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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政府还采取了释放在押美国人的积极行动，以期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并进一步影响美国朝野的各派势力。
总之，基于中国自己的建设需要，在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奉行了与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战略方针，开展了全方位的外交活动。这其中，由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客观要求，中国在1954年中期到1955年年中的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与美国打起了军事心理战和外交战。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活动，中国最终推着极不情愿的美国被迫坐到了谈判桌前。显然，中国由于切身利益的需求，特别是面对涉及主权领土完整的严肃的政治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的时候，必然要竭尽全力主动地采取行动，而不是不关痛痒地消极地应对局势的发展。这一点正是美国在决定进行中美谈判的整个决策过程中缺少的。
2、美国：消极被动的对华政策
在这一段时间里，美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是不同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一直充满着矛盾的心理和暧昧的色彩。它的策略的变换几乎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被不自觉地推着朝前走的。总的来讲，是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系列举措，使得美国不得不考虑用战争以外的方式维持台湾地区的现状，从而达到其遏制中国的政策目标。
朝鲜战争后期，反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以致于总统竞选大战的胜负甚至是看哪一位候选人能够迅速地结束战争，最后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并按照许诺立即结束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后的美国舆论虽然依旧反共反华，但是战争的叫嚣毕竟不如以往疯狂了。从艾森豪威尔上台起，美国开始逐渐摆脱极端反共反华的麦卡锡主义的阴霾。麦卡锡的失势及其在1954年4到6月间的最终垮台，在客观上为美国政府调整内外政策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50年代中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是不通情理的僵硬，而是略有一些变化。但是，不承认中国的政策仍然未变。
与杜鲁门一样，艾森豪威尔实行的依然是遏制、孤立中国，控制台湾的对华政策。他在上台后没有多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美国对远东的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计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他们认为，美国远东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是使中国发生变化，这将会消除中国对自由世界安全的威胁。 要消除威胁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分裂中苏联盟，使中国脱离苏联的轨道。实现这个目标，具体来讲，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将“北平政权”与莫斯科拆散，一个办法是“推翻北平政权，由一个敌视莫斯科的中国政府来代替它”。 但是，他们倾向于不采取上述两种办法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在不直接对共产党中国进行干涉的条件下，增加对共产党中国的压力。”
由此可见，美国的远东政策的目标是运用压力政策，促使中国与苏联的分裂。这个政策后来被学者称为“压力楔子”政策。对中国来讲，美国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基调就是，在不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的情况下，继续遏制中国。
尽管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在一份关于基本国家安全政策的第162/2号文件中明确说，美国必须接受与苏联及中共两者，经由谈判的方式，解决局部甚至全部问题的可能性。 当时这个文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并由艾森豪威尔批准。这说明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避免战争，不排除与中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它对中国继续实施压力政策的指导思想，使得它不可能积极主动地与中国直接接触并进行谈判，甚至在出现谈判契机的时候，仍表现出极不情愿的态度。后来台海危机爆发，美国政府更是质疑与中国谈判的可行性。在1955年1月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提出将“必须接受”与中共谈判的可能性改为对与中共谈判的事“要保持开放的态度”。 这是后话。
不过，有一个问题使美国不能不与中国发生关系。朝鲜战争中在中国大陆失踪的美国军事人员、以及因为从事间谍活动或是其他原因被拘留在中国的美国人有一定的数量。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这些在押人员的家属要求美国政府为他们的获释采取行动。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美方代表约翰逊在回忆录中说：“美国公众舆论不允许政府因为外交细节决定在押人员的命运。”
日内瓦会议召开后，尽管美国国内要求政府解救被押人员的压力剧增，美国仍然不愿与中国直接接触谈判这个问题。当时，美国主要通过英国的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传话，说明美国准备在中国留美学生出境问题上作一定程度的让步以换取美国侨民的遣返。 中国代表团由于了解到美国代表团并非铁板一块，因此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愿望，主动提出并宣布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 这样，中美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的契机出现了。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坚持不与中国进行直接谈判。杜勒斯指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不要中了中国的计策。因为杜勒斯认为，中国提出与美国谈判，是意在使美国与中国接触，从而给外界造成美国打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后来由于史密斯的坚持，才有了中美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四次谈判。不过，美国政府为了澄清自己绝无承认中共政权的意思，采纳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贺葛迪（James C. Hagerty）提出的办法，对外声称“再没有比保护美国人民更重要的事了”，“与中国谈判绝无隐含承认之意”，以搪塞公众舆论。 但是，无论美国政府怎么解释，事实是，中美之间紧闭的大门被撕开了一条缝，双方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遣返人员的问题开始了新的双边接触。
虽然双方在日内瓦会议上有了新的接触，但是，由于日内瓦会议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在日内瓦会议以后，美国对华政策较之会议以前，不但没有变得温和，反而更为强硬。1954年8月初，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设计委员会又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了对华政策的四个方案。第一个方案要求修改对华政策，缓和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之与美苏关系的水平一致；第二个方案建议使用除了战争以外的手段削弱中国的力量；第三个方案建议美国政府在不主动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即便冒爆发战争的危险，也要积极地削减中国的实力。第四个方案是，美国全然不顾引发战争的危险，竭力扭转中国实力增长的趋势。 8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这个报告进行了讨论，最后他们倾向于采用第三个方案作为对华政策的操作指针。这个政策指针是比较强硬的，因为它不否认使用武力遏制中国的崛起，尽管美国不主动使用武力。时值中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解放台湾的运动，如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以美国在战后敌视中国的一贯政策立场而言，美国的智囊团提出这样的对华政策也并不奇怪。
（原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作者卢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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