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司机”吴斌，在被飞来铁块击中造成肝脏粉碎性内伤后，忍痛安全停车，保证了24名乘客的安全。他生前安全行驶100多万公里，没发生过事故，没有违章，没受到投诉。

“最美教师”张丽莉，面对冲向学生的失控汽车挺身而出，被车轮碾轧后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她只是一个没有编制、月收入1000元却爱岗敬业的代课教师。

“最美军官”沈星，为了救一个落水儿童而献出了年仅31岁的宝贵生命。他是第二炮兵士官学院31岁的硕士军官。

“最美女孩”刁娜，为了救助受伤的路人，被飞驰的车辆撞断一条腿。她是南山集团从事葡萄酒销售和服务工作的普通职工。

“最美妈妈”吴鞠萍，去接坠楼的孩子，双臂被砸成粉碎性骨折。她也只是一个普通职员。

他们出身不同，成长经历不同，从事职业不同，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平民英雄”。

假如没有做出英雄壮举，她们注定会湮灭在茫茫人海中。能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她们，平时生活、工作中都是立足岗位、尽职尽责、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楷模。他们所阐释的公共价值要比那些躲在神龛中的“英雄”要普适得多。神晕笼罩下的英雄，我们可望不可即，也没有人愿意去触摸他们身上的光环，那离我们实在太远。但吴斌式的英雄，则是我们每天都可能擦肩而过的路人，真实，丰满，接地气，这样的英雄，才具有朴实的感动人的价值与力量。[详细]

而他们的身上，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当下社会最稀缺的品质：职业精神。

物以类聚，人以“职”分。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已经细化，人与人之间通过各司其职互为依存。梭罗隐居在瓦尔登湖的那两年，仍每周要吃到家人送来的果饼和甜食，并常常到村里去与人交往。至少在肉身上，谁也无法超然独立。大别言之，每一个职位、每一个行业，甚至整个中国和世界，就是一辆开往未来的客车，你我身处其中，多数时间做乘客，有时也客串司机。为了人类的共生共荣，人们必须遵循各自的职业精神，井然有序，才能欣欣向荣。[详细]

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失范，正在于职业精神的失范。道德沦陷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方，不是老人倒在路边没人敢扶，而是每个职业的道德底线都在以突破公众想像力的方式沦陷，以致走向一种职业上的互相伤害、互相投毒。因此中国社会道德的重建，并不是从“路人的道德”做起，而是坚守职业精神。“路人的道德”具有偶然性，职业道德却贯穿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是高尚的人，每个人恪守职业道德做好份内事，社会就不会坏到哪里去。一个职业道德得到坚守的社会，虽然雷锋不会成群涌现，但“雷人”会大为减少；高尚的情操或许难得，但质朴的德行随处可见。（曹林 《拯救社会道德，从唤醒职业精神开始》）

近年来，社会不乏道德失范事件出现，使得人们对道德、对诚信渐失信心。其实，中国社会底层存在广泛而深厚的良善社会基础。但这种基础，貌似非常强大，毕竟也非常有限。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讲到，“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假如在此之前，张丽莉因为不公正的待遇离开了教师的岗位，这是不是一种悲哀呢？

于德清在《好的制度来自于每个人的道德自觉》中认为，好的制度当然不会凭空而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好的制度不仅仅是利益的博弈，更有赖于立法者的道德水平，而立法者的道德往往取决于社会整体的道德。在一个整体道德水准较高的社会中，道德败坏的立法者操弄权柄将是概率极低的事件。反之，如果一个社会陷入礼崩乐坏之中，那么，掌握权力的人或许更加百倍堕落于平民，而他们的堕落也将加速社会的溃败。所以，最根本的改变还是在于社会自救，重建社会道德需要每一个人自我的道德觉悟。不管谁该为社会道德滑坡负责，每一个社会成员为摆脱“人人互戗”的糟糕境地，却都有责任去做符合道德的事，不去做不道德的事情。

但更多的人则认为，虽然官员或者平民，精英抑或草根，在构建良善社会的过程中，都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但当社会出现严重道德滑坡时，掌握更多资源的精英群体理应承担更多责任，在面对吴斌们时，他们应该做出更为深刻的反思和反省。知识分子掌握着部分话语权，在建设良善社会中应该发挥比一般平民更为积极的作用。官员们则掌握着我们社会中全部的行政资源、立法资源和司法资源，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不仅对整个社会具有很大的示范作用，而且还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制度环境和政策导向，他们应该发挥核心领导作用。[详细]

其实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指标或者说价值内核，并不仅仅是良善，还包括公民自治、政治参与、集体行动、价值多元、责任、自由、权利、义务、秩序、法治等等。这样的社会建设需要全体社会成员也即每一个社会阶层和衷共济、携手努力。“将重建良善社会的希望”仅仅寄托在“中国底层”，“良善”一点理解是在迎合大众，说严重点则有人为制造阶层对立的嫌疑。（朱达志《重建良善社会得靠各阶层和衷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