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旧址
惨烈的斗争整整持续了一昼夜，以失败告终。
根据当时的革命党人应德明回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失败后，清军戒备森严，下令闭城三日，搜查革命党人。凡属没有辫子的、穿黄军衣的以及来路不明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制台衙门前伏尸累累，被杀的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谓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据可查的烈士，其余殉难的人无可稽考，约在两倍以上。”
缅怀先烈
广州城一时之间腥风血雨，笼罩在一片极端恐怖之中。位于小东营5号的指挥部惨遭清兵数番破坏和反复搜索，革命党人四散躲避，旧址遂无人问津，它在人们的记忆中被整整淡忘了20余年。1933年，在某种机缘巧合之下，它再次浮出水面，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寻觅
1933年的春天。当时广州的国民政府打算修整一下越华路一带的马路，拟拆除旧址所在地的房屋。有一位寓居香港的革命党人，写信给国民政府，说明小东营5号就是当时黄花岗起义的指挥部所在，万万拆不得！这一“传闻”很快就得到了当时曾参与过黄花岗起义、时任国民党要员的林直勉的证实。当时的国民党四委员陈济棠、邹鲁、林翼中、林直勉立即联名向国民政府提出保护议案。现保存于广州市档案馆的国民政府文档原文如下：
“为提议事，查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为本党同志历史最光荣最有价值的工作，故凡关于是役之遗留各种印象及物质，均应妥为保存，以垂久远，兹查广州市小东营现编门牌第五号之住屋，实具有此次革命深刻之迹象。诸先烈举义广州，其先事联络策划，原以该屋为秘密机关。其当时集合奋斗，亦以该屋为出发地点。是该屋不特与本党革命历史有关，仰为诸先烈牺牲精神所托。若非设法保存，他日沧桑物换，自与时会而变迁。兹拟由本部函请广州市政府，用价将该屋收买，妥予计划保存，即在该处建筑纪念碑坊，详刊该屋革命事实，庶本党革命特殊之迹象，不至湮没无存。而市民亦得以时观感焉。是否有当？敬候公决。”
1933年5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党务月刊》第十七期刊登了关于“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的报道。当时国民政府广州市市长刘纪元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他下达训令，标题为“训令财政局准西南执行部秘书处函请收买小东营第五号之住屋以保革命遗迹仰遵照办理。”训令财政局局长刘秉纲，“决议照办，原屋不拆，以存旧观等议在案”。
如此这般，旧屋得以保存下来。但是由于后来战争爆发，此事又被搁置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著名民主人士、建国初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李章达先生，将此房产捐献给了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