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其人
专家介绍
陶文钊 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前所长
金灿荣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倪 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
朱 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达 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余万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进入人物库]
观点选录
精彩瞬间
舆论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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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本届任期的五年当中，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巨大的潜力等待开发。那么，中国经济在这五年当中有着怎样的进步，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完成得如何，未来发展还有怎样的空间，观点中国有幸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张晓晶进行深入分析解读。
以论对策
陶文钊：尼克松访华是“破冰之旅”
《上海公报》大部分篇幅都在讲“分歧”，最后讲一点讲两国的共识，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今天中美关系仍然存在诸多分歧，而且大都不会短期内解决，因此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互利共赢的道路，中美之间分歧太多，但是大问题上我们有共识，在这个全局上来认识中美关系。邓小平曾经对老布什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说过，归根到底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详细]
金灿荣：美国回归亚洲 一要重视二要淡定
别看美国三管齐下，政治上主导中国的地区合作，经济上搞TPP，军事上搞驻军澳大利亚，但你往这个细节上一看，发现他最后做不到。所以我的结论是第一重视，第二淡定。我们还可以祝福美国好好玩，让美国在中国不会去的地方汗流浃背地挖战壕，而我们中国在家里安心闷头发大财， [详细]
倪峰：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发展历程
从1972年到现在，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2年到1989年，中美战略合作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到2001年，中美关系在动荡中不断发展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9•11事件”以后，一直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华，是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阶段。自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中美关系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姑且称之为“不稳定的过渡期”。 [详细]
达巍：中美要在亚太比拼“巧实力”
如今是中美要在亚太比“巧”的时代。美国搞“巧外交”，中国要更巧，要smarter。当然，这并不是就不要斗争，而是要善于斗争。要有战略的眼光，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需要认真考虑外交政策如何超越国内利益集团的限制；考虑媒体的责任、健康的舆论环境；考虑如何更好地协调国内的不同的外交行为体、不同的部门等；考虑如何让各种意识形态不要过度干扰我们战略思考。 [详细]
文字直播
中国网副总编辑张梅芝：代表中国网欢迎各位专家，到我们中国网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很重要是我们今年对外报道最重大的一个题材就是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纪念《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在今年整个宣传报道当中我们列为重大的项目，所以今天我们这儿有一个开篇，今天请到都是国内顶尖级的专家，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高兴，个人很荣幸，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名单，虽然有的专家不是很熟，但是至少我和其中的几位还是有一些渊源，比如说人大，我本人是人大毕业的学生，曾经是人大的学生我很荣幸，还有一个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曾经差一点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我没有去经济研究所，我实在觉得那是一个太尖端的东西，我不是做学问的人，所以我没有进入到社科院去做各位老师的学生，今天我还是很荣幸，欢迎各位专家到我们网站来做这样一个访谈和活动。今天上午还在开会传达刘云山外宣办领导对外文局的批示，就是提高宣传能力和扩大对外传播的影响，包括中国网，国际传媒集团，还有杂志社在这方面能力的建设和提升，今天我觉得要提升这个能力，要扩大我们影响力，应该以靠我们这些专家，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么多年来专家对我们有很多的支持，今年两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专题库和观点库，其中观点库是我们会聚了中国最好的专家队伍，包括 在座各位专家在内，能够加入到这个当中来，这对我们，对外介绍中国，对外传播中国的声音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就不多说了，表示我的一个非常感谢大家出席，感谢大家参加中国网的这个活动，谢谢大家。
余万里：谢谢张总监，我们这论坛赋予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意义，今天我当主持，这个形式看起来好像很正式，咱们这个话题也很重要，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比较轻松的，首先给大家介绍这次参加论坛的五位专家，其实都是我们圈里面特别熟悉的人，其中达巍（职务），原来是美国所现在是办公室主任，倪峰是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副所长，金灿荣是媒体圈肯定不会陌生中国人民大学的，我们一直都是在陶老师的领导下，社科院研究所副所长，我们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的，还有旁边这位朱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我们学术圈里互相比较熟悉。
我先把我们今天下午要谈的一些话题先集中说一下，再重点请专家做发言，然后再讨论，尤其是我希望大家在座的听的编辑记者，听的过程中如果有问题或者有什么想法能够互动起来，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就会更加生动。关于今天的主题我想其实就像这个标题写的回顾与前瞻，这个时间点上来谈这个事情确实恰逢其时，因为今天恰好系40年前《上海公报》签订，正好是40年，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我们习副主席在美国有一次访问，这两个放在一块这个标题非常有意思，习副主席包括美国包括中国方面都是有前瞻性的访问，看未来十年这是一个起点，所以我们今天开这个主题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历史部分，40年前《上海公报》对现在中美关系有什么启发意义，先请陶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发言。第二个谈前瞻问题，可以分成两大块，一块就是围绕习主席的访问，这些年中美关系存在的状况，请朱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访问情况。另外一块就是今年是美国大选，围绕这个大选中美关系包括中美的政治、安全、经贸这一系列的关系，对选举的影响，这一块我想倪峰和达巍可以重点谈一谈。我们整个结构就是这样，应该是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希望主题发言时间控制15分钟到20分钟，这样可以有更多时间留给大家讨论，可以互动起来。
陶文钊：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从敌对、对抗格局转变到和解，关系正常化的转折点，因此说它是“破冰之旅”；从美国的角度讲，尼克松访华有三个原因：首先，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拓展，让美国感觉到其霸权受到苏联威胁；第二，尼克松想通过拉拢中国达到与苏联缓和关系的目的。尼克松1972年2月到北京，5月份就到苏联，跟苏联签署了“反导”条约，当时中国批评美苏两国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如今回过头来看“反导”条约，可能是在冷战时期美苏能达成的最好条约；第三个原因是美国想从越南战争中撤下来，而中国是支持越南的主要国家，美国希望中国对越南施压。
从中国方面讲，首先，当时已经感觉到苏联是中国最大的威胁；第二，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在外交史上空前孤立，领导人非常希望在美国这个地方打开缺口，使我们在外交上能够取得突破，实际上这个效果是达到了。
尼克松访华对双方来说确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尼克松访华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中美关系没有马上正常化，但是对中美两国关系的破冰，仍然留下丰富的历史经验。
第一，要从全局的高度，从战略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上海公报》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讲“分歧”，最后讲一点讲两国的共识，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今天中美关系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仍然存在诸多分歧，而且大都不会短期内解决。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大国之间和谐相处，互利共赢的道路，中美之间分歧太多，但是大问题上我们有共识，在这个全局上来认识中美关系。邓小平曾经对老布什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说过，归根到底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第二，紧紧抓住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是利益驱动的，当时中美关系分歧很大，但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就是共同对抗苏联的扩张。现在两国之间共同点远大于分歧，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流。所以，我们既要认真对待分歧，更要不断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
第三，要培植战略互信。尼克松访华之前中美之间没有战略互信，但通过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与周恩来的长谈，双方建立起了初步战略互信关系，即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1973年基辛格再次访华，再次表示，美国过去不支持台独，现在不支持，以后也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双方真的达成了谅解和共识。尼克松访华，比基辛格又进了一步，阐述了美国一系列的观点，所以战略互信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学习美国的政治智慧，《上海公报》中，有一段对“一个中国”政策的经典表述：“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直到今天，美国政府或学者要讲“一个中国”政策还是要回到《上海公报》，历经了40年依然能得到认可，美国的政府和学界的主流意见还是认同这一经典表述，这就是政治智慧，也是中美关系的财富。
余万里：陶老师不愧是国内对中美关系史颇有研究的专家，这四点概括的非常精辟，下面请金灿荣谈谈。
金灿荣：我不是研究历史的，但是关于尼克松访华40周年，有一个视角可以补充。尼克松访华结果是双赢，这40年中美关系发展虽然不顺，但最终这个结果，当时最乐观的人也想不到。双方都有好处，要没有中国站到美国这一边，美国就腹背受敌，中国再穷也是一个天然大国，对俄罗斯那边摆出敌对的架式，苏联就必须在边防线上部署部队，美国经济学家拉迪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让俄国人每年白白浪费2000亿美元，某种意义上是我们中国帮美国赢得了冷战，美国战略家对这一点是清楚的。但是我们中国对这个事情应该也感激，我们中国马上也改善了安全环境，原来也是两面受敌，后来可以专门对付北方威胁。
对于中国来讲，尼克松访华最大的意义是帮助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认为现代国家成长有三部曲，任何一个现代独立国家，成长第一步就是寻求安全，第二步是发展，第三步是尊严，按老百姓的话第一步就是我要活下去，第二步我要活得好，第三步我要活得有面子。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是从1949年开始的，民国的38年，军阀混战，其政治结构相当于夏商周的“方国共主”。中国真的有一个现代化趋向的政府，有效控制国家大部分，从而成为独立法人式的现代国家是以1949年为起点的。1949年到现在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时代，一个是改革开放时代。
毛泽东时代就是求安全、求生存阶段，这个阶段一定内部是要镇压的，对外是要打仗的，这是历史决定的。我们现在处于城市化小市民阶段了，人们开始精神撒娇了，但看那段历史要理解当时的背景。那个时代背景就是国家生存没有保障，人民饿着肚子，求生存是当时最大的任务，其他都是为它服务的，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在这个意义上讲尼克松访华意义太大了，世界的一把手承认你的生存权，这个不得了，这样才有了后来周总理提出四个现代化，否则快要打仗了怎么谈四个现代化，然后才有了后来的全面改革开放。所以按照我的这个现代三步曲说法，尼克松访华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是一二阶段转换的关键。你的生存安全感不是自己决定的，需要别人给你一个讯号，这个讯号谁给的最有效呢？就是世界一把手，就是美国。这样中国才可能进入求发展的第二阶段。
过去30年中国发展不错，但现在我们还处在第二阶段中期，我们还是需要继续发展。我们肯定要进入求尊严的第三阶段，就是活得有面子，有尊严，要让我们的文化被人家接受，这在经济上就要求中国的人均收入跟世界人均拉平，去年我们刚过5000美元，世界人均是9000多，基本上是世界人均的一半，所以还是要花很大力气，至少要跟世界平均一样才行。
现在的麻烦是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较低，但是由于中国的块头太大，外面人已经以领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你了，需要中国承担责任，提供公共产品，甚至提供解决全球问题的新思路和新价值体系，第三阶段的任务提前到来了。这是国家现在就花大钱提升软力量的原因。中国的轨迹和一般国家不完全一样，现在就要做第三阶段的工作，让老百姓接受有困难，但这是必要的。
余万里：下面请朱锋谈谈习副主席访美的一些情况。
朱锋：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有三个特点：
第一，此次习近平副主席访美的过程中，举手投足间对美国文化基本的适应，向美国传达了一个积极的信息：中美之间不在于有多深刻政治的原则需要彼此阐释，而是对彼此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相容、对话。习近平副主席访问一个星期，他传递的信息让美国人清楚地感觉到中国人喜欢并尊重美国文化，这种社会文化的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这是中美首脑外交看不到的。
第二，尼克松访华，通常更加注重其重大的政治含义，而习近平副主席此次去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在这40年里，尼克松的“融冰之履”首先是战略的突破点，今天的话题更多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让两国民生具有更好的互补性。
第三，此次习近平副主席访问美国，使美国媒体深化中国问题报道，在美国公众中进一步培植和推动对中国问题的认知、了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四十年，中国领导人在美国更多的是强调中美之间一种新的形势，不再是简单的战略一体，而是民生；另外，通过此次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是跟过去进行对比，中美关系变了，中国变了，世界变了。
应该更加积极地看待中美关系
尼克松访华中国很重要的意义是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人寻找现代化道路。今天习近平副主席访美，中国公众应该站在4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待美国。40年尼克松访华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变化，给世界带来变化，给中美关系带来变化，今天中国人是否可以客观公正来看待美国，答案是要寻找历史延续的轨迹。尼克松访华之后的40年里，中美合作在不断造福两国人民，地区安全，双方彼此应该更加准确合理看待各自的国情。
与美国交往需战略清晰
今天的中美关系确实错综复杂，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给中国带来的诸多影响和挑战，我们更需要清楚地面对我们自己：第一，不仅要看美国，而且还要看世界；第二，不仅要看到两国之间战略经贸社会的交往，我们还需要看到彼此的差异；最后，我们需要改变自己，或者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美关系的这个观念的变革，还在于我们的信心和利益到底如何相互结合，我觉得中国人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但是利益的观念在信心的主导下，寻找某种冲突的方式，所以中美关系同样考虑中国人的信心和对利益的看法，究竟能够如何更加合理利用。
余万里：下面请倪峰讲一下中美关系40年的发展历程。
倪峰：从1972年到现在，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2年到1989年，中美战略合作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到2001年，中美关系在动荡中不断发展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9•11事件”以后，一直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华，是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阶段。自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中美关系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姑且称之为“不稳定的过渡期”。
第一阶段：因为共同敌人而战略合作
第一阶段，之所以称之为战略合作阶段，是因为中美两国有共同的敌人。在这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合作应对共同的敌人，这个时期也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
第二阶段：危机与合作并存
第二个阶段，从1989年到2001年，是中美关系在动荡中不断发展的阶段。1989年到2001年，在短短的12年间中美关系先后出现了六次比较大的危机：第一次危机是在1989以后，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第二次危机发生在1993年，克林顿接替老布什当选为美国总统，竞选时克林顿严厉批评了老布什政府对华相对比较温和的政策，表示一定要对中国施压，克林顿上台后对中国采取贸易壁垒政策，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与人权挂钩；第三次危机是1993年发生的“银河号事件”，美国认为中国向伊朗出售威胁性武器，而且在公海上进行拦截检查，这个事件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很大伤害；第四次危机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美国派两艘航母到台湾海峡；第五次危机是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第六次危机是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宣称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且在这期间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之后小布什在电视上公开表示要武力协助台湾。作为总统在电视上讲美国要武力协助台湾，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小布什宣布大规模对台出售武器。
这段时期，一方面中美关系起伏不定，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在经贸领域实现质的突破。原来中美关系合作的基础是对付共同的敌人，“冷战”结束了，苏联解体，中美两国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就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中美建交的时候，中美贸易额只有29亿美元，而到了2001年，中美两国的年贸易额达到近800亿美元。美国直接对华投资累计达500亿美元。总之，经贸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被称为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尤其是经过13年的艰苦谈判，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保障。
另外，从克林顿政府第二届开始，中美政治关系出现了改善的势头。1997年克林顿访华，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美，这是两国元首自“冷战”后的首次互访，并宣布要努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尽管这种提法在美国国内没有得到积极反响，但是两个国家的政府为稳定关系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
第三阶段：台湾问题的稳定促使中美关系相对稳定
第三阶段，2001年后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阶段。“9•11事件”后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华将近8年多的时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8年来没有发生一次危机，没有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大起大落，这种稳定的发展主要有三条原因。
第一个原因，“9•11事件”的发生。“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人一直在寻找一个类似于苏联这样的敌人。首先是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内盛行“日本威胁论”。其次是中国，1995年，中国出现台海危机，而且那时中国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美国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缓解危机过程中中国起的作用比美国还大，于是“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下来了。随后美国又转移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威胁论、无赖国家威胁论、失败国家威胁论等，后来美国觉得涉及的这些国家都不像是苏联那样的敌人，而只有中国最像，所以2000年小布什在竞选时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到了2001年，美国还没有找准自己的敌人，“9•11事件”发生了，本•拉登炸了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象征——纽约世贸中心，还有一架飞机撞向美国军事霸主地位的象征——五角大楼，另一架飞机准备撞向美国霸主地位的总象征——白宫，但后来坠落在宾夕法尼亚。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美国终于在谁是美国的敌人的问题上迅速形成了共识——恐怖主义是美国的敌人。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这不仅使美国转移了原来对中国的注意力，而且为两国在众多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开展合作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包括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持全球金融稳定、防止各种传染病等。这是中美关系回归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中美关系日益机制化，两国政府之间建立了比较顺畅的工作关系。我们知道，中美是两个大国，而且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有很大差异，在经贸领域也有很多摩擦，中美关系存在问题是很正常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管理、解决这些问题。为了应对这样一种局面，中美两国开始努力实现中美关系的机制化，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高层首脑经常性的互访、见面。粗略算一下，在这一阶段，两国最高领导人平均下来每年要见面4到5次。二是两国不仅保持一些原有的对话机制的畅通，还开辟了许多新的对话机制，包括中美战略对话、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美能源对话、中美反恐磋商机制等。到小布什总统离任的时候，中美建立了60多个对话机制，对话机制有助于更好地处理和管理两国关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第三个原因，2003年以来中美在两国关系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了有限但非常重要的共识。新中国建立以后，台湾问题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最大的一个问题。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们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我们不可能妥协。台湾问题也是中美最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美国做了许多鼓励分裂中国的举动。
2003年以后，美国立场发生了一些变化。2003年年底，温家宝总理访美，小布什总统和温家宝总理共同参加记者招待会，当时小布什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点名批评陈水扁，说台湾当局领导人想改变台海局势的现状，这是我们要反对的。美国开始认识到维持台海的稳定既符合中国利益，又符合美国利益，还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从这以后，美国对台湾问题由原来鼓励分裂势力转变为压制分裂势力的挑衅行动。中美之间最易引发冲突的台湾问题稳定下来，中美关系也就相对稳定下来。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中美关系进入问题多发期
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中美关系似乎又进入一个问题多发期，矛盾凸显期。中美关系中有四大结构矛盾，这其中包括战略互信问题、经贸摩擦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无论是2010年还是去年，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地集中爆发，加这两年美国重返东亚动作连连，步骤不断加快，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多事之秋”。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很多，最大的原因就是在过去十年中，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而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将这种力量对比变化变得更加显性化、甚至放大了。
2000年中国GDP总量只有美国十分之一，而到了201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我们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40%，虽然说这个变化并没有改变“美强我弱”的基本局面，但是从十分之一到40%，仍然是非常大的量变，这个量变导致双方的心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没有了十年前的自信和从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中美博弈中可能出手更重。与此时同时，我们中国方面则更自信了。在双方心态都出现比较大变化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可能更容易出问题。
因此，中美关系可能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期。但是中美两国都认为中美关系又很重要。去年1月份胡锦涛主席访问了美国，不久前习副主席又访问了美国，而美国方面对这些访问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越来越重要了，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难以管理的情况下，更需要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对这此投入更多的关注，因为中美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而且事关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未来。
余万里：达巍谈谈观点。
达巍：我认为遏制政策是冷战时期的战略，用“遏制”这个词来描述美国对华政策是不准确的，即使是用来描述美国对华政策中敌对的一方面也是不准确的。目前，中美之间有很多互动，也有很高的相互依存；在中国的周边，中美两国的影响力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并不存在东南亚国家非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新加坡外长上个月在美国所讲的，这是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不太可能完全围绕另外一个国家。美国“转身”亚洲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以及亚洲整体的崛起，使亚太地区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美国希望在这个地区维持其利益以及影响力。因此，“转身”并不是完全针对中国的。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其中确实包含着针对中国的成分。其中最明显的，最体现针对性和零和性质的是军事方面。美国国防部一月份报告里面明确提出要发展自己的能力来抵消中国的反介入能力。美国要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军事行动的自由，不愿意看到中国军力发展影响到美国在这个地区军事介入的能力，这确实是针锋相对的。
在经济、政治领域，美国也有抗衡中国影响力的考虑，比如TPP这类经济协议不仅仅是经济协议，也包含着争夺地区经济机制领导权的考虑。在加入东亚多边机制比如东亚峰会问题上亦是如此。但是这种对影响力的争夺要通过第三方也就是中国的和周边国家来实现。事实上，周边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间做非黑即白的选择，美国也知道无法逼迫地区国家做这样的选择。因此这里有相当开放的空间，这就是习副主席说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的意义。
总之，我们对美国的“转身”需要作准确的评估，整个"转身"里面有多大成分是针对中国的，针对中国的成分里有多少是零和性的。
美国的亚太战略是“巧实力”的体现
美国的“转身”战略实际上是奥巴马上台后一直讲的巧实力(smart power)或者聪明外交(smart diplomancy)在亚太地区的具体表现。目前，美国投入的主要是政治资源，在人力、财力的投入上相对是有限的。在美国整体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更多投入是领导人的关注度，还有包括言词上的投入，比如，美国与中国邻国谈发展关系，通过这个来达到其目的，这是所谓“巧实力”或者“巧外交”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美国这样做，是要加强他与亚太地区各个国家，包括东南亚、东北亚、南亚以及太平洋国家的关系，维持他的影响力，扩展他的礼仪；对中国的目标，目前主要是“确定边界”，要明确中国行为的“地板”和“天花板”，想把中国圈在这个圈子里。
中美要在亚太比拼“巧实力”
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舆论主流看是把美国的“转身”看做冷战式的、遏制式的战略。美国高层试图通过官员与官员之间密切接触，领导和领导交流来说服中国，美国的“转身”不是专门来针对中国的。但是美国显然至少是没有说服中国的学者和普通老百姓，美国至少有两个问题引起中国人普遍的忧虑甚至愤怒。
美国人介入了南海问题，从2010年开始的黄海、东海、南海，菲律宾、越南等问题，让很多中国人从地缘政治上响起了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这些都让很多人确信美国的“转身”就是来针对中国的。这种态势其实对中美两国都有危险，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想确定中国行为的“边界”，不愿意对中国进行不必要挑衅的话，这个目标完成得并不好。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来说，在崛起和发展的这个阶段，在相互依存的时代，最不利的一个战略选择就是与美国打一场“新冷战”，这对中国的发展是及其不利的。
如今是中美要在亚太比“巧”的时代。美国搞“巧外交”，中国要更巧，要“smarter”。当然，这并不是就不要斗争，而是要善于斗争。要有战略的眼光，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需要认真考虑外交政策如何超越国内利益集团的限制；考虑媒体的责任、健康的舆论环境；考虑如何更好地协调国内的不同的外交行为体、不同的部门等；考虑如何让各种意识形态不要过度干扰我们战略思考。
金灿荣：我先呼应一下达巍的看法，然后对今年美国总统选举再做一点补充。
1月的环球时报发了我的一篇文章，原稿是《淡定看待美国回归亚州》，有人给改成了《美国做不了亚洲的老板》。后来有人批评这篇文章，认为形势比我讲的严峻。
我听于光远先生讲过：陆定一晚年曾说，60年代我们过于严峻判断外部形势，加剧了内部的紧张和不安，导致极左。现在同样的道理，对外部挑战不要夸张，也不要松懈，关键是实事求是。在真善美中，真实是最重要的，光讲善不讲真可能导致伪善，准确判断形势比夸张和贬低都更重要。眼前我们外交好像从各个报道来讲，大家最紧张就是美国回归亚太，准确判断确实是很重要的，我自己感觉像外交部，商务部他们态度还行，但是媒体，还有别的一些部门，现在是夸张得比较厉害的，这种夸张其实对我们国家是不利的，会导致问题。
我在这里呼应达巍，首先就是同意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定位，美国对我们的政策有三个选择，一个是接触，一个是两面下注，一个是遏制。目前可以定在两面下注上。
关于美国回来的原因有几个，不全是因为中国，有的与中国相关，有的没有关系。其中，地缘政治因素是回应中国崛起，这与我们直接相关。地缘经济因素就是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势头特别好，美国需要在其中保持存在，这个因素就不完全与中国相关了。这个地方经济好中国做了很大贡献，四小龙，越南也做了贡献，印尼、泰国、印度也做了贡献。然后还有美国内部的政党政治原因，对奥巴马来讲，前面那个共和党老兄忽视了这个地区，我弥补这个错误是一个政绩。另外还有人的因素，即奥巴马、克林顿等人特别重视亚洲。
中美关系内涵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有竞争有合作，如果仅看地区领导权竞争，仅看军事准备，这个部分矛盾确实是要上升的。但同时中美的经贸合作在深化，2012年中美贸易额将超过5000亿美元；中美在解决碳排放、打击海盗、反恐这样的全球问题上，还在继续合作；随着美国签证政策的改进，中美的人员交往将进一步扩大。总之，中美关系是多面向的，不是单一面向的。
最后，美国回归亚洲的政策受到很多制约，不一定能达到其政策目标。
奥巴马这一套政策操作跟60年代末尼克松战略调整可以相比，即全球收缩，局部突进，但今天的调整战略没有那时高明。首先都是国外一场战争失利，分别是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次是国内出事，即6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分裂，现在的华尔街危机和占领华尔街社会运动；第三是都面临外部挑战，当时是苏联的安全挑战，加上日本、西欧的经济挑战，今天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不过，在尼克松讲的五大力量中，美国相对于日本、欧洲、俄罗斯它是在改进的，唯一一个相对于美国综合国力上升的是崛起的中国，所以它看到中国有点发毛，搞得中美关系复杂一点。
总之什么意思呢？它现在意识到要调整，调整是重点往我们这里调，现在姿态很高，并且已经有效果了：他pose一摆，南海问题就突出了，日本、印度跟你对抗的劲就上来了，缅甸的离心倾向出现了，所以第一要重视。
但是第二就是要淡定，这次美国回归大部分政策目标最终实现不了，原因如下：首先是人的牵制，奥巴马连任希望比较大，连任完了希拉里不会干国务卿了，她想当最高法院大法官，这样人生非常完满了。她一走，换一个人，从国家利益考虑还是重视这个地区，但热情没有了，这是人的问题。还有就是钱，你搞TPP要花钱，现在没有钱，短期可以忽悠你，长期来讲不行，长期你要给我钱才能解决问题。这是内部牵制。
外部牵制更多，其他地区不可能不管。叙利亚、伊朗还要折腾几年，中东他得管。还有俄罗斯，俄美关系现在是不平静的，希拉里说普京不对，说普京的游戏是假自由，这激怒了普京，未来俄美关系好不了。欧洲一帮小兄弟，真出了事他也得管，现在欧洲自己暂时能应付他不怎么管，意大利要出事了，我觉得他得管，毕竟他们还是一家的，以后中国崛起，他也指着欧洲给他帮忙，欧洲肯定得救。再还有巴西等新角色出来，12月3号开了“加勒比-拉美论坛”，真正值得我们重视是巴西，巴西这个国家太重要，自然禀赋好得不得了，有2亿人口，巴西过去对大国争锋，华山论剑没有兴趣，这几年巴西进入金砖，进入G20，好像做大国的劲头出来了，而巴西的崛起对于美国在美洲的影响力绝对是个大挑战。以我对美国的观察，美国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潇洒，他们家很稳定的时候，他在外面潇洒，家里一着火绝对回去了。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周边确实要求美国回来，但周边国家是要求美国回来做保安的，不是做老板的。美国人毛病就是来了就要主导，我们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他们是三人行我必为师。几百年形成的逻辑，于是一定会跟这些国家吵架的。
把这些东西合在一块结论是什么呢？别看他们三管齐下，政治上主导我们的地区合作，经济上搞TPP，军事上搞驻军澳大利亚，但你往这个细节上一看，发现他最后做不到。所以我的结论是第一重视，第二淡定。我们还可以祝福美国好好玩，让美国在中国不会去的地方汗流浃背地挖战壕，而我们中国在家里安心闷头发大财，
总之，美国回归不是大问题，重要是把我们国内思想别搞乱了，淡定非常重要，还是要把国内搞好，外面瞎闹没有用处，把自己搞好就行了。
下面谈谈今年的选举。环球时报报道今年全世界有58个国家和地区选举，中国占两个，我们的18大，还有台湾选举。对大陆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台湾选举，结果美国这次合作不错，台湾选举很平安过去了，真是天佑中华。这次选举过了，坦率讲其他选举中，只有两个值得你们报道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俄罗斯。俄罗斯要看一看普京第一轮有没有过50%，如果是第二轮才赢，他将挺没有面子的，以后执政合法性会有问题。然后就是美国，美国大选我有两个推测，一个是两党竞争会比较丑陋，一个是对中国的批评比较多。这次大选我推算共和党是罗姆尼胜出党内预选，然后用比较丑陋的负面竞选的方式与奥巴马角逐，最后结果是奥巴马胜。选举对中美关系冲击是比较小的，但对中国的批评会比之前多。
美国一直在鼓吹中国威胁论，这没有根据。相反，当今世界真有一个威胁，是美国那边，美国相对于中国在下降他有点不接受，有点像更年期综合症，原来美国讲逻辑，他现在有点不讲逻辑了，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美国现在的社会和政治治理问题挺严重的，民主、共和两党极化很厉害，社会极化也很厉害，民众分成茶党和占领运动分子。我今年去了达沃斯，听了很多分论坛讨论。其中一场是21世纪美国力量展望分论坛，在讨论中美国参众议员和白宫官员坚持美国仍将保持第一，结果当天晚上《纽约时报》的汤姆•弗里德曼在其个人博客中批评说：现在有两个世界，一个美国参议员眼里的世界，一个正常人的世界。美国精英层比较傲慢，认为政治上不可能有比我更好的，这种傲慢对美国解决其问题是不利的。其实人类永远不可能解决公共治理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精英、大众的平衡，还有法制、自由的平衡，有无数平衡，其最佳平衡点总在变化，正确的态度是永远保持谦卑，不断根据时势的变化进行调整。现在美国人说我的制度有问题，但是肯定比你们都好，这是比较典型的美国式傲慢，这个对它的未来是不利的。
余万里：大家挺得很开心，大家不要太操心中美关系，去年年底开会大家研究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乐观，没有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后想补充一点就是今年中美关系一个看法就是政治安全问题，去年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今年我想美国大选，经济跟贸易民生议题，今年主调是人民币汇率，这个事在10年中美对话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反补贴问题是美国遇到的一个法律问题，反补贴税只能针对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不承认你是市场经济国家，有一帮美国人推动这个事，想绕过这个法律，这个反补贴吵了有一阵了，大家有点皮了，补贴问题会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补贴问题出来涉及到政府和国有体制的关系，所以我就不这一点。今天我作为主持人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不发挥作用就对了，谢谢中国网给我这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