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5）”国际高峰论坛分会场：经济增长与“十三五”展望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5）”国际高峰论坛第二分会场“经济增长与‘十三五’展望”定于2015年7月4日14:00举行。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实录 图片实录 视频下载 返回直播页

图片实录 更多

活动标题

•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5）”国际高峰论坛分会场：经济增长与“十三五”展望

活动描述

•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2015）”国际高峰论坛第二分会场“经济增长与‘十三五’展望”定于2015年7月4日14:00举行。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内容：

• 主持人: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下午的分论坛现在就开始了，我介绍一下今天下午发言的嘉宾，有国家发改委的张燕生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杨圣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长杨瑞龙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教授。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首席教授龚刚教授，浙江工业大学陈昆亭教授，湖南大学陈乐一教授，还有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建强教授。每位嘉宾发言的时间是25分钟，今天下午的发言主题是经济增长与“十三五”展望，但是我看一下我们大家所有的发言题目实际上应该是围绕着新常态下的改革、开放来展开的，当然这也是十三五的主题之一。所以我们第一位有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教授做演讲。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感谢。

  2015-07-06 09:23:29

• 张燕生:

  首先强是非常感谢，感谢本次论坛的邀请，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们，我想我们把最近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环境，也就是说中国搞“一带一路”，我们的国际国内环境，究竟有哪些变化。

  第一个变化讲一下外部环境，也就是三中全会的一句话，叫做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这就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全球化发生了哪些变化。还有一句话就要适应这个新形势，就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那么开放经济的新体制，又应该是怎么样去构建，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全球化的新形势，首先，什么是全球化？我是把经济全球化总结概括为三个驱动，就是全球化是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是创新驱动。中国人怎么样看全球化呢？也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什么讲是机遇期？因为世界史，经济史告诉我们凡是经济全球化时期，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凡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是一个快车道，谁搭上这个快车道谁就快速的崛起。这是第一句话。

  2015-07-06 09:23:52

• 张燕生:

  我们说历史上的全球化，比如说第一次是1870-1913，谁搭上了呢？美国和德国。还有一句话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高频率的发生的时期。我们说经济全球化有哪些新形势呢，我在片子上列了，说TPP，TTIP，BAT，ITA等等，总的来讲就是一句话，危机后美国推动了全球新一轮经济发展的规则的变局，这个变局对我们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这里写了三个我自己的看法。第一个是变局以后全球化很可能四分五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TPP，TTIP，实际上把世界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区域，就是参与则能享受开放，不参与则可能会被边缘化。因此朋友们就讲说中国从全球化得到最大的红利，全球化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中国还能获利吗？

  第二个就是区域化的发展很可能带来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的陷阱。我们知道陷阱是什么呢？标准越高，能够实现的就越少，所以实现的者越少，就意味着高标准将把相当一部分的经济体排斥在外。所以高标准的FTA的陷阱就是发展中国家很希望容易被边缘化。

  中国现在提出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的网络。中国的高标准和当前美国推动的高标准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看看最近签订的中韩自贸区协定，我们看看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区的协定，我我们可以看到TTP和中韩、中澳自贸区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中韩自贸区货物贸易90%以上达到零关税，过渡期是20年。中韩自贸协定是用20年来示意高标准，但是我们知道TPP是会过期的。另外我们看看中韩和中澳自贸区协定，韩国说中国汽车市场的开放对韩国是一个大冲击，因为他希望不列入开放的议题，因为从中国出口的，在中国生产的奔驰、宝马、奥迪一旦开放了就会对韩国形成重要影响，中国说，好，这是你的核心利益，敏感领域，那这个问题就不列入开放。

  2015-07-06 09:24:12

• 张燕生:

  包括像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可以看到在服务业开放方面，澳大利亚是采取了负面清单管理的，中国是采取正面清单管理的。因此可以看到我们的区域化和TPP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也就是TPP，TTIP有很强的排他性，而中国有很强的包容性。

  中国怎么办？怎么适应变革，一个方面克强总理强我们对TTP持开放态度，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实际上推动了“一带一路”，推动了亚太自贸区，推动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把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变局看作是倒逼改革的压力。而且中国提出来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是包括TTP，包括RCEP，也就是说中国提出来的建议是一个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建议。这是一个方面，我们的环境发生大的变化，为什么“一带一路”。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国内的经济正在发生一个大变化，去年中国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超过美国，（斯帝各离四 音）讲2015年是世界中国世纪的元年，我们说可能会面对三种有可能的选择，一个是成功实现弯道超车，另外一个是可能出现弯道减速，还有可能出现弯道翻车，像日本那样，20年的停滞，要想实现弯道超车我们就要全面改革。这个地方我们想至少要发生三个变化，从过去35年靠汗水驱动的增长，转变到未来35年，靠智慧驱动的增长。另外是转变成包容性的增长，基尼系数下降，居民城乡老百姓的收入差距要持续下降。第三个是新常态从高碳发展转向低碳和绿色的发展，也就是说过去35年我们的发展模式很难支撑新35年的发展，这个方面角度来讲我们有一个很强的意识我们回到了1979年，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回到一个过去。

  2015-07-06 14:30:13

• 张燕生:

  这有一个变化呢？我们会发现过去35年我们熟悉的东西恐怕都要消失，未来35年，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可能都会出现。因此再年轻的朋友们，如果说不能适应变化，你就OUT了。年纪再大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我们要想适应新变化，我们可能还能够继续下去。是吧？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从外经贸的角度来讲，第一个变化就是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驱动的外向型模式OUT了。新35年我们要专项开放型，什么是开放型？我们将更加重视进口，我们将更加重视走出去，我们的汇率，我们利率，我们的价格，我们的货币和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价格信号将更加专项中性。

  2015-07-06 14:30:57

• 张燕生:

  第二个我们会发现我们过去的熟悉的，从1993年以来的双顺差的格局正在走向基本平衡。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加工贸易顺差在大幅度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顺差主要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主要是工序分工，工序分工我们前35年是潜入到跨国分工的分工体系。现在我们说加工贸易的出口已经从55下降到了34，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工序分工为主，嵌入式为主的出口结构正在退出。而以我们国内企业为主的一般贸易，到现在靠竞争力为主的一般贸易，我们仍然是逆差。也就是说我们靠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还没有办法赢得顺差。

  那么这样以来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发现我们加工贸易的顺差在下降，我们一般贸易的逆差在上升，服务贸易的逆差在上升，我们服务和金融资本贸易的逆差在上升，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国际收支的状况从我们非常熟悉的双顺差转向平衡，甚至是可能出现逆差。去年第四季度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逆差将近一千亿美金。这是新常态还是旧常态呢？那绝对是新常态。

  我们整个亚洲，东亚，在2015年都成为资本进输出的地区，中国是一个趋势变化的主导。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开始了过去35年的GDP主导转向了新35年的GNP主导，我们的原产地开始多样化，我的手机是华为的，我没有用过苹果，我也没有用过三星。华为的手机开始从中国制造的华为开始变成非洲制造的华为，东亚制造的华为和南亚制造的华为，中国的出口开始变成了全世界的出口，是吧？是原产地的多元化，资本输出带动了我们商品输出的多元化，境外人民币需求结构的多元化，将会使中国真正的开始一个GDP持续扩大的阶段。境外的要素收益将越来越多的成为我们下一步财富的来源，福利的来源。

  2015-07-06 14:31:10

• 张燕生:

  所以说我就讲了三句很绝对的话，所谓绝对的话就是，要想经得起困难，第一代工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过去35年的代工，甚至说绝对一定，包括服务代工、制造代工和研发的代工，它的黄金时期统统过去了，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要想成为制造强国通过一个工序，一个技术来带动成为全球的强国是不可能的，所以习主席讲下一步要自尊、自信、自立。我们突然发现过去给我们带来的代工要退出了，我们说战略上和整体上，局部一定会存在，我们说这个经济上一定会存在代工，但是战略上退出了。

  第三个方面我们低端参与竞争的国际黄金时代退出了，我跟企业家讲过去35年能用便宜的材料不用贵的，能用便宜的人才我们不用贵的，能用便宜的零部件，我们不用贵的，这个时代结束了。我们迈向中高端的就是能用贵的，我一定不用便宜的，能做好的我一定不做低品质的，否则的话不可能有未来。

  第三句简单的话来讲我们叫做简单模仿、仿制和抄袭的黄金时代过去的，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学家讲，尤其是我们在座的经济学家都在讲的，过去35年谁创新谁死，新常态这句话变了，叫做谁不创新谁死。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是加工贸易已经从55降到34，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说现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说哪一种产品的增长更强劲呢？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说机电，还是高新，是传统密集型的产品的出口更强劲，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我们说受打击最早，调整最早，现在见效最早。我们就问自己机电会不会成为第二拨呢，高新是不是成为第三拨呢？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实际上正在发生了变化，另外一个方面，贸易作为我们发展的引擎，这个时代是不是结束了。对吧？今年的GDP能够达到7%，外贸呢？能不能达到6%，很困难。一个去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史上都是贸易去引擎化的时代。

  2015-07-06 14:31:26

• 张燕生: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适应这个变局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发现中国的老百姓正在从过去的35年的价格的追求者开始变成了价值的追求者。老百姓过去像我们这一代人是买便宜的，现在我们在座的80后，90后，00后，是要买好的，是吧？那么要买好的这种消费者，2020年要增加多少呢？可能是要增加3-4亿人。2020年前我们增加要买好东西的价值追求者的消费者增加的人数比美国的国民人数都要多，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企业现在做好准备生产好东西了吗？有更好的人才，更好的管理，更好的技术，更好的原材料，我们企业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现在出现一个现象，中国人在买世界。包括到日本买电饭煲，买马桶盖，其实这是中国人的消费升级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出现需求结构变化诱导我们创新，诱导我们的供给，诱导我们的新35年和旧35年所产生的质的变化。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发现新常态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那么“一带一路”首先讲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是吧？这个地方讲了邓小平30多年前讲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中国的开放是三个方面，过去35年中国的开放重点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未来35年呢？那么我们可能会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是吧？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开始了，第二次上山下乡开始了，在座的80后，90后，00后，想上山下乡吗？到亚非拉去，对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第二个是邓小平过去30多年前讲的两个大局的思路，现在过去35年重点是东部沿海，未来35年有可能是中西部，是吧？那么我们的西部地区，像云南是作为丝绸之路南翼的桥头堡，宁夏是作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对阿拉伯地区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说广西是对东南亚的门户，新疆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这些地方都是中国比较落后的地区。是吧？

  2015-07-06 14:31:41

• 张燕生:

  当他们进入到开放的前沿的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走出去的实力，能力建设、体制高低、离岸体系的建设成为中国西部，新一轮开放的最重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讲一带一路，西部开发一定是举全国之力。

  第三个是邓小平30多年前就讲说开放是由两个内容，对外叫做开放，对内叫做改革。因此我们讲开放的时候，我们讲的是高水平开放的本质，是要推动高标准的改革和高质量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改革和发展所发生的性质上的改变。是吧？所以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一带一路”在30多年前邓小平讲的三句话中可以看到。

  因此我们会设计我们的“一带一路”，首先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一带一路”的理念是什么？我们把它总结为三个主题词，第一个主题词是发展，对吧？它要为发展中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创造一个好的格局，和创造一个好的秩序。

  第二个主题词是包容，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不同的阶段，大家要包容、合而不同。

  第三个主题词是共享，也就是说发展，我们要共享他的机会和成果。

  2015-07-06 14:31:57

• 张燕生:

  因此中国提出了我们“一带一路”要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那么这个地方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做到政策沟通呢？政策沟通首先涉及到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欧洲、日本这些大国之间的政策沟通。我们说亚投行，实际上是“一带一路”，表面上看是资金融通的一个组织，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沟通的场所。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真正的能够开绿灯。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包括设施的联通，我这里讲了你要搞交通的基础设施，能源的基础设施，通讯的基础设施，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同当地的媒体、社区、非政府组织、青年人打交道。我们中国人讲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吧？也就是说你要想在“一带一路”65个国家，44亿人口，21万亿美金的GDP，你要想站得住脚，凭什么，难道仅仅是送钱就够了吗？不够的，要得民心，你不进村，不上山下乡，如何赢得民心，是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对中国新35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就是你能不能在亚非拉站得住脚，包括你的经济，包括你的文化，也包括了你的软实力。

  如果亚非拉占不住脚你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美日欧正面市场上的竞争，也不可能赢得未来的辽海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新35年对中国的考验实际上是非常严峻的。

  2015-07-06 14:32:09

• 张燕生:

  因此自贸区，中国就讲了三句话，一句叫做立足周边，一句叫做辐射“一带一路”，一句叫做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的网络。也就是说中国开始在全球建立起一个更加开放的区域化的安排。是吧？我最后一句话是我自己的预测，2025年未来的十年，中美、中欧、中日、中俄、中印都可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第一个条款是什么，签订以后90%的货物贸易零关税，过渡期结束以后，澳大利亚承诺对中国百分之百的货物贸易零关税。是吧？如果说百分之百的货物贸易零关税像我们北京到天津，是吧？而且澳大利亚承诺对中国的服务贸易的准入实行负面清单，就是说明确列出哪些是安全，哪些是敏感，哪些是战略，除此以外对中国是法无禁止皆可为，空前开放。这个角度如果说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洲，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中国和印度都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一带一路”走起来会变得更加的通畅，我们过去三年和美国的学者研究了六轮关于中美BIT，BITT等，我们后来委托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做研究，美国也委托了一家研究所做研究。后来他们的前所长去我们这里汇报的时候，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中美搞自由贸易协定合作给美国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净增加和给中国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净增加一样多，我说太好了，你告诉我们双方，双方合作得到一样多的利益，对抗我们双方得到一样多的损失。

  后来最后的发表的报告修正，报告上说中国人会从中美合作中获得更多的好处，我们都知道，如果调一调结构就会发生变化。第三个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促进产能合作，也就是说我们确实觉得现在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是比较偏低的，我们看看2013年我们的电解铝是73.5%，我们的造船是65.7%，我们的水泥是75.7%，也就是说我们说75%以下是严重的过剩，我们相当一部分的产品都是严重的过剩。是吧？那么我们看看美国的产能利用率，一再看看欧洲的产能利用率可以发现美国在2000-2012年美国是最低是67.2%，欧洲是69.5%，我们会发现美国的产能利用率最低值比我们中国的今天的产能利用率还要严重。是吧？欧美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样解决呢？用危机来解决。中国呢？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朋友说，我们现在越来越接近一场危机，接近一场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危机，怎么办？

  2015-07-06 14:32:22

• 张燕生:

  因此我们会发现中国开始把自己的十二个行业的产能像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讯、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海洋工程，十二个行业的产能开始“一带一路”进行全球配制。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十五的时候，中国鼓励走出去在境外搞加工贸易，在国外拿能源资源，十一五推动我们推动原产地的多元化，到国外搞基础设施，第二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推动国际营销网络平台的建设和重视当地的民生和社会责任。我们说十三五用资本输出的方式带动中国的全球贸易，全球的投资，全球的生产的布局将是一个新变化。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也就是说中国的扩大内需和对外投资将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新增就业将达到七百万的新增就业岗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说亚投行会有57个国家积极的加入。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新35年我们可以看到开始搞中国制造2025。第一步用十年，也就是2025中国的要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行列。再用十年，2035进入制造强国的中等水平，然后再用后续的时间到2049，中国要进入制造的前沿。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新35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我们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是吧？但是毛泽东时代我们始终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解决我们的效率，社会主义有效率，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最后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没有解决，邓小平时代解决了，就是搞了市场经济，是吧？因此中国经济经过了35年以后有了今天。

  2015-07-06 14:32:37

• 张燕生:

  我们说新35年，也就是说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新的要建立起一个制造强国所需要的这种独立的制造体系。是吧？那么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说我是当过产业工人的，我当过一级工，二级工，三级工，我的师傅是八级工，我当工人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前，我们企业里面有高品质的职业中专和大学，改革开放以后都没有了，只有农民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用工序分工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制造体系，我们是有低成本的。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现在又开始迫切的需要技工，是吧？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地方调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需要职业教育的中专，职业教育的大专，职业教育的本科，职业教育的硕士和博士，什么概念？中国要走向制造的强国，我们突然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资资本和这种会发现是新35年的新常态，这是过去35年所没有的。

  最后结束，我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下一步中国要走向新常态必须是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的这一坚实基础，没有实体就没有未来。第二句话是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支点，要成为大国，如果不能够转变就没有未来。第三个是要牢牢把握“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中国开始从中国视野转向全球视野，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2015-07-06 14:32:50

• 主持人:

  非常感谢张老师，用很短的时间全面解读了外经贸领域新常态下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来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和全面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问题，第二个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圣明教授，他是我们的老前辈，给我们讲一下中国经济新常态问题。

  2015-07-06 14:33:01

• 杨圣明:

  各位同志，各位领导，各位朋友。美国是研究宏观经济的，今天大家讲的都很好，上午听了很多的发言，刚才张燕生教授讲得也很好，他从全球的视野。我现在讲的是没有那么大，万万没有那么大，还是比较适合现在提出的问题。就是说我的题目实际上是十个字，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这个新常态这个词提出不久，提出很短的时间，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在河南考察的时候首先提出来的。在这一年的七月，总书记在座谈的时候又提出了一个新常态。后来就是说他提出这两个以后，人民日报八月四日起连续四天在头版发表了有关新常态的特别报道和平面报道。出来以后从8月4号，5号，新常态这件事提到了我们可以说理论界，政治界的前沿来考虑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还要强调，他认为认识还是不够，他在同年十二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九个方面，像上次提到的九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做了全面、深入的学习和介绍。他强调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是总书记说的十个字。

  对于总书记的指示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的理解新常态，我们说这个新常态不是说一下就算完了，不是一名词大家知道知道就行了，不是这样。一定要学深学透，在思想上要把它树立为指导思想，作为主旋律，这个要很长的时间。这是我讲的一个意思，新常态的来龙去脉吧。

  第二个是新常态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认为他主要的是指我国经济领域的问题，经济领域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新与旧，这个常与旧，既然是常嘛，就是有过去了，新常态我理解就是说新旧的关系。这个发展过程中新和旧，没有新的产生，旧的不会下去。没有旧的，新的也不会出来，这两个是互相依靠的。

  2015-07-06 14:33:13

• 杨圣明:

  对于这个认识来看看我们三十年的经济，可以说我们三十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及其伟大的成功，我们经济的速度很高，可以说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各个方面的成就是很大的，在这里不去说了。

  但是他也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而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未来三十年，未来三十年有什么样的成就？我们应该发展更好，应该取得更大的成绩。所以说这个新常态这件事情要解决过去的三十年和未来三十年，我是这样的理解的。

  在这个过去的三十年方面，我主要强调的是说这个不足，我们过去的30年的不足是什么不足？可以说是速度相当高，但是我们的结构、质量、效果这三个东西比较差。关键的话说是我们的经济还要靠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的大量的投入。来支撑这样一个高速度，但是这样能不能下去呢？不行，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如何支持今后三十年的发展呢？就一条，必须有新的思路，有新的主张，新的政策。什么是新主张和新政策，一会儿再说。

  我认为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在经济方面，提出什么样的新思路，从研究经济，我们要从经济方面提出来的新思路，新的主张，对国家的建议有什么样的政策，是这点。我认为这是主要的。新形势下总书记提出了新常态的历史背景。所以我们一定要相应总书记的号召，适应新常态的要求，要求干什么？在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在整个社会以及各行各业大力提倡创新发明，只有这个创新发展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说真正的实现了转型升级，我们的经济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外延转为内涵，我们必须转型创新。苏联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但是至今都没有转出去，苏联垮台的时候，1990年左右，那个时候他仍然说这个。过去我们经济所的所长孙亦航同志，那个时候在世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他的讨论，那个时候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他是我的所长，那是很早了。

  2015-07-06 14:33:28

• 杨圣明:

  在这个苏联的教训也给我们启示，不进行转型，最后不可能使你的经济协调，你看现在的俄罗斯的经济还是一套，实际上他还是没有理顺这个关系，随便谈了造什么枪炮、火箭、导弹，但是他的经济还是很差。这是我讲的，我们要用这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看这个新常态这件事。

  那么我们今后怎么办呢？我想我们还是依靠十三亿劳动人民，一切精神财富都是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那么我们有13亿劳动人民，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创新，不管哪一个国家没有十三亿，把西方所有的发达国家加起来也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要珍惜。只有依靠十三亿富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十三亿劳动者，才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这个物质财富现在来说，现在说的物质财富是怎么样的呢？就是GDP。是吧？今年创造多少GDP，那就是说这个有数量的，有计算的，统计局可以统计出来的，是不是？这个巨大的物质财富，我们要使它的增长速度高一些。要保持稳定。不能太低，今天说了，速度是七还是六点多，还是五，这件事经济学家还是有争论的。要是七左右还是比较多。但是也有一些不是那么乐观的，变成五或者是四。但是即使这样，这个速度我们也是比西方发达国家高，比欧美的速度还是高一些，那个速度是多少，才二点几，欧洲才一二，美国最高达到三点几，这个GDP的速度，我们远远的高于发达国家。所以用这样一个速度，不会我们赶不上，我们又崛起，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一定能超过美国，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信心。

  2015-07-06 14:33:44

• 杨圣明:

  那么我要实现这样的信心呢？就是说一个靠劳动者吗？一个靠劳动者的人数要增加，一个靠劳动生产率要提高。劳动者光靠一个劳动力，自己生产，自己吃掉那就完了。必须你的劳动生产率高，一个人能养活十个人，一个人能养活二十个人，那么你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了，是吧？但是农民，过去在农村辛辛苦苦劳动，一家五口，我劳动一年，够这五口人生活差不多，就够了，那是一个劳动力养活五个人。现在的一个劳动者能养活，可以说是，那是很多倍了，比这个数要多很多倍了，不说具体数了。

  我说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劳动者要使他的生产成果养活更多人，实际上是什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最后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归根到底，一切我们今后不是铺大摊，不是搞这个劳动力的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靠什么，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须有教育和科学。劳动生产率现在念一段话，列宁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列宁原话啊，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奴隶制度下所没有的劳动生产，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觉、自愿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列宁觉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高，这才是共产主义，这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就到这，我想我们应该有这种精神，最后两行字啊。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唐朝的贞观盛世，出现过清朝的康乾盛世，放眼未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将实现四个现代化。国家面貌和人的生活要更加的美好，避免出现更加雄伟壮丽的，举世无双的新世纪，新常态。

  2015-07-06 14:34:00

• 主持人:

  非常感谢杨老师啊。尽管这么大年纪还是特别辛勤的在这里工作者，为我们做出了很大的榜样。应该说杨老师从经济学的角度诠释了新常态和这个新常态下我们的对策。下面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教授给我们做演讲，他是给我们讲一下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式，有请。

  2015-07-06 14:34:16

• 杨瑞龙:

  非常感谢大会的邀请，我也是连续多年参加这样一个盛会，有机会和同行们进行交流。那么今天我主要是想谈谈就当前的经济发展谈一点看法，大家知道我当经济院院长之前，2006年我们创建了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出了十次中国宏观经济报告，长期关注宏观经济的变化和走势。

  所以我借助这个机会，借助这个问题发表一点看法。我想谈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家知道我们应对2010年年末开始出现的经济下行，为这样连续多年的下行给出一个新名词，尽管我们官方有一种倾向说大家不要把新常态和经济下限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无可回避，这是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如此，我们说这样的下限我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可以接受，他和单纯的经济崩盘不一样的，这个下行的话首先是就业比较稳定，尽管经济在下行，物价比较稳定，还有说尽管经济下行，但是服务业发展还是算比较良好。所以说这样的下行的话，可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什么机会？结构调整的机会。创新创业的机会等等。所以对这样的下行我们要保持淡定，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经济下行，是一个有潜在增长适度下滑所导致的经济下行。说这样的一种下行的话，不管你着急还是不着急，你想支持还是不想支持，总是存在的。

  所以你如果过渡的采取刺激经济的话，可能无助于经济上行，还会导致很多的问题，这是过去的一般看法。

  2015-07-06 14:34:27

• 杨瑞龙:

  但是这样的看法到去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外需的低迷，投资大幅度下滑，出现的一个有一个趋势性下滑，最后我们慢慢发现这里不仅有趋势性下滑，而且还有周期性的作用。特别是伴随着GDP指数全面为负，这样一个指数表明什么，中国走出一个需要政府救市到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了。我们说有众多的指标显示当今经济的下滑不仅是前期下滑造成的，而且还有周期性的下滑造成的。

  首先我们第一个特点是GDP增速在总体回落中出现了部分区域塌方式的下滑。特别是我们发现民意GDP下滑较大，而且近五年来首次低于实际GDP增速。2015年第一季度，民意GDP的增速是5.8%，第二个特点是部分地方出现了塌陷式的下滑，特别是东三省，还有前期表现比较好的中西部省份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下滑。另外是希望房地产投资的引领上总趋势呈现了加速回落态势，有消息就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一到五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1.4%，物价回落四个百分点。另外是第三产业的引领下总供给持续疲软，工业领域的萧条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是规模以上的增速下滑得比较明显。第二季度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6.2，较同期下滑了2.5个百分点。

  第四个是在总需求不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以及内生性作用下，宏观总体是大幅度上扬，工业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向深度迈进，像PPI已经是三个月的负增长。另外是绩效指标逐步恶化，出现了断崖式的变化，特别是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度的下滑，特别是新特点是国有企业的下滑更为显著。

  2015-07-06 14:34:40

• 杨瑞龙:

  而且工业企业的亏损也是在扩大，第二个的话，是财政征收回落比较明显，不会出现断崖式的变化，像东三省，还有部分地区县级财政非常困难。第三个指标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随着房地产的下滑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另外居民收入短期内比较稳定，后市来看还是值得担心的。

  第六个特点是国内宏观经济指数在持续回落，而且多数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特别是克强指数出现了回落，像发电量，运输货运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另外是表外业务清理，整体接待等社会融资规模和社会供应速度回落的趋缓，金融内生性现象比较明显。实际上中小企业想贷没有钱，还有一些企业可以有能力贷，但是他没有意愿去贷款。所以说实际上进入了内生性是比较明显的。

  第八个往年我们不太担心的就业问题，现在来看也出现了新问题，特别是就业质量出现了。

  2015-07-06 14:34:54

• 杨瑞龙:

  第九个是进出口下滑比较明显，特别是伴随着内需不足以后我们进口下滑得比较明显。而且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总体低迷的条件下的话，新常态和新阶段还是表现得比较显著的特征是中国的结构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这个分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个分化首先第一个比较大分化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化。特别是在实体经济低迷条件下，我们的股市在房地产的回落过程中出现了股市的泡沫。尽管现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但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是出现了一个背离实体经济的上扬，所以很多人担心说中国的股市，我们说担心下半年，明年但是没有想到提前发生了，股市涨的问题，问题是股市不涨怎么办？现在面临着这个问题了，股市不涨了，跌了怎么办？现在来看问题挺严重。

  第二个背离是什么，生产领域的收益于金融领域的收益的背离，导致生产性领域的萧条与股市泡沫的并存，这个大家看得比较明显，这是为什么实体经济，我们今天的张教授刚才讲到了中国经济的核心是叫做实体经济。但是如果说这两个发生了背离的话，那么谁都明白，谁来投资这么低的回报率和合乎股市里面这么高的回报率，实体经济肯定有困难的。

  第三个全国经济在整体低迷中出现了距离的区域分化，我们有一些地方还是表现得比较不错的，像东部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高。但是西部地区的话表现得比较低迷。

  2015-07-06 14:35:15

• 杨瑞龙:

  第四个是分化是需求和政策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增长动力的转换使行业出现了距离的分化，这个分化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业态都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像互联网，但是我们传统的产业出现了比较大的低迷，所以产业分化现象也比较严重。面对这样的一种经济下行，过去我们认为大家要淡定，为什么？这个是由于我们的人口红利，我们的改革红利，我们的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等等衰减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淡定。我们中国主要问题是增长质量有问题，结构有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腾出手来以时间换空间，通过结构调整来提升我们的质量。所以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可能有这种至少在理论导向上出现了所谓的的自然主义的倾向，认为这要保持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中国经济将会自然而然的像一个先进的潜在水平逼近，自然而然由高速增长回归到中高速增长，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我们改革跟不上去，以时间换空间的结构调整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落空。那么一旦落空的话，增长速度可能会下降，根据我们前面我领导的课题组所做的研究，我们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下，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毛病，类似于像传统计划体制里面的所谓的短缺一样。在我们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增长过程中，我们出现了一种是什么？叫做增长速度依赖症，我们叫做速度依赖症。

  在这样的体制结构和发展模式下，我们导致了一种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的下面我们形成了这么一种，建立高速增长条件下的利益结构。所以一旦我们不是在短期里边来改变这样的一种体制结构和增长模式的时候，速度一旦下滑的话会严重冲击这样的一种利益结构。从而导致严重的就业问题，比如说就由于财政下滑导致了地方政务的功能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包括相应的社会福利等都存在问题，所以把这个问题叫做速度依赖症，不是我们偏好速度。如果在短时间里我们的体制模式和增长模式不能改变，从而不能化解由这样的模式所产生的利益结构的话，一旦速度下滑的话，可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社会冲突问题。

  2015-07-06 14:35:25

• 杨瑞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毛病从根上来治，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就是要体制恢复一下再说，中国就是这样的状况。如果这样的条件下速度一再下滑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冲击。特别是我们原来假定说在这样的体制模式里仆役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前期做的研究，我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论断在学理上可能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从学理上回顾过去的增长理论的话，我们发现我们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没有办法来解决后发国家的增长问题的时候。那么后来的结构性理论，特别是西曼的结构性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可以采取结构性政策来通过对一些关键产业的注入资金，通过前项后项联系，把整个经济从平稳中走出来。因此我们发现理论上来说，结构性政策是解决增长问题的，并不是解决结构问题的。

  正因为这样的结构性理论和政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冲破恶性循环，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是由于潜入的政府力量，我们导致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和要素价格的干预，这种干预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的限制。但是带来了什么，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的干预恰恰导致结构问题。

  2015-07-06 14:35:37

• 杨瑞龙:

  所以结构问题是由结构性政策造成的，换来了增长。所以我们现在都想用一个不再结构性条件下解决结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往往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得到效果非常小。所以后来有的抱怨是什么？产能过剩谁造成的？什么产业在产能过剩，后来发现都是在发改委在管市场，如果发改委不管的话就不会产能过剩了，这是有政府的干预。不是说我要否定产业政策，产业政策要解决的问题，在目前的体制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单纯从产业上做文章很困难的，最终会换来经济的下行，会冲破体现，我们根本没有用时间来换空间，给一个机会说给调整好了，调整好了再解决市场问题，不可能。因此的话，我们就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发现在2008年到2012年，到2014年的话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就是在过渡能动主义和相对的无为主义之间出现了两个阶段的摇摆。这六年来中国的宏观调控从过渡强调有效系数和危机管理向过渡强调潜在能力下降和结构性改革转变，最后是什么？出现了现在相对比较被动的，不是说结构性调整不好，是很好的。问题是目前的体制背景里面我们可能腾不出这样一个实践来解决问题。因此的话我们认为什么？任何一次的经济危机和危机调整，都是总量因素和结构性因素，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的叠加的产物。因此这决定了我们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一个方面要用结构性政策环节潜在的产出水平的下降的空间，这个没有问题，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改革，没有改革，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如果结构性政策没有依托系统化的改革措施，这个结构性政策往往是要落空的，这个档我认为是很重要的。点是这个是中长期的问题，往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近渴是什么，一个方面我们要用需求管理的政策来对冲产出结果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采取能够兼顾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的兼容性政策在当前尤为重要。

  2015-07-06 14:35:47

• 杨瑞龙:

  所以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新常态依然是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并驾的产物，同时也要意识到中长期的变化在本质上是短期行动和变化的产物。我们学西方经济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萨伊 音）定律，告诉我们供给可以创造需求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反过来理解，如果说持续的需求不足，也有可能导致自动带来中长期供给和潜在产出水平的下滑。我们把这样一个（萨伊 音）定律的反过来叫做（萨伊 音）定律的逆反问题，这个告诉我们只要有消息不足，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一定会通过人类资本的加速折旧，物质资本形成速度的下降，内在结构性扭曲的加大使潜在增长速度出现跟随性的回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有效，在短期内有效需求不足，这个不足可能随着他的累积，通过人类资本折旧等等的供给资本的影响会导致一种潜在速度的下降。

  潜在增长速度并不是一个先存在的一个点，这个点永远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样的。在不同的实体上可能是不一样的。不能高度关注，短期性力量的累计，对有效的需求不足，这个有效需求的不足随着时间的退移，可能会牵引这个潜在的速度进一步下滑，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不是一个既定的点，过去我总是觉得潜在的速度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样弄也好，那样弄也好，跳这个舞还是那个舞，总是在这个点存在的，所以别设了，让他在这个点上，这个也避不下去了，这是部分的，有中期力量的话，短期的有效性不足可能使这个点下去的，这是（萨伊 音）定律的逆反命题的涵义，我们把（萨伊 音）定律的反面理解，我们学者愿意从学者上去理解。

  2015-07-06 14:36:00

• 杨瑞龙:

  所以我们不能中长期看待因素的变化的冲击，从而把潜在增长看到一个独立远期的事务，从而把宏观经济的调整简单理解为像一个先进的增长目标，自然调整的过程。而忽视了很多中长期趋势性变化，特别是潜在增长速度的变化是短期宏观参数变化的累积产物的一个事实。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技术创新的投资以及短期资源配制性改革，都会从根本上，通过短期的累积改变中长期趋势性潜在增速。所以我们认为潜在产出水平并不是一个以短期因素无关的，先进的标杆。我觉得过去在谈新常态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错觉，觉得好像这是一个与短期因素没有关系的先进的标杆，我们认为不是的。所以基于这样我们认为应该正视当前这么一个事实就是GDP指数已经为负了。所以我们有效基础不足已经到一个严重的因素了，不仅是潜在因素造成的，也有中期因素造成的，针对这样的因素我们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的选择影响是毫无疑问的提出来，稳增长是当前重要的，尽管我从感情上，改革选择上比较厌恶增长目标，但是基于我们的增长依赖性，如果不增长可能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当前中国的问题是时候，尽管我不习惯谈增长，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要讲增长，讲增长是硬道理，只有这样才能把体制结构，社会结构稳定下来，才有可能腾出手来搞革命，否则的话可能不给这样的技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前高速的增长民意的GDP，核心CPI等参数的质变，中国经济因素下滑开始从传统的经济力量下滑转向趋势性与周期性力量并行的下滑转变。所以要高度重视有效需求不足，长期化带来的中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潜在增长速度的影响。所以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居然是稳增长的主要位置，不是说我们调结构不重要，我们首先还是要把增长率解决，所以我们的政策定位还是定位在一个宽松定位。

  第二个不仅要高度重视在总量上，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带来的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同时也要重视部分区域和部分行业超预期的塌陷带来了中经济的超脆弱性，所以新常态的攻坚期必须要强化底线管理。特别是对有一些省份，我们认为该救助的还是要救助。

  2015-07-06 14:36:14

• 杨瑞龙:

  第三个是高度重视中国在大转型中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差异，避免政策整齐划一，当前中国不能有整齐划一的政策。尽管宏观经济在结构和区域上的张力导致局部塌陷带来了连带的效益。所以当前中国的话不同的效应已经在中国区域政策管理中出现了强烈的表现，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区域性的政策。

  第四个是应该高度重视生产领域的通货紧缩，以高债务叠加产生的内生性的紧缩效应，一个方面采取积极的过敏政策，对冲价格回落带来的冲击。另一个方面必须通过大量的腾挪，尽管我们有一些区域的大承诺确实有一些风险，但是如果不做大腾挪的话可能会使某一些地区或者是产业有大风险，还是要做一些大腾挪的态势来多途径解决企业的债务问题。现在的企业的负债率太高了。我们GDP的200%多了。特别是我们央企、国企的负债率是非常高的。

  因此债务置换，资产的证券化，利用股市实施的宏观再转股，以及利率水平的较大幅度的下调应该同时并举来解决这样的有效性不足的问题。

  第五个的话应该高度重视中国宏观经济与股市背离的问题，从战略上认识到利用股市繁荣来降低股市的债务，启动经济和整体，推动资本市场改革的必要性，另外一个方面必须要认识到股市泡沫对宏观经济带来的风险。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是股市出现大下滑的前夜我们意识到了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故事泡沫很危险，中国是前所未有出现了一个救股市的现象，政府越陷越深。这个最后如果是把散户绑架政府的话，这个问题挺严重的。股市这样上涨总有一天会停滞，泡沫总有一天会沫，这个时候也许我们早一点有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成本会低一点，否则的话越积累成本越高。

  第六个是进一步通过差别化的政策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从体制上，机制上促进创业和创新活动。但是我们希望什么，通过前期的教训，像光伏产业，各个政府比照政策来搞，导致了过渡供给，我们希望在本轮创业创新的时候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能把中国战略转化为各个部门的短期行动，通过国家的补贴形式出现新的活动，我们首先要尊重创新创业的规律，不能进行政府扶持，另外利用市场的利用，来减少风险，避免行政性的补贴，另外是建立创新创业的社会安全网，为创新创业者打造软着陆的缓冲垫，避免出现倒闭潮对社会的过渡冲击。

  2015-07-06 14:36:25

• 杨瑞龙:

  第二个问题本来我想讲一下，我想呼应一下上午刘树成老师的讲话，就新时期加一个新经济增长认识期，为什么讲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因为当前的宏观经济的失效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尽量分析来看，我们原来的有所借鉴，我们数量分析发现，近三年来我们的微刺激的政策明显是递减效应，明显递减的，为什么递减？原因非常简单，政策效应在下降，为什么政策效应在下降呢？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种政策背后的即使发生一些新的变化，面对我们现在体制上的变化，我们出现了懒政、庸政，借助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等措施使政策效应传递出去。

  但是随着现在的反腐倡廉，八项规定，还有一些新的规定，包括我们地方融资平台的控制，包括我们的金融上的变化等等，使得我们原来的政策的传递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而使得我们政策失效了。如果当前一旦政策定了的话重塑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机制。必要的时候是我们过去大家细看会非常清楚，财政政策一直讲是宽松的，但是看实体效应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是中性的，但是货币的条件指数一直是偏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政策的作用机制怎么样来塑造一个新的政策作用机制，使我们的政策的预期效果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政策砸下去了，结果一部分人分得租金，但是政策效果是零。所以这个是我本来想讲的第二个问题。由于后面还有很多专家讲更精彩，更好的东西，所以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谢谢大家。

  2015-07-06 14:36:37

• 主持人:

  谢谢杨瑞龙教授，提出了现在的困境和对策，归根结底是稳增长和调结构，我理解稳增长比调结构还重要。现在我们经济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增长是必需的。

  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杨瑞龙教授没有展开第二段，包括张教授，我们下学期会有论坛、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讲座，我们会请他们去我们的学校讲。所以我们同学也不要感觉到遗憾，下学期我们接着延伸这个方面的演讲。

  我补充一下，因为杨瑞龙教授目前的职务是希望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但是他是宏观经济学的著名学者，而且是希望人民大学的长江学者，同时担任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长长达十多年。稍微补充一下，下一位演讲的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教授。他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性的动态均衡值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我另外要补充一下，今天我们的演讲是全程由中国网和中正网进行直播。

  2015-07-06 14:36:49

• 李建伟:

  非常的高兴今天我们的论坛，大家都盼着开，终于召开了。今年我们论坛很重要的谈经济增长和“十三五”规划。上午第一个演讲的老师给未来的经济增长给了四种选择，刚才杨教授把这个短期经济增长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都谈了，热点问题和冷点问题也都谈了。但是我还是想从我个人的角度对未来的中长期增长谈一下个人的看法。其实今天准备的PPT很长，但是很长的PPT实际上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说要无论是谈短期的经济增长，还是谈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正确的把握经济运行的规律，我的分析结论就是说任何的时期，经济增长都是周期性的。同时，在任何时期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都动态的值。第二点就是说根据比能分析来归纳一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说在面对着三大挑战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应该是一个周期性的下降趋势。但是未来十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保持着6.5%作用的较快增长是有可能的。下面我从四个方面来谈一下我刚才谈的两个观点。

  第一个是说从理论上来看，怎么样来把握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那么，第一条就是说周期性波动是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规律，这一块其实我去年给他们谈的时候已经讲了，就是说比较巧合的是从收入分布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消费需求是一种周期性波动的，既然消费需求是周期性波动的。那么整个经济增长也比较是一种周期性的波动，今年实现的怎么样，我这一块不展开讲了。

  2015-07-06 14:36:58

• 李建伟:

  那么既然经济增长在任何的时期都是一种周期性波动的，那么我们进一步来看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在任何的时期都存在着一个动态的，瞬时均衡增长的状态，这个GDP是根据我们的收入建立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分方程做出来，这个差分方程的基础上大家都知道只要是一个差分方程就可以把它的动态均衡值求出来，我就不再说了。

  刚才这种动态平衡值在普通的时期，是不一样的。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与多方面的因素，不光说前面的均衡值取决于政府支出和进出口的增幅，这个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在不同的时期，设计的不一样。同时从结构性的因素来看，前面很多的老师也都讲过了，包括出口率、小汇率、小微倾向等这些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时期的动态平衡值都会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是一个动态的均衡增长的状态，谈到这一块就是说过去有两个领域学派，一个是凯恩斯强调的是固定增长，新古典主义强调的是均衡增长，我们说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增长的模式跟我们所说的经济运行的动态平衡的增长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家知道新古典主义的最新的模型是稳定增长模式。这个模型证明了稳定经济增长状况的存在性。这个东西我想大家会很熟，这是稳定增长的条件。

  那么这个模型是一个静态的模型，我们从佐罗假定的前提里面可以发现一点，假定的很重要的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储蓄是取悦与上期的收入。所以我们在不改变任何的家庭条件的情况下，把时间变量引入到他的模型里面以后我们能够发现他这个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内生性的经济增长周期的模型。具体的论证这一块我就不说了，因为我给大家的书里面都有这个。

  2015-07-06 14:37:14

• 李建伟:

  引入这些变量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这个模型里面有一个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最后根据这个方程能够化解为一个离别差分方程，大家都知道根据这个产业方程性，只要是差分方程，就会在满足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下，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会存在均衡的增长状况，而且本身这个比率也会是周期性波动的。那么这个，他的瞬时均衡增长状态的条件是向这个，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说动态化的模型的顺势均衡的增长状态的条件和静态模型的时候，又有一定的差距，条件基本上一样。差别就是说这个是劳动力的增长指数，而动态化的瞬时均衡增长条件的系数是劳动力的增，为什么出现这个状况，很重要的就是说静态模型没有考虑时间变量，而这个动态模型考虑了时间变量。

  实际上在稳定均衡增长状态下这里面两个增长速度，或者是稳定均衡的增长速度都是劳动力的增速，这里是一致的。那么既然你资本与劳动力比率是周期性波动的。所以说从这个人均产出，本身是劳动力与资本比率的一个函数。本身一定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因为他假定了一个函数，这个可以肯定的说凯恩斯非均衡增长理论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还是一回事，只是他们讨论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更多的是给大家找点事干。

  2015-07-06 14:37:51

• 李建伟:

  这个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来看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动态均衡值是怎么样变的。这是运用滤波技术做出来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动态均衡值实际上是我们2006年四季度的11.67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7.9，现在还是再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动态均衡值的曲线也就是说大家平常所说的潜在增长率。其实这两个是两回事。但是本身是一个更长的一个大的周期活动。那么当然了就是说你既然把这个动态均衡值算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动态算出来，这个短期的算出来以后，外部的波动比较大，其他的波动都已经开始回升，所以刚才杨教授谈的对短期经济形式的判断，我是赞成的，很重要的是目前的体制机制的转换在短期里面，中长期的波动已经开始往上走了。如果说中长期的趋势或者是动态均衡值到底的话，下一步的经济回升应该说还是离得会越来越近，虽然上午刘老师说大家不敢谈回升，其实既然是经济运行是周期性波动，他就有涨就有跌，有跌就有涨，是吧？没有必要说规避这个所谓的回升的问题。只是说现在这个阶段谁都不敢谈什么是回升，因为把不准，外部的干扰因素太多，那么做完这一块以后我想很重要的需要谈一点，我们未来会怎么样？未来中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走势无论是他的动态均衡值还是说他的周期性波动会怎么样涨。这个问题谈之前我想最重要的是说看我们未来经济增长到底面临着哪几个方面挑战。其实这些方面包括了张老师谈到了新常态等等的这一块，其实也谈到过，就是说可能我看的更微观一些。

  2015-07-06 14:38:05

• 李建伟:

  我认为就是说未来中国经济从周期这个角度来说，是面临着三大挑战。一个是说内需的支撑力在相对下降，为什么这么说，包括上午说的，有人还说中国的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够，我不太赞同这个观点，从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重，的角度来推动中国的消费补给，前几年我反对这个观点，那是一个伪命题，那种GDP的结构反应的是阶段性的问题前几年的中国消费需求每年都保持十几的增长，全球哪一个国家说你的消费需求保持十几的增长，那个消费需求很好。但是当你的消费需求逐步的达到饱和增长的状况以后，这个时候你的消费需求增速肯定要下来。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才会真正面临着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城镇居民的消费品这一块，他的多数产品都已经到了饱和的增长状况了，饱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产品未来的需求增长，只能是靠更新，就是说产品用久了，到期了，换新的。靠创新，也就是说出了新产品，像手机更好了以后大家把旧的扔了，换成新型号，创新驱动来引领消费，进入这个状态以后，这个产品的需求增速是很容易的，不会说像汽车这一块，比如说2000到2012年年均保持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速，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

  更新和创新的需求，这种产品的需求只能是在这个百分之六七，百分之七八这种低速增长的状态。当然大家也说了汽车这一块不是说增长得挺好的吗？现在就是说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实现了这个消费需求，后面不是还有很大的空间吗？但是从耐用消费品发展的基本规律来说，他的高速增长期一过，未来还会增长，未来今年一季度增长速度不好。比如说一汽除了奥迪之外其他产品的销售都是下降的。

  2015-07-06 14:38:18

• 李建伟:

  但是未来再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进入了中等收入家庭实现消费需求的时候，他的基本规律就是说他的增速会不断的下降，从过去的高增长向快速增长，再向低速增长过渡。现在就是说相对快速增长，也就是说能够保持去年13%左右的增长已经是正常的，这是一种正常的，当然短期的因素，限行，限购会对产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农村居民这一块的基本的消费需求也是面临着这种状况。

  像彩电已经达到了饱和了，其他的也都是百分之二十以上，或者是说百分之四五十的家庭都已经实现了，所以这一块的增长相对于过去那一块来说。过去高增长的阶段，农村前几年高速增长很快，这几年在下降，也是适应着行业的消费需求，慢慢进入了饱和需求的状态有关。所以这个角度来说国内的消费需求下一步会进入一个相对低速增长的状况，要以更新需求或者是创新需求为准备的状态。

  当然，如果说创新很快，有很多的新产品，勾起了老百姓更多的消费需求，可能会实现一个比较快的增长。但是这种状况从发展的规律来说，从企业创新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是说至少目前还没有出现过。

  2015-07-06 14:38:31

• 李建伟: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张燕生秘书长的专业领域，是吧？可能后面龚刚还会讲。但是我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谈的话，我们出口这一块下一步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特别是2000年以来年均增长百分之二十多，这种时期毕竟过去了。无论是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消费需求相比会一直下降，还是说从未来增速的角度来说都要往下走，从日本、德国这样贸易大国，出口大国的发展规律来看，一个国家出口产品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占比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要下降。否则的话你把世界市场全占了，别人还活不活。那么我们在现在的比重，在全球的比重已经是百分之十一点多了，现在是最高。那么你再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如果说进一步提升不了，也就是说你的增长速度肯定会慢慢的向全球商品出口的平均增幅回归，甚至是像日本和德国一样低于全球的平均增长速度，这个速度是多高，过去20年，全球商品出口的平均速度的8%左右，虽然就短期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份，我们的累计出口是负2.6%，这个速度是低于全球的速度，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差不多，全球要保持8%左右的速度。

  那么我们的出口可能也会慢慢的往这个速度回归，甚至是低于这个速度，与过去相比，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会不断的下降，像张教授上边所说的黄金时期结束了，我再同意他的观点。

  那么像第三个挑战就是供给的角度来说，就是劳动力不足。无论是说高于人力资本和低于人力资本，再怎么着，是人你得看数量，首先看数量，然后再看质量。那么我们就从数量这个角度来说也要做一个分析，这个结论是去年做的，但是分析未来的增长，我现在还是要用这个东西。就是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规模来说，他的峰值是2017年左右，之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会进入一个规模。就是说这种劳动力供给即使维持这个产业，那么支撑的是多少，未来十年平均增速是6.1%，当然支撑这个速度会不断的下降。从2014年8%一直下降到2025年的4.9%，这是能够支撑的。当然了，上午谈到了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技术进步的问题，现在很多企业也都在采取一些措施，用资本替代劳动，用资本的有机构成来提高。

  2015-07-06 14:38:43

• 李建伟:

  这也是假定了按照目前的趋势才能支撑的，只能支持这么高，如果技术进步的，不妨进一步讲大，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就是说把大家的劳动年龄延长也能解决一些问题，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对未来经济增长的约束。但是我们也分析过，你再怎么去延长劳动力，让大家到65退休，到2020年以后，你经济增长要继续保持7%，你也同样面临着劳动力不足，这个从供给的角度来说。

  那么分析这个挑战以后，以前这个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未来中长期发展的趋势进行一些模拟预测。那么这个预测的结果应该说跟上午刘树成老师谈的结果比较吻合，也就是说未来十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下降，但是下降到什么程度呢？也不可能就是说像有一些人说的那样，增长的百分之四五。这一点总的来说，增长的平均增速还能够保持在百分之六到七左右的增长状态。首先是看动态平衡值，或者是说潜在增长率，目前本身是一个周期性波动的下降趋势，会不会有回升，肯定有回升的那天。但是回升不可能再回去过去的百分之十一了，可能会回到百分之七到八这样的程度。

  那么就是说这是一个动态均衡值。那么，这个波动我也用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在这里有二十多个变量。短期波动肯定是一个趋势，没有考虑外部的冲击，特别是政策干扰的影响这种中期的波动还是会保持一个较大的波动状态，中长期的波动这一块。下一步还是一个相当于延续过去的微波化趋势，但是没有最近几年这么小，下一步肯定会扩大一些。那么长期趋势，长期波动的趋势基本上周期性的底部还会不断的攀升。那么把这种动态均衡值，和各种周期性波动的模拟预测结果合并以后就是对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基本的预期。那么这种预期前面我说了，我们动态均衡值的平均的速度，平均值啊大概是6.5，那么加上这种波动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6.7左右的增速。

  2015-07-06 14:39:13

• 李建伟:

  当然这种预测肯定是有前提的，就是说政策保持不变，然后国际经济，特别是主要国家的进口增速要保持一个目前的增长不变，基本上来说美国的出口或者是进口保持6%左右，这是一个基本的预测结果。当然后期还可以有其他的，都做了预测分析。比如说居民消费、居民收入这些。

  政策这一块我是赞同刚才杨瑞龙教授提出的政策，从周期波动角度来说，短期波动，因为现在我们的经济总的来说是处在中长期周期性波动的一个底部。这种短期波动必然会对中长期发展产生一些逆影响，反影响。当然了这种波动肯定是围绕着中长期发展趋势，是吧？或者是动态平衡值展开的。但是短期的波动改变了未来的增长趋势。所以进行短期政策干预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这种干预应该是要比较及时，比如说，如果去年我们就采取了一些短期的，有力度的干预政策，今年的日子不会这么难过。

  另外就是说有些政策一定要给好，因为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投资、消费、这些都是内生化的，有一个变量是外生的，一个是说我们的财政支出，当然财政支出也是受制于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可以提升你动态平衡值的，可以改变你短期的增长波动方向的很重要的是出口。所以我想要想改变这个短期的形式，你不去改变出口，在国内的，肯定不行，当然我们的出口确实是低于我们的预期，因为我们在做短期的分析，为什么低于预期，因为国外的出口都不错，为什么这里出口不行，这里有一些政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想加入FDR的一篮子货币，而且人家是需要你非常坚挺，升值幅度很大，这一块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短期的角度来说你想稳增长，除了国内采取一些措施之外，稳出口是稳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

  这种政策，采取这种措施，比采取一些歪招要管用的多，比如说想通过股市来促进经济增长，来动房地产，刚才杨瑞龙教授谈过了，我是非常赞同的，这些东西是饮鸩止渴，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2015-07-06 14:40:45

• 主持人:

  谢谢李建伟教授，他是长期研究增长的周期问题的，所以这个方面非常有建树，刚才我感觉到李教授提出了由于三个困境，所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肯定在下降的。短期内怎么样解决稳增长的问题提出两个建议。一个是主要政策的干预，还有一个是希望依赖出口，好像出口现在也很麻烦，因为商务部没有这么痛苦过，今年6%的目标能不能达到，很难。

  2015-07-06 14:40:59

• 张燕生:

  连续三年没有完成任务，本身他们自己信心就不足。

  2015-07-06 14:41:12

• 主持人:

  就没有信心，因为本身他们不想提出6%，好象也是因为有一些压力。下一步据我了解，人家不想提增长率的问题了，外贸出口比怎么提怎么率，而是准备用其他的指标来代替外贸的贡献，比如说市场占有份额等等，用经济增长的其他方式来表示，所以增长率不准备提的，所以用出口来拉动增长，稳定我们的增长还是有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群力群策，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上半场会议到此结束。中间休息十分钟。

  2015-07-06 14:41:23

•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学者，各位同学，我们的研讨会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之下半场，已经进入到了谢幕阶段了，上午我们大会，下午已经经过了第一节的演讲。剩下我们的分会场还有四位学者给咱们演讲，为了保证演讲的质量，我们各位演讲者第一不要超时，影响我们的吃饭时间。第二，我们各位演讲者也有足够的市场，因为下面只有四位演讲者了，也可以充分展开他们的思路。首先第一个演讲的是云南财经大学的首席教授，龚刚教授给我们演讲，他的题目是新常态下中国对外经济的转型，下午我们对外讲得比较多，有请。

  2015-07-06 14:41:33

• 龚刚:

  非常高兴再次参加这样一个论坛，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新常态下的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之转型。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提出问题，对外经济战略的概念，另外是关于新常态，另外是新常态下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

  问题的提出，首先我们想有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什么叫做经济发展战略，我想说明的是经济发展战略是一国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体制设计、政策制定和行动规划的依据，也就是说实际上，一旦战略决定好以后，你是可以确定政策政治的制定，所以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东西，至少比体制改革，政策制定更高。只要战略确定好以后才进行体制的设计。

  这么一个战略的话我们首先说，可以说对内的经济战略，也可以对外的经济战略，毫无疑问对外经济战略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柱。对外经济战略我的理解至少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对外贸易战略，第二个是对外货币战略，第三个是对外投资战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的经济战略到底怎么样，在这三个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战略上中国采取的是基本上是出口导向型的战略，追求出口和贸易顺差等方向，地方政府等等都在追求出口贸易，另外是我们叫做落实对外出口战略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书上提出来的，这是以保护本国经济和金融安全为目的，以资本市场开放，货币贬值，固定货币汇率制度，不追求人民币国际化为主要特征，在对外战略上中国采取鼓励和吸引外资，这些都是大家很明确的。

  2015-07-06 14:41:42

• 龚刚:

  这些有没有合理性，我们所采取的，中国对外的经济战略有没有合理性？我想说明的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先应该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而中国采取的上述的这样的对外经济战略，中国所做的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考虑一下无限的适应劳动供给是过去三十周年中国经济的主要的政策，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发展国家的初期阶段就是这样的特征，在经济本质上是一个需求上的，而且是增长的角度来考虑的。我们考虑的是把增长和周期分开了，周期的话回到凯恩斯有一个需求决定性理论，而增长的话通常是使用供给，就是新古典的理论。中国过去有大量的劳动力的存在，政策角度上来讲仍然是需求决定性的，无论是经济怎么样，都是需求决定性的，这是我认为研究经济增长的时刻，从发展中国家的，我们说研究的话，实际上也应该从需求经济来开始。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中国国际上多年的对外经济战略正是基于这样的需求来决定的。无论是追求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战略还是说追求贸易顺差的这样一种对外贸易上的，都可以看作是将外部需求因素作为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都是一个需求。而中国采取货币贬值和会固定等特征的落实货币战略，不仅是因为国内所限从而无法承担起强势货币之责任，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出口和吸引外商的决策我们是货币贬值，固定汇率政策实际上都是为了促进货币出口，一个需求绝对性的国际汇率中。我们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于是中国过去的对外战略是否仍然适应一种新的增长态势，如果不适合应该如何调整，所以我提出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新常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这是一个老理。我发现新常态的特征，有的时候把结果和阶段性的特征混在一起，很多的时候会讲到结果的东西，比如说新常态一定意味着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实际上习近平同志也强调了阶段性。

  2015-07-06 14:41:57

• 龚刚: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从阶段性发展的上看，实际上是经济社会的资源禀赋的结构问题。它的比较优势的问题，这种阶段性的去考察。

  那么，实际上对新常态还有不同的理解，实际上没有得到一些，我认为学界还是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厉以宁提出来认为过去的超高速增长是不正常的，新常态就是要回归正常，还有张军就是说新常规未必成为常态。我们讲的未必是对的，这个并非是一定要出现的事情。比如说一定要结构转化，中高速增长，如果说我们做得不对，中高速增长可能都做不到。所以我是觉得应该说从资源禀赋的角度去谈咱们的阶段性的问题。

  我这里需要有从经济学理论当中去寻找新常态的学术涵义。如果这里考察一下发展经济学的话有几个跟明显的所谓的拐点理论。第一个就是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的刘易斯拐点，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初期、经济被分割成相对现代化的工业或者是农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逐渐被现代工业所吸收，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就是指劳动力由过剩的农村转向城市。另外就是Kuznets曲线上的拐点，可以从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中可以看出来，从一开始恶化到转好。

  第三个关于拐点地问题还有消费、投资占GDP比例的拐点，都有这些东西，我们从OECD国家中可以看出来消费和投资的趋向也都存在，都有一些拐点。当然还有了环境的拐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等。以及技术方面的等等。所以这个曲线也是一个拐点理论。

  2015-07-06 14:42:12

• 龚刚:

  还有一个拐点是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就是开始动力不足，从而经济出现停滞。也就是说所谓的陷阱就是进入这个拐点以后出不来了，也有可能出得来。但是很多国家出不来了。出不来的话我们所说的高质量的增长，不一定是直线。所以说比如说这些拐点，我可以说在另外一个文章中可以把这些观点实际上是一码事，我可以用理论模型来证明，实际上这几个拐点说到底就是经济发展一定阶段会出现这个拐点。

  这里可以具体体现为什么？我把它总结为两个阶段理论。所谓的发展过程是什么，经济体从落后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发展过程。具体体现为人均GDP的不断提高，而发展的过程必然意味着经济体在经济结构等方式不断的演变，从而会形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里边我提出两个阶段理论，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主要标志是人均产量的差异，数学上可以分解为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人均产量。这个部分是浪费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卖掉，被使用的劳动力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或者是技术水平落后，说到底就两个。根据这样的差异我们可以将发达国家的追赶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另外是技术提高过程或者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程这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的理论。两个阶段的理论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展的最主要的区别，人均产量的差异上。而且他们很好的使发展中国家的其他的主要理论。比如说刘易斯拐点等等，可以用模型来论证的，实际上就是哪一点就是擅长消化那一点，就是进入这个拐点。

  2015-07-06 14:42:24

• 龚刚:

  事实上无论是哪一个拐点，都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所经历的两个阶段。拐点收入的，就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可以看作两个的分水岭。这是最近的模式还没有发。

  新常态，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新常态就很容易的看成是第二阶段，就是前文所说的经济发展第二阶段，剩余劳动力消化以后所形成的。这是我对新常态的理解。

  这我要问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否已经符合，或者是接近符合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特征。中国是否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拐点是否在中国已经出现。我们今天上午听了许宪春老师的讲话等等，我们发现这个拐点已经明显了。人均GDP到了6700美元，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生活劳动力已经不多了。今天问许宪春局长说，他认为不到10%。那么欧洲国家是10%。中国现在还没有进行统计，农村加起来到城镇所有的失业人口加起来他认为绝对少于10%，当然美国是4%，中国的剩余劳动力确实已经不多了，达到欧洲的水平了。

  所以劳动力短期必然要工资的上涨，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工资上涨的话带来了收入分配的问题或者是曲线的问题，也就出现了，也就是说进入了后半的了，这是今天上午的许老师给我们的统计数据。然后我们在消费、投资的比例也开始不是一个扬的趋势，也是出现平稳或者拐点等等。

  所以各种各样的迹象表明我们实际上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增长动力是什么？我们说在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既包括消化剩余劳动力，也包括技术进步所体现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因为什么，增长的动力充沛，既有消失的劳动力，又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第一阶段的增长力的充沛，第二个阶段，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以后，如果说我们不考虑外部经济的助力，这里面提出了外部经济，经济增长动力智能来自于技术进步，这个一比较一下，前面也有技术进步，加上剩余劳动力，现在只有技术进步，所以在第二阶段的话，经济增长的动力自然会减弱，这个很正常的，这是中国当前经济的减速根本原因，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增。因此转向中高速，有其客观的技术。我们对新常态理解以后刚刚讲到了，如果不考虑外部经济的助力的话，我们只能来自于技术进步，现在外部有没有可以，除了技术进步以外，能不能通过外部经济来找到一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助力呢？

  2015-07-06 14:42:34

• 龚刚:

  随着新常态下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特征是资源开始紧缺，这里资源不仅包括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包括了环境资源。

  所以我们借助对外经济关系，也许能够缓解中国的这样一种紧缺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可以借助对外经济或者是希望笑话中国目前的一些对外经济的扭曲。现在的扭曲我们是知道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错配所引起的扭曲。比如说现在出现的债务问题和产能过剩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借助外部的经济关系来缓解这些。

  这里边我们需要明确我们已经讲到了经济社会首先是在我们讨论GDP的决定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希望由需求决定，一种是供给决定。一般情况下所谓的有短边规则，也就是说所谓的需求决定型经济是一般情况下需求小于经济，供给决定经济是一般的情况下经济的供给小于需求。新古典所设想的经济具体体现为用GDP的决定方式是由生产决定。投资出口，加消费。需求型经济形式是凯恩斯所设想的经济。

  我们在经济学研究中通常的做法是研究经济增长的时刻，我们考虑经济社会的一般状况，从而忽略经济的临时性波动和冲击，因此新古典所设想的供给决定型经济，通常被看作是合理的研究框架。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型经济更为常用，这是我们通常教科书上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的。这些是针对发达国家，就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即使从一般的状态可以看作是需求经济体，刚才已经讲过了，这意味着无论是研究经济增长还是研究什么都可以用凯恩斯的徐晓一般有效需求决定增长方式，正因为如此以绝对需求为目标的对外经济占有，必然是第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的选择。当前中国进入新常态以后，这个政策是否还可以持续。

  2015-07-06 14:42:45

• 龚刚:

  我们可以说在需求决定经济因素中，出口的增长将使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得以使用，从而贸易顺差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经济社会进入资源约束型时，大量的贸易进口和逆差反过来有助于缓解资源的紧缺，这完全不一样。这里提出一个全新理论上的概念，从而会推高经济增长，相反，贸易顺差就意味着什么，不仅意味着用血汗的产品来养活他国，同时会降低自己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我们这里说句很有意思的是我可以在新古典状态模式中去证明。很简单，实际上就是引入了什么？引入了一个进出口，在标准的模型下引入进出口，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变成了出口，有进口的消费，也有进口的投资，产量由生产决定，其他的不变，所以这是一个净出口放进去了。这个模型简单推一下，这是进出口，然后怎么样去转化。X在这里，所以这个很容易推出来，然后进行动态分析，这个东西是一个外生变量了，这是一个方程，稍微推一下，你就可以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个模型中本来就看出来了，这是一个进出口，现在是一个常态的话，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出口，进出口是负的，资本的累积是负的，也就是说资本的增加，会减少资本累积，减少人均资本，减少人均资本必然意味着什么呢？减少人均产量，就是说出口实际上用资源，本来已经紧缺的资源养活他国，本来可以积累更多的投资、消费等等的。现在进口的，即便是消费的产品，可以缓解消费的产业或者是劳动力等等，来用于投资增加人均增长。

  2015-07-06 14:42:57

• 龚刚:

  所以这个里边已经从这个公司中，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出口，进出口是对人均资本的增长率是有一个负面的效应的。动态分析，很清楚，如果这是正的，这是我们本来的平衡，是在这一点，现在增长会在这一点。这是减少了人均资本拥有量，从而会减少人均产量。如果是负的话，我们就把这条线放在后面。所以是增加了人均资本，这是稳定的状态，这是平衡，贸易平衡的时刻。所以进口会增加人均资本，平衡状态，稳定状态。从而促进增长。所以我们的模型实际上告诉你进口实际上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在供给决定型经济社会中。所以结论是什么？贸易生产，如果按照统计计算，贸易生产构成了GDP的增量，这使得政府会更多的倾向于追求贸易顺差。按照统计贸易计算，实际上同时反应了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因此一个需求决定型社会追求贸易生产是顺理成章的。

  这是出口贸易通常意味着用本国的资源养活他国，如果本国的资源本来就是过剩的，或者是经济的一般状态是需求决定型，出口和贸易顺差不仅能够调动本国的剩余资源，并且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存在的情况下，出口和贸易的顺差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本国的产量的供给决定，还可能损害国内的居民的福利水平，这个观点我已经写成了文章投了出去，现在还没有得到消息，应该是在评审中。

  2015-07-06 14:43:10

• 龚刚:

  这里面我想说明的是，我们讨论的是资源约束型经济一般的状态，我们只讨论经济增长，而不讨论商业周期的问题的时候，当然，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刻，追求贸易顺差，并非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我们讨论了商业周期的时候，回到凯恩斯的需求决定，美国通常是什么情况，自己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才要求，一般的情况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对外贸易战略，对外货币战略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实际上对到底出口还是进口，促进经济增长，实际上经济学理论不给你答案的，看一下文选的话一般来说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出口是经常被淘汰的。但是回到发达国家，从来不讨论这个问题。用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不讨论的，他讨论的是，他认为贸易一定是平衡的。发达国家中他讨论经济增长的话，他只讨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不从贸易角度去。为什么？有一个合理的假设，就是说长期的贸易逆差一般不可持续。惟有本国货币购买进口才有可能。于是追求货币国际化这是长期贸易顺差的前提条件，当今世界中有没有，有两个国家，美国和英国，长期贸易，长期处于贸易的逆差，就这两个国家，没有其他的。那么我们看他的贸易是什么，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个，美国的贸易的国际货币是30%，但是在国际贸易的总量是10%，差三倍，英镑也是差三倍。也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基本上是用自己的货币去进口，如果用自己的货币去进口，那么贸易逆差是可以长期的，恰恰现在的经济学方面不研究这个问题，有一个隐含的假定，是什么？贸易长期来讲要平衡的。但是如果追求货币的国际化是完全可以长期逆差的，为什么美国的经济一般比那个欧洲国家经济高这么一两个百分点。我认为这个和他的国际货币化，甚至是世界货币因素是完全分不开的。他就是用大量的进口来缓解自己的资源紧缺，这是美国、英国的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可以说长期的贸易逆差。这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已经是很明确了，贸易逆差和货币国际化有一个协同的配合。也许是未来的政策的导向。

  2015-07-06 14:43:20

• 龚刚:

  回到“一带一路”的建设，我们对美国进行贸易逆差是不可能的。我相信用人民币去买美国的商品，美国肯定不干。但是人民币去大量的进口，去买我们周边国家，有没有可能，我相信是有可能的。所以人民币国际化首先提出一个周边区域国际化，通过买大量的商品，环节中国的资源紧缺，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所以“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上周边国家可能有一些相对的贸易战略，不一定是出口导向了，我们对云南往周边国家也进行出口导向，那我认为和中国的战略就相违了，首先做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境内加工基地移出去，进行贸易，大量的进口，然后人民币出去，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战略，觉得这样的把“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贸易战略等等联合在一起，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对外战略的重点，这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2015-07-06 14:43:33

• 主持人:

  谢谢龚刚教授的精彩演讲，实际上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到底结果如何，他也不是特别确切的，在座的学者假设对这个方面的研究有兴趣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不我们的政策放在理论框架里面希望对在座的年轻学者有启示，下面我们有请浙江经济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给大家讲讲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

  2015-07-06 14:43:40

• 陈昆亭:

  非常感谢主办方，包括会务服务的同学们，你们的辛苦劳动为我们每年来参加这个会产生了依赖，这个会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福利，很好的满足感。这是我们非常感谢的。今天我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汇报我们最近的思考和研究。

  我从几个要点问题提出，包括最近观察和思考，还有一个理论方面的建设，最后再把理论结合我们的认识。

  问题的提出，我们觉得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现在就是比较前沿的理论是内省增长，我这里就把这个放得比较长，刚才也讲到了短期和长期的问题，我觉得我的长期比你们讲到的所有的长期还长，是最长的。就是说从尽量长这样一个跨度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所以新古典增长理论只是讲了一个阶段，就是这个增长的现象。那么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增长基本上是一个植入性的，快速的增长，这个增长就是使用作为内生增长，把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这些要素内生化，模型理论内生这样的理论来解释现在的增长。这个现在的教课书上也都介绍了，关于这个内生增长有一个预测，预测什么呢？这个内生增长的理论这个平衡增长路径，说明什么呢，内生增长模型预测的均衡和新古典的模型增长的预测不行。新古典的这些都是内生均衡的点，新古典预测的不再是一个理论的状态，而是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这个内生增长也就是说基本上内生增长现在最前沿的理论，包括后来的一致增长理论也都是在建立的框架中。

  2015-07-06 14:43:49

• 陈昆亭:

  这个平衡增长的路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济的最高的状况，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从原来的比较水平的状态，到后来比较快速的直径增长的状态认为这是一个未来所有的经济慢慢应该发展到的一种状况。这种状况就会持续的增长，这是内生增长，内生增长之后就没有更多的理论来预测。是不是说人类的经济发展到内生增长的状态以后会一直这样的持续的增长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换过来问这样的问题，这个BGP的状态是稳定的马？是可持续的吗？这是我这里提出来地问题。

  实际上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因为有很多的事实，最近一二十年，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包括发达经济，发展中经济和落后经济正在走的这样的一种新的趋势表明内生增长的趋势不稳定，观察思考，这个最早我们从60年代的观察，比较早的那个时候最初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基本上那个时候有预测，那个时候基本上预测的像索罗模型，等等的模型基本上预测得比较稳定。但是那个时候60年代，卡尔多这样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察，卡尔多观察一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说资本产出比的资本回报率其实是常数，比较稳定，这是卡尔多事实里面的六条最主要的观察的结果。其中比如说一两条我们拿出来，比如说这几条就是。

  那么实际的，我们的理论是什么？新古典模型的理论，新古典包括预测结果，如果是稳定的话就意味着资本的回报率肯定是下降的，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是下降的，观察的卡尔多的事实不是下降的，是比较稳定的，是常数差不多，这是一个矛盾，怎么样解释。于是在那个时候就产生了很多的对新古典理论这样一个疑问。这种背景下就产生了一种比如说在这个时候，60年代的那个时候已经产生了对新古典的一种否定的思潮。最初的这样一个内生增长的这样一种思想就开始产生了。到了90年代的时候又有了新观察，60年到90年代产生了新的观察，这个时候内生增长理论已经产生了，包括卢卡斯，Romer等等这些内生增长理论，他们基本上这个时间已经产生了内生增长里了。

  2015-07-06 14:44:08

• 陈昆亭:

  这个时候观察比较有代表性的，像邦罗这些人的观察，发现了一些问题，到90年代基本发现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在理论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突破。我们说什么，观察到的事实和卡罗那个时候，有一些变化，但是没有本质上的重大变化，不像6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不同。那个时候有怀疑，有这个比如说是实际中的，现实中的，不是。这个时候，在9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一处长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到现在差不多又30年了，这个时候又有一些观察了。新的观察下，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到这个新的30年的时候，特别的值得思考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是从理论上的角度，一个是对内升增长的这样的理论，我们应该产生一些开始有一些思考了。就恰如60年代的时候，卡尔多事实出现的时候，就新古典理论有所怀疑的那样。我们现在也不少学者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开始怀疑内生增长的BGP的东西是稳定的吗？我们张平教授的团队他们上午的演讲我觉得特别好，他们也开始怀疑了。当然这个之前还有一个是牛人是史奴比老伯，201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也是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这里不展开了。

  我们看看事实，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这个趋势，是有走向一个新平衡的状态的这样一个趋势呢？是的？我们看这个里边是一个发达国家里边可能只有一两个还仍然保持着较好的仍然上升趋势。他算是BGP，没错。可是另外几个基本上都不再是，应该说有新的走平的趋势。

  2015-07-06 14:44:23

• 陈昆亭:

  再看发展中国家，我们同学总结的时候把日本放在这里了，那当然是第一个失误，日本应该放在第一张图里面，最上边的是日本，他也是走平了，下面发展国家也有很多，基本上仍然保持着比较上升的趋势，这里面其中有一部分也好长时间比较平了，增速不是很快，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落后的国家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还仍然在五千美元之下的这样的水平，就开始平了，有的已经平了很久了。基本上我们通过几个代表性的群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有走平的态势，穷国还没有进入到BGP的这样一个趋势，就已经是未老先衰了，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比较平的趋势中了。我们这个时候，这个我想我们一个粗观察可以看到的，如果说这可能是最新的，应该思考的一些新的增长的趋势。

  我们看看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的一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有一点怪异，我们跟清华的做出来差不多，他们做的短，是2008年之前，我们做出了2008年之后的。我们发现中国的金融回报率呈现一个什么趋势，我们发现1990年前面的一段时间是30%左右是水平的，这个符合内生增长应该具备的特征，也符合，是一个事实。2008年之后又是一个平台，好像下了一个台阶，大概25%左右，这仍然是一个平的。最新的状况是又下来一个层次，2008年到现在好像又下一个台阶，新常态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应该从现在保持在15%左右就算是新常态了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观察可以看到什么，我们是阶段性的内生增长，而总体是呈现一个下降。我们似乎是不再那么内生的增长，我们主题，我们想思考的问题，内生增长这个状态是不是稳定的，从观察来看不稳定，不光发达国家不稳定，穷国不稳定，发展中国家也不稳定。这就是说BGP，内生增长理论所预测的这种，这个平衡增长的路径是值得怀疑。我们也可以和同行们，也开始思考了。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个阶段从60年到现在已经是两个30年过去了，这个新的时期，增长理论需要有新的思考。这我们观察的结果，刚才已经简单讲到了，我们需要增长的内生增长平衡增长势头等等的问题。

  2015-07-06 14:44:33

• 陈昆亭:

  基于这些观察和分析，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模型，希望解释，我们和已经存在的研究不同的是什么？上午看到的团队做的很棒，很微观方面的从制度和人力资本的角度在思考，我觉得是很好的角度。一个是技术，一个是人力资本。当然我不知道你们的模型，仍然是总体基础上建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那么我这里看到的，这段时间的文章，所有的思考都是建立内生增长的框架。我现在感觉，我觉得应该是跳出来，如果说我们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长期增长的趋势问题，不能只建立在内生增长率方面，为什么？这个内生增长率把农业部门给没有了，只考虑了工业经济这样一个。我觉得这样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长期的经济增长的趋势过程，也正是农业经济工业化的过程，由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的过程，以及向后工业过程阶段人口下降的过程，就是这一阶段的划分，我们知道甘奥，他是一致增长理论方面的专家，他是分成三个阶段，一个是最初的农经时代的水平阶段，还有一个第二个阶段，有一个起飞的阶段，叫做工业革命的阶段。接着有一个阶段是后工业革命阶段，正好是这三个阶段。我这里挂一个和他不一样，我这里大概有四个阶段，我下面有讲到。模型上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详细的介绍。

  基本的介绍会得到一些模型理论方面的结论，重点讲这个模型阶段的分析，比如说T0-T1是马尔萨斯的阶段，T1-T2是初期的工业化阶段，T2-T3是后工业革命阶段，问题来了，说的是T0-T1的阶段是自然转轨的过程，也就是说内生增长理论一直致力于研究的，很多研究解释了从T0-T1-T2这样一个准备的过程，包括拐点，这样的理论非常多，第二到第三个阶段也有研究，这个部分的研究其实对应了从工业革命初期阶段到后工业革命阶段这样一个过程。这一部分的理论基本上存在的是一致增长的，我们可以去追诉，很多人在这个方面都有研究。

  2015-07-06 14:44:44

• 陈昆亭:

  我们说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二个到第三个阶段我们都有。问题是哪呢？第二个到第三个之后，怎么走。最新的增长发展的阶段怎么走？发达经济应该怎么走，发展中经济到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适应，落后的经济就是在新的发展的阶段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模型基本上强调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因素。一个是技术，是一个重要增长的动力源，第二个是人口，这个对应着人力资本或者是技术型的波动，这个基本上我们的解释是说从我们的模型可以推论这样的结论。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这是一个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移的过程，也是一个农业劳动变成工业化劳动，到了这个阶段最主要，最重要的动力源是劳动的转移。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会说有其他的动力源，比如说技术带来的，还有贸易等等，我们一般的规律来讲，这个阶段最主要的是什么，劳动力转移。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的转移主要动力源对应于后工业革命阶段，通过我们的模型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更好的研究。其实在这个阶段是人口下降，对应后工业基本所有的国家的人口都在下降。我们通常对人口下降这个时候很恐慌，现在的很多理论在认为，人口下降，我们会不会不能够支撑我们的发展等等，有很多人思考的，甚至是有人说我们计划生育赶快放开吧等等众多的思考，不对，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的理论在说人口下降正是这一阶段的增长源之一。这一阶段有很多的增长的动力机制，但是人口下降本身也是一个增长机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是吧？我们的模型在这里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这个阶段正是因为人口的下降所带来的人均占有资源的上升等等所带来的。这个政府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后工业阶段能够保持持续维持在内生增长的路径。这是我们通过这个模型提出来的一个看法。当然您可以否定，也可以不同意，我们可以探讨。

  现在的问题是到了最后这个阶段，T3之后。这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最主要的会在这里，我们说内生增长可持续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刚才一直论证了内生增长是否是稳定的，实际看到不稳定，理论的模型也证明了不稳定，而且这个阶段有可能出现多种因素，它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希望找到，我们的模型理论能够证明有多种均衡的存在，确实有一定的条件下会有低均衡也会有高均衡，或者是双重均衡等等这个都有可能。高水平的均衡，比如说，这个L代表着人口最大的趋向是工业技术性劳动。L趋向如果是代表低成本的状况，趋向达到一种高增长的态势，这个不详细探讨了。

  2015-07-06 14:44:53

• 陈昆亭:

  对于我们国家的特征我们是说我们当前很可能是处于一个第二个阶段刚刚快要结束的时候，即将向第三个阶段转移的时候。那么光有我们国家的增长奇迹，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发现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30年有这么高的增长，这是一个很多理论解释不了。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解释其实能解释，为什么？正常发达国家说走过的路程从第一个劳动转移到第二个人口下降这两种动力机制被集中在了一起。我们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计划生育这样一个政策强行的在增长第一个阶段就把人口开始搞下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三十年其实是有两种机制的。这两种机制叠加了，所以才有这么好的奇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解释中国的经验其实是叫做自动加手动合起来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关键是在实现第三个阶段可持续增长我们需要，我们也有条件在这里，我们的条件在这里不展开了。根据我们所提出的条件要求是什么？降低教育的成本，发现决定长期可持续的这个条件里面非常重要的，教育的成本要降低，第二个是知识、劳动的附加值，技术化劳动的工资水平应该提高。大力提高老师、学者们、研究者们的工资水平是有利于促进长期增长的。这个不矛盾，不要错误理解。

  第三个是努力改善微观环境确保部门的配合，这里做一个理论的探讨，谢谢大家。

  2015-07-06 14:45:12

• 主持人:

  谢谢陈教授的精彩演讲，刚才的演讲有很强的技术性，很多的公式的推论，咱们一本论文集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在座的青年学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行探讨，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个会场上要完全解释清楚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只能说一些结论性，思想性的东西。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直接聆听更详细的解释，今天没有这个机会了。下面有请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的教授陈乐一给我们讲中国经济波动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2015-07-06 14:45:22

• 吴国华:

  各位专家，各位同学，下午好，感谢大会提供这么一个发言的机会。我的题目是中国经济波动史，这不是一个论文，是我学习中国经济波动史的体会。都是资料型的东西，前面各位专家讲的是经济学的前沿问题，我这里不是一个前沿问题。我从三个时期分析中国经济波动史，主要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与大衰退，还有中国现代经济的波动还有建国以来我国的历次经济波动。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特点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但长期的停滞不前，而且如果用曲线表示的话波峰到波谷之间的路程非常巨大，经济波动的历史主要是秦汉开始的。秦汉时代到近代，2000多年历史中我国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波动，其中有几次波动特别巨大，对社会经济带来了毁灭式的经济灾难。这样的巨大的经济波动，据史料记载达到六七次，每一次都持续了几十年，甚至是二三百年之久。从秦朝、汉朝到三国时期先后发生了三次不同的波动，秦汉之交的经济波动，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到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经济波动，这中间出现过空前的繁荣和鼎盛时期。这个参考我主要是参考了中国经济史的观点。

  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全国的封建王朝，秦朝。在他短暂的统治时期内，确实与不少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但是，短暂的统治中不停的用兵，疯狂的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大规模的工程，大大加重了人员的赋税和徭役负担。终于激起中国历史上希望第一次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起义，秦王朝灭亡以后诸侯并起，特别是刘邦项羽之战蔓延全国。汉王朝是建立在大混乱的废墟上，汉朝初期到后来开始有所好转，中国的全面恢复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文景之治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经济发展的曲线从下降走到回升，但是回升的速度相当缓慢。直到汉武帝时期，国民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成为的汉代鼎盛时期。汉武帝以后这种经济繁荣的局面基本延续到西汉末年。汉代巨大的经济是爆发在王莽篡权取得汉朝以后，这次经济波动幅度比第一次经济幅度大得多，与王莽时期引起的起义，其声势之浩大，远远超过了清末农民起义的规模，破坏力自然更强烈。在等等的一代中社会经济没有发展起来，明帝社会经济出现回升的趋势。明帝末年东汉社会经济发展到顶峰呈现了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是实际上经济回升的曲线，并没有达到西汉前期曾经达到的高度。接下来维持了景象，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015-07-06 14:45:30

• 吴国华:

  第三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是爆发在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标记是黄巾军的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史之久都远远超过了西汉末年的起义，更超过了陈胜吴广起义。接踵而来的是军阀格局引起的更大的混乱。这使社会生产力已经不是一个衰退，而是彻底的破坏了。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很长时期的大衰退，大劫难。中国历史上这次空前的大劫难开始了，这个时候大衰退，大波动，大劫难历史非常长，从晋朝开始到隋朝前后历时280余年，这将近三个世纪的灾难，使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一个时期。这是大衰退的规模之大，历史之久，破坏的强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次经济波动。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后来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也出现了大的繁荣与动荡。唐朝前期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后来爆发了黄巢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所以出现了大的动荡，直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宋朝也出现了社会经济的大繁荣与动荡，到元朝出现了大崩溃。元朝以后国家又出现了大分裂。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波动的一个基本的轮廓。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运行轨迹是繁荣与大衰退的相互交替，这个大衰退的时期还是长于繁荣时期。

  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与大衰退的交替出现，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周期，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周期。所以我们也不能用近代的危机学术或者是近代周期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繁荣与大衰退的近代的重复。这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情况，经济波动的基本情况。近代中国的经济波动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

  2015-07-06 14:45:45

• 吴国华:

  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分析最大的困难是资料的困难和不准确性。现在的经济统计中不仅有国民生产总值的连续的数字，而且各部门的行业产值和产量等指标也不完整。并不意味着不能与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可供研究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价格指标，一个是规模贸易指标，这两个指标都有综合的限制，尤其是价格指标，这个价格指数的波动形态和总量波动形态十分接近，直接用这价格指标来测定近代中国经济的波动形态，集中到现在的经济史中与价格指数资料，工业和农业产品物价指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到20世纪30年代物价上涨速度加快，并且呈现了周期性的波动的特征。也就是说物价周期性波动中逐步上涨，同时存在波长为三到五年的广周期波动，也存在着波长为十到十二年的周期波动，波动很不规则。因为这个图像现实的不太清晰，比较模糊。如果用三年移动的总体估计，画出来的图会更清晰的显示近代中国的批发物价的总体性波动，这里显示了中国批发物价指数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885年以来，批发物价明显存在希望波长为25年左右的中长期周期波动，也有可能三年的平均化对中国的工业批发物价指数和合乎农产品批发物价指数进行处理。经过处理以后的各种价格指数波动形态比较清晰。他们的波动形态大体一致，波长为25年左右的中长期的波动是很明显的。

  2015-07-06 14:46:00

• 吴国华:

  当时近代第一次经济周期的波动，这个批发物价总指数，这个波谷实际上是1884年，波峰的时间是1905年，按照工业品批发物价指数波谷时间是1885年，波峰时间是1903年。第二次波动波谷批发物价总指数是1891年，波峰是1931年。大体对外贸易指标，在平均值和经验的判断，周期的峰谷可以基本确定1887年，1914，1934年，波峰确定为1905，1931。近代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两个，一个是呈现基本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像南开大学的王玉如他们的研究，他们用三年移动平均法对1867-1936年进出口物价指数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得出比较清晰的中国近代进口物价和出口物价的波动曲线图。结论是进口物价的周期性波动的曲线与批发物价总体性物价的波动性曲线比较相似，出口的周期性波动物价曲线差距就很大。这说明物价的波动更多是受到进口商品价格的影响，这表明了近代物价的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呈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同步性的特征。近代的第二个波动特征是波动幅度低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里有个图显示了1867-1936年期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的批发物价指数同中国的这些国家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来，同期中国批发物价的波动幅度明显低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2015-07-06 14:46:14

• 吴国华:

  那么到1937到1949年中国出现了登峰造极的无限的通货膨胀。中国物价上涨50%，当时算是相当缓和的，此后不断的上涨，到1937年上涨到15倍，不断的涨，完全无法控制的一个上涨速度。这里有一个中型城市，以上海的物价指数作为中国同期的登峰造极的通货膨胀的证明。这个时期上海的物价指数不存在周期性波动了。其实有资料表明，1922年到1929年期间，中国的物价波动形态，与除法国意外的主要资本国家，波动幅度一般都不大，到1930年到1931年个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逐年下降10%以上。1932年以后开始回收，中国，特别是与上海相反，1930-1931年物价上涨，1932年才开始下降。1936年国家基本长都是处于战争时期，1948年物价上涨的趋势仍然没有停止，这和中国的物价趋势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物价的上涨速度，比其他的资本国家大得无法比拟，物价上涨的速度大的太多了。这是1937年，1949年建国前期的物价波动完全失去了控制。

  2015-07-06 14:46:24

• 吴国华:

  第三个部分是建国以来我国的历史经济波动的情况，建国50多年以来，我国大大小小的经济波动总共有13次。通过从史的角度的考察，对历史经济波动的规模的考察，可以发现历史经济波动的物质基础是投资波动，投资的扩张和压缩导致了经济扩张和收缩的交替出现。投资扩张和经济的压缩，经济的繁荣和萧条，既有的经济体制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决定，具体的波动情况是这样。1953年出现冒进到1954，1955年出现衰退，稍微简单讲一下，1952年底，当时我国顺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兼具任务，工农业生产达到的建国前的最高水平，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加之一五计划的目标，大家接受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日益高涨。1953年总体经济情况很好，出现了三年恢复时期的持续繁荣出现了GDP达到15.6%形成了波峰。有了1953年十一五计划的第一个年头，规模和地区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出现了冒进，1954年，整个经济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衰退，1954，1955年GDP增长速度大大低于1953年的速度。1956年出现冒进，1957年出现希望衰退，这个情况主要是1955年底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和1956年的冒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55年农业大丰收，但是建国以来农业总产值是建国以来的最高的一年。后面是政治气氛，1955年下半年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上上下下急走毛进的情绪下出现了三管齐下的偏差，农贷的增长太高了，造成了赤字。1956年经济确实出现了过热的倾向，1956年GDP达到了15%，形成了波峰，由于出现了冒进和失误，导致1957年不得不实现小的紧缩调整，出现了温和的衰退，GDP增长降到了5.1%，分别出现了1958-1960年大衰退，接着出现了1960-1962年大衰退，1958年大跃进。具体的问题没有时间讲了，马上到了。

  第四个波动是1964年到1965年的繁荣，到1967-1968年大衰退。第五个周期是1970年的繁荣和1972年的衰退。第六个周期是1973年的回升和1974年的衰退，第七个是1975年的繁荣到1976年的萧条，第八个是1978年的繁荣到1981年的衰退。此后就是80年代的，大家很熟悉了，1984-1985年的繁荣到1986年衰退，1987-1988年繁荣，到1989-1990年市场疲软，然后是1992-1993年的繁荣和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第12次是2000-2009年，第三次是2010年以来的新一轮。

  2015-07-06 14:46:37

• 吴国华:

  基本的结论是建国以来的经济波动从中可以发现波动的基础是投资波动，投资的扩张是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企业强烈的投资冲动的需求。促成了投资冲动和需求转化为现实的主要是作为管理者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做出了投资扩张的角色。投资加速是由于受到资源短缺的约束，供求关系的紧张，各种瓶颈压力增大，中央政府不得不做出压缩投资的强制性决策。所以这个投资扩张和压缩的相互交替的过程中，中央政府的决策起了关键的作用。扩张性和收缩性的决策决定了变动的方向，这个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强烈投资的冲动和需求，是一种体制性因素，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中央政府作为管理者身份，投资扩张和加速的决策是一种政策性的因素。所以这个投资压缩，扩张和压缩，经济的繁荣和萧条，根本原因在于绩优的经济体制和中央的政府的政策决定。此外历史经济波动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说政治因素或者是说政治运动推波助澜，这与建国以来的有一个小启示，中国经济主要是三个时期，中国近代时期的波动，还有建国以来的，耽误大家的时间，谢谢，谢谢各位。

  2015-07-06 14:46:53

• 主持人:

  谢谢陈教授用湖南的普通话给我们上了精彩的一课，没有听懂的可以找他去联系，跨度三千多年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下面我们请今天收尾的一个精彩演讲有请彭建强教授给我们演讲有效增长和可持续增长。

  2015-07-06 14:47:01

• 彭建强:

  大家大脑先放松，我是最后一个发言了，我劝大家放松，我今天一天的话，我大脑都没紧张，是因为从上午到下午，各位专家的发言都非常精彩，精彩在特别是研究、学历性很强，思想很希望深刻，很系统，含金量很高，而且信息量很强大。如果一走神就丢掉了信息了。所以说我一直不敢走神，就高度的这样紧张。

  想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因为我要学的不具有系统性，含金量高，信息量大的特征。所以大家放松一点，多听一句小听一句不影响我的结论和观点，我就说两点，我语言组织上也许不到位，或许会乱一些，最后我会告诉大家我的两点思考和两个观点。所以大家要放松。

  第二是在经济增长周期方面我没有发言权，我的专业，过去我的专业是农村经济的专业，研究三农问题，最后关心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这个方面没有发言权。最后一个给大家的是一种交流，就我为参加这次会议做的一点思考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如果说思考有价值的话就叫做新思考，新思想，如果没有价值就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是让你们放松，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可以作为晚饭前的放松和调剂。

  我的题目是有效增长和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增长，这个题目很大，所以我把有效增长和创新驱动可持续增长加了一个信号。是因为什么，我只是讲这里面其中的一个我想我自己思考的一个，我认为是值得注意的一些内容，有效增长第一个问题是有效的增长，有效增长是指长期的增长的有效性。

  从我们对日常生活线性的观察，我举一个例子，我的观点就表明了。比如说我盖一栋房子，这个房子如果是像英国一样使用一百年或者是三百年我盖一次房子，三百年不增长了，但是我的福利是一直在用这个房子。如果房子的周期寿命20年，我一百年之内，这个房子要重新修五次。重新五次我付出的五倍的增长，最后你的福利还是一栋房子。这是我说的。

  2015-07-06 14:47:09

• 彭建强:

  短期内来看的话，都是有效的，我今天需要盖房子，我必须就要盖，这都是有效的增长，但是长期的关系就不是了，像讲的这个狗熊摘棒子一样，摘一个丢一个，最后剩下的就是一个。所以我们在效率和价值上还是一个。但是增长的是过程中增长了很多倍，是我的观点。不仅是表现在住房和基础设施方面，还表现在其他的方面。这种长期的效率的损失我认为有以下的六个因素导致了这些效率的损失。第一个损失在哪？刚才我说的这种房子，基础设施，授予他的寿命和质量问题，包括在我们国家跟腐败相关的一些，像过去的豆腐渣工程，这些的话由于质量问题，使得这些工程要不断的，浪费好几倍的新投资和修建，像一条路一样，我们也是反复的在修可能用五倍投资，还是一条路，维护的好的话这个路修一次可能就要使用五十年，这是第一个由于工程的质量问题或者是腐败问题导致的浪费和重复价值。

  第二块不是质量问题，也不是豆腐渣工程，是由于我们规划的不科学，不严肃，没有长期性，导致了规划在现实中的必要调整和重新的拆建的折腾性的建设。这一块大家要理解，这个又是丢掉的一块效率的损失。

  第三块是什么，不是有这种行为，不是有政府的行为中出现地问题，就是消费者，居民百姓，比如说中国的农民，老百姓，不就是一个房子盖了以后隔二十年，我就是限他不好，我有多动症，我们在政治层次有运动的多动症，经济层面也有折腾，会议室的家具，我过两年觉得不好再换，不断的换，也有消费观念的问题，这是老百姓和消费者的问题。第四块就是说不仅是在这些个像住房，基础设施这些固定资产和耐用的消费品方面，包括我们生活消费品方面由于消费者的不理智，盲目性和商家的这种过渡的忽悠，导致了这种过渡的消费，比方说希望在医药领域，你比如说我用药特别多，输液特别多，本来应该一袋板蓝根就好了，输液三天，加上商家各种行为的促销，导致了这种盲目的不理性的过渡的消费。这由让我们丢掉了一半效率的损失。这都是增长来的，这丢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其实这里的福利都丢了。

  2015-07-06 14:47:24

• 彭建强:

  第五块是由于地方政府的GDP经长，导致了重复建设，比如说导致了今天的产能过剩，这不是一种社会资产和社会福利的损失吗？

  第六个因素是什么呢？再分配的机制和环节上，我创造了GDP，但是没有创造GNP，像过于两驾的出口，只是为了改善外国人的中低收入水平做了贡献。我们这么庞大的汽车工业的市场产值的增长，但是利润都是让老外拿走了，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劳动，在付出辛苦但是我们最后获得的利润很小少，这六个因素导致了长期效率的损失，短期看都是有效率的，持续在增长，长期来看的话，我们剩下的福利并不多，所以这是我对增长的看法，所以由此我倾向于对于这种增长，我们不要过渡的说我认为我是倾向不要强调增长，如果说为了增长而增长，我是不断的刺激，我觉得是越来越被动，而且第二个我觉得掉两个点也无所谓。掉的这一块是一个无效的增长，剩下的就是有效的增长。

  2015-07-06 14:47:35

• 杨圣明:

  把有效的掉了。

  2015-07-06 14:47:46

• 彭建强:

  有效的掉了，是吧？我说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增长。现在大家形成的共识，我们到了一个发展阶段，从过去的要素、投资驱动到了一个创新驱动了。有效增长过去有很多的，像10%，我们有百分之六七十是有效的，过去的增长是两大块，一块是短期条件下的简单的扩张性，是吧？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以前就有技术的积累，改革开放一利用这种制度和机制，技术的普及和传播的转化，有一个量增长，规模的扩大，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短期经济供给不足有一个增长。当然我们也有技术进步，比如说张老师就讲了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方法。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轻工领域和家电的领域也是有创新的，从90年代后期开始创新上来了。

  现在的话到了一个我们必须要有自主创新和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特别是表现在重工领域包括装备制造，重工和航空等领域，支撑以后的可持续的有效的增长。

  当然了还有一块，这个不在我的话题里面，现在的情况下是不是必须到了这种创新，过去的那种增长有没有有效的一块，在我们国家也有可能有，因为我们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这种不均衡，还有可能有一种常规的增长，但是总的来说到了一种必须到创新驱动的阶段，这个阶段以后我想提示的是什么，到了这个阶段凯恩斯的调控政策的作用空间和作用效能会越来越小，因为在投资驱动阶段的话，这个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首先是调控投资的很有效，创新驱动以后阶段这个政策作用越来越小，我倾向于不要过渡的热衷于和过渡的使用凯恩斯的调控政策，这是我的倾向性的观点。我认为这个过渡的使用也造成了我们不断的有一些问题的积累和后遗症的生成。

  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以后还有一点我想注意的是什么，我们处于从后发优势向面临着后发劣势的这样一个转变期。过去我们增长，我们数量的扩张和学习和模仿都是我们的后发优势。以后面临着可能是后发的劣势。因为我们要在前沿技术上和现代已有进行竞争。比如是打飞机制造和波音和空客竞争，他采取一系列的垄断的手段打断你，不让你上来，我们将来下一步会面临着后发劣势，所以这是后发劣势需要提示的。

  2015-07-06 14:47:58

• 彭建强:

  这个阶段我想需要靠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支撑长期的竞争。那么说可持续增长是不是每年都要增长，都以一定的速度增长，这取决于创新的能力和创新的速度。恰恰是我们的问题是缺乏从实质层面上缺乏创新的实质的能力和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没有这样的机制，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上比如说我们的激励机制，向脑力劳动的报酬，向创新收益的保护和保障。还没有得到保障，这是在制度和政策上没有得到体现。比如说一开始讲到了现在到了创新阶段，谁不创新谁死。如果说没有一个有效的保护创新的权益的环境的话，他创新以后也未必能活，创新以后我马上偷你的技术。现在我觉得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环境，除了制度和政策的环境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种在老百姓当中的文化心理，我们的文化心理目前还对创新不够尊重和崇尚。吃饭的时候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创新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灵感，99%的效益是1%的灵感产生的，我们往往认可99%的汗水，所以我们心理上有一点同情苦劳，同情汗水的文化心理，这是对创新的保护的激励和支持上的不够。

  下面围绕着创新的增长，上午说了以后创新的发展靠新要素的供给，上午谁提出了新要素供给的基础，这个非常重要，我想补充的是新要素的供给必须有对新要素的内在需求。和对新要素供给的有效激励，因此要创造的是培育这样一创新的制度和环境。这是我的发言，并不一定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2015-07-06 14:48:09

• 主持人:

  谢谢彭教授，虽然话不多，但是事实上提供了很多可思考的余地，很多的观点并不一定使用标准的经济学语言来阐述，因为更多是一些思考，如果青年学者有兴趣去研究的话，思考可以去研究的，包括前面说的什么GDP可以减过去，怎么减，什么方式减，这是核算上的重要的问题，不是说想减多少就可以减多少，这些东西可以做理论研究和深入研究的，总体来讲今天下午八个演讲人都是非常高的高手，在我们国家的开放领域，宏观经济领域都是在座的年轻学者可以学习的楷模，这里有很多的老师你们平时想听他们讲都是非常困难的。今天大家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当面聆听，当然也有不解渴，这是一个大会，是约束人创新的地方，大家在一起侃侃思路就可以了私下对哪一位导师和教授有更多的想请教的地方我们可以单独的联系。我觉得我们年轻的学者应该学会不耻上问的情况，向我们的前辈和老师去请教，会得到更多的收益。我希望今天下午的讲座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启迪，都有启发。在未来的研究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谢谢这八位演讲人。

  最后我代表大会宣布今天所有的研讨会发言，和演讲，已经全部结束了，剩下的时间是休息和吃饭。

  2015-07-06 14:48:18

图片内容：

数据地址：

http://webcast.china.com.cn/webcast/created/22387/152_1_0101_desc.htm

图片大图：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现场主持

  中国网 郭天虎

•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演讲

  中国网 郭天虎

• 

  论坛现场

  中国网 郭天虎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圣明发表演讲

  中国网 郭天虎

•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发表演讲

  中国网 郭天虎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发表演讲

  中国网 郭天虎

• 

  第二分会场第二阶段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刘霞辉

  中国网 郭天虎

•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教授龚刚发表演讲

  中国网 郭天虎

• 

  论坛第二分会场

  中国网 郭天虎

•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昆亭发表演讲

  中国网 郭天虎

•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陈乐一发表演讲

  中国网 郭天虎

•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彭建强发表演讲

  中国网 郭天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