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主论坛_网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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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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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主论坛定于2011年6月26日（星期日）上午8：30时在北京举行，主论坛将围绕经济形势与通胀治理、G20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深入探讨交流。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内容：

中国网:
“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主论坛将于2011年6月26日（星期日）上午8:30举行，主论坛将围绕经济形势与通胀治理、G20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深入探讨交流。

2011-06-26 07:46:38
樊纲: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第一时段“经济形势与通胀治理分会”现在正式开始。分会的第一小节由我来主持，题目是经济形势与展望，这一小节的发言嘉宾有四位。

第一位演讲嘉宾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部主任保拉·苏巴齐。

2011-06-26 08:33:26
保拉·苏巴齐:
我首先谈谈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还有未来的前景。首先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还不是非常的清晰，大家都知道，经济可能会非常好，但是也可能会处在非常艰难的境地，这都取决于政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像2008年和2009年的危机，那些基本组成的要素还是存在的，我们必须避免世界经济当中的风险，但是现在这种危机还没有结束，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我们必须要解决金融领域存在的一些内部的脆弱性，还有一些通货膨胀的压力，要管理好经济的泡沫问题。现在世界经济的前景不同寻常，既有强的一面，也有弱的一面。总体的经济是比较强劲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平衡和深层次的风险，因为在经济危机之后采取了刺激措施，随着政策的正常化，经济出现了放缓的迹象。在发达国家，增长是疲软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危险和问题。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和就业方面，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正承担着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责任和重担。

关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方面，大概是5%左右，同时在欧元区也存在着一些政治方面的矛盾，在欧洲同时也正处在主权危机、债务危机当中，也会影响欧元区的增长。现在我想强调在不同的地区，特别是在欧洲、德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主要是来自于新兴国家的一些对产品的需求。

2011-06-26 08:35:56
樊纲:
下一位发言人是谷川史郎先生，是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常务理事。

2011-06-26 08:45:33
谷川史郎:
谢谢大家。我是谷川史郎，是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常务理事。今天我想讲一讲日本的经济增长，我主要想谈谈日本经济在复苏方面所存在的一些能力，首先我想简要的讲一讲日本经济主要特征，之后谈一谈我们复苏的能力，特别是在日本这次灾难之后复苏的能力。最后我想谈一谈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景。

2011-06-26 08:45:58
谷川史郎:
（图）这张幻灯片，大家可能都在电视上看到过，地震的信息，以及之后的海啸。海啸是由地震引起的，这个图片显示的是海啸对日本东北海岸带来的影响。日本政府仍然在分析海啸和地震带来的影响，根据日本的调查，他们已经做了一些事实的调查，这些调查表明，在经济方面，财产的损失达到1.02%和1.4%，并不是很大，实际上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根据地区而有所不同的。

这张幻灯片表明，对汽车行业影响是比较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3.11”大地震主要的特征，是对我们现代社会的网络影响比较大。日本的基础设施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抵御这种灾难的，在1995年的时候，仅用了20个月进行了恢复，这一次我们只用了三周，新干线这次我们用50天就恢复了。但是在这次地震当中没有火车出轨，也没有任何伤亡的现象，这取决于我们在过去一直在致力于建设我们的高速铁路的保护体系，同时我们也引用了新的技术来保护我们的建筑，减小地震对建筑的影响。公司的恢复能力也不断的增强，我们有一个计划，也就是说人民理解什么情况下应该怎么做，他们能够确保日本快速的恢复。

我还想举一个例子，这是两个图片，一个是我们的体系，一个是我们的库房。在这个体系的建设过程当中，也就是追求从一开始不要出现任何问题。汽车行业的恢复是非常快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图片当中，我相信日本经济将会在2011年到2012年快速恢复。当然我们也必须重视三件事情：一是由于缺电，可能会对工业带来的影响，二是创造一些有竞争性的新行业，三是减少金融的不稳定现象。

2011-06-26 08:47:11
樊纲:
下一位发言的是尤里·达杜什，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2011-06-26 08:53:31
尤里·达杜什:
谢谢，我想讲四点问题，以及对未来世界经济政策方面的信息。尽管近来经济有所减缓，但是对未来经济发展推动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我们货币的政策还是非常松散的，新兴市场供应的增长也是非常迅速的。所有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表明世界经济会继续增长，政策方面的信息也就是各国应该继续加紧，我们应该抵制美国在未来会继续出台量化宽松政策第三轮的政策，刚才保拉·苏巴齐也谈到欧元区的危机，以及新兴市场经济的过热，以及中东的乱局，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国际经济当中面临的一些风险。欧元区的这种危险可能会是一种蔓延的危机，如果从小国转移到大国，像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这样的大国，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由于存在这种风险，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我们应该预先采取政策，防止事情失控。

2011-06-26 08:54:13
尤里·达杜什:
我们应该有长期风险的源头，在2014到2015年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退出财政和货币的一些刺激政策，所以退出的时间和顺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等得时间越长，遇到的风险可能会越大，所以我们的紧缩应该来得更早，而不是来得更迟。

中国的崛起将会是世界经济的动力和活力所在，但是在未来可能也会成为矛盾的源头，如果管理不好的话，将会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将会导致这种保护主义的抬头。我谈到在货币市场的矛盾和全球不平衡的问题，不来自于中国，实际上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以及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家，他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也是最大的出口国，这表明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转型时期，正在成为全球的制造大国，但是它的机制却没有转化到这一点，中国有国有的金融体系，应该管制自己的货币，应该让自己的货币更加国际化。这样的政策信息是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使金融体系进行改革，这方面的改革应该进行得更快一些，这样能够帮助中国应对来自外部的一些冲击。谢谢。

2011-06-26 08:57:48
樊纲:
下一位发言的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教授。

2011-06-26 09:01:11
郑新立: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我发言的题目是“新型经济体是拉动全球稳定复苏的强大发动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年来，由于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使世界经济避免了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的大萧条，出现缓慢复苏的迹象，但是由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全球性通货膨胀，给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了新的冲击。如果说2009年国际贸易的大幅度下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第一次冲击波，由美元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可能是第二轮的冲击波，正如日本福田的地震一样，第一轮冲击波是地壳的震动，第二轮冲击波是海啸。第一轮冲击波使全球的贸易下降了30%以上，第二轮冲击波可能使人们手里的美元资产被吞食掉三分之一以上，这一轮冲击波对上一轮冲击波相比，它的破坏性影响可能要大得多。

通货膨胀，再加上欧洲、日本主权债务的困难，互相影响，为实体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蒙上厚厚的阴影，但是展望全球经济也有许多亮点，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势头良好，这五个国家的人口占全球的42%，而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的18%，外贸总额仅占全球的15%，城市化率只有44%，这五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将会产生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2011-06-26 09:02:24
郑新立:
以中国为例，去年我们进口额是一万四千亿美元，今年有可能达到一万八千亿美元，未来五年中国进口的总规模将达到12万亿美元，这对全球经济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拉动力量。二是中国的国内市场未来五年将会迅速的扩大，由于我们实行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将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所以消费在未来五年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去年我们国内市场销售额15万亿美元，未来五年将会扩展到30万亿美元以上。三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将会逐渐拿出来一部分用于海外投资，中国逐渐成为海外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国。通过加快对国外的投资，也能够帮助投资对象国扩大就业，促进经济的复苏。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中国在未来几年将会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发动机。问题不光在中国，加上“金砖五国”其他的国家印度等等，再加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跟发达国家相互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将会是全球经济尽快走向稳定复苏的道路，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谢谢。

2011-06-26 09:03:43
樊纲:
非常感谢前面四位主讲嘉宾的发言，他们从各个角度，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和复苏的情况，从日本大地震后产生的新挑战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全世界产生的压力等等，对世界经济目前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下面我们有半个小时的讨论时间，每位发言嘉宾的发言时间控制在三到四分钟。

首先请孟加拉国政策讨论中心的执行主任德巴普利亚·巴哈塔查亚先生发言。

2011-06-26 09:04:12
德巴普利亚·巴哈塔查亚:
谢谢主席先生允许我来发言，我来自孟加拉，首先感谢主席先生的主持。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这个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当中我们也看到许多高级别的精英人士，看到很多重要机构的人士，包括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今天到这里非常高兴。主席先生，我为什么会要求发言呢？因为昨天和今天都参加了会议，很多的发言人都提到国际经济的“两轨道”复苏的现象，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恢复的速度不一样。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占全世界的16%，但是他们在国际贸易和资产中的比例只占1%到2%，我觉得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应该通力合作。

2011-06-26 09:05:51
德巴普利亚·巴哈塔查亚:
我想提三点：一是我们面临哪些新的风险，二是什么原因，三是如何解决。到2008年的时候，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面临了一些风险，在此之后又产生粮食和能源的危机，现在很多最不发达国家又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此同时，得到的官方发展援助又非常低，对于这些国家到2011、2012年，他们的发展速度会减缓，甚至会低于2010年，到2012年的时候，增长速度甚至低于2011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因为现在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很多国家经济的基本面，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非常的缓慢，他们的国家预算很低，得到的发展援助也非常的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关注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应当尽早实施财政缩减的政策，最不发达国家必须要有看得见的资源援助，得到更多市场的机会。我们现在在中东看到一些危机和动荡。最后我觉得“南南合作”非常重要，必须要转化为实在的国际责任，所以我们呼吁在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能够在上述的这些三个方面有更多的措施。谢谢。

2011-06-26 09:08:01
樊纲:
刚才提到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外，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当中所起的作用，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下一位请谷源洋先生发言。

2011-06-26 09:11:34
谷源洋:
谢谢主席，我想对世界经济形势做一个补充，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一个重要的判断，也就是2011年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复苏，我认为这个判断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但是世界经济的复苏的道理并不平坦，充满了坎坷，主要归纳为存在着六大风险和挑战。一是美欧失业率高起；二是各主要货币的汇率加剧；三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四是主权债务增长和危机持续；五是贸易和投资摩擦升温；六是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在上升。这六个危机和挑战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今年的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没有预料到的变数，就是日本发生了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二是西亚、北非出现了混乱或者说战乱。这两大没有预料到的变数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影响。

美国经济的发展表现没有早期人们的预测，美联储已经在上半年两次调低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根据上述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今年的世界经济的增长幅度不如去年，出现了阶段性的减速，但是阶段性的减速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到来，我总的估计是世界经济将继续复苏，但是从复苏阶段走向扩张阶段恐怕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谢谢。

2011-06-26 09:12:52
樊纲:
谢谢。下一位请巴特·范阿克。

2011-06-26 09:14:34
巴特·范阿克:
谢谢您主席先生，我想提出一些长远性的对经济的判断，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十年前，也就是在2000年，世界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北美以及一些发达的亚太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他们在全球的GDP当中占60%，这是考虑到购买力评价指数的，这是十年前的景象。今年这些国家只占50%，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年的时间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有很大的下降，这是国际经济当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的领导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现在处于领导梯队的经济数量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到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看待这些变化的时候，各个国家的政府必须做出相应政策的调整，而各国的企业也必须考虑到这个变化的趋势。

我觉得在讨论中我们没有提到的一点是公司能够在现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发达的经济体，比如美国，公司界以及金融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关于高官的薪酬，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讨论中非常的重要。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讨论一下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以及宏观经济的发展对跨国企业会又怎样的影响，而且我们要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想想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怎样的参与，毕竟在未来的十年世界经济还会发生更多的变化。

2011-06-26 09:15:15
樊纲:
下面请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2011-06-26 09:18:07
郑永年:
大家刚才在讲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作用非常重要，我想讲一讲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最近我到浙江和广东去考察，发现一个问题，中国特别重视怎样创造财富的同时怎么保护财富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越来越突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体制很有效的创造了很多的财富，但是没有有效的机制来保护财富，尤其是这几年因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国有企业扩张得太快，有可能加上法治环境的变化，中国的财富正在加快的向外流出。中国正常的向外投资，政府也鼓励“走出去”，这是非常正常的。我观察到中国大量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向外移民，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因为企业家向外移民，并不只是中国财富的流失问题、向外投资的问题，更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管怎么样，每一个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如果大量的企业家外移会带来非常负面的效果，尤其是这两三年，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势头变得越来越强劲。

2011-06-26 09:18:24
郑永年:
第二方面，外部进入中国的财富也同样面临一些困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效的吸收外国的投资，国外资金的流入毫无疑问对中国的经济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天中国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需不需要外国的资本，政府开始提倡自主创新，因为前面过去几十年外国资金给中国带来的技术不是那么理想，我觉得自主创新非常重要，对自主创新不能简单的理解，自主创新表明中国要排斥外部资本，任何的技术需要市场，没有市场技术是一文不值。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多，很多的外国技术以投资的形式进入中国的市场，现在有一些地方开始追求既得利益，利用自主创新的政策，适度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对外国资本抱怀疑的态度，自主创新如果是慢慢演变为民族主义会妨碍中国的技术进步，对中而言，在如何继续实施外国资本和外国投资，并且努力把这部分财富理解成为正确的方向。

2011-06-26 09:21:57
郑永年:
结合这两方面，如果外部资本开始退出中国，中国的财富和企业家开始流向国外，我认为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太好。80年代、90年代，中国确实是把握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今天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动力，这是大家公认的。今天中国又面临这个机遇，因为现在美国也是这个趋势，因为国内的宏观经济变化，美国的企业家其实也是往外跑，面临一个问题，怎么样继续创造财富，大家都想一想怎么保护好财富，大家都讨论中等收入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谢谢。

2011-06-26 09:23:01
樊纲:
谢谢郑永年先生。下一位请德国经济研究所的顾问罗尔夫·凯兹勒。

2011-06-26 09:24:14
罗尔夫·凯兹勒:
谢谢。我也同意大家在这里谈的关于经济前景的看法。我来自德国经济研究所，我们也是预计到2011年、2012年经济的增长会有所减退，我想大家已经谈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也面临着一些经济衰退的危机和问题，我们也面临着欧洲的主权债务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会蔓延到其他的国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债务的负债率是非常高的，同样我们也有很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这个通胀率也将越来越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研究所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财政方面的整改，我们需要改变一些财政政策，我们需要进行财政的整顿，重点就是应该促进经济的增长。我也想谈一些长期性的问题。我们德国的政府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都认识到，我们应该在教育以及其他科研领域花更多的钱进行更大的投资，很多欧洲的国家都意识到我们是缺乏技术型的工人，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产业面临技术型工人的短缺，我们需要弥补这样的短缺。我们也考虑到关于移民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增进妇女以及其他的人群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因为我们的就业市场，特别是德国的就业市场是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也会促进我们国家恢复经济增长。

2011-06-26 09:24:51
罗尔夫·凯兹勒:
从长远来看，我们也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创新、鼓励创业，因为这些都是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方式，虽然这些创新和创业后面也是会面临着一些风险，但是我们还是会鼓励。

2011-06-26 09:29:54
樊纲:
下面有请肖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主任。

2011-06-26 09:33:22
肖耿:
我想简短的谈一下，现在全球经济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在新兴市场国家是非常需要资金进行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进程，他们对资金的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的利率是非常低的。在日本，这个数值在过去的20年都非常低，在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数值比例的差距也导致我们现在全球市场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全球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利率都非常低，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因为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可能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利率都会非常低，甚至只有0，那么这对我们的城市化也是非常不利的。谢谢。

2011-06-26 09:34:08
樊纲:
谢谢肖耿先生。下面请中国行政学院经济研究部主任王健先生发言。

2011-06-26 09:37:05
王健:
谢谢主席，谢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之一，有很多的亮点。包括刚才外国朋友讲的“十二五”规划，我们能够实现“十二五”规划，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支撑，将是刚才郑永年说的，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是我们的支撑。但是这并不是影响中国的国策，中国的国策依然是改革开放。我们很多产业的发展，彩电行业、高铁行业、汽车行业的发展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进行自主创新发展起来的。

就世界经济来说也一样，世界经济还将经历缓慢的恢复过程，在没有技术革命和重大突破以前，这个缓慢的过程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刚才大家都普遍提到中国的金融体制，中国的金融政策在机制方面要做一些转变。我个人认为也需要做转变。首先，中国的利率和国际相比，不是低了，而是高了，目前中国通货膨胀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比较高的利率，是抑制通货膨胀，实际上对经济增长也有抑制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做法跟国外有一些差别，我们通常认为利率提高、本币升值就会给一个国家治理通货膨胀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在中国来说恰恰相反，随着本币的升值，中国的货币和国际货币，特别是美元、欧元的汇差在增加，中国的利率增高，中国和国际上的利差也在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迅速的增加，这种增加的过程给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外汇储备增加的过程是人民币的外汇杠杆增加的过程，也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加的过程。从这个地方来说，我们确实是需要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更加的具有弹性，实行双向浮动。双向浮动对中国来说是有条件的，首先大家讨论升值，中国有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有升值的条件，同样人民币也具有更有弹性的、贬值的条件，因为中国的人民币存量由75万亿人民币计价GDP我们只有39.8万元，跟美国有明显的差别，美国只有7.4万亿的货币的存量，但是它的GDP超过了14万亿，因此中国的人民币具有更加双向浮动和更富有弹性的条件。谢谢。

2011-06-26 09:37:25
樊纲:
谢谢王健先生。最后我们请美国旧金山区湾区研究所所长肖恩·兰道夫发言。

2011-06-26 09:43:19
肖恩·兰道夫:
刚刚我们谈到的一个问题，我们谈到双向浮动，我想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学习，他们也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和一些企业家从美国又回到了中国，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面临着快速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认为面临的问题不是人才的流失，而是人才的流动。这一点同样对于资金的流动也是类似的，我们应该对热钱的流动保持警惕，因为如果我们想保证这种流动的自由性，不管是从美国流出还是从中国流出，我们都能够为两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1-06-26 09:43:52
樊纲: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印度的司瓦拉马克维什南先生。

2011-06-26 09:45:32
司瓦拉马克维什南:
我研究经济很多年，我也听了刚刚各位关于经济的发言，刚才提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问题，而且刚刚大家也谈到了关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关系，我想现在谈一谈我自己个人感到焦虑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非常严谨的学者，我们也许最后会妥协我们的意见，但是我们经济的决策和政治的决策可能会不同，政治的决策者和我们的公民社会中的人的意见可能也会不一样。这个问题其实还是非常严峻的，我也不太确定是否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不是受到了这样的影响，看起来我们现在应该去改一改我们之前设定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政策，去重新考虑我们全球经济发展的目标，我们现在的目标正确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控制我们资金的流动呢？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观察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我对我们体系的这种互相连接性的缺失是非常焦虑的，我们的决策以及我们社会真正需要的东西之间联系得不是那么紧密。

2011-06-26 09:46:02
樊纲:
谢谢。非常感谢前面诸位的发言，我们通过这种讨论对世界面临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许正像最后这位发言人所讲的，我们可能面对的很多问题是决策和现实的差异，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的差异，但是我们在这样的讨论当中也许能够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对于理解这个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感谢大家的发言。下一节交给斯塔凡·杰尼克先生来主持。

2011-06-26 09:48:34
斯塔凡·杰尼克:
我是斯塔凡·杰尼克，我来自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这是欧洲一个非常关注金融领域的智库，首先感谢大会对我发出的邀请，感谢我们的组织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功组织这样的讨论，我们这一节的主题是“通胀趋势与对策”，我们有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发言人，厉以宁教授和刘遵义先生，我们还会有一些发言的嘉宾展开讨论。我们在开始讨论之前，可以通过一个幻灯片，来看一看关于通胀的问题。

在发言人之前，我谈一谈个人对通胀的看法，通胀在全世界都是不同的，对于新兴国家，比如说中国，中国对于通胀还是非常仔细的进行了管理，而在美国和欧洲情况是不一样的，在这些新兴市场我们也面临着通胀的压力，因为有很多食品和商品价格的增长，同样通胀也会产生很多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面临这些问题，它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应对通胀。我想从中国来说，中国的央行一直在提高利率，希望能够应对通胀的压力，同样中国也有一些紧缩性的政策，对于欧盟和美国来说，美国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控制住了通胀的增长，在2011年只有10%以下，在欧洲，欧洲的央行在4月份也小幅度的提高了利率，同样在7月底可能会再一次提高。这都是一些基本的情况。

2011-06-26 09:49:53
斯塔凡·杰尼克:
下面请刘遵义先生发言。

2011-06-26 09:52:49
刘遵义:
曾培炎主席，各位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下面会用中文发言，但是我会有双语的幻灯片。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于导致长期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因为一般性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具有高度的自我实现性，一旦形成了长期高通货膨胀的预期，政府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和很长的时间去改变这种预期。经济体也会面临长期滞胀的风险。

通货膨胀可以分两种：商品价格通货膨胀以及资产价格通货膨胀。通常大家指的是商品价格通货膨胀，但是资产价格通货膨胀也会引起商品价格通货膨胀，不能忽视。近期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不断攀升，主要是因为农产品，包括食品价格的上涨所导致的，租金也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在最近几个月，消费物价指数的同比增长率超过5%，但是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也就是从通货膨胀当中扣除农产品以及能源价格变化之后，仍然是比较低，大概在1.5%左右。

（图）红颜色是消费通货膨胀CPI，绿颜色是农产品，农产品主要是在主导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其他的商品其实也是很大时期是在负增长的。今年5月，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同比增长率达到5.5%，与上个月比较，增长率只是0.1%，年率是1.2%，因为年同比增长率是一个滞后的指标，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同比增长率到今年第四季度会有显著的放慢。大部分的消费物价指数在70%，在2010年是因为食品价格的上升，主要是因为蔬菜，到今年最近的上涨是因为猪肉的上涨，猪肉大概也占65%，因为很多部门在中国也有产能过剩，比如钢铁、水泥、玻璃，在近期非农产品价格有上升的可能性。有一些通货膨胀是在资产价格方面，尤其是在房地产方面，我们看这张图是房地产价格上升，从06年、07年初到现在基本上是差不多上升了一倍，80%到90%左右，这是大幅度的上升。

2011-06-26 09:52:57
刘遵义:
我们要质量管理的通货膨胀，就要针对这两个最主要的源头，尽量稳定农产品与房地产市场长期的供需，二是防止短期物价上涨引起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因为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有很大的自我实现性。三是保护低收入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不断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准备金率达到21%。利率提升是中央政府实行宏观调控的一个信号，但这样做可能也会吸引更多的海外热钱流入中国。提高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很有效的降低总体的流动性。但是货币政策与价格管制是有它的局限，比如农产品的价格和货币政策基本上影响不了的，市场的监管与参与其实也很重要，等一下会讲一讲怎么样政府能够比较积极的参与市场方面。要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期还要提高生产力。目前中国的实际银行存款利率是负。如果这个现象继续下去的话，会导致中国商业银行的存款会流出，从而削弱银行的中介作用，一种解决办法就是提高长期固定存款的利率，让实际存款利率正向发展，但是也不必同时提高贷款利率，因为这两种利率之间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2011-06-26 09:56:28
刘遵义:
怎样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期。可以通过政府的储备、购买和销售行为实施应急价格稳定项目，比如说粮价，政府是有储备的，粮价高的时候可以放出来，稳定价格，市场价格太低的时候，政府也可以实施购买的行为，应当用定价、定量的行为。通过长期的国内或国外供给协定稳定预期的远期供给量。通过宣布未来的税率及非价格限制条件，比如说燃料效能的标准，来降低预期的远期能源需求。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可靠的防止通货膨胀的金融工具，比如保值储蓄，让大家不必通过购买商品或有形资产来避险，从而低通胀自我实现。可以利用人民币升值的优势增加进口，同时降低关税，以增加预期的国内供给。政府提供保值债券与引进保值定期存款，主要是显示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从而改变人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怎么样保护低收入户不扭曲市场功能，举一个例子，假如想帮助低收入户，可以把电价分开区别补贴，最初的比如20度是可以很低价或者免费，超过20度以后才提高，这样就能够帮助在通货膨胀之中帮助低收入户。不论是传统的货币政策还是价格管制都难以缓和中国的通货膨胀。为了控制中国的通货膨胀，我们可以利用一系列措施及政策影响远期的市场供给及需求条件，以此改变中国通货膨胀的预期。在这件事中，“看不见的手”起不了作用，我们急需政府“看得见的手”来解决通胀的问题。谢谢。

2011-06-26 09:58:44
斯塔凡·杰尼克:
非常感谢刘遵义先生。下面有请厉以宁先生。

2011-06-26 10:00:37
厉以宁:
我发言的题目是“论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让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水平，这个提法总的来说是没有问题，因为任何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就中国而言，我们应该这么来考察一些问题。

第一，什么是货币流通量的增长？我们不能够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准，因为中国正处于转轨时期，中国所有的结构正在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调整，中国的城乡差别还是二元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只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所谓正常水平就是紧缩，或者是偏紧，因为中国和西方市场完全不一样。

第二，如果把外汇储备所占用的人民币放到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这是现在为止没有解决的问题，90年代应对通货膨胀的时候，外汇储备只有几百亿美元，现在是三万亿美元，我们现在能把三万亿美元一下子大量减少吗？不现实，也做不到。这就来计算我们货币流通量的正常水平，谁能算得出来，算不出来。

第三，一定要考虑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中国货币流通量的影响，因为企业规模是不一样，大中小企业都不一样，企业跟个体工商户和承包土地的农民又不一样，而总量的调控，比如说存款准备金的增加，这是一刀切的，普遍感觉到紧缩的状态。什么是正常的水平？

2011-06-26 10:01:05
厉以宁:
第四，紧缩货币流通量过了头会有什么结果？要严防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在当前形势下资金链的断裂同产品供应链的断裂是联系在一起的，货币流通量向这样所谓正常水平回归时间，很可能引起产品供应链的断裂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从而出现企业停产、工人下岗的情况。也可以是个体工商户收缩，使承包土地农民收入下降，这是因为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不的地区在货币流通量正常水平回归的政策影响之下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产业、有的地区、有的人群受影响大，于是会发生上述的资金链断裂的现象。经济学界容易犯的错误是研究宏观经济的时候容易忽视结构问题，忽视微观经济的变动，也容易忽视目前存在的制度所带来的影响，如果把已经偏紧的货币流通量理解为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继续紧缩，从结构层面来讲，加剧结构的不协调不可避免，从微观层面上产品供应链的断裂同样不可避免。

第五，滞胀不是没有可能，在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预期，一个是通货膨胀预期，一个是企业盈利前景的预期。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对治理通货膨胀是有效的，如果忽略了企业盈利前景预期，企业不但会降低投资的信心，甚至会见好就收，因为再经营下去就得不偿失，企业对前景的不看好，和财政收缩的状况，GDP增长下降了、失业问题严重了、财政收入减少，滞胀就是这么来的。一方面通货膨胀压下来，是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失业人数的增加，经济增长滑坡，因此在采取措施实行货币流通量回归增长水平时不能忽略两种预期同样重要，否则我们费这么大的劲实现货币流通来增长经济，就是引发滞胀吗？谢谢大家。

2011-06-26 10:03:13
斯塔凡·杰尼克:
非常感谢两位教授。非常感谢你们高质量的发言，在你们的发言当中有谈到一些主要的词，包括生产力的提高，如果生产力不提高我们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这是肯定的。现在我们请大家来进行讨论。你们可以来进行评论，如何提高生产力，如果生产力步提高的话，经济就会出现一个非常糟的状况，在之前的讨论当中也谈到企业的发展，我们如何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把企业考虑进来，企业界、公民社会以及政府如何进行合作来控制通货膨胀。

2011-06-26 10:05:12
溥乐伯:
我们是代表美国的企业，在中国代表美国的企业已经经营32年，我们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我们今天的讨论主要谈到未来企业的投资，我不想介绍我们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我们的网站当中会有详细的介绍，我们一半的企业是制造业，还有一半是服务业。我们看到中国最近CPI的增长，刚才刘先生也提到长期CPI增长的趋势，我们主要谈一谈对企业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的成本增长不但高而且很快，美国的通货膨胀是比较慢的，这主要与美国的政策有关，一半的企业对中国未来的五年发展是非常充满信心的，但是39%的企业没有他们像三年前对中国的发展那么有信心。

我们公司所做的报告有五大挑战：一是人力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相关的问题。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当中主要考虑成本，一个是劳动力成本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原材料、水电等等方面的成本。第一个政策就是去年在很多的地方，最低工资都增加了20%到30%，这是一个增长的趋势。还有一个是工资的增长，在10年当中工资的增长翻了一番，90%的企业都表示他们对此非常关注。

最后一张幻灯片，你们的公司是打算在中国投资吗？50%的人回答是有计划到中国的西部去投资，因为中国西部的发展是很快的，他们看到了中国西部市场的机遇。

2011-06-26 10:07:04
斯塔凡·杰尼克:
非常感谢。政府是可以做决策，最终的投资还是来自于企业，你跟我们分享的想法非常的重要。此外，大家也认识到我们今天讨论通货膨胀非常的重要，在不久之前，温总理刚刚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如何应对通货膨胀，下面请迟福林教授发言。

2011-06-26 10:11:53
迟福林:
我的看法中国应该是一个转型国家，我从改革的角度就中国的通胀治理简要提三个问题。

第一，投资膨胀是不是通胀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我们31个省市区提出的“十二五”增长预期目标高出国家规划目标的50%，在地方政府投资的冲动下，不可避免的导致原材料、能源、大宗商品的不断攀升，中长期的通胀压力不断增大，也使治理通胀难度不断加大。

第二，有效治理通胀是否需要经济增长方式尽快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中国的情况看，居民消费需求的明显增加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此实现宏观经济均衡稳定的战略选择，这就需要把短期抑制通胀的政策与中长期实现消费主导，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提高消费率，实现消费主导，关键是不是要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我的看法是，投资长期膨胀，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直接相关的。尽管这种增长方式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在内外环境变化的新阶段不可避免的带来投资的持续膨胀，导致一系列的结构失衡，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相当多的体制性约束，为此，约束政府的投资冲动，不能不下决心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由此来消除通胀的体制性因素。一句话，我是长期研究改革的，治理通胀从中国的情况看，需要改革的突破。谢谢。

2011-06-26 10:12:59
斯塔凡·杰尼克:
谢谢。我们今天不仅有来自中国的代表，也有来自日本和印度的代表，下面我们有请日本的代表给我们讲一讲日本是如何应对通货膨胀的，再下一位是来自印度的代表。

2011-06-26 10:14:17
丰田正和:
谢谢主席先生，我是日本能源经济智库的首席执行官，在我的发言当中主要是想谈一谈能源的问题，这是和投机有关的。我想从能源和石油的角度来讲一讲通货膨胀的问题。特别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最近石油价格的上涨，如果大家看一下供求的关系，总的来说是保持平衡的，即使是在利比亚危机之后也是如此。沙特和其他石油输出国的供应基本是充足的，供求基本上平衡的，而且需求有所减少，但是为什么石油的价格还是在上升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值得关切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在最近的几年，对石油的实际需求有所下降。我们的研究所认为，通过经济基本面的模式认为，在每桶石油的价格大概上升60到70美元，为什么这个交易有所上升，但实际需求并没有真正的伴随上升呢？这跟欧洲最近的情况有关，但是我们真正要分析清楚这一点并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这里面掺杂着政治的因素。我想说的是，作为智库，我们要做出客观的分析，并且做出一个全面的分析，把影响石油价格的各方面因素都考虑进来，包括投机的因素，这跟石油价格的上升跟投机是有很大的关系。

2011-06-26 10:14:48
斯塔凡·杰尼克:
下面我们请印度的代表穆罕默德·萨奇布，也是跟我们讲消费者价格的问题。

2011-06-26 10:16:45
穆罕默德·萨奇布:
消费者价格有很多令人困惑的地方，总的来说消费者价格正在不断的上升，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是经济学家，我们对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都有不同的分析，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怎样应对，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经济治理，对于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我们需要很强的政治意愿，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才有足够的证据和意愿。在印度，我们是一个联合政府，我们的总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非常的清楚我们应该怎样来改善经济，而且近几年来，我们对基础设施有非常强大的投资。与此同时，我们的储备资金也在不断的上升，所以我们想很好的来用这些钱，包括用来提高人民的工资，如何来应对通货膨胀呢？在印度我们有地方的选举和联邦的选举，政府必须不断的来平息人们的指责，而且也给人们要有一些经济的激励措施。比如说，如果你随便提高物品价格的话，会引发很多的问题，比如就会有很多的游说团体来游说，我们有这样的联合政府，需要考虑不同相关方的利益，比如说工业的、企业的、地方的利益，我觉得如果我们出现了通胀的话，我们要考虑到不同级别的政府所处的地位，然后因地制宜的做出解决通货膨胀的一些政策。

2011-06-26 10:17:00
斯塔凡·杰尼克:
下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主任肖耿先生发言。

2011-06-26 10:19:09
肖耿:
我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经济基础，因为中国实际上没有财政赤字，政府没有财政赤字，政府不需要印钞票来导致经济通货膨胀，中国总的情况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没有价格上涨的压力，从传统的经济学来看，中国出口多于进口，经常项是顺差，中国并没有总体的消费和投资过热。中国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结构性的工资和租金的上涨，传统经济学里没有分析过，这是一个好现象，是我们收入不断增加，我们不习惯，我们把工资和收入增长看做是坏事情，这个我们需要调整，我觉得我们要调整通胀预期，这个预期是要把我们的结构性通胀预期提高，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通胀应该是高于5%，应该在5%到7%，超过美国应该是差不多3%到5%的比重，这才是正常的。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提高利率，这就导致了负利率，在结构性通胀很高的情况下，结果我们没有提高利率，是负利率，负利率导致不稳定系统，负利率鼓励投机。负利率有两个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导致资产价格扭曲，但是更严重的是重新分配，把穷人的存款用来补贴富人的投资，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问题。我们现在急需要的是加息，但是不应该紧缩贷款规模，而且也应该用更多的财政投资来对冲加息导致的对经济的紧缩。谢谢。

2011-06-26 10:19:36
斯塔凡·杰尼克:
谢谢。下面是尤里·达杜什先生发言。

2011-06-26 10:21:21
尤里·达杜什:
我想接着刚才的发言人说，我同意很多刚才提到的观点，但是有一点我有不同的想法，那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多少证据说明5%到10%的通胀会影响发展，当然高通胀会造成增长的减速，所以我觉得理解通胀发生的原因非常的重要，以及采取措施的主要领域非常重要，总体来说，现在通胀还是处于可控范围之中，并没有超过5到10的范围。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中，需要允许价格一定程度的上涨，以允许变化的发生，否则变化发生就会过快，而且在一些经济的领域，价格会下降，而这些领域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比较薄弱的。

我曾经是一个商人，所以我同意有些人的观点，就是对于收入的上升有些人不喜欢，特别是雇主，对雇主来说不一定是好的现象。但是从很多方面来说，收入的上升是好事情，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大的市场和消费的上升。还有从效率的方面来看，如果劳动收入上升的话，对于企业来说这就是一个信号，他们需要有更好的表现，包括技术的升级，设备的改造，否则就赶不上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2011-06-26 10:21:56
斯塔凡·杰尼克:
谢谢，作为一个欧洲人来说，我们当然是不喜欢通胀，理由也是非常显然的，我们觉得通胀率保持在2%是最好的，因为如果通胀发生的话，对企业来说需要不断的提高给工人的报酬。

2011-06-26 10:26:39
厉以宁:
工资成本上升是好事，中国的工资太低了，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企业应该有这种认识，要靠提高技术、提高工作效率，要靠这个才能够增长，不能总靠低廉劳动力。

2011-06-26 10:27:24
斯塔凡·杰尼克:
下一位是德巴普利亚·巴哈塔查亚。

2011-06-26 10:28:42
德巴普利亚·巴哈塔查亚:
谢谢主席先生，我觉得我们的讨论非常精彩，我也能够看到结论和观点不断的在发展，我觉得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应对通胀，与此同时又不影响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的国家，他们最容易受到高通胀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发展好不容易取得的成就很快会被高通胀冲抵得无影无踪。

就着刚才厉以宁教授提出的观点接着说，如果看看最不发达的国家可能和其他国家一样，核心通胀并不高，而且很多时候通胀是由于粮食价格上升导致的，而粮食的价格又和石油价格紧密相连，跟燃料价格紧密相连，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在最不发达的国家，尤其如此。这就是使得通胀成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应对这个问题，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要以整体的方式来应对，特别是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要确定好应对的重点，在全球的贸易体系中，我们关于粮食有很多的讨论，其间的问题包括供应的问题以及很多国家过去实行的对粮食进口的限制，在孟加拉和印度都对粮食的进口有所限制，在北京方面的情况，中国已经连续七年获得粮食的丰收，所以中国是能够比较好的在未来的数年中平衡粮食贸易的国家。而且我觉得在最不发达国家，在短期不应当限制粮食的进口。谢谢。

2011-06-26 10:29:07
斯塔凡·杰尼克:
谢谢。在我请肖恩·兰道夫做简短的评述之前，还是请刘遵义教授来谈一谈。

2011-06-26 10:31:22
刘遵义:
刚才有人提到中国的工资增长得很快，我想提出一点意见，其实中国是很大的国家，中国的工资其实差距是很大的，地区性的差距是很大的，美国的企业准备搬到中国西部去，这是相当好的计划，因为中国西部的工资是比较低的，假如准备行销到中国的市场，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我再加一句，假如实际工资率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生产力和工资的上升是要有一定的关联。

2011-06-26 10:31:52
肖恩·兰道夫:
谢谢主席先生，我想就经济方面的问题谈一谈通胀的看法，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保证生产率的增长，保证就业，我们如何提高生产率呢？我们明显是需要在科技、在培训方面加大投资，这样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创新提供更好的条件，为投资提供更好的条件，提高我们劳动人员的培训能力和技术。早些我和别人进行过一段对话，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通胀的问题，我想美国的通胀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从长期来讲，美国的政府一直是致力于解决长期的通胀压力，但是我想从短期来讲，我们的GDP是增长了，美国的经济也从衰退中在不断的复苏，虽然说我们现在的增长还不是很高，但是也实现了一定的增长。我们希望在年底的时候能够实现8.5%的增长，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尽快回到我们之前的就业率。

对于私营领域的消费，它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恢复也是比较缓慢的，我们现在因为这些危机的影响已经丧失了大概200万的就业，我们的消费也在不断的下降，每一个家庭都面临着很大的债务危机，他们很多资产都不断的在贬值，他们的房产抵押也在贬值，所以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是大大的限制了我们的消费。现在美国的家庭仍然面临着很多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那么房产的价格仍然在下降，虽然说我们希望在比较近的未来能够提高我们的房价，恢复我们的房市的动力。现在我们的房价基本上已经跌到底端，但是还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房地产市场的活力。我们的制造业看起来恢复得还不错，但是仍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对于高科技产业来说，它恢复得还是比较慢。我们不希望看到二次触底，希望明年实现经济的复苏，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来帮助我们实现经济的复苏。

最后谈一谈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现在差不多是9%的增长，过去我们的增长率只有2%到5%，我想这个数值也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谢谢。

2011-06-26 10:35:46
谷源洋:
今年全球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危机前的4%。第一，我同意日本朋友所讲的，我们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时候，不要忘记打击投机行为，因为根据欧佩克的统计，在每桶油价当中有20到30美元是来自投机行为。第二，新兴经济体要加大对热钱流入的管制力度。第三，我们作为智库，应该回答人们对通货膨胀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有三个：一是今年的通货膨胀是短期的行为还是已经步入较长时期的通货膨胀的通道；二是在新兴经济体里面，今年是不是会发生滞胀或者出现滞胀；三是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是不是由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扩散、输出的结果。

我刚才看到了微博，郑教授和微博上辛宏才教授都已经做了回答，我同意他们的观点，不能只看到现象，而且应该看到本质。对其他两个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做评述了。谢谢。

2011-06-26 10:38:12
斯塔凡·杰尼克:
谢谢。

2011-06-26 10:39:32
保拉·苏巴齐:
我们应该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不应该用一个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经济的问题。我们应该讨论一个重点，我们如何找到一些方法解决通胀，我们各国的中央银行也在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一些中央银行他们的一些解决方法，包括他们所设定的目标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解决问题。我们从欧洲的观点来看，我不太确定目前的欧洲是否应该继续执行它非常严格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通胀问题，同样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谷先生的意见，我们应该进行严格的监管，不应该急于求成，应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比较大的通胀压力。关于欧洲的一些问题，比如希腊的问题，更多的是关于通胀，我们应该通过政策层面的考虑来解决这些问题。

2011-06-26 10:39:47
斯塔凡·杰尼克:
谢谢。我们刚刚对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能还没有展开足够的讨论，我们也许可以将欧洲和美国进行比较，欧洲在生产力和服务业方面其实是不如美国的，我们欧洲应该向美国学习。巴特先生也许对这一点有些看法，另外如何看待和中国的关系？

2011-06-26 10:40:31
巴特·范阿克:
是的，我们对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生产力进行监管分析，全世界的生产力其实是有所放缓的，特别是在美国方面，你说得对，美国的生产力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在经济衰退期间，美国的生产力也在放缓，特别是第三产业，那么欧洲来说，欧洲生产力的增长一向是非常缓慢的，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需求量非常小，需求量小，我们就很难对科技以及其他领域进行投资，但是好的方面来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我想谈一谈刚才肖恩·兰道夫先生谈到的一点，我们的确应该对创新和科技进行投资，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更综合性的战略，我们应该向比方说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这些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些也有风险。我们在很多的新兴国家也看到这个市场，资本市场也在放缓脚步，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创新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后果。特别是在中国，中国也是一直鼓励私营领域在创新方面的参与，但是我们应该严密的关切这一个国家，看看它如何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增长。

2011-06-26 10:41:08
斯塔凡·杰尼克:
谢谢，我想教育和创新的问题可能应该是我们下一届全球智库峰会讨论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看企业方面的看法。

我是瑞典人，瑞典有非常著名的沃尔沃公司，但现在沃尔沃公司已经被中国买了。我刚才也在会场外看到沃尔沃的汽车，这一点也展示出美国、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和紧密的联系。我也非常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继续扩大合作，同样让我们的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的促进发展。再一次感谢各位发言人和参与讨论的嘉宾。感谢各位观众。谢谢大家。

2011-06-26 10:42:14
马克·乌赞:
我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董事和创始人，上个月在天津CCIEE也召开了高级别的会议，此次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全球的经济治理。我们在这一节当中主要谈G20集团的作用，首先谈一下背景，第一方面是西方国家面临的银行业的危机，以及财政的赤字；第二方面是市场面临的通胀，以及大量资本的流动，现在20国集团的主席国是法国，他们主要想谈谈全球的货币体系，今天主要是资本管理的问题和国际的流动性。王建业先生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也会谈到这个问题，在2011年G20将会一年开一次会，之前是一年两次会议。

今天的发言人主要是谈谈20国集团在未来发展中的期待，我们会期待什么样的具体成果，现在货币的矛盾、财政的矛盾、金融矛盾，我会把金融危机称之为战争，它在战争当中发生的作用以及一系列的问题，因为现在的问题更加的复杂，全球不平衡的发展，以及20国集团国家当中政策的不连续性，以及现在欧元区的一些危机，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稳定。20国集团的层面会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想请印度国际发展中心的经济顾问苏曼·贝利谈一谈，我们现在正在酝酿着新的IMF的总裁，也会谈一谈新兴市场的情况。

下面请苏曼·贝利先生发言。

2011-06-26 10:43:15
苏曼·贝利:
首先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两年前我的职务是不同的，当时是处在金融危机的高峰时期，我当时代表的是国际的智库，此次我是印度国际发展中心的经济顾问。我已经准备了发言的稿子，但是听了今天大家的发言之后，我也受到鼓舞，以及昨天下午，特别是基辛格博士也谈到的观点，以及今天上午一些发言人的观点，我也会做出一些回应。

2011-06-26 10:53:57
苏曼·贝利:
首先我想谈一谈在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对20国集团有一些什么新的认识，在2009年刚刚开过伦敦峰会，大家都感觉到全球陷入一个危机。两年之后，我们没有陷入这种深渊，我们成功走出了这场危机。我们看看全球经济治理当中的责任，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不光是恢复经济的增长，同时20国集团的增长，伦敦的峰会、匹斯堡的峰会以及现在IMF的问题，欧洲的战略危机，所有的这些都是严峻的现实，什么时候会有危机，什么时候会有财政部长的会议。第一次金融危机的加拿大财长也谈到了，大家应该坐在一起，也会有强硬的态度。同时对欧元拯救的问题，25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我不了解中国人，他们是不是觉得把这些钱用来救助欧洲中央银行，但是我们在当中的确学到很多的东西，我是否绝望了呢？没有。刚才谈到20国集团，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会议的情况，昨天晚上基辛格博士也谈到领导力转换的问题，就是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这种领导地位的转换，同时也谈到了责任，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它承担了责任。

2011-06-26 10:57:10
苏曼·贝利:
作为经济学家，我想谈一点，有两件事情是史无前例的，两年之后这个版图更加的清楚，英国和美国都是富有的经济体，对中国和印度来说，这种生产力的转移，这种城市化的过程还是没有完成的，对这些大国来说要经历这种转移，也就是要更多的融入全球，对我来说，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他们支持这种全球化对他们是有利的，在这个领域我相信在过去两年当中情况的发展是令人失望的。一些发达国家有这种保护主义的态度，只是在嘴上说支持全球化，特别是奥巴马总统，他在语言上说全球化是一种双赢的，但是全球的这种食品的增长，全球的燃料的增长，他们都归罪于中国和印度，他们都会归罪于中国和印度廉价的劳动力，这种说法应该被改变。今天早上也有嘉宾谈到，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政治都是国家的，但是全球化的好处是全球的，对我来说，20国集团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游戏，能够把全球化的政治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问题就是很多国家面临着选举，是不是因为这种发达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金砖的国家很容易就成为他们打击或者指责的对象。

真正的原因是在于20国集团现在召开峰会，他们召开峰会能够向全球表明德国的发展、美国的增长，主要是归功于全球化的过程，有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力，的确需要调整，需要在富国有一些调整的政策，但是最根本的是全球不应该放弃这种全球化的过程。昨天，发改委的张晓强副主任也谈到这一点。

2011-06-26 10:59:37
苏曼·贝利:
最后，我不想猜测性的把中国和印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中国是真正的有全球利益的国家，印度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是现在两个国家都面临着非常巨大的结构性的转化，尽管有很多政治的矛盾，中国和印度之间政治的矛盾和众多的问题，我不想详讲了。但是两个国家有共同的利益来推动全球化，虽然全球化在现在的国际环境当中面临威胁。

2011-06-26 11:01:46
马克·乌赞:
下面请托马斯·伯恩斯，他是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执行董事，请他来讲一讲全球体系以及对20国集团的一些期待。

2011-06-26 11:02:43
托马斯·伯恩斯:
非常感谢马克，我想和其他人一样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组织这次会议，让大家聚集在一起。刚才苏曼·贝利也谈到很多的观点，实际上20国集团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国际经济曾经面临着危机，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议题，领导人可以聚集在一起，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使得世界经济免于陷入深渊，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些根源。当大家聚集在一起讨论从中长期来看国内的政策，以及改革的需要如何来防止新一轮的危机。我觉得促进金融的稳定对20国集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有一个改革的议程，特别是在监管问题方面，他们推动得非常快，20国集团有新的成员，我们有一个时间表，我们也看到观察人员都会有一些好的进展。另外是监管监督，不光是监管的这种失败，很多银行在全球经营面临很多的问题，主要是在监督方面出了问题。

2011-06-26 11:03:18
托马斯·伯恩斯:
另外一个问题，20国集团在过去两年当中一直在挣扎的问题，就是平衡的强劲增长，有这种共同评估的项目，有一些指标能力找出一些问题，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我曾经在IMF工作过，我是加拿大的执董，最近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工作主要是IMF的监督体系，缺乏政治的参与，以及跟进是IMF面临的问题，实际上20国集团就确保有一种高层次政治的参与，以及监督的过程。这是第一次我们在这个领域作出了尝试，在很多领域监督，我们必须通过评估，不光是先进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有新兴国家。

2011-06-26 11:06:11
托马斯·伯恩斯:
我们如何在这个领域取得进展呢？在几个月之前，加拿大银行的行长谈到我们如何能够建立一个框架，如何更好的理解复杂的金融和经济的问题，各个国家如何来理解这样的矛盾，如何来评估国内政策做出的决定对全球造成的影响。我们必须更高的理解，在政策出台之前就理解对国际的影响。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争论，我们必须创建一个体系来进行国际的合作。苏曼·贝利也谈到，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结果，应该有更多的体系让更多的国家看到这种共赢的发展。我不知道任何一个政治家他回到国内会对国民说，如果我们采取这个政策的话对其他的国家会有好处，我们需要能够提高我们的诊断能力，实现我们国内目标的同时，也实现国际的目标。20国集团的领导人他们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框架，能够逐渐的增加透明度，增加负责任的体制。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之后谈到国际货币的体系，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都解决，我们觉得这是正在进行的过程，领导人他们需要建立一个框架，我们也谈到，的确我们已经建立一个框架，通过五年的规划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测量这样的进展也需要一个框架。在治理方面，透明度和问责制都是很重要的。

2011-06-26 11:07:56
托马斯·伯恩斯:
最后，这个时代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在过去两次G20的会议当中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会议中，与会的领导人共同发表了声明，决定通过共同的多边会议来解决很多的挑战。大家也知道领导人的参与对于解决很多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明年美国、法国、德国、墨西哥都会有大选，另外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层都会有一些变化，这就意味着政治，领导人的版图有一些变化，对于G20也是有影响的。我认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来说，选出新的总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我觉得小规模的改革措施有必要，在选择的过程中，要能够均衡的反映各方的利益，从欧洲方面来说，IMF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摆脱困难非常的重要，在过去拉美发生危机的时候，IMF也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要确保在这个过程中不会发生治理方面的危机。

2011-06-26 11:10:18
马克·乌赞:
谢谢。下面请俄罗斯西北基金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弗拉基米尔·亚基宁先生发言。

2011-06-26 11:13:33
弗拉基米尔·亚基宁:
福岛危机向我们揭露了什么？能源、资源的基础非常的不平衡，这就意味着不能排除使用一些危险性的能源资源，而且一种能源的来源是否可以接受，我们是否在一些国家停止核电站的运行？福岛核泄漏的事件向我们表明，世界的能源市场正在整合，最近我们已经看到天然气全球市场的整合，也会看到整个能源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融合。中国、俄罗斯的能源市场会有很大的融合。

福岛事件再次表明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管理的机制，融合不仅仅是核电站，而且也有核能的市场，并且要更加的具有一个核心的治理机制。但是现在全球的能源市场是否已经能够准备好建立这样的机制呢？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共识认为是否今后会看到一个碳能源危机，以碳为基础的能源危机，现在专家预测水、碳能源会有很大的发展机遇，而且可以把这个作为基础，但是不同国家的管理方法会有很大的不同。从现在来说，最重要的决定是需要决定能源生命周期，并且一个全球充满活力的能源市场决定于恰当的能源生产方法。

2011-06-26 11:14:18
弗拉基米尔·亚基宁:
从现在来说，我们可以说有不同深度的规划，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有一些是五年规划，有一些是十年规划，有一些是十五年的规划。所以这就表明，我们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日程，到2020年的时候，看事情会有怎样的发展。我们过去的日程是关于气候以及能源安全的，而且我们觉得在新的日程中应当加入新的问题。第一个新的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石油生产的峰值在哪里，就未来三十到四十年而言。第二个是汽油是否还会依然是通常使用的汽车材料。第三个是天然气的黄金时代是否仍会存在。需要做的事情有如下几件：一是确保规划体系的协调，二是要协调管理机制，我们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案。三是上一届的G20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是通胀、移民、国际安全。但是很有可能国际的、全球的治理会成为一个讨论全球能源问题的主论坛，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关于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决策。

2011-06-26 11:18:06
马克·乌赞:
谢谢，下面我们有10到15分钟进行讨论。

2011-06-26 11:23:11
薄迈伦:
我是美国全国商会高级副会长，我非常高兴参与今天的讨论，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召开峰会，我也是讲了一些商业界的观点，我觉得教育应当有三个目标。一是重述人们对于增长的信心；二是确保防止全球市场的分崩离析；三是要有一个切实的方法解决系统性的风险。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看到，IMF做出了一些改革，取得了进展，世界银行也是如此，但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是在汇率政策、资本控制、运用方面，在应对经济不平衡方面还需要有更协调的努力，美国、中国、德国尤其需要开展合作，在全球市场的缺少协调性方面，我认为也是有许多工作要做。最后就是我们需要减少系统性风险，我觉得这是IMF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讨论解决和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2011-06-26 11:23:44
蔡旭:
我主要想讲一讲G20系统的重构和改革，G20必须发挥作为主要经济论坛的作用，它应当成为全球的协调人，一个监督人，推动经济的稳定，到目前为止，它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我认为G20的机制化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支持G20的是非常松散的组织机构，主要是每年的主席国来承担一些秘书处要做的工作，也就是主席国每年也是在变的，其他的国家有一个牵头人每年开会，共同来决定年会要讨论的议程，当然这种组织方面有它的一些好处，比如说减少官僚机制或者形式主义，但是它也有很多的缺点，就是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统筹进行一些讨论，关注最重要的那些全球的问题。而且最后会以全会上讨论的议程，有的时候每年之间没有很好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而且会受到承办主席国决定的影响。因此，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多年制的议程设置，而且需要有一个机制性的设置。所以我觉得至少G20今后应该有一个永久性的秘书处来指导每年峰会的工作。尽管这样说，我并不是说要指定在一个特别的国家，我觉得有一个小的秘书处对G20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2011-06-26 11:25:40
马丁·李斯:
谢谢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激能够参加这次讨论。我来自罗马，我的这个机构已经有40多年的智库历史，在过去它提出了很多关于财政、金融、政策的问题，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的金融危机，而现在的危机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些需要有一个新的金融治理的机制，现在我们面临着改变的压力，很显然如果我们看一下这次金融危机演变的历程，我们面临着一些系统性的风险和问题，而并不简单的是一些国家发生了一些问题。现在在美国金融体系中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这种系统性的风险问题。任何一个系统无论是金融的还是经济的系统，如果要加以良好的管理，那就不能够采取一种只关注某个国家或者某个部门的方式，我们需要一个协调一致的方式。

今天世界经济和金融正在经历大变革、大调整，作为各个国家的领导者来说，要应对这个经济金融局势中发生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决定哪些是主要的决策方是很重要的，不管是G20还是8国集团，在我看来，最大的风险或者失败来自于现在世界进行的两大讨论，一方面是关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是人们越来越多的担心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问题。因此，如果要成功的改革货币体系，评判的标准不仅仅在于货币体系本身，而也在于这个系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作为一个手段实现更加广泛的目标。后者我们并不是非常的成功，因此我建议首先我们回顾历史能够看到从30年代以来，经济的滞胀和金融的改革对于政治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这方面有好的一些经验，能够给全球的讨论带来一些新的想法。西方有的观点喜欢采取独立式的、片面式的方法，而中国的智慧比较强调统一的、统筹的观点和方法。

2011-06-26 11:27:37
内森·加德尔斯:
谢谢主席先生，我是内森·加德尔斯。我代表的是理事会一系列专家和学者，他们来自德国、巴西、中国、新加坡、英国、巴基斯坦以及其他的国家，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来自科技领域公司的代表，我们有30个人，我们为萨科齐总统召开的峰会提供政策咨询，我们昨天晚上也听到基辛格博士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非常大的变革，我们现在应该解决一些政治的问题。我昨天也非常受到基辛格博士演讲的启发，基辛格博士说，过去毛主席曾经说过，关于我们要赢得世界的控制权，我们要帮助世界实现发展。现在我们认识到，过去的那些传统强国已经不能够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提供现在大家需要的商品，但是现在新兴的国家也不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商品。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20国集团能不能履行这样的任务，我们怎么样通过改革能够解决20国之间的竞争与冲突。现在还是很多发达国家在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而非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过去有一个知名的学者也提到中国和平崛起的问题，他说一直以来我们是希望能够保证社区居民的利益，我们希望能够保证世界金融的稳定，在之后我们谈货币改革的时候也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和美国也有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低碳经济的增长以及这方面的战略。

2011-06-26 11:30:33
内森·加德尔斯:
关于一个整体的情况，也就是基辛格博士昨天晚上所说的，世界的领导者，二战后美国因为是胜利者，美国发挥的作用就是实施了马歇尔计划，我们帮助重新平衡了世界的经济。而中国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买了大量的欧洲国债，我想提两个特定的领域：第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第二点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关注，就是中东地区的马歇尔计划。20国集团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大的承诺，就是要投资大笔的钱实施中东的马歇尔计划，现在问题是我们20国集团是不是应该将这些领域作为我们自己的重点。对于中国的能源市场以及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个是否应该成为一个重点。对于中东地区，比如在开罗的中央银行以及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我们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我们也非常希望中国参与。比如在一些发达国家，在加州地区，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中国的参与，帮助我们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我们也有很多工业园区希望吸引中国的清洁能源企业来我们这里发展。

2011-06-26 11:32:25
史蒂芬·霍华德:
谢谢主席先生，我感到非常荣幸再次参加这次的智库峰会。我是抱着全球的视野，不会受任何地理位置的限制，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峰会，我们讨论的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讨论的不是明天做什么，下个月做什么，我们讨论的是在未来的很多年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所以我们应该采取更和谐、更整体的方式和思考方式。危机也可以带来机遇，我认为可以做三件事：一是重新平衡世界的格局，面对现在世界新的现实，也就是经济的多极化。二是建立新的结构，这样就可以解决不仅仅现实、及时的经济问题，也可以解决深层次的根源性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不会面临大的危机。三是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积极，我们需要一些人带领我们去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来自公民社会、来自企业界、来自智库的人才。

2011-06-26 11:35:04
史蒂芬·霍华德:
我们之前讨论中的专家也谈到，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之间缺乏联系。今天我们的20国集团，反映了国际新的秩序，也就是新的经济多极化，这也代表着国际事务的方式。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常设的秘书处，我不是说要建立一个官僚机构，我们应该设立一个常设的秘书处，比如可以由中国人来管理。我在两年前的智库峰会上就提到这一点。二是应该广泛的纳入20国集团其他的政府部门以及公民社会的参与，我们觉得企业界应该参与到20国集团的合作，加强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所以我建议我们20国集团的领导人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国际委员会，领导国际治理和改革，这样这个委员会就可以向20国集团的领导人报告，我们怎么样进行国际治理的改革。三是20国集团应该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的强大动力，我想这一点也是未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一个基础，我们应该脚踏实地，我们不是进行一个选美比赛，看谁最漂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20国集表现了世界的多级性和多样性，我们就应该帮助这些新兴的国家参与到国际治理中，我们应该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它本身还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同样我们应该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应的组织，它们不仅仅是一个金融组织，它们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在之后的几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要选他们的新的领导人，希望他们能够选出非常优秀的领导人，我不在乎这个领导人来自什么地方，只是希望他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

2011-06-26 11:37:06
杨元庆:
我来自马来西亚，首先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我有四点意见：首先我们身处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国际治理，特别是对国际经济权利的改革，这样多极化的世界当中，亚洲的经济占全球经济的51%，亚洲的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而亚洲主要的国家占全世界GDP的45%。二是我们不管对国际治理体系进行任何的改革，都不应该忽视发展计划，亚洲、非洲、拉美都面临着发展任务，要消除贫困，特别是亚洲一些非常贫困的国家，我们仍然需要实现发展，所以我们应该仍然将发展计划作为我们全球治理的重点。三是我们应该让亚洲国家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很大的经济团体，而且中国也成为世界上非常大的经济体，日本和印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原因，亚洲是应该在国际经济治理上具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也是合理合法的。四是我们在选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领导人的时候需要更加透明。

最后我建议我们应该组织一个重量级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包括经济学家、银行家以及一些知名的学者，这样他们可以为国际金融经济治理提供更多的意见，为我们未来20多年的发展提供服务。这些重量级的专家或者委员会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谢谢。

2011-06-26 11:39:11
曲星:
我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目前国际经济形势中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虽然经济在复苏，我们知道这是美国目前正在讨论第三轮量化宽松，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是不是要进一步提高债务的上限，如果不提高可能会出现主权债务的危机，这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非常大。如果提高了美国国债，意味着美国的债务接近了百分之百。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因素也可以想象，欧元实际上下一步的主权债务危机马上到期，即使有一些新的救助方案，但是以后再一次到期之后怎么办，这也是非常大的危险。日本的经济，虽然我同意早上时候专家说的地震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日本经济的基础，但是日本经济的问题实际上在地震之前就存在，日本的债务已经达到接近200%。

这三个国际经济主要经济体都需要进行大力度的紧缩财政，而在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选举周期的接近，政府最关心的是比较短期的目标，真正严格的这种大力度的紧缩方案可能没有办法付诸实施，就陷入一个政策和经济结构性的矛盾和结构性的恶性循环。这些是非常不利的因素。

2011-06-26 11:42:19
曲星: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体上是发展不错的，但是随着输出性的通货膨胀因素，国际大宗产品价格的波动，他们也受到非常大的牵连。在这样的背景下，G20究竟能够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对全球经济治理，应该说在G20诞生以后，对全球金融危机防止进一步的恶化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随着经济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过去，对金融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产生不同的认识，产生不同的认识就意味着在G20的范畴里很难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和诊断，采取有效的措施。也许不久同样的问题会再度出现。

主要的货币，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虽然发行货币是主权行为，因为是全球的货币，究竟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制约，应该遵从什么样的规范，G20实际上可以作出一些规范性的决定。

怎么样在促进发展方面有非常多可以做的，世界经济真正不平衡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平衡的问题，当然这里面也很多政策上的问题。在国际政治中，比较轻易的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一些国家的内政，在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时候要双管齐下。谢谢。

2011-06-26 11:44:53
马克·乌赞:
我们可以结束第一阶段的讨论。我们现在的讨论看起来有一点悲观，我希望大家能够变得乐观一点，特别是关于G20的讨论。

下面一段的讨论会由王建业来主持。

2011-06-26 11:48:05
王建业:
作为中国的主持人，我是用中文，但是在讲中文以前，我先对参加讨论的嘉宾讲几句话。在这次讨论之前，很多发言人告诉我，他们都很想在我的讨论中发言，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短的讨论，可能没有机会。我想除了我们主要的发言嘉宾，其他参与讨论的嘉宾，希望大家的发言能够非常的简短。

这已经是非常有意义的讨论，不是要不改，是必须要改和怎么改的问题。去年G20峰会同意将国际货币基金60%的投票权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变化，拉开了国际金融体系治理结构上层建筑改革序幕。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选择又提供了一次契机，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包括特别提款权，欧元、美元、人民币的前景，全球流动性、汇率、资本流动、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都是重要的评论，让我们听一听嘉宾的精彩发言。我们有两位主讲嘉宾，第一位是戴相龙行长，戴相龙行长是我国金融界的决策资深领导人，中国金融改革的见证者，是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天津市市长，现在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有请。

2011-06-26 11:49:00
戴相龙:
我想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讲三点意见：一是20国集团应该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作为一项迫切的历史使命，跟40年前相比较，除了欧元问世以外，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变化，本币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越来越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国际资本流动难以监控，汇率大幅波动，金融风险发现较晚，救之也无力。这个体系不加以改革，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难以克服，新的危机还会到来，所以我建议20国集团应该设秘书处，建议经济深入的沟通，形成一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议程。就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基本步骤和主要国家的责任取得一个共识，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进行。不要讲细节，只要有共识，我想对全球的稳定都是有利的。

2011-06-26 11:51:43
戴相龙:
二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行的方案是建立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协调的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现在改革的方案，如果是促进建立主权货币，建立非主权货币现在确实很难做到，我建议就是建立一个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协调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国际地位确实是在下降，但是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还存在，并发挥作用。但是要维持这个地位最重要的是美国要降低财政赤字，总体债务占GDP的比例，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降到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甚至于之下，对美国来说美元的稳定靠他们自己，这是美国的利益，也是全球的利益。欧元的诞生是国际多元化的突破，多元化不是今天开始的，一个月前，我访问了欧洲中央银行，见了特里西先生，根据他的介绍，我认为这十年欧洲是成功的，最重要的指标货币联盟主要是稳定币值，这十年通货膨胀年均增长1.9%，另外他们的债务水平，他们的财政赤字占GDP只有4.5%，美国是9.5到10，欧元区是85%，美国达到100%，日本达到200%，希腊的危机是严重的，但主要不是货币制度形成的，而在于经济制度，欧盟地区也忽略了对欧元区财政的监督，有人担心是不是有一种欧元要退出，我了解欧元的货币联盟没有这个条款，不可能退出，我想在这种情况下退出。另外，中国政府是支持欧元的，温总理访问已经说明这一点，我想欧盟会巩固和完善货币体系，加强财政建设，能够较好的处理这次危机，欧元将在进一步扩大国际货币中的作用。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贡献率已经达到50%，这些国家的货币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国际货币的补充，我非常赞同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分析，15年以后人民币将会同美元、欧元一起成为国际主要储备国，但是代替美元，中国的各种杂志和文章是没有说，只是说成为经济相当的国际地位。

2011-06-26 12:00:41
戴相龙: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经济占世界十分之一，外汇储备占三分之一，也是金融最大的债权。这样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这是理所当然，这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于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也是有利的。我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我想按照它的功能，国际货币应该有五种功能，按照它的功能来划分，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经常项目可兑换为基础，境外贸易和境外投资的人民币结算，进一步发展货币互换，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持有，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第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计价结算，使人民币成为结算的货币。跨境贸易现在是负的多，收的少，有人担心这是人民币升值的套利，一方面有这个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看重了人民币的前景，我认为不用担心。但是我们不能小看，可以同时扩大对外投资，扩大进口。

2011-06-26 12:02:28
戴相龙:
第二个阶段，扩大对境内外合格投资者投资联动，这将全面的推进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从而实现人民币完全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货币，从结算的货币到投资的货币，其次国际资本的流动是七大类、四十三项，中国基本可兑换已经达到60%。

第三个阶段，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国际化最重要的是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一个国家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主要是能够调节国际收支，使币值稳定，这时候人民币对汇率、利率是应该由市场决定的。人民币的兑换是很方便的、很安全的、很有效的。但是我有一个观点，人民币国际化是有数量标准的，量变才能质变，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要达到世界储备货币的有一定的比例，我曾经想这个比例应该是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比如10年以后，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是15%，世界的储备货币中人民币就有15%，这才算得上真正的储备货币。

实现上述三个阶段，我认为需要15年到20年，我认为这是一个高标准的，尽管我们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从它的条件是充分的但是技术上的安排如何跟市场结合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认为时间长一点还是好的，在这期间我们希望到2015年人民币应该成为SDR的重要货币，因为成为这个货币，主要是在结算上广泛使用，在交易市场上使用范围也比较广，就可以。应该大力发展香港等地人民币离岸市场，过去我们20年改革主要是防范风险，是金融企业市场化，我认为以后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应该转入国际化，围绕人民币的国际化进行利率、汇率改革，要让我们更多的金融机构走向全球，另外就是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谢谢。

2011-06-26 12:03:55
王建业:
谢谢戴相龙行长的精彩发言，观点很鲜明。我们有请另外一位主讲嘉宾罗纳德·麦金农教授。

2011-06-26 12:05:21
罗纳德·麦金农:
这个小节的主题主要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六分钟要谈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很困难的，我想讲一讲这些问题当中，也就是中美共治，伯恩斯也谈到，大家都喜欢这个过程，喜欢谈论汇率是否应该规定，贸易平衡，是不是美国应该储蓄得更多，我想讲的主要是谈一谈利率。如果利率差别很大的话，很难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们应该看一看监督一下利率之间的差别。我想给大家看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图表，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都是上面的这个线，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万亿，其他的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增长得很快。他们所有的都没有这种监督的控制，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全球有这种通胀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国际都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体制，现在我们面临着欧元区的问题，美国中央银行所做的对全球也都是有一些影响，美国央行的做法让很多热钱进入了新兴国家。让他们的货币升值，从而降低他们的竞争力，这些国家美元的储备越来越多，很多的国家失去了控制，也出现了通胀的情况。现在的大宗商品价格也大幅上涨，实际上美国的通胀并没有出现，实际上他们没有太多的增长，PPI是大幅增长，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美元的贬值，美元大幅的流出，导致其他的国家经济失控。这就表明中国和其他的国家汇率并没有大幅的被低估，也可以看印尼，俄罗斯，他们的货币实际上被过高的估值了。

2011-06-26 12:06:26
罗纳德·麦金农:
（图）这张图表显示的是零利率的政策在2008年的时候，美联储也降低的利率，大概在0左右。新兴市场的利率更高，因为增长更高，所以他们的利息更高，他们想保持高利率，但是由于这种热钱的增长，中国想提高利率来降低通货膨胀，但是他们不能够提高利率，因为会有热钱的流入，所以中国人民银行也很难再提高利率。还有就是套利的形式，在2002年的时候，美联储来降低利率到2004年的时候，这种银行间的拆借利率达到1%。因为美国的利率很低，美元不断的在削弱，这就是对套利的人来说是一个额外的奖赏。在日本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们还有这种大家都希望得到美元，因为美元是非常安全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临时的现象，在2009年开始的时候，美元不断的贬值，美联储把利率降到0，很多国家就会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美元的贬值实际上是一些新兴国家货币的增值，尽管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了，但是由于国内的货币监管的流失，也对他们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就使得那些利用美元来进行套利的人大幅获益。中国已经升值了一些，实际上这种升值和其他的新兴国家也一起进行升值，可能2011年后半年的时候也会继续升值。这就是我之前讲的这种情况的结果。新兴市场共同群众的崛起，在2011年的时候，这些国家所有的外汇储备达到6万亿，之前是1万亿。

2011-06-26 12:09:58
罗纳德·麦金农:
（图）这是最近在危机之后的一些数字，中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尼、巴西的情况，这种美元储备得越来越多，不光是美国的国债不断的增加，大家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不断的增加，在2001年只是15%，现在已经达到35%，中国实际上达到了50%。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比美国、欧洲、日本以及那些发达国家加起来都要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利率高，很多成熟的经济体，他们都实际上陷入了增长乏力或者缓慢的增长，实际上周边的这种通胀并没有中心的膨胀高。

（图）这个数据可能比较老了，看看中国由于贸易的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储备的增长，以及热钱的比率。实际上在2010年第四季度是非常高的，最近我上飞机的时候，看到了电子消息，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季度，热钱对贸易的增长并没有贡献的太大。另外是商品的泡沫，如果这个利率是0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初级的商品价格不断的上涨，同时我们也看到2007年的美国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另外一个泡沫是初级产品的泡沫，主要是自然灾害的影响，实际上我觉得责任应该是美联储的政策，很多投机的人他们都希望看到初级产品的价格不断的上涨，在期货市场，他们都会推动未来的石油以及商品的价格。今天下午讨论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谈这张图表，但是在这张图表上主要的信息是美联储几乎是一直把利率保存在0的基础上，与此同时，美国的信贷数量在大量的减少，这对于中小型的企业来说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在美国的银行体系出现了崩溃，这是晚些时候要说的一个问题。

2011-06-26 12:17:11
罗纳德·麦金农:
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有一个滞胀，通胀是外来的，某种程度上是不好控制的，经济的停滞是从国内产生的，是因为信贷大幅度的减少，在下一次G20的会议上，我们希望讨论一下利率的问题，以及是否有可能，处在中心的这些成熟的经济体能够共同的在利率的问题上做出一些新的、共同的举措。这也会帮助在边缘的这些国家更好的应对利率方面的问题。

昨天我们提到过人民币应当国际化的问题，我同意，但是在说到风险或者威胁方面，没有人会从中国的银行或者说上海的某个地方去借人民币，因此在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这个风险。我基本上就讲这么多。

2011-06-26 12:20:44
王建业:
下面开始讨论。

2011-06-26 12:23:04
濑口清之:
我同意戴相龙行长的看法，郑新立先生也说中国这五年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我自己相信除了这五年以外，今后十年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国进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是一边保持自己国家的货币，一边进行自己国家的金融兑换，那时候是保持非常好的平衡，平衡的意思就是一边控制通货膨胀，一边进行人民币的升值。再加上适度的金融自由化，那时候一边需要国内银行的健全性。以日本来说，我们克服了日元的升值，但是太警惕日元的升值，引起了泡沫经济。尤其是现在在中国是高速增长的时代，中国有很大的改善自己国内的生产力，那样的时代能克服人民币的升值，现在流动性过剩存在，那时候中国防止通货膨胀，还是需要控制贷款，再加上进行适度的人民币升值，我觉得中国是可以进行这五年的经济发动机的作用的。谢谢。

2011-06-26 12:23:35
罗纳德·麦金农:
一个小的问题，关于人民币升值，你们可能会觉得以一种静悄悄的方式推动人民币升值会比较好，但是很多人期待人民币升值，而与此同时又必须要防止热钱大量的流入，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对于人民银行来说需要解决很多的困难，我近期会出版一篇论文，是关于贸易盈余和储蓄盈余的问题，因为从很大程度上讲，贸易的盈余是储蓄的盈余，这是我的一个简短回应。

2011-06-26 12:25:54
王建业:
刚才的两位主讲发言人做了很好的介绍。戴主席给我们讲了中国的货币体系改革的时间表，罗纳德·麦金农教授也给我们讲了G20和利率的问题，还讲到保持稳定性的问题。下面进行讨论。

2011-06-26 12:27:16
罗密欧·奥兰迪:
我是意大利亚洲观察家学术委员会主席，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世界银行也出了一份新的报告，说到2015年的时候六大新兴国家将会在全球的经济增长中占50%，因此世界经济货币体系将不会由一个国家来主宰，现在国际经济版图出现的变化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与此同时，这份报告中还提到了对于现在金融体系所面临的一些复杂问题，也提到了IMF将会选出新的总裁，特别是对欧洲来说尤其如此，很多优秀的分析家已经提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结构中代表性不平衡问题，我们需要更好的来反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代表性，我的观点非常简单，我觉得要考虑到这些新的参与者，不仅是重要而且也是明智的，因为他们代表很大程度上未来经济发展的机遇，特别是对多极的世界来说特别如此。

2011-06-26 12:27:52
罗密欧·奥兰迪:
世界银行应当更加具有代表性，它经常在呼吁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相关的程序来反映力量平衡发生的变化。但是与此相关的责任还不仅仅是应当选出一个新的IMF的总裁，它反映一个更加具有战略性的问题，更不是简简单单选一个候选人，是涉及到政治决策。这或许给发展中更多的手段和金融工具，他们不应该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代表性不足。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东方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过去要双方讨论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需要多边的讨论，新兴的国家是外汇储备最大的持有方，世界银行这一点说得已经非常清楚。随着经济力量的转变，必须要考虑到低收入的国家，把他们融入到全面的经济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来，要加强“南南合作”，国际机构怎么能够忽视这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呢？问题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也需要全面的解决办法，要有远大的目标，不能够以国民主义的这种简单的取向来解决问题。

2011-06-26 12:31:50
何伊兰:
做评论之前我主要是讲资本的流动，这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密切相关，但在此之前，我想强调一下，我不是贝格鲁研究所的，我是代表OECD，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有34个成员，相关的政府共同进行政策方面的研究，出版一些共同的标准，以使得世界经济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我们积极的参与20国集团的进程，提供一些技术方面的分析和建议，尤其是在分组工作，特别是在资本流动方面。

第一，技术方面的分析，也是OECD在做的一些分析，考虑到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在过去30多年资本流动的趋势，事实上如果你们回顾历史，会看到有268个大量资本流动的案例，这些处在流动中心的一般都是银行数据方面的危机分析，经常会出现资本大规模流入或者撤出之后，我要进行结构性的、政策性的往往能够解决，往往能够解决短期资本大量流动带来的危机。与此同时，有一些相应的政策协调能够影响资本流动，特别是与FDI相关的资本流动。

第二，OECD不仅仅是一个智库，也是一个行动组织。我们的这些成员制定并且实施了关于资本流动的一些标准，建立了相应的框架，可以帮助各个成员更好的来管理资本的流动，现在更重要的是需要减少资本流动的短期风险，采取共同的行动，以确保防止不愿意出现的结果出现。在G20方面，现在也是向其他的一些国家开放。OECD也是向其他的一些非成员开放，是比较具有灵活性的。与此同时，它也能够提出短期资本流动方面的建议。

2011-06-26 12:33:25
黄益平: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很多方面的讨论，但是大多数人同意起码从中短期来说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储备货币多元化的问题，多元化其实对我们来说有两个：一是美元可能还会在很长时间内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美元的地位可能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非常重要的地位，意味着美元的相对稳定是符合全世界经济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可能需要在G20的会议上有比较明确的讨论。包括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很多其他国家的投资策略，尤其是有很多外汇储备的国家，我觉得相互合作，保持美元的相对稳定是符合我们的利益。

储备货币多元化的第二个问题，意味着除了美元以外还会有其他的货币发挥储备货币的功能，我们知道现在有欧元和英镑，可能还有日元，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G20以后，我们会不会出现由新兴市场的国家以后在国际上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中国最关注的是人民币以后能发挥什么作用，戴相龙行长已经讨论了很多。这是我们的愿望，以后能不能实现也有很多其他客观的因素，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能不能国际化，说实话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可以做。

2011-06-26 12:35:29
黄益平:
我说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能不能最终把人民币纳入到SDR，也就是IMF特别提款权的篮子里，最近有很多讨论，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尽量放进去，但是不要像我们很多专家讨论说，放进去不要把汇率的灵活和可自由兑换作为先决条件，我觉得这样放进去没有任何意义，放进去既不能帮助SDR的改革，也不能帮助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让人民币汇率自由和让资本可自由兑换其实是和我们的改革是一致的，我认为把它作为SDR放进去的重要条件没有什么不妥当。而且最近央行副行长，人民银行的副行长易纲曾经提出过一个建议，2010年的时候，SDR的篮子权重已经调整过，现在我们可以做的是推动IMF或者其他机构来建立一个影子篮子，也就是除了我们现在四个货币以外，加上一些其他的货币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讨论，但应该可能会有人民币，这样的影子篮子权重建立以后可以试运行几年，到2015年如果条件成熟正式纳入人民币或者其他货币，这是比较好的方法，渐进的过程。

2011-06-26 12:36:48
黄益平:
二是我和樊纲教授一起做的报告，在推动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尤其是亚洲的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可以做的工作就是推动亚洲国家的货币互持，我们现在有很多货币互换，有很多储备放在一起，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相互持有我们自己的货币，这对于我们防范金融风险，对于我们推动亚洲货币的国际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本来就需要持有很多其他的货币，对于我们储备投资的多样化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戴相龙行长讨论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这一步不走，我们根本不需要讨论国际化，也不需要讨论储备货币的问题，核心是什么？就是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们在1996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现在我觉得已经可以到了走的这一步，今天看中国的宏观环境、财政状况，金融体系和我们外部帐户的状况比当初很多国家，包括印尼、印度、俄罗斯，他们推动资本项目开放时的条件要优越得多，其实是有条件可以推动做，当然推动这个资本项目的开放，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限制。举一个例子，我们对短期资本流动有一些担忧，我们可以实现资本开放，举一个例子对资本市场，尤其是对短期资本流动有QFII，QDII，可以限制，经过过度以后进入完全的自由可兑换。

最后一点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我认为最终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还是应该走向可自由浮动，我们现在有条件在两三年以内做到这个，罗纳德·麦金农教授认为还应该走向回头，固定汇率，我觉得中国已经没有这个选择。谢谢大家。

2011-06-26 12:37:53
安德雷斯·艾舍:
刚刚戴主席也谈到了欧洲的成功经验，我想其实欧洲的领导人在这方面也不是非常的成功，可能他们在某些方面能力还是有所欠缺，20国集团在树立系统性危机方面是不成功的，也许是20国集团在这方面的能力不够，如果我们对工作的进展不满意，我们应该自己采取行动，我们作用专家，应该进行一些思考，我们可能不能行动，但是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进行一些思考，考虑一些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过于复杂了呢？是我们自己不能解决吗？如果单靠一己之力不能解决的话，是不是应该大家相互合作，是不是应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倡议，让大家能够走到一起。

2011-06-26 12:39:12
安德雷斯·艾舍:
我们每个人只有五六分的发言时间，这个时间太短了，这也不足以解决问题，作为全球的智库应该形成一个倡议，来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能够相互协同合作，寻找更有效的方式。现在对于我们这些智库来说，有一个新的机会进行合作，我们不能够完全依靠政治家，不能依靠行政管理人员，我们应该靠我们自己。谢谢。

2011-06-26 12:40:29
何塞·安东尼奥·罗梅洛:
谢谢会议的组织者向我发出的邀请，我是何塞·安东尼奥·罗梅洛，来自墨西哥学院经济系的教授。我们谈的很多问题是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现在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而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的一些货币和金融组织都在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所有的人在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都认为，我们过去的金融经济政策是失败的，而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改变工作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够重新上路开始工作，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致力于采取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改变抑制通货膨胀，改变财政政策。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沿着这条改革的路走下去，如果希望在21世纪发挥作用，就应该继续改革。

现在国际金融组织都是由一小部分的富裕国家的人控制的，如果我们想让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更大的代表性，我们就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这样国际金融组织才能够更具有活力和创造性。其实经济的发展是非常神秘的，每一个国家也不可能轻而易举的实现经济的增长，大家都有自己各种不同的困难和危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特别的经济增长方案和政策。我们应该让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政策，而不是强行的将一个政策强加于另一个国家。那些最有可能被大家欢迎的政策就是那些适合国家的政策。这些国际金融组织领导人的候选者应该希望更多的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希望他们有很好的工作理念，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让这些组织的工作走上倒退之路，回到过去那种不先进的模式。

2011-06-26 12:41:12
杨元庆:
我有四点：一是我们谈了国际金融改革，重要的是我们什么时候不再说而是具体行动呢，我们想亚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应该一直这么说说而已。二是作为马来西亚98年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一场金融危机中开始资本市场的管理，但是现在人们意识到，资本的管理在我们国家是成功的，有一些经验，但是我们应该继续讨论。三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够在马来西亚用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一个主要的贸易使用的货币。四是希望大家讨论一点，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体系，因为98年的危机让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亚洲成立这样一个货币基金呢？我想中国应该可以在这一方面发挥一个领导作用，成立亚洲的基金。这样就可以继续扩大我们的清迈倡议。

2011-06-26 12:42:15
王建业:
首先感谢两位重量级的主旨发言人和讨论的嘉宾，这一节的讨论到此结束，这里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思想和观点，希望我们的研究人员和新闻记者找到亮点。谢谢大家。（结束）

2011-06-26 12:4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