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受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女性文化论坛之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OeAD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访问学者易晓明,于2015年6月1日在维也纳主火车站及方丽娜寓所对华裔女作家方丽娜进行了专访，现将教授与作家的对话发表给读者们分享。

易晓明：您是一位情感体验与理性思考高度融合、并且语言有清新表现力的作家，近年不断有新作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上发表，声名鹊起。然而，当下是一个文学越来越被视为个人化写作，也日益被边缘化的时代，您能谈谈您本人对文学与写作的体认吗？

方丽娜：通过这些年的写作实践与大量阅读，尤其是从鲁迅文学院学习归来，我对文学的敬畏之心日盛，有不敢轻易下笔的感觉。之前我曾有过一段无章无形，随心所欲的散漫写作状态，而当下我对自己的写作，则有了明确的要求，即在保持清新自然和洒脱本性的基础上，追求更加文学化的目标。就像欧洲人的教育，强调顺应天性，从不会人为地施加更多外部压力，甚或拔苗助长， 写作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写多少，怎么写，存在一个长期储备之后自然爆发的力量。好的作品总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自然流淌，往往在孤独与阵痛中产生，并且仰仗于作家自身的节奏与灵感的闪烁。写作是一个超越自恋、唯美与抒情，直接迫近生存本质的过程，我在意的是每一个文本的自然、流畅，它经过心灵的过滤脱颖而出，不再轻浮于世态表层。

易晓明：很多作家走上创作道路，都带有偶然性，您能谈谈当初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吗？

方丽娜：实际上，我的写作开始得很晚。在国内工作多年后，我偶然获得一个来德国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的机会。2005年我才正式定居维也纳，闲暇之余我投了一篇散文给《德国新报》（当时叫《德国经济时尚导报》）的文学园地，正是这篇名为《云中漫步》的散文，获得该报的年度征文一等奖，我深受鼓舞，从此连续不断地写起散文来。应该说，最初的写作完全受益于欧洲这片热土。在中国我大学毕业后当过老师，做过行政，处于工作与生活的应对与应酬状态的我，所有时间都耗费在忙忙碌碌中，从未想到过要写作。自从生活在异国他乡，欧洲这片土地上的一切——自然、人文、艺术乃至宗教，时时唤起我的新奇感，我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周围的世界，一切都在触碰与引发我的思考。在这里回望家乡、故土，更是让我百感丛生。新奇与碰撞，回望与眷恋，成为了我写作的强大内驱力，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我在异国的土地上渐渐走上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

易晓明：确实，您所发表的散文都弥漫着浓郁的异域风情，您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蓝色乡愁》、《远方有诗意》，标题本身就体现出了他乡背景。可我注意到，您近年在国内发表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您是怎样从散文创作过渡到小说创作的呢？

方丽娜：2009年，在我的散文集《远方有诗意》出版之前，我已不满现状，并对创作有了新的迫切的要求。在阅读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时，我常常看到“鲁迅文学院”这个连缀着一系列中国著名作家的字眼，它让我产生了莫可名状的冲动与向往。在中国作协几位领导的亲切关照下，2010年我有幸走进中国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成为鲁迅文学院创建以来吸收的第一个海外学子。虽然我在国内是学英语专业出身的，文学乃半路出家，况且也一把年纪了，但我觉得，学习乃一生的事业，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在国外，即便八十岁，还有人攻读博士学位呢！我来到鲁迅文学院的课堂，见到了那些如雷贯耳的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我们班五十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当中，当时已有不少知名作家，如：宁肯、盛可以、计文君、付秀莹、周瑄璞等等。这个特定的文学班级的集体氛围对我的感染、影响与提升，是难以估量的。我由此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并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就在学习结业告别鲁院的那个盛夏，我从北京带回了20多公斤的文学典籍。两年间我一头扎进书堆，埋头阅读，弥补自己的缺失，积蓄、沉淀、思考、梳理，乃至尝试新的写作方式，从而开始涉足小说。我感到有些素材，只有通过小说的形式才能更好地表现与再现。2011年，我发表了短篇小说《麦克的女生》，它写的是中国女留学生在维也纳的遭遇，刊于《天津文学》；《陌生的情人》刊于2012年《中国作家》；《花粉》刊于2012年《作家》。“花粉”只是一个象征，象征中国人在国外不可避免的文化上的境遇，该作被转载于同年度的《中华文学选刊》。自2014年以来我创作了几个中篇，《斯特拉斯堡之约》和《回国清单》分别刊于2014和2015年的《朔方》。今年初，我以中国女性在国外的异域婚恋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处女的冬季》、《蝴蝶飞过的村庄》以及《不戴戒指的女人》等，后两个中篇已陆续收到《十月》和《作家》的用稿通知。

易晓明： 您的散文集《蓝色乡愁》入选了“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文丛”。我从您的散文集《远方有诗意》里读到了这样的句子：“人生是什么？也许人生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的过程”。“乡愁”无疑是您作品中不可忽视的字眼，那么，乡愁对于您意味着什么？

方丽娜：我先说一次我的经历。有一年我搭乘东方快车沿西伯利亚大铁路来到贝加尔湖。两千年前，贝加尔湖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古书里的“北海”，指的就是贝加尔湖，历史上的“苏武放羊”就发生在这一带。汉武帝时，汉臣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扣押于此，并流放在湖边牧羊。苏武受煎熬十九年，宁死不屈，最终回到长安。诗曰：“苏武牧羊北海边，雪地又冰天，羁留十九年…心存汉稷社，梦想旧家山。”我感动于苏武流落在外十九年的困苦，回到维也纳当即写下《蓝色乡愁：贝加尔湖》。这篇散文刊于《文艺报》、《香港文学》,存谢2014《中国文学作品选》，并被许多网站和报纸转载。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性在于还乡。里尔克也说过，诗人的祖国是童年。我对家人的思念，对故土的眷恋，绝不是他乡的美景与富庶可以替代的。一个人的味觉与口感，连同其思维惯性，都会停留在原乡，这是骨子里的东西。世界上最远的路就是回家的路，不管走多远，无论心有多高，回家的渴望总在心头。同时我还认为，爱，是女人的终极追求。对于女人，爱在哪里，家便在哪里。如果我在维也纳没有两情相悦，没有和谐温暖的家庭依靠，即使再优厚的物质生活，我依然会感到对我没有什么意义。需要说明一点，时至今日，我并没有加入奥地利国籍，因为我还不能接受回中国时，必须要到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办理签证的事实。

易晓明： 您作为一位生活在海外的华文作家， 经常参加“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年会及其他各类研讨活动，您也将5月在巴塞罗那参加今年欧洲华文作家年会的照片发给了我，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个日益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欧洲写作团体的情况？  

方丽娜：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简称：欧华作协）成立于1991年的巴黎，这是欧洲有华侨史百年以来，第一个全欧性的文学团体。该会创始人是驰名几大洲的著名作家赵淑侠女士（易晓明：我插一句，她以其小说《赛金花》闻名，我的研究生李欣的学位论文《论<赛金花>中的女性历史书写》，荣获学校优秀硕士论文）。眼下，协会已走过了24年的风雨历程，会员达80余人，散居在22个国家，涉及十几种语言，现任会长为旅居比利时的郭凤西女士。多年来，“欧华作协”秉承良好传统，成为全欧最有实力的中文创作力量，他们立足欧洲，坚守文学，笔耕不辍，不遗余力地弘扬中华文化。在个体独立写作的同时，协会还采取各类集体创作的形式，发出集体的声音，并以此实现以书养会，如近年出版有《在欧洲天空下：旅欧华文作家文选》、《对窗六百八十格》、《欧洲不再是传说》、《欧洲绿生活》，还有渗透海外教育、美食的其他文集，这些出版物都因其丰厚的资源、瑰丽的想象、独到的眼光与深沉的思考，深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

今年五月在巴塞罗那召开的欧华作协年会，是协会召开的第11 届年会，年会两年一度，每次都在不同的国家举办。欧华作协这个特殊的阵营，不断表达着对生命、生存、梦想的体味，不断呈现对生活与文化、乃至文明的多层面的理解与感悟，已成为海外华文文学风景线上一道不可忽视的景观。

易晓明：当年您作为留学生生活在欧洲，与现在您作为奥地利定居者生活在欧洲，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与两种不同的身份，在不同阶段您对中西方文化的体验与认知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是什么？

方丽娜：作为一介学子，那个时候我对西方国家的印象是，这里似乎看不到贫富悬殊与城乡差别。穷人不因钱少而低三下四，富人也不因钱多而趾高气扬。温良恭俭让，处处体现在欧洲国家的普通生活与交往中。而今长期定居维也纳，我对西方的生活，有了更为细致的审视与比照。像我们所住的这栋普通的维也纳公寓楼，来来往往的住家却总是安安静静，垃圾归类，有秩有序。邻家要更换地板了，竟跑来问我们什么时候出门？其意在趁邻居出门时施工，以免噪音打扰四邻。这种时刻体恤他人的文明，不是一个国家的GTP所能决定的。再如奥地利人吃饭，餐厅也好家宴也罢，他们都会关机，饭桌上听不到人接打电话。这不仅是出于礼貌，还因为他们把见面交流看得无比重要的缘故。而中国人则是另一番景象，接打电话的忙碌姿态，仿佛可与成就感划等号。西方人对待弱势群体的平等与尊重，更是令人赞叹。我曾在维也纳街头看到一个走出超市提着购物袋的奥国人，举着打火机弓腰为一个残疾的乞丐点烟。那一幕，会让我记一辈子。

易晓明：中国这些年发展很快，有“中国速度”的提法，确实，中国的变化之大，举世公认。您对于西方的现代化与中国近年高速的现代化进程，有何感想与对照？

方丽娜：中国的大都市，并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差，然而欧洲最美的地方，不在都市，而在小城镇。那些随处可见的淳朴而静谧的小镇，实际上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它们是一个民族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生活面貌。西班牙人说，维护一个古老的城镇，远比打造一座大都市要难得多。穿梭于大都市，你会觉得自己是个过客，而流连于小镇，则像是身在其中的一个居民。在欧洲有许多能给你这种感觉的地方，比如萨尔斯堡、海德堡、波茨坦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许多小镇等等。能够留存在记忆里的，必定是本真的生活与艺术。欧洲的许多建筑都是几百年前留下来的，甚至有着中世纪的烙印。那些久远而古朴的遗存，如同阅人无数的老人，瞬间便会唤起人的绵延沉思与遐想。很有意思的是，我最近往河南老家打电话，大姐向我抱怨，居住区的门外又在盖商业大厦呢，马路上不是壕沟就是堆积如山的泥土，出出进进有如翻山越岭。小区的老人们不得已自发到街上静坐、抗议，招来了市政府的管事儿，才暂且把出门的障碍清除一下。还有咱们的垃圾问题，有人干脆在大街上放火烧垃圾，引来城管们到处张贴告示：“点把火，扭送你去派出所；不听劝，立马送你去法院。”在欧洲，几乎见不到工地，即便有工地，也大多是在做建筑的维修，这里对传统与古建筑的保护令人叹服，他们从不轻易拆掉老房子，去盖新的。

易晓明： 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时空塑造。您生活在奥地利，而且从您的散文中也可看到，您所到国家与城市很多，能谈谈您生活中或作品中的时空体验与时空塑造吗？

方丽娜：我经常与先生一起出去旅行，辗转于欧洲国家之间，有时跨越大洋到另一个洲去。对我而言，有三种时空感的体验。第一种是旅行的时空转换，这类时空转换有心理预期，总是伴随着新奇与震撼。第二种时空感是在奥地利与中国之间，这种归去来兮的往返，多受情感驱使。我很高兴，每次落地故土，老乡们从不觉得我是从外国回来，而每每回到维也纳，也没人觉得我曾离开过。这大概得益于我与生俱来的语言优势，从德语到普通话再到河南方言，在我这里对接得天衣无缝；此外大概还有我身上固有的乡土情怀，河南文化中那种天然的幽默与开朗，已融入我的血液。第三种时空感很奇特，我经常在维也纳的地铁车厢里，面对熙熙攘攘的各色人种，突然深陷恍惚与魔幻，世界仿佛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便问自己：我这是在哪儿？我到这里来做什么？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写一篇以西方地铁车厢为背景的小说，呈现那个奇诡与魔幻的现实空间。

易晓明：您的创作比较多地涉及婚恋题材，您如何认识婚恋题材在西方的市场效应？

方丽娜：就文学而言，爱情乃至婚恋，是永恒的主题。读者和作者一样，对这一主题乐此不疲。市场是个怪东西，在这一点，中西方有着惊人的相似。

易晓明：最后，我想了解一下，您对自己未来的创作，有何期许？

方丽娜：我觉得自己的创作才刚刚开始，我还在努力中。我希望自己的笔下，不断呈现出有血肉、有质地的人物，其命运不只归咎于环境与地域的改变，而是共通的人性使然，我期望自己写出人人心中所有的那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