问题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我们独生子女父母都把很多希望寄托在身上，只要把书读好，他们缺少沟通技能、团队技能，其实他们应该从小就在家里学，这不是大学应该给的，而是从小成长就应该给的，可是都没有得到。因为最后大学和高职高专是最后出口，大家就说大学是你怎么生产的。我们知道一个人才的结构是三角形的，它最下面的，大家最看重的是价值的问题。现在企业招人的时候发现出问题不是职业技能不够，而是出现在价值观上。所以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完全责怪大学，不但大学要改进，职业系统也要改进。

但同时，我们的价值观培训出了很大的问题，一个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改革三十年来。我自己在美国待了16年，由于财富的积聚积累，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功利在整个社会蔓延。在我招团队的时候，我问很多企业家，他们招团队最关心这个孩子不是在学校得了什么奖，或者参加奥运会志愿者，那是你自己拿到的。最关心的是你做过义工没有，关心过弱势群体没有，关心过养老院没有，如果你有这种心态，你一定对企业也是很好的员工。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我觉得这还不是大学的责任，而是小学、社会，包括家庭都出了问题。这个社会的培养应该是培养价值观的问题，就是基本道德问题。

南风窗:

我有两个问题，我对取得最终结论的过程还是有点疑惑。因为家庭背景调查分了很多方面，这个技术化的工作是非常繁琐的事务。我不知道这个调查的过程是怎样的？是通过档案分析，还是一对一的对学校进行调查？而且你把它扩展到全国的数据，这个可信度有多高？这个结论很适合我们的期待，理论上可以推出来，但是在现实上既然有这么一个专门的调查报告，它的现实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还是有点怀疑。理论上当然是成立的，包括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江苏有一个档案，通过档案来分析，当然这个档案相关因素非常多，所以显得是可信度很高的调查。但是这个话题是很容易引起社会争议，引起大家切身感受的事情，我想对这个过程做一个了解。

王雄:

我把这个情况简单回答一下。我们的研究去年上半年就开始了，调查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纵向的。横向的是我们在全国选了一些城市，这些城市是我们特别注意到的层次类别，比如有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中部城市，但是没有西部城市。类型是大、中、小，小就是县城，一个研究要涉及到很独特的地方，像浙江、东莞这些地方都属于特殊的新兴城市，所以也考虑到老城市和新城市。第二，我们培训的老师直接进入到学校。

纵向研究，你刚才质疑档案，我们是想做全国档案的，因为这个报告是总的报告，而不是学术性非常强的专业报告，如果是那样的报告，另外在做一个30年的变迁。首先是取样，然后是对数据的处理，这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排除了很多东西。比如输入电脑以后，也有学生调皮，比如他填的全是A，像这样的我们全部清除。所以数据在核对的时候，把无效数据全部去除。不要看人数少，但实际上是经过多重处理以后留下的。当然，还要考虑性别的问题，家庭出身的问题。

第二，我们是随机抽样的。比如一届的学生是800人，从中进行分层抽样，如果是200人，基本是分层抽样的问题。最后就是这个调查的吻合情况只能说这种调查数据确实表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没有怎么做。另外，我们所有处理的后台数据和所有的数据包全部保留着，而且我们所有的纸质东西都保留着。因为我们的蓝皮书具有权威性，所以随时可以调给各个研究部门。而且我们当时在做得时候还有大量的数据，还有中学生的满意度，中学生的价值观，这里没有显现出来，我们会在2010年的蓝皮书中呈现的更多。

南风窗:

你们做了这么详细的工作，这种现象的出现你们觉得是必然的趋势，觉得我国是一个精英主导的国家的形势，还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出了什么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雄:

因果关系的分析和我们的报告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我之前做了另外一个研究，做的是城市化进程当中公民社会的报告。那个报告我写了很多的部分，其中也有社会分层的问题。十个社会分层在1978年的时候是不存在的，当时没有这种状况，而且我们在做转换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时的社会分层基本上是干部，这是一大部分，但是干部的词的含义和今天不同，当时的含义是很多人都是干部，教师很可能也填干部，所以这个工作很细。到了现在我们说填干部很可能是公务员，一般是教师就不会填干部了。这是一个准确性的问题。

另外，你刚才提到是一种趋势，还是由于制度的问题。这里面是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分层形成这样的状况，第二是我们的学校没有更多的制度设计，其实是适应这样的状况的。在2006年的蓝皮书中杨老师讲到，我们的教育改革基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改革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社会变化学校做了很多内部调整，基本是顺应社会的需求。几年前重点中学招生，一般情况下一个班可以招农村的学生，现在的情况是扩招，重点学校也在扩招。在扩招的时候，比如原来是6个班，现在扩到20个班，这20班中大部分要增加很多人，但实际上真正考进来的学生只有两个班。

杨东平:

这个问题我来补充一下。他实际想问的问题是这种结构分化到底是自然的问题，还是不合理的问题。我想有两个解释，一种是文化基本理论，他家里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家庭资源比较丰富，所以他的子女在通常情况下学习成绩会更好，这是国外教育公平的调查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但是在中国还有新的情况，你的分数标准在严格公平的录取制度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女的入学率更高，这是知识积累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前由于择校收费制度人为造成的优势阶层子女过于集中在重点学校的情况。实际上在今天的重点学校是三种学生，一种是考试生，一种是择校生，第三部分是调校生，所以后两部分极大的加剧了教育公平，他并不是靠学习成就进去的，而是靠家长的经济和社会阶层进入的。文化造成的差异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后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取消学校的收费制度，取消以钱择校的制度，就可以很大程度的改变这个问题。

南华早报记者:

大学生就业关注的都是大学生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他们是怎么认为的？怎么看教育的质量，你们有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

王伯庆:

我们都是在研究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可是大学生自己对满意程度怎么样？我们前两年都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今年开始我们专门做了大学生对高校满意度的调查，除了总体指标以外，大概细分成很多指标，包括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师生互动若干个指标，但是这个数据要到3月中旬才能全部收齐。从今年开始很重要的研究内容就是关于大学生本身在毕业半年以后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活，对大学的各个方面进行满意评估，我们会得出一些结论。其中有一条，“你愿不愿意把自己读过的学校推荐给亲朋好友？”这个指标很厉害。同时还问了一个指标“你对你的同学怎么看，你认为他们的诚信、团体精神，他们是不是待人公平公正？”大概有5、6个指标，同时我们还问他“你对雇主怎么看？”还有我们问“你对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到大学毕业以后，你对受到的基础教育的满意度如何？”这个指标也加进去了。我自己也和你一样迫不及待的想看这个结果怎么样。因为这个问题也感谢杨东平老师，他去年就讲，你一直在评大学生就业，你的核心没有错，可是你问过大学生自己对高等教育怎么看吗？感谢杨东平老师和北师大和其他学校的老师，包括南京大学的老师，他们帮助我设计了这套指标。

同样，今年开始我们把学生的家庭成份也放进去，按家庭成份会细分到12个社会阶层，同时把父母的最高文化程度也放进去，还有孩子考大学的高考总分是多少，我们想观察这些情况对就业有什么问题，对他们去大学有什么影响。我自己也迫不及待的想看这个东西。今年这个总体报告设计好了，我们就等待数据到了以后开始分析。我们每年都会提前把研究的报告设计好，到时候我们计划6月10日推出全国报告，9月1日推出23个省的分层报告。到6月10日考试家长可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柴纯青:
   由于时间的关系，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媒体朋友，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合作伙伴，蓝皮书的作者，感谢大家光临一年一度，每年3月1日在这里准时举行的中国教育蓝皮书新闻发布会。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各位专家学者，也包括我们蓝皮书的作者。现代教育报曾国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张红伟、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刘正奎、中国青年报李新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蒋凯、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王烽、北京师范大学徐文强、中央教科所的储朝晖、北京师范大学戚克敏、中华女子学院李阳、香港乐施会的孙国嫄、北京师范大学成刚、中央教科所程方平、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赠与亚洲基金会的蒋艺、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等。

我们先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助理范广伟先生就2009年中国教育蓝皮书的出版致辞！

范广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助理）：

各位专家、媒体界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在周末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想感谢杨东平教授以及他的团队，在每年都能够准时于3月1日把他们的产品推向社会。皮书是一种实效性很强的产品，每年能不能在两会之前推出这个产品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皮书，包括教育蓝皮书，编辑这本图书的目的就是向整个社会宣告我们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很希望能够让政府部门看到专家的意见，倾听专家的声音。

教育蓝皮书已经出了很多年，往年应该是有主题的，去年是推进教育公平。今年我们采取了更宽泛的方式，直接叫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我想这个变化有很多意义，我自己体会，这几年的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在这种形势下，教育整个发展的重点不只一处。比如今年汶川地震，这对整个中国教育发展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国家着手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很多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今年的蓝皮书内容更为丰富了。虽然它没有独一的特点和主题，但是它包含了诸多的重点和热点。

第二，今年的蓝皮书中从社会调查方面做得比较突出。我们这次专门有教育调查的一个篇章，除了这个篇章之外，还有一些有关教育调查的文章。从皮书自身来说，我们一直在褒扬作品要具有原创性和实证性。我们的蓝皮书有几个特征，其中原创性和实证性是两个重要的指标。具体的教育调查本身对提高皮书的质量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同时，在调查报告中的基础之上进行实证性的分析，这对提高皮书的权威性和可接受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年这本蓝皮书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可喜的变化，我们也希望这种方式能够长久的保持下去。

教育蓝皮书在两三年以前已经成为我们出版社“走出去”项目的一员，和荷兰Brill出版公司合作，向欧美用英文版进行推广。在以后的日子，我们希望整个蓝皮书能够办得越来越好，我也相信在整个课题组和我们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之下，会使这本书产生越来越广泛和良好的社会效益。谢谢大家！

柴纯青：

在范老师的支持下，我们的蓝皮书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六本了。我再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南风窗、中国教育报、南华早报、阳光卫视、中国教育电视台等30多家媒体的近40位朋友。另外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中国网和搜狐教育频道的网络直播。

大家都知道，中国教育蓝皮书连续几年都由香港乐施会给我们资助，能使这个项目继续下去。下面有请香港乐施会北京办事处孙国嫄女士代表乐施会致辞！

孙国嫄（香港乐施会北京办公室项目官员）：

各位嘉宾、各位媒体界、教育界的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这次有机会作为乐施会，也就是蓝皮书合作伙伴的代表来这里参加会议和大家见面，我也衷心的代表乐施会祝贺蓝皮书的整个团队在2009年终于出版了《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

乐施会与教育蓝皮书的工作团队一起合作很多年了，从2006年就开始了。我们始终认为教育蓝皮书是以民间的独立的视角来观察、记录中国教育发展领域最前沿的信息，最热点的话题，也是参与讨论中国的公共教育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乐施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我们从和蓝皮书的团队合作中有很多的成长，也深深感受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关注当前教育的话题。我们也获得了中国教育发展领域的资讯。

大家可能也了解，乐施会是建立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发展机构，我们的工作领域很多是在农村的社区和城市外来工的社区，为什么会关注教育领域？因为我们觉得没有深思对于人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在教育领域和更多的学者有更多的互动合作。我们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有获得公平、公正教育的权利，这个公正教育资源的权利不仅是我们接触到不同的教育资源，也包括我们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不同的领域，包括在西部的贫困地区探索新课程改革的条件下农教、农牧的结合，以及具有农村特色的乡土教学的模式，包括双语教学、复式教学等方式。

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农村的一些边远地区的学校和校点软硬件的建设，也希望能够配合到政府和当地机构来改善农村儿童基本受教育权利的保障。

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在城市外来工子女的社区，去探索适合他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模式，使他们更好的融入到城市的社区，更好的融入到社会中。同时，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在发展教育，针对城市主流青少年的教育，希望这些青少年，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能够更多的关注社会的发展，不仅是本土的问题，也包括全球的发展问题，以推动更加和谐的社会和全球发展。

我记得德国一位教育学家说过一句话，教育的本质不在于知识的传授，而更在于激励、激发和鼓舞。我们觉得蓝皮书的出版也正是杨教授和团队的工作人员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能够激发、鼓舞更多的人关注到中国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很高兴，由教育蓝皮书的团队带领我们走到这样一条路，所以非常感谢这次我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学习。谢谢！

柴纯青：

大家都知道，中国教育蓝皮书一直秉持民间的立场，以独立的教育观点向大众传播我们的教育理念，和乐施会支持教育的宗旨是一致的。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经过反复选题策划，写作大纲反复讨论，成稿过程中反复修改，终于成书。参与蓝皮书的作者都知道，与去年相比，今年的蓝皮书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多的进展和突破，比如教材与调查与评价栏目分量的增加，大家都可以看到。

下面有请《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主编杨东平教授就蓝皮书的情况进行说明。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蓝皮书主编）：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来介绍今年蓝皮书的概貌，一共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年度热点和主题，第二个是关于调查和评价。

刚刚过去的2008年对于中国和中国教育来说都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是一个大悲大喜之年。在经历了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之后，年度性的主题就比较分散，但是它也是蓄势而发或者对今年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关于2008年的重大事件主要就是汶川地震的校园重建，在这个过程中暴露了教育的很多问题，也弘扬了中国教师伟大的精神。对于中国教育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解释。与此同时，这场地震灾害也是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检阅，包括教师、学生都投入到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关于这个主题，我们中科院心理所的老师会有专门的介绍。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继续深入推进教育公平。国家在近几年把优先和发展教育作为非常明确的公共政策，在2008年获得了新的进展，主要是把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从农村推向了城市。同时，在去年年底宣布从今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绩效工资，这意味着兑现使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不低于公务员水平的承诺。据去年发布的2007年教育数据，在2007年国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32%，比2006年增长了0.32个百分点，这是近些年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也是迄今为止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最高的一个数值。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通过教育创新，积极的解决积累严重的教育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广东和云南主动解决农村代课教师的问题，采取了有效措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很多城市积极的破解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取得了不同的经验和进展。据教育部统计，目前在城市的流动儿童当中，小学有77%，初中有80%的学生在公办学校上学，这个比例比前几年有比较大的提高。

2008年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是国家在筹划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开始制订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这是从08年8月开始启用的。这次的纲要制订由温总理主持，确定了面向社会公开讨论的公开化程序，这在中国的教育决策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决策的历史上是绝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这和其他领域有所不同，是在形成一个文件以后，从征集议题开始全程公开，现在正在过程之中，到今年2月底告一段落，据说下一阶段会按不同的课题来分别公开。这对于中国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非常重大的改变，是一个进步。

另一方面，中国教育的特点是成就巨大、问题成堆。众多的问题仍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教育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2008年，比较突出的问题还是老问题，首先是在城市义务教育的畸形化，严重的择校热和应试教育背离了义务教育的方针，侵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教育权利，导致了教育更大程度的不公平。据北师大对于18个省市2万个家庭的调查，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达到四分之一，差不多24%左右，其中校外支出要大于校内支出，校外支出占77%。另外，由于严重的择校热，小学和义务教育阶段严重的择校热和高昂的择校费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一项调查，北京市平均择校费高中阶段是2万7千多，小学仅次于高中1万9千多，初中是1万3千多，择校费已经成为城市家庭重要的教育支出和经济负担。在这个背景下，不仅破坏了教育公平，而且导致了教育腐败的增加。比较典型的是去年广为人知的名校案件，著名的北京名校中关村三小账外的择校费达到1.2亿。

同时，师生关系和师德问题凸显，显示了教育生态的恶化。农村义务教育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主要还是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和教师待遇过低的问题。同时，大量撤并乡村学校，新建寄宿制学校，形成学校向城镇、城市的过渡集中，以及农村学校的生源流失，学校的空壳化倾向，这些都是在当前教育发展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2008年突出的事件是由于高校本科评估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主题，走到了不得不变革的进度。同时，大学生的就业状况也使高校培养质量受到质疑。

在公共政策方面，我们还要意识到尽管开始启动了决策公开化、民主化的过程，但是由于传统的强大惯性，我们的很多教育决策由于缺乏科学和民主的程序，引起了社会的广大争议和质疑。比如京剧进课堂的决策、学校冬季长跑的规定等等，包括在四川地震灾区校舍倒塌的问题上，无论是当时的解释、承诺以及校舍倒塌事件的结果调查和公开，都反映了我们现行的公共决策方面存在着问题，缺乏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渠道，也缺乏必要的问责制。

第二个方面，我们对于2008年的教育做了一些调查。这些调查会有几个专题的发言，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是关于中国城市的教育满意度的调查。人民满意的教育应该由人民来评价。第三方评价来试图对每年公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做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30个城市的教育满意度分别介于一般之间，比较偏于一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各地的教育表现的差异还是巨大的。山东省去年刮起了素质教育风暴，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方针，强烈的控制、管理假期补课等各种各样不规范的行为。所以在30个城市的调查中，济南市的各项指标都位居榜首，突出的反映了山东人民对治理教育的回应，显示了公众对改革的肯定。

另外，我们做了31个省的教育厅和9个市级教育厅，一共40个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网站信息公开的调查，通过为网站的监测里判断它的信息，贯彻落实《信息公开法》的情况。调查情况上海第一、北京第二、江西第三，也有很多地级市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第三个方面，关于中国城市高中生的家庭背景调查。我们知道今年温总理有一个发言，讲到大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实际上，大学生中的学生家庭和阶层分布是高中的延续，或者说这种不公更重要的体现在高中学校的学生结构中。我们通过对6各省市8所高中的调查，以及对江苏省的一所重点中学30年的跟踪调查，得到了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政府管理者、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等传统和新兴的优势阶层的子女获得了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大概的情况是：重点中学中的学生比例和他的社会阶层的比例相比，差距最大的一个是私营企业者，一个是个体工商户，还有经理人员。在当前的社会当中，他们在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的时候，也获得了更大的文化资本。

另外，国家管理者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也是传统的阶层。差距最大的是农民阶层，重点中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他们在社会的实际结构低45个百分点。我们对江苏的一所重点中学调查，它在1978年的时候，学生当中来自于政府、企业、专业人员的比重是44.7%，到了2008年，达到了77.6%，增长了30个百分点左右。而工人、农民的比重从1978年的42.4%，降低到2008年的5.9%，降低了将近38个百分点。这两个数据的差距非常显著。所以关注中等教育和技术教育的重点学校制度，防止重点学校制度成为凝聚和扩大社会差距的机制。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同时，我们进行了关于中国中西部农村寄宿制中小学的调查，了解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以及进行了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职业技能需求的调查，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专业相关性的调查，这两个调查在下面会有专门的介绍。

最后，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年，在回顾、重温改革30年道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见，就是今天的教育改革应该重新继承和发扬80年代改革的精神，突出体制改革，把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规划能够制订得更好，真正引领中国在下一个30年的发展。与此同时，今年特别令人关注的一个主题就是金融危机下的教育发展。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它对中国的教育、就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教育怎么来适应和应对金融危机，这可能是今年重要的主题。我就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

柴纯青:

感谢杨老师，大家都知道，2008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在教育领域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除了校舍问题之外，大量的学生问题都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当我们的蓝皮书确定以灾后教育重建为年度主题之后，我们当时确定了教育的损毁、教育的重建、校舍的问题和师生的心理问题作为年度主题的四篇文章。我们也广泛的征询了各方意见，当时有人推荐我们找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它是在地震灾区进行心理重建，学生心理救援最好的机构之一。我们找到心理所刘正奎老师的时候，他谈到了灾区心理救援的种种问题，表现出了高度的人文关怀和教育情结，让我非常感动。下面就请刘正奎老师就灾后心理救援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陈述。

刘正奎（中国科学院心理所）:

各位同行、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一直以来是读心理学的，我今天主要是汇报灾后心理援助的情况。下面这张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照片，前面的照片是地震前美丽的北川。其实汶川大地震自然灾害的破坏力非常巨大，我们从图片中可以看到。实际上大地震破坏的不仅仅是家园，更重要的是它对人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这是当时5月16日拍的照片，实际上在这期间，孩子是这次创伤中最严重的一个群体。这是一群孩子的照片，下面这幅图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画的画，这是我刚刚去给孩子做心理辅导时他画的。大家可能看上去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对于孩子的解释可以看出他的创伤有多么严重。孩子说这是一张惊恐的脸，旁边所有的线是表示裂痕，所以我想这可以看到他虽然说不出来，但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地震给孩子的心灵留下的永远的痛。

我们在5月12日晚上就开始通过科学院的办公厅向国家提了灾后心理援助的建议，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任何自然灾害发生之后，都有三个部分，一个是生命救援，一个是物质救援，一个是心理救援。由于我们国家一直以来没有遇到大的灾害，所以在心理援助方面国家没有这项措施，我们当天晚上提了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第二，我们当时尽快培训专业队伍。第三，社会力量开始参与。这是我们很快编制发往灾区的手册，这个漫画是我们和央视的动漫公司做的，以一种漫画的形式使孩子和家长能够接受。两天之内大概有7万多份被发出去。

我们呼吁媒体来注意心理援助。这次的心理援助得到了社会高度认可，我想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因为对于人内在的心理关注，也是重要的文明标志，这也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这是我们在后方组织的社会参与的心理援助活动之一。因为在四川大地震发生以后，整个的影响层面是三个，第一个是重灾区，这个地方的影响是最严重的。第二个是周围地带，像成都，他们的恐慌程度最高。第三个是北京的外围地带，外围地带由于大量的媒体报道和前方惨烈的图片，对人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们接到关于抑郁的咨询是平时的十倍，大量的孩子会做恶梦，所以我们觉得要进行疏导。在当时献血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献过了，但是他一定要献。这是灾后的应激反映，所以我们在灾后要有一个大的心理疏导。

当时我们在整个心理援助活动的范围，大概在半年内，我们所投入的专家是670多人次，而且主要是集中在重灾区，累计1万多的工作量，而且进行大型团体干预280余次，个体干预1万余人次，覆盖人群达到15万人。这是我们为了进一步长期、持久、科学的开展。因为心理援助和生命、物质救援不一样，前期结束以后，它的后期是有规划的，心理援助往往是在三到六个月以后，问题的高峰期会到来。实际上大家在网络上已经看到，今年春节我们下去了，因为春节也是一个关键点。另外它也是半年以后，因为这个时间是自杀的高峰期，我们看到在有些地区还是有自杀的，包括有些自杀未遂的。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我们建立了7个站点，准备长期的工作。我们在08年6月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倡议，希望心理援助开展20年。因为心理援助不是简单的房子重建问题，而是人的心灵的重建，所以它是长期性的，这是我们的基本站点。

经过快一年的时间，我们在下面的大量工作、探索，以及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总结了三种模式，第一个是医疗卫生，第二是社区，第三是学校，第四是综合援助。我们现在大量的精力是投入在学校的心理援助，因为孩子不仅是受伤比较严重的群体，更重要的是学校的心理援助如果要进行系统、科学的心理援助效果是最好的，因为这是在学校内部的。

所以下面我重点介绍灾后学校心理援助的情况。第一，灾后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从我们的数据和实践来看，学生是心理创伤最严重的群体。第一，伤亡非常惨重。北川中学大概死了1500多名学生，我在的汉旺小学死亡130个学生，当时正好是在上课，所以整个灾区学生死亡人数占11.6%，这是第一，死亡人数非常大。

第二，他们的心理创伤反应非常激烈。这是我们统计的数据，第一个是在一个月之内对8000人的统计，青少年和儿童的PTSS值创伤即兴应激反应，他们的反应是神情呆滞、恐惧、惊恐，有一些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个当时占到了69.1%，初中生以上大概占72.4%。三个月以后PTSD，有些人可以慢慢康复，不能康复的就转换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它实际是一种心理性疾病，这主要是二战或者越战以后导致的问题，但是现在自然灾害以后，很多人出现这种问题。包括唐山大地震，现在很多人还有这个症状，这大概在24%。14.7%的值是平均的，也就是说学生的PTSD发病历史远远高于以前的数据。这是我们最近的调查，PTSD明显低了一些，北川的数据没有进来。有躯体化反映，就是莫名感觉头疼的大概在6%，PTSD大概是4.8%，有自杀倾向的是1.2%，整个感觉到心理压力的达到23.8%，这个样本大概是150个人。

根据我们的总结，灾后中小学心理创伤的反映在不同的年龄段不一样。比如学龄前主要是啃拇指、尿床，整天缠着父母，做恶梦，这是一个典型的感觉到安全破坏和被抛弃感。你在图片上可以看到，你一逗他他也笑，这是因为他的创伤没有表达出来。由于他的智力发展水平和言语表达还没有发展到成人的程度，他的创伤很难表达，孩子有了创伤你发现不了，而成人有了创伤你可以通过交流发现。还有一个原因，儿童的创伤会带来毕生的影响，特别是像早期的创伤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因为它会导致激素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大脑的发育。

这已经有一些研究，就是通过一些激素的影响影响了大脑的发育，比如说小学生经常莫名苦恼，以各种方式吸引父母注意，对课程没有兴趣。上课很容易留神。初中生是青春期早期的，他更多的会表现为和父母对抗程度增加，身体上会有躯体反应。因为青春期伴随着他心理的成熟，这时的创伤加在一起，他会有一些胃不好等等。高中生稍微成熟一点，但是已经进入青春期，他们有高考的压力以及对未来的担忧，所以表现为焦虑、紧张、注意力不集中。

谈到学生必然要谈到老师，这次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重点放在学生身上，但随着一个月的接触以后，我们发现老师非常重要。想要长久的对孩子进行心灵的援助或者心灵的重建，老师是第一重要的群体，不可能外面的人永远待在那个地方，而是老师是和他们接触的。但是老师的自身状况决定了他的心灵重建以及给孩子带来的影响，老师的心理创伤也是最严重的群体之一。他的伤亡人数比学生小，但是在心理上有一些特点，第一个是心理压力非常重，教师与学生、家长的矛盾非常突出。这次汶川大地震有很多老师表现的非常勇敢，他们有伟大的举动，比如我到一个学校的老师身下躺着四个孩子，自己被砸死了，4个孩子全部救活了。但是也有老师自己跑了，这样就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有些地方加上校舍倒塌问题和教育等各种问题纠缠在一起，家长与老师的矛盾非常突出，因为家长不知道找谁，好多找到学校去，所以好多家长到学校静坐，这种情况很多。

这是我们的一个调查，灾后90%以上的受灾群众对教师的表现是比较失望，当然这里有光辉的点，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是双向的。80%的教师出现了职业倦怠感，100%的老师感觉到经济压力比较大。地震以后，他们都是城市户口，房子没有了，所以他们现有的工资水平会感觉经济压力特别大，有的有孩子还要抚养。80%的教师对目前的教学工作不感兴趣，15%的教师曾经存在自杀念头，这是非常高的。老师是夹在中间的，自己本身是受创伤比较严重的，同时还要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所以他们具有双重压力。这是最近的调查，抑郁的是15%，躯体化22%，PTSD10%，自杀的是6.2%，心理压力是32.9%。这是老师和师生基本的心理状况。

作为心理援助情况，这次参加灾后心理援助的人比较多，而且进入的比较快。我们大概是14日晚上进入的，在两周之内有2000多以心理援助的名义进入到灾区。这是专业人员的统计，队伍构成相对比较复杂，而且以自发为主。

第三个特点就是心理援助的工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治疗方法或形式。第四点，灾后学校心理援助开始由感性走向理性，无序走向有序。四川省灾后颁发了心理咨询健康文件，国家也颁布文件，就比较规范了。

问题是几点。第一，缺乏统一组织，心理援助志愿者的遴选不足，造成心理干扰。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专业地位比较缺乏，而且有人认为心理援助就是谈谈话，所以当时就想拯救灾区的孩子，其实去了以后不知道拯救谁，更多的拯救自己。第二，专业培训和准备不足，造成二次伤害。中国现在没有这个准备，很多心理咨询是不具备专业的工作，缺乏成熟的心理援助工作模式，工作层次不清。怎么样开展心理援助，这和西方不一样。像美国的奥尔良飓风，部队进去是带枪的。另外中国的文化对心理援助的表达和方式有很大的差异。第四，灾后学校心理援助的需要技术和方法。

当时强行开始复课，我们认为让儿童进入比较有序的工作状态会比较好，当然尽快的恢复他们的知识系统是没有争议的。但是通过半年多的追踪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大部分受难的学生都是在学校受伤或亡故的，同学们回到所在学校会引发他们的恐惧和悲伤。第二，激化了学校和遇难学生家长的矛盾。第三，孩子们最需要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与家人分离，使得孩子情绪极不稳定。一般的是很长时间见面一次，有的是1个月，而且有的异地复学更是这样。第四，学校领导和老师没有机会处理伤痛，没有机会与家人在一起，所以承受着工作负荷和丧亲之痛的压力，他们的哀伤情绪不可避免会以愤怒形式表现。

关于异地复课问题，当初我们在下面，我非常反对。当时只是一个理论的考虑，任何一次重大的自然灾害以后，孩子受到创伤以后，第一个需要和他接近的应该是他最亲的人，就是他的父母，而不是学校的老师和同伴。第二个问题，异地复课把学校拖到外地，本来他没有创伤，那么到外地会有环境适应问题，如果他有创伤，这样会放大他的创伤。现在有很多数据看出异地复课带来很多问题，我想这里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给孩子什么。因为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是给孩子一个好的场所，更重要的是给孩子满足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我想异地复课很多不是一厢情愿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孩子的真实状况，复课到底是为了谁。

我有几个建议。第一，以社会生态的观点开展灾后心理援助，注重个体价值，尊重其内在潜力，积极建设其社会支持系统。教育者绝对不是拯救者，很多是拯救不了的，拯救者是他们自己。当你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在灾区孩子的面前时，你已经错位了，因为他有潜在的自我康复能力，他有追求人生的内在动力，只是受到创伤以后，这种暂时性被阻挡了，他需要你去支持他，关注他，引领他，而不是拯救他。所以有的时候更多的拯救可能是拯救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用社会生态的系统观点来看。我在下面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帐篷里在上课，我马上不让他们上，我说你们给他们上课，那些老师怎么办？所以一定要把学校和老师放在一起，你是怎么样帮助他们恢复好的师生关系，恢复比较好的与父母的关系，而不是你给他们上了几天课就走了。那些老师上课如果不好，反而会增加学生和老师的矛盾。所以这个要站到关注儿童的角度来看。

第二，发挥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建立三级心理健康重建体系。要从促进、预防和治疗三级体系的。

第三，加强心理辅导教师培训，有计划培训、定期辅导。重视校本辅导教材开发，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工作。建立教育系统心理热线，预防自杀，提供及时心理援助。我们在前方建立了两个热线，非常好。加强学生活动中心建设，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重视家长亲自关心培训，多层面系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辅导。加强学生生命意义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最后，我看到一个网友的回信，他说：如果你忘不了，我们愿意一起倾听。所以刚下去的时候，倾听最重要，因为倾听就意味这他把他的东西能够表达出来，你已经在开始帮助他了。第二，如果你失去了站立的能力，我愿意扶着你。第三，如果你想笑着生活下去，那我们更愿意一直陪着你。我想这一个普通的网友，但他所代表的对孩子的心灵关注，以及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同时也是值得我学习的。谢谢大家！
柴纯青:

谢谢刘老师。地震即将过去一年，在大家快要淡忘的时候，刘老师提出心理援助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请成刚老师为就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中小学调查做一个报告！

成刚（北京师范大学）:

各位来宾好！我向大家汇报的内容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中小学调查的内容。这个项目的背景主要来自于农村学龄人口减少，导致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寄宿制学校大量产生的社会现象。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农村就读学龄人口的减少主要和90年代中后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紧密相关。从我们的数字来看，从1990年到2007年，城镇初中在校生的数量是在缓慢上升，尤其是近几年是在下降。而城镇小学在校生总数在持续下降，这是总量的关系。但是如果从城镇初中在校生和农村初中在校生，从城镇和农村两个角度来考察，从内部分配结构比例来看，初中和小学都体现出农村初中在校生数量的减少。在这里，我们统计的口径并没有包括在城镇就读的来自于农村的学生，我们仅仅是依照是否办学在城镇，或者是否办学在农村，以这样的依据来统计，所以更多的反映出农村地区学校本身的在校生数量的发展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数量急剧减少，加上2001年从政府和政策的角度，最早提出举办寄宿制学校。寄宿制学校的兴起公益性的色彩比较浓厚，主要体现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另外，促进国家的普九。主要是这两个公益性的目的。

除此之外，在倡导寄宿制学校的同时，却缺乏长效的保障机制，更多的是通过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来展开大规模的建设。但是这个覆盖面比较窄，在整个西部地区，包括农村地区的学校，这个工程的惠及面还是比较小的。

从学生个体来讲，尤其从寄宿生本身来看，他的补助比例比较低，而且标准也是比较低的。这是我们在进行调查研究之前从文本和各种各样的文献中得出的基本性的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乐施会资助，21世纪教育研究院牵头成立这个专门调研项目，对中西部地区的7个省部分城市的中小学进行了调研，系统地分析了中小学在建设和运转过程中的成本变化以及寄宿生的成长等问题。

主要调查人员来自于北理工和北师大的同学，受到了杨老师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包括北师大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香港乐施会以及西部阳光的支持，顺利的完成了调研。我们从08年9月至11月走访了中西部七个省的农村中小学，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问卷调查包括学校问卷和学生问卷，调查期间考察了学生的宿舍、食堂。

我们调研的学校从样本分布来看，主要是中心小学和普通初中，因为村小有寄宿制的情况，从调研的实际情况看并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中心小学和普通初中。从我们的调研样本分布地区来看，主要是处于丘陵和山地地区，也是处于镇和乡。通过调研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当地的教育事业情况来看，我们的样本基本代表了中西部农村地区各种类型寄宿制学校的状况，获得的资料都是原生性的第一手材料。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有些比较好的结果，也有不尽如意的地方。第一个特点，它并没有好坏之分，明显扩大了学校的服务半径和人口，学校规模比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寄宿制学校产生的原因，就是在于布局结构的调整，在于农村学校的学龄人口减少，在于农村就读学生的流失，由这些原因所造成。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寄宿制学校的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都比较多，其中寄宿制小学距离县城平均33公里，服务半径是14公里左右，最小的覆盖人口2万余人。样本初中稍微近一些，25公里，服务半径是18公里左右。从这两项指标来看，都远远高于一般的学校。寄宿制的办学模式显著的增加了学校的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从学校规模来看，农村的寄宿制小学和初中在校生分别达到760和860，也超过了一般的农村中小学。

从它的比较好的影响来看，由于寄宿制学校集中资源办好的学校，所以它的师资数量、结构数量基本符合要求。大家可以从校均的师资状况表格可以看出来，无论是它的专业教师比例结构，还是从它的年龄结构或者职称、结构、学历结构来看，和全国平均标准比较起来都是比较好的状况。同时，它也满足了我国对农村中小学师资的要求。

从办学条件标准来看，我们主要依据的是96年国家公布的《农村普通中小学建设标准》，从这几个标准来看，除了生均占地面积没有达标以外，其他的指标都达到了标准。但是从标准来看，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标准是96年制定的，97年使用的标准，这个标准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我们对教育的需求。我们从实际调研的情况来看，虽然从数字上能够满足标准的要求，但是它的办学条件还是不能满足寄宿生的实际需要。从宿舍来看条件比较艰苦，大部分是高低床，上下铺住着几个同学，我们从中选取的图片也不是比较差的，而是从调研的样本学校中选择了中等学校的条件做出基本分析。

食堂的情况来看，食堂面积比较小，设施也不完备，学生就餐非常不方便。从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学校应该是像左边图的样子，没有可以坐下来吃的地方，一般都是在操场上，或者是在宿舍里吃，很难在食堂里有椅子。右边的图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调研的时候办的比较好的，卫生条件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当地有一个寄宿制的工程，而且这个工程是当地的重点工程，所以这个食堂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

除了刚才我讲的食堂和宿舍之外，还有用水也存在比较多的困难。尤其是有些学校的地势相对较高，而且不太好，所以烧开水的费用是非常高的，很多的所谓澡堂要么全是冷水，要么就是在卫生间或者厕所冲一下就可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在周末从家到学校来回的路途中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基本上没有配置校车。这是从办学条件和师资的情况看。

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学校本身的成本负担结构来看，学校的成本结构被寄宿制大大改变了，而且它的成本也直接增加。一般来说，寄宿制的学校水费、电费项目增加很多，经过我们测算，由于实行寄宿制，这个学校的新增成本至少增加了16%。我们分列进行了分析，而学校投入情况的增加，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并不明显，所以学校的负担非常沉重。从内部管理来看，无论是它的师资力量还是后勤的经营管理，还是学生管理都是非常不规范的。

从寄宿生本身的家庭经济负担来看，我们发现主要寄宿生负担的成本体现在住宿费、伙食费和交通费。我们得出基本的数据结果是，中部地区的中小学生由于寄宿制，家庭直接增加的额外费用一个学期大概在650元左右，而西部地区增加的更加明显，主要体现在伙食费上，一个学期直接增加787元。如果考虑到免除住宿费，再考虑有一部分学生能够享受到寄宿生的补助，在这种前提下，这个家庭仍然需要支出500元以上。而2007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一年是在4140元左右，这仅仅是由于寄宿制农村家庭就需要支付这么多。虽然有这么多的资助，尤其是国家的两免一补执行以后，寄宿制完全抵消了这种做法，甚至是一种负作用。

这里还有一些分区域的，有几个费用构成的成本差异，具体的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调研报告。此外，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也注意寄宿生心理成长的问题。总体而言，寄宿生对自己与家人的关系比较满意，但是大部分的寄宿生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心里秘密告诉家人，并且在困难的时候也感受不到家人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大多数学生，从我们的调研来看，自信心比较好，自我认知度也比较高，经过我们的调研发现学校没有什么课外活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格，只不过管得过死。

这些问题造成的原因是主要由于主体工程配套设施跟不上，再加上内部管理薄弱的原因，造成了现在寄宿制的问题。我们的政策建议认为首先应该加强经费的保障，因为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一般的寄宿制学校的成本在普通学校的成本的三倍左右，而现在我们的投入根本没有跟上三倍的比例，甚至于没有相应的投入。此外，对于工作机制和它的内部管理还是非常欠缺的。就像刚才我介绍的，办学条件的标准还是在96年制定的，这个标准是非常陈旧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更新。这就是我汇报的内容，谢谢大家！

柴纯青:

寄宿制是见仁见智的话题。下面请麦可思HR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王伯庆先生，就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职业技能需求做演讲。

王伯庆（麦可思HR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我们报告的详细内容已经在文章中有了，我着重介绍一下这个调查的背景。目前大学生就业不是金融危机引起的，它是长期存在好几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这些年的发展主要依靠农民工的粗加工，所以吸纳不了太多的大学毕业生。第二，一方面我们希望找到有工作经验的人，但找不到；另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的技能是不能满足企业需要的。

而国外也普遍存在这个问题，像美国，因为美国劳工部至少每五年调查企业，然后把企业对职业和职业能力的需求反馈给大学。每个大学从2003年开始，也逐渐开展这样的项目，对自己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进行跟踪调查，了解自己的毕业生在工作中技能使用情况，把情况反馈给大学，随时调整课程内容和方式。

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做了一个研究。在研究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严重性。这是我们调查的2007届的毕业生，那个时候股市和房市双高，是中国大学生就业最好的一年，当时我们调查毕业时就业率是55.8%，包括专职生和专科生半年后是87.5%。薪资本科2483元，高职高专1735元。2008届的数据我们正在收集，目前收集了11万，应该在12万以上，2008年毕业生的大约是50%，半年后82.6%，本科薪资2142元，明显开始下降，因为2008年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冲击，高职高专是1744元。最近我们和腾讯网展开合作，就是调查2009届的大学生截止到2009年2月25日为止签约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有8927个样本，截至2月25日大学本科生和高职专科生签约率大概是19%。我们估计今年大学生在毕业时的就业率恐怕不一定比2008年更好。

我们开发了一个系统CHEFS，用这个系统把企业人才需求反馈给校方。这是结合中国实际我们自己开发的系统。我们来看看我们讲的就业包括几个方面，就业率、收入、专业相关度、工作能力和就业流向。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工作能力。我们对一个大学或者全国的就业情况分为十个，就业状况、基本能力、大学求职辅导和招生分析。

我们开发的系统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信息反馈，通过一个Oracle软件所支持的数据库，我们把职业分为一共是1116个，每个职业有70个能力，一共是16806条能力。我国包括高职专科和二级学院覆盖了2113所学校，每个学校都会有上百个专业，这个实现起来是完整的电子文件。第二个是数据库收集以后，进入数据清理阶段，这个系统我们是用SAS支持的。第三个是改进教学和培养方式。

我们的能力标准是按五大能力模型建立的，基本能力应该由五大能力组成，这是比较国际化的认同标准。这与回馈有关系，有些职业对某些能力要求比较多一些。这五大能力涵盖若干个小能力，加起来一共是35项。文科和理工科要求的重点是不同的，我们是从2006年开始调查17万，2008年调查了44.5万，今年是60万，我们就想了解这个能力是怎么发生的，它怎么可能影响到大学的能力培养。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雇主调查，这是在全国各类地区的大中型城市选择企业，包括各种企业类型，企业规模、行业、职业岗位，发送邀请函32万份，实际回收6102份企业问卷。我们提问的人主要是人力资源负责人，包括一定数量的企业总经理和职能部门负责人，比如一线经理能够回答岗位的能力问题。

这是中国企业对大学生不同能力重视状况分布图。企业最重视理解和交流能力，认为这是工作中最重要的，当然每个职业、每个行业、每个专业要求不一样。我们再来看看学生的五大类职业得分，得分比较高的是就企业能够需求指数得分，要求水平最高的还是理解交流能力。我们再来看看企业要求大学生的35项能力，百分之百是一个职业的最高水平。通常我们发现企业要求至少在40%以上，这是平均而言。应届毕业生不同薪资待遇职业五大类能力需求指数得分，企业要求率越到，对能力的要求就越高。我们另外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被企业购买的行为，四分之三的企业是底薪买高能，高薪买低能。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对企业的调查，我们再看看对大学生自己在工作中的能力调查。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工作要求水平最高的五项基本能力中，蓝色是要求水平，黄色是离校时能够达到的水平，要求水平不是企业评的，而是由大学生自己评的。这是高职专科，它的比例不太一样。这是工作要求水平，这是本科的。我们高等教育的培养要围绕着企业的需求能力来培养，不能够单单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里追求学科的完整系和逻辑性，而要照顾到企业的需求。

这是本科生要求人力水平最高的五个行业，这是要求最低的五个行业。我们有全国报告，有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详细讲了。下面的一篇文章在蓝皮书里面专门讲了工作专业相关度的问题，这张图中蓝色是工作相关度最高的职业，黄色代表薪资。这是工作相关度最低的十个专业，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些专业很多找到的工作不是自己所学的。

刚才讲的是背景资料，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数据库，可以联系我们的人。谢谢大家！

柴纯青:

谢谢王总。刚才杨老师说，2010年的蓝皮书可能面临新的主题选择，就是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教育。这种背景下，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可能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下面的主题是我们连续做了六年的主题，就是教育满意度的调查，这六年以来一直是杨旻老师来主持的，下面她就这一结果做一个报告。

杨旻（北京工商大学）:

自2003年以来，21世纪教育研究院持续观测、评价年度我国公众对教育事业的满意程度。然而，中国区域教育状况差异显著，过往的全国性调查不足以表征区域民众的不同感受。为了拓展教育满意度调查的视野、提高评价的效果，2008年重点引入区域差异维度，委托北京华通明略信息咨询公司进行2008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的电话调查。

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于2008年9月1日——10月31日期间实施。调查的执行区域及样本量为：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济南、西安、沈阳、南京、天津、哈尔滨、长沙、昆明、杭州、合肥、长春、呼和浩特、郑州、南昌、福州、南宁、海口、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银川、太原、西宁、贵阳30个城市的6000名18－60周岁的常住居民。样本由抽样软件按照分层随机抽样原则随机抽取，取样技术报告显示了各城市调查成功率在3%-8%之间。

教育满意度调查的指标及权重如表所列，问卷主要是评价当前教育领域里的热点及表现突出的问题，涉及教育质量、教育过程、教育公平、教育收费，其中重点关注教育公平。

本报告以此次调查数据为依据，使用5级量表的赋值方法：5分表示“很满意”，4分表示“比较满意”，3分表示“一般”，2分表示“不太满意”，1分表示“很不满意”，排除“拒答/说不清”因素之后求取均值。

1、30个城市的教育满意度得分在3.385至3.018之间。我国主要城市的公众教育满意度介于比较满意到一般之间，明显偏于一般的评价。

2、教育满意度平均分值的城市排序中，济南、杭州、南昌位居前三名，城市间的满意度均值高低区间变化不大。

3、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市满意度呈现分化的状态。

参照分城市教育满意度平均分值排序而组合的城市序列（见图2），五类教育满意度指标——教育总体状况、教育质量、教育过程、教育公平、教育收费的公众感受与城市排序发生多重变化。大部分城市的公众对分类教育指标的满意度高低差异明显。

公众对本市教育状况的总体评价一般优于其它四类，而对教育收费的评价则较多地低于其他四类。各城市公众对本市教育状况的总体评价得分最高是杭州（3.533）。对政府治理教育乱收费成效的评价最高是银川。

30个城市的教育总体状况及教育质量得分均超过3.0，但西安、南宁、石家庄、长春、太原、北京、重庆、哈尔滨、成都、南京10个城市的教育收费指标评价，太原、北京、西安、长春4个城市的教育公平指标评价以及昆明的教育过程指标评价低于3分表示一般的评价。

分项指标的曲线图更详细地解释了分类指标的城市排序。

在教育质量方面

中小学推行素质教育成效的满意度分值都高于毕业大学生能力和水平指标，后者明显拉低了教育质量指标的满意度。上海等13个城市的公众评价毕业大学生能力和水平介于一般到不太满意之间。

在教育过程方面

除了海口以外，29个城市的公众对教师队伍素质的满意程度均高于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昆明等6个城市的公众不太满意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

东部城市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评价走低，21-30名中占了6个。教师队伍素质则东部城市占优：1-10名，东部城市有6个。

在教育公平方面

教育部门廉政建设、行业风气与中小学校“择校热”在全国21个城市的情况不容乐观。仅杭州等9个城市的公众认为教育部门廉政建设、行业风气状况合格。西部城市的公众都感觉不太满意中小学校“择校热”的改善情况。

北京等17个城市公众认为初中升高中入学机会平等状况优于小学升初中入学机会平等状况。而银川等13个城市的公众态度正好与之相反。太原（2.898）、北京（2.974）的小学升初中入学机会平等状况受到公众的质疑。

除了基于整体教育满意度的城市排序和基于分类教育满意度的城市排序，分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的调查结果还有两个层面的分析：基于被访者群体划分而形成的教育满意度之城市排序，包括性别、学历、职业、有无子女；基于2007年入户调查8个城市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历史比较。由于篇幅所限，这两个层面的内容没有列入教育蓝皮书，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份小册子就在大家的提袋里，除了这些内容，还有各个分项指标的城市排序、本次电话调查详细的技术说明以及前两年的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以兹比照，欢迎大家取阅。

将3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按照各城市实际人口规模进行加权处理，可据此分析全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

1、2008年全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电话调查平均分值为3.063，低于2007年入户调查的结果。

2、全国主要城市公众的分项指标满意度从高到低排序：教师队伍素质、中小学推行素质教育成效、本市教育总体状况分列前三名，教育部门廉政建设/行业风气状况、中小学校“择校热”改善情况、毕业大学生能力和水平分列后三名，未获公众认可。与2007年同类指标的满意度分值及高低排序相比，2008年9项指标的得分发生不同程度的下降，仅政府治理教育乱收费成效有了极微弱的上升，分项指标满意度排序因而不同。

诚挚感谢您关注教育满意度调查!衷心希望您对我们的工作不吝赐教！谢谢！

柴纯青:

谢谢杨旻。教育满意度调查涉及到30个省会城市，而且有多项指标，所以比较复杂，调查结果的分量远远多于蓝皮书所表达的内容。各位媒体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接着在会下与杨旻接触，向她询问。下面请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王胜就2008年地方政府教育网站信息公开的质量评估做一个报告。去年5月1日国家信息公开条例正式颁布，在教育领域、教育信息公开状态是什么样，大家请听王胜的报告。

王胜（21世纪教育研究院）:

大家好！我就地方政府的教育网站信息公开的质量评估做一个报告。做各地教育信息公开的评估初衷是去年5月1日信息公开法公开，实际上教育的信息公开涉及到很多方面，从网站进行信息公开，是各级政府进行信息公开最基本的手段之一。

大家知道，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包括通过媒体发布当地的广告、教育的年度公告，、经费的报告等种种方式，包括公众到当地的教育局部门进行走访等很多手段体现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质量。

然而做这样一个复杂的调查，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资金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先从各地的教育厅和教育局的网站角度来评估这个地区的信息公开质量，我想这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做法。这次调查是选择了全国31个省的教育厅和9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共40个教育行政部门网站进行调查，其中在2008年11月15日到12月15日之间，连续一个月通过上海及第熊软件公司提供的网站系统进行监测。对于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评估调查，它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中国软件监测中心在06年开始就有一个各地电子政务的质量评估体系。我们这次的调查也借鉴了他们的评估体系，所以建立了专门针对于教育网站信息公开的质量评估体系。针对这次我们只对表中体现的几个方面，与信息公开相关的方面进行了涉及，主要是在信息公开的内容、在线办事、公众参与、网站设计、网站日程运营等四个大方面来进行调查。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各地的信息公开内容的质量并不乐观，各地的教育政府对于信息公开的内容重视程度还处于起步阶段。网站作为各地教育政府公布自己政府信息的重要手段，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公布，实际是需要通过国家发布的信息公开的条例，有11大类的信息，通过目录来整合内部的政务信息，并且把它分类上网，让公众获得的信息。但是目前从调查的结果来看，这40个地区中，只有27.5%的地区做到了这一点，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安徽、山西、江西、河南、浦东等地区相对好一点，其中北京、上海做得非常好。北京市教委的网站大家可以看一下，方便用户做得非常好，上海市教委根据信息公开目录做了一些网站的设计，这两个地区做得非常好。这说明信息公开法的实施，各地政府实施的情况不一样，差别很大

从整体来看，有54%的地区网站涉及了信息公开的栏目，46%做的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从另外一个角度，在线办事的途径和质量来看，只有不到50%的地方政府的教育网站整合了在线办事的功能，让公众通过网络申请查分、查找资源，整合资源的能力目前来说比较差。从以用户为中心建设网站，并且服务用户的角度，只有20%的地区能够做到这一点，北京、上海做得非常好。然而我们通过数据发现，江西省和河南省的两个教育厅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突出，成为向公众提供个性化网站服务的先锋。

从公众参与的角度来看，因为网站是公众参与非常方便和有效的途径，各地的老百姓能够到单位调查、询问教育问题难度比较大，而通过网络是非常便捷的方式。但是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只有三分之一的网站设立了在线问答，只有四分之一的网站设计了用户对其进行评议。也就是说大部分教育部门网站没有实现让公众参与的功能。通过网站让公众直接参与互动访谈的教育部门的网站，只有20%。我们发现江西省和河南省的教育厅对公众参与以及整体信息公开都非常的重视。

这里可以显示详细的数据，教育网站公共互动栏目开设的比例，我们分为三大类，用户练习、用户咨询和用户发表意见。目前的调查发现，整体的教育信息网站的功能和商业网站相比，处于基础的阶段，所以我们监测的因素也非常简单。比如是不是留下领导的信箱，有没有定制服务，有没有联系电话，如果看商业网站，它会提供所有的方便，但是我们教育政府的网站是处于基本阶段，只有62.5%的人留下了电话。用户咨询来讲，在线访谈只有20%。

网站的运行质量，网站能否正常运行，决定了网站信息公开的途径。排名第一的并非是北京、上海等地区，反而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福建省排名第一，更新非常快，安徽的排名也很高，江西也很高。这颠覆了我们平时对经济发展与网站公开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从网站的正常运营指数来看，江西省也排第一。信息公开质量的综合排名，上海第一、北京第二、江西第三。在地级市里宁波第一，整体是排第六。可见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决定信息公开质量的关键因素，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创办服务型的政府的意识的话，是可以提高信息化沟通的质量。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发现，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公开意识并不够，对它的网站实行信息公开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它的政务信息整合办公职能，通过网站向公众提供更多的服务渠道特别少，还很单一。网站本身运行的质量、运行的稳定性也不够，这些可能是我国教育政府逐步提升、逐步改善的重要方面。我们的调查小组将在09年持续的对这个事情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评估，谢谢大家！

柴纯青:

谢谢王胜。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下面进入提问和自由发言、讨论时间。

李新玲（中国青年报）:

我想问一下杨旻，2008年和2007年度调查历史比较是八个城市的比较，是只比了这八个城市，还是他们具有可比性？

杨旻:

2007年我们委托了零点调查公司进行了调查，它做全国的数据出来，不是每个省都到的，所以他们提供给我们在城市的数据只有这八个，所以我想可以利用这八个城市做一个分析。

李新玲（中国青年报）:

那么说北京、上海、广东的比例最高，原因在哪儿？

杨旻:

这个我们没有分析，我想原因是多重的。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问题做很详细的列举，就是因为我们的取量是不一样，07年是入户调查，08年是电话调查，如果每样都对照，恐怕技术上支持不了。

杨东平:

我补充一点。对于08年的满意调查和07年进行比较只是一个参考，所以并不是严格和科学的，把可以比的城市稍微比一点，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过度关注，它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调查方法不同。

程方平（中央教科所）:

对刘正奎老师的发言我比较感兴趣，而且全国都非常关注，不光是赈灾以后，灾后的心理援助对我们有长久的益处。你在其中特别提到我们做心理咨询的志愿者也好，专业人员也好，他要为他走后留下一个持续的心理关注。在这一方面，心理援助工作可能最能落实的就是班主任，所以你们在这一方面，有没有持续的设想？

刘正奎:

长期的心理援助、持续的心理援助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三个途径，一个是通过设立站点的方式。外面来的专业志愿者经过一些培训，在我们的站点工作。因为我们的站点有一个计划，比如在北川中学大概是6月初进入的。他会按我们的课程走，而不是谁来了就按照他的方法。因为在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同一个学生接触了好几批人的咨询。不仅没有把他治好，可能还带来了他对伤痛的回忆，这样反而有害。第二，我们和教委系统，特别是在绵阳、绵竹，和他们进行联合展开培训。培训三个层面的老师，一个是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这个是重点，采取的是跨年度的培训，一个星期一次。第二个层面是班主任，班主任肩负着上课和其他很多工作。第三个层面是学科老师和刚刚进入教育系统的老师，因为四川今年进入了大量的新老师，新老师对课程不太熟悉，同时也要肩负着帮助孩子心灵重建的工作。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想通过这几种方式来保证，把这些纳入到政府的体系中。

程方平（中央教科所）:

你们不想利用本身的教师培训吗？因为有些是要做预防的工作，不是灾后再做的。我们要有教师的素质，会有相关的很多问题。

刘正奎:

现在绵竹纳入了我们的系统，北川是在教师进修学校，已经纳入了这个体系。总的感觉，如果想比较好的来看，民间的特点是反映及时、快速的，但是它作为长久的支撑，可能需要寻找平台和机制，这可能不是科研机构能够完成的。当然我们希望未来是专业和技术支撑的角色，而不是我们冲在前线，实际上他们的重建是要他们自己来完成的。谢谢。

王雄:

   刘老师，假如一千人的初中，大概要多少名专业的心理专业人员？老师的培训大概是多少？

刘正奎: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台湾和日本有类似的经验。一般来说，专业的辅导人员，1000个学生中大概达到10个左右就差不多了。因为学校在心理援助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角色。第一个要转接，遇到创伤性比较严重的，或者已经成为抑郁症的，学校是没有办治的，所以要尽快转接，转接到当地的精神病机构。第二部分，就是中间防护的状态，如果不执行有效干预，有可能会导致利益方面的。还有一部分人，你不干预他，他靠自己也能康复。所以学校心理援助是重点之一。最重要的重点是占大多数的如何进行心理健康促进的，心理健康促进的概念更加强调积极的意义，因为很多人在创伤或者灾难以后，他会用各种各样的途径进行自我康复，这时要帮助他进行康复。所以我们提出要帮助他们恢复心理康复，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和谐，这是国家的目标。所以不要关注在一个孩子的疾病医治上，而是从心理上关注他们的健康。

程方平（中央教科所）:

成刚老师，农村寄宿制也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它撤并了很多地方临近村里的学校，好象很多地方的撤并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另外，寄宿制学校在国外很多的学校都不愿意办，其中有一个责任担不起的问题。因为你提到中小学，我在河南看到方圆百里只有一所小学，学生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这样亲子关系会有问题，另外会遇到一些心理问题。另外，他不能把他所在地的生活成为一种教育资源，我们的调查有没有质疑的数据或者结果？

成刚: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没有特定的正面的或反面的预设看法，更多的是充满矛盾的看法。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我们调查的河南的一个县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是从我们教育者的角度来讲，在当地或者父母在身边的家庭教育、生活教育，在社会教育状态下是良好的期盼下，但是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在河南那个地方是一乡一校，但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发现几个乡只有一个学校，有的时候是教育领域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人都走了。尤其像在河南，它的交通比较便利，去城市就学比较方便。过去父母打工不方便，现在随着城市化他们去城市念书很方便，所以农村的学生流失是非常惊人的，所以现在报纸上讲了很多的空壳学校，希望工程成为猪圈，其实并不是教育领域所能做到的，所以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另外，我们刚好和国外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们认为办寄宿制学校安全保障不是很大问题，但是如果使用校车，这个安全问题没有谁来保证。因为你在学校围墙之内，这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体会到的，为什么没有校车的接送，包括比如国外有很多黄色的校车接送，但是在我们国家很难实现这一点。在路上出事了谁负责，校车谁来购买。像贵州一些山地，这种安全责任谁来负担，但是校长有这样的能力，至少能够在围墙之内他们是安全的。所以这是我们和国外差异非常大的，这是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感受最多的具体情况。

至于质疑，当然包括它的硬件、师资条件、学生的家庭经济负担是有很多负面的，但是这种负面的是寄宿制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措施不到位是必然产生的，甚至没有调研我们都会预计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比如校车的问题我们一直以为是经济问题，后来在调研之后我们发现更多的是安全问题。比如校车并不是教育部门制定的，而是由交通建设部门制定的校车安全标准，而这种校车安全标准远远超出了教育部门制定的标准，比如中巴车要配备多少座位，多少安全带，学生要系上安全带，谁来给他们系，在路上发生问题谁来负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就取消校车，让孩子一走就几个小时。他们宁愿这样，至少这不是学校的责任。这就是我们行政本位的问题。

王伯庆:

交通现在是中小学主要的危险点，在国外校内有一些危险点。我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用他们的操场也不可以，他说我们时给小学生买了保险，它是买了保险的，把经济上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把它变成商业性的东西。实际上它的中小学都是每个有保险的，而且覆盖学生，其他的人去的话会警告你。

储朝晖（中央教科所）:

   问一下成钢，调查当中是不是注意到了因为寄宿制辍学率的增长问题？

成刚:

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辍学的学生是由于寄宿制造成的，还是他本身就要辍学，这个因果之间很难界定的。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第一个和我们的预期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寄宿制和辍学之间关系并不是很密切，反而从调研情况来看，因为寄宿制管理比较严格。而留守儿童经常在家里只有爷爷奶奶管，如果不寄宿，到周末的时候基本就是在网吧或者其他地方，因为现在社会的诱惑太多，这种情况会造成辍学。所以从我们的调研来看，这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储朝晖:

去年我们到黑龙江来看，明显的就是有关系。校长就是这样说，因为家长不放心，这么长的路，100多里，冰天雪地，十天放一次假，家长还是不放心。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关注这一点。

王晋堂（北京一中原校长）:

给杨旻老师的报告提一点看法。你们花了很大的力气，而且做了定量分析，提供了很重要的数据，我对这个报告非常感兴趣。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调查的信誉度如何？第二个是调查公司的资质怎么样？第三个是有没有预测公布以后反响会怎么样？

杨旻:

谢谢您的问题。我们所委托的公司是一家资质良好的公司，所以我们相信他们的调查结果还是比较可靠的，关于这家公司的介绍也在这个小册子中有。关注程度恐怕不是我能控制的，但是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城市会关注，因为如果把它们排名很后，也许会觉得不太愉快。

王晋堂:

另外，在30个城市里取6000个样本，每个城市大概200个，根据性别分配，100男性、100女性。是不是少了一些？

杨旻:

我们看了一些行业的调查，包括我们国家部委的调查，他们也是委托电话调查公司，一般也是在每个城市选200样本。当然，样本量更多会使信誉度更高，我们有预算的考虑，所以选择了最低的样本数量。

程方平:

比较成熟的调查公司就会比较有把握，样本量就会小，而且效果还会好。第一次不成熟的时候会选择特别大的样本量。

杨东平:

我来补充一下，关于调查技术主要取决于抽样技术。有些调查样本几万个，其实不见得它的信誉度更高，所以只要是严格的随机抽样调查，一个城市200个，或者全国性调查6000个，是足以保证它的信誉度的，它的前提就是严格的随机抽样调查，这是调查公司都知道的基本数据。像美国的哈佛大学民意调查，全部调查是1000个样本就够了，只要保证是严格的随机抽样调查就可以。

经济观察报记者:

   请问王总，您刚刚提到就业，也是我们媒体特别关注的。我想知道您刚刚讲的就业难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我想知道这到底是由于高校不了解企业的需求，还是高校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了解到一些高校在进行专业设置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偏向于成本比较低的专业，例如文科类的专业，因为理科类的专业可能需要实验设备，这样可能就会造成未来培养的人才不一定能够符合社会的需求。您如何把最后得出的数据和企业对大学生的需求有一个对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6月10日09年的就业报告马上就要出来，这么多年来大部分高校的真实就业情况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您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和高校有一些合作，能够了解到高校真实的就业情况？

王伯庆:

第一个问题，高校产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高校不了解我们产业的需求？回答肯定是这样的。我们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持续20年了，但是这么快的人事变化，居然没有劳动人事部，没有机会把这些雇主对职业者技能的需求每几年调查一次返回给高校。

美国高校从2003年开始，对自己毕业半年后的大学生进行技能跟踪调查，既能满足雇主的需求。把每一个专业都调查，调查反馈时候用来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的方式，高校从2003年开始展开，现在美国高校已经普遍展开这个行动了。我觉得我们国家高校可以做这个事情，就是不要只是等待劳工部来做这个事情。

第二，高校自己有没有信息不清晰的情况？高校有一个问题，很多高校的老师，比如说理工科。我是77届学工程的，我们的很多课程要求到社会工厂去，很多老师对工厂的环节非常熟悉，因此在教我们的时候，不仅是课程的东西，还有怎么样实际操作，现在很多学校都没有了。而我们留在高校的老师，实际上工程类的老师并没有实战经验。有一次我在央视碰到一个小伙子，大三的时候开始创业，他就说我们现在高校教IT的人，教的东西很多都是十年前的，我们去了之后要重新培养。如果我们的IT都发生这种情况，包括我们的很多教会计学的，实际上没有从事会计经验的，自己也不会用，包括我们教统计的。

我的职工主要是在北大招的，北大数理院的学生本来是应该熟悉理论的，但是他们来了以后我要从头开始培养他们工作技能，就是用SAS进行数据分析。这是在美国普通学校实现的东西，在统计方面，我们的老师自己只有小样本的分析经验，根本没有大数据的分析经验，他怎么可能教出真正有技能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师资是有问题的，必须要用这个东西来改造师资。国外的凡是遇到需要有实际经验的工作课程，它的做法是把学生请出去实习。第二个把企业家、工程师请进来，一起参与工程讲解，这样就可以。

另外我怎么和高校合作，刚才刘正奎回答那位老师讲话时说你们怎么样和教育部合作？如果你不和教育系统合作，这个东西是没有效果的。我们的研究中也是如此，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专业的，教育部的人看了我们的东西很专业，什么是权威？专业就是权威。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东西不与高校合作是很难起作用的。现在我们就和高校合作，一个是希望教育部进一步的向高校提出要求，也要看学生本身的就业能力情况。

第二，我们希望能够把信息在市场上更加透明，就是高校的就业信息透明，让我们的高考生和家长来做选择，一旦发现所谓的学校出现90%的就业率，实际只有70%，你培养出来的孩子根本就不是做他专业的工作，那我的孩子就不报这个专业。三年以后我们国家会出现全国性的拐点，就是高考人数会大量下降。这个市场上的压力，再加上高考生的选择，这是比较真实的信息，从市场的角度要迫使高校改变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的效果负责。

如果有双重的压力，我想我们作为专业的公司，他就会很热情的找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从目前来看，很多高校很热情的找我们，主要是民办学校声称比较困难，因为他直接接触市场的。高职专科是国家示范性的，以就业为导向，他们非常有远见。还有一些优秀的大学，他们不甘于眼前，像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我们都在从就业能力评估和课程设置、教材方面协助他们。这取决于大学的进取心，同时还要靠市场上高考生的信心，这样可能会敦促高校往这方面靠拢。

我常常开玩笑，很多高校，包括四川省的211农科院校，原来是做植物很厉害的，现在这个学校招体育系、法律系、新闻系，他的新闻系学生去招聘的时候，人家说你是农科院的新闻系，我都不相信。他的毕业生去面试的时候，人家都不相信，说全国第二好的成都体育大学就业都很困难，它一个农学院办什么体育系。这就像“三鹿奶粉专业”，一个18岁的人进入大学学了四年，最后还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就觉得高校停止一些“三鹿奶粉专业”，整顿一下这些年不具备专业的学科，你赚钱很简单，可是不能够因为赚钱就把我们的孩子害了。大学很清楚自己的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我想这就是道德问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应该有更多的社会来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校存在着这样的专业，其实有些高校也清楚在扩招中产生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从专业上解决。但是我们和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合作，我们觉得比较好，帮助他们，他们也感觉非常实际。

高校对我们的合作既害怕又喜欢，因为我可以和教育部报告的有出入，可以给我的招生简章有出入。所以这个报告就给高校，目的是帮它改进，而不是在社会上说高校不行。如果我们坚持帮助高校，就像医生诊断一样，我们只做诊断，解决不了治疗过程，但高校自己有实力解决。

经济观察报:

   如果公布给公众，在大家的选择上才有更好的方向。

王伯庆:

我们也面临两难。如果我们公布了高校就不愿意，如果不公布，就会造成社会压力和裁员。解决我给高校做诊断以后，你的信息让不让考生知道？他们说不愿意，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社会再发展几年以后，大家对这种信息愿意公布以后，因为你不公布，长期在高校信息中缺席，就造成高考家长产生怀疑。

程方平:

   我对王先生的调查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最近几年也在关心大学生就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问题是他认为就业是应该由学校来管，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认为是大学的责任，我们就对它提出很大的批评。但我们有制度文化的问题，比如俄罗斯义务教育以后的教育，一直到研究生、博士都叫做职业教育，为什么这么归类？它觉得已经到了要进入职业的状态，所以它没有把它分成职业类院校和学术类院校，这样其实对所有的学习者都是一种暗示，就是你应该做好这个准备。

王伯庆:

再有，我们的职业教育，我们到了职业学校才进行。其实一个人的职业素质的培养应该从小学开始，而且这里也有学生个人的责任。因为我有几次到香港、澳门，他们就和我说“中国的大学生为什么都要等着学校给分配？我们的孩子小学毕业以后，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了解股票、打工的信息，确定自己的专业，确定自己以后想做什么。”所以到大学毕业前后，自己就能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对于自己怎么就业，相关的情况都了解。

我想，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也好，大学生就业问题也好，其实不光是学校的问题，一定要把整体进行调整，这样可能会解决一些学校解决不了的问题。包括教育部把就业率压到高校身上，这也是问题。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把高校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解决好，我们要做诊断，而这个诊断是从多方面去考虑的问题。

王伯庆:

我补充一点。我非常同意这一点，我们也通过所在的学校给教育部写过建议，就是停止考核就业率，毕业时的就业率2007年最好的时候是55.8%，在半年以后达到87.5%，因为整个大学生的就业率在毕业以后仍然在进行。但是你靠也毕业时的就业率，大四整个学年都不好好学习，从第一个学期就开始找工作，到第二个学期人都不在学校，只要4月份回来就行，实际上我们大四虚拟化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有几个读过四年，没有，高职可能只读两年半。所以我们建议教育部还是不要考核毕业时的就业率，而是考核半年以后的就业率。

另外，我非常同意刚才那位老师讲的，其实就业困难发生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社会，这个问题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我们独生子女父母都把很多希望寄托在身上，只要把书读好，他们缺少沟通技能、团队技能，其实他们应该从小就在家里学，这不是大学应该给的，而是从小成长就应该给的，可是都没有得到。因为最后大学和高职高专是最后出口，大家就说大学是你怎么生产的。我们知道一个人才的结构是三角形的，它最下面的，大家最看重的是价值的问题。现在企业招人的时候发现出问题不是职业技能不够，而是出现在价值观上。所以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完全责怪大学，不但大学要改进，职业系统也要改进。

但同时，我们的价值观培训出了很大的问题，一个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改革三十年来。我自己在美国待了16年，由于财富的积聚积累，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功利在整个社会蔓延。在我招团队的时候，我问很多企业家，他们招团队最关心这个孩子不是在学校得了什么奖，或者参加奥运会志愿者，那是你自己拿到的。最关心的是你做过义工没有，关心过弱势群体没有，关心过养老院没有，如果你有这种心态，你一定对企业也是很好的员工。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我觉得这还不是大学的责任，而是小学、社会，包括家庭都出了问题。这个社会的培养应该是培养价值观的问题，就是基本道德问题。

南风窗:

我有两个问题，我对取得最终结论的过程还是有点疑惑。因为家庭背景调查分了很多方面，这个技术化的工作是非常繁琐的事务。我不知道这个调查的过程是怎样的？是通过档案分析，还是一对一的对学校进行调查？而且你把它扩展到全国的数据，这个可信度有多高？这个结论很适合我们的期待，理论上可以推出来，但是在现实上既然有这么一个专门的调查报告，它的现实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还是有点怀疑。理论上当然是成立的，包括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江苏有一个档案，通过档案来分析，当然这个档案相关因素非常多，所以显得是可信度很高的调查。但是这个话题是很容易引起社会争议，引起大家切身感受的事情，我想对这个过程做一个了解。

王雄:

我把这个情况简单回答一下。我们的研究去年上半年就开始了，调查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纵向的。横向的是我们在全国选了一些城市，这些城市是我们特别注意到的层次类别，比如有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中部城市，但是没有西部城市。类型是大、中、小，小就是县城，一个研究要涉及到很独特的地方，像浙江、东莞这些地方都属于特殊的新兴城市，所以也考虑到老城市和新城市。第二，我们培训的老师直接进入到学校。

纵向研究，你刚才质疑档案，我们是想做全国档案的，因为这个报告是总的报告，而不是学术性非常强的专业报告，如果是那样的报告，另外在做一个30年的变迁。首先是取样，然后是对数据的处理，这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排除了很多东西。比如输入电脑以后，也有学生调皮，比如他填的全是A，像这样的我们全部清除。所以数据在核对的时候，把无效数据全部去除。不要看人数少，但实际上是经过多重处理以后留下的。当然，还要考虑性别的问题，家庭出身的问题。

第二，我们是随机抽样的。比如一届的学生是800人，从中进行分层抽样，如果是200人，基本是分层抽样的问题。最后就是这个调查的吻合情况只能说这种调查数据确实表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没有怎么做。另外，我们所有处理的后台数据和所有的数据包全部保留着，而且我们所有的纸质东西都保留着。因为我们的蓝皮书具有权威性，所以随时可以调给各个研究部门。而且我们当时在做得时候还有大量的数据，还有中学生的满意度，中学生的价值观，这里没有显现出来，我们会在2010年的蓝皮书中呈现的更多。

南风窗:

你们做了这么详细的工作，这种现象的出现你们觉得是必然的趋势，觉得我国是一个精英主导的国家的形势，还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出了什么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雄:

因果关系的分析和我们的报告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我之前做了另外一个研究，做的是城市化进程当中公民社会的报告。那个报告我写了很多的部分，其中也有社会分层的问题。十个社会分层在1978年的时候是不存在的，当时没有这种状况，而且我们在做转换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时的社会分层基本上是干部，这是一大部分，但是干部的词的含义和今天不同，当时的含义是很多人都是干部，教师很可能也填干部，所以这个工作很细。到了现在我们说填干部很可能是公务员，一般是教师就不会填干部了。这是一个准确性的问题。

另外，你刚才提到是一种趋势，还是由于制度的问题。这里面是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分层形成这样的状况，第二是我们的学校没有更多的制度设计，其实是适应这样的状况的。在2006年的蓝皮书中杨老师讲到，我们的教育改革基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改革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社会变化学校做了很多内部调整，基本是顺应社会的需求。几年前重点中学招生，一般情况下一个班可以招农村的学生，现在的情况是扩招，重点学校也在扩招。在扩招的时候，比如原来是6个班，现在扩到20个班，这20班中大部分要增加很多人，但实际上真正考进来的学生只有两个班。

杨东平:

这个问题我来补充一下。他实际想问的问题是这种结构分化到底是自然的问题，还是不合理的问题。我想有两个解释，一种是文化基本理论，他家里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家庭资源比较丰富，所以他的子女在通常情况下学习成绩会更好，这是国外教育公平的调查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但是在中国还有新的情况，你的分数标准在严格公平的录取制度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女的入学率更高，这是知识积累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前由于择校收费制度人为造成的优势阶层子女过于集中在重点学校的情况。实际上在今天的重点学校是三种学生，一种是考试生，一种是择校生，第三部分是调校生，所以后两部分极大的加剧了教育公平，他并不是靠学习成就进去的，而是靠家长的经济和社会阶层进入的。文化造成的差异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后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取消学校的收费制度，取消以钱择校的制度，就可以很大程度的改变这个问题。

南华早报记者:

大学生就业关注的都是大学生作为被研究的对象，他们是怎么认为的？怎么看教育的质量，你们有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

王伯庆:

我们都是在研究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可是大学生自己对满意程度怎么样？我们前两年都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今年开始我们专门做了大学生对高校满意度的调查，除了总体指标以外，大概细分成很多指标，包括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师生互动若干个指标，但是这个数据要到3月中旬才能全部收齐。从今年开始很重要的研究内容就是关于大学生本身在毕业半年以后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活，对大学的各个方面进行满意评估，我们会得出一些结论。其中有一条，“你愿不愿意把自己读过的学校推荐给亲朋好友？”这个指标很厉害。同时还问了一个指标“你对你的同学怎么看，你认为他们的诚信、团体精神，他们是不是待人公平公正？”大概有5、6个指标，同时我们还问他“你对雇主怎么看？”还有我们问“你对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到大学毕业以后，你对受到的基础教育的满意度如何？”这个指标也加进去了。我自己也和你一样迫不及待的想看这个结果怎么样。因为这个问题也感谢杨东平老师，他去年就讲，你一直在评大学生就业，你的核心没有错，可是你问过大学生自己对高等教育怎么看吗？感谢杨东平老师和北师大和其他学校的老师，包括南京大学的老师，他们帮助我设计了这套指标。

同样，今年开始我们把学生的家庭成份也放进去，按家庭成份会细分到12个社会阶层，同时把父母的最高文化程度也放进去，还有孩子考大学的高考总分是多少，我们想观察这些情况对就业有什么问题，对他们去大学有什么影响。我自己也迫不及待的想看这个东西。今年这个总体报告设计好了，我们就等待数据到了以后开始分析。我们每年都会提前把研究的报告设计好，到时候我们计划6月10日推出全国报告，9月1日推出23个省的分层报告。到6月10日考试家长可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柴纯青:

   由于时间的关系，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