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述

6月26日，《西安晚报》记者石俊荣报道称，陕西大荔县慰贫会场出现一盒“九五至尊”香烟，随同的县领导讲，这是村支书拿的，里面只有两三根，县领导已经严厉批评了村支书。

30日上午，《新快报》调查新闻中心记者刘虎发微博称“因为报道‘县委书记慰问贫困老党员会场出现九五至尊香烟的新闻 ’引领导震怒,西安晚报记者石俊荣昨日深夜被按照上级要求停职，西安晚报同时被要求从即日起禁止出现任何监督或者涉及政府的负面新闻。”

7月1日，石俊荣通过微博表示诚恳接受停职，今后会汲取教训。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新闻业务处处长农涛回应称，“报道没有不当，地方滥用职权。”

7月4日，天价烟被停职记者石俊荣做客《对话传媒人》微访谈透露称，他将于今天复工。

事件二次发展，引爆舆论引线

6月25日，大荔县人民政府网上发布了一篇《孙云峰等领导慰问包联村贫困老党员》的新闻。在该稿件的4篇配图中，其中有一副图中出现了一盒“九五之尊”香烟。“九五之尊”香烟因使南京房产局长周久耕落马而被大家熟知。有评论称此类天价烟酒是“网友‘扒粪’的宠儿，却是官员避之不及的‘祸根’”。正是由一张新闻图片衍生出了《西安晚报》记者石俊荣的报道，次日此新闻在互联网上传播，但关注度并不高。

6月30日，《新快报》记者在自媒体中爆料称石俊荣引言获罪，引领导震怒,昨日深夜被按照上级要求停职，西安晚报同时被要求从即日起禁止出现任何监督或者涉及政府的负面新闻。此消息一出，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

7月1日，陕西记者被停职的消息广泛传播，各大门户网站都发表评论声援记者石俊荣。7月2日和3日，事件关注度达到峰值，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也纷纷加入舆论阵营。《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呼吁中国记协介入，了解情况。他说记协有保护记者的职责。在舆论如此复杂、传统媒体又如此困难的时候，官方如果不善待记者既有悖公权力的道德，也是愚蠢的。展江教授在3日的《新京报》上从新闻专业及法律角度剖析此事，发表文章《“天价烟”不失实，罚记者没道理》。同日，《中国青年报》3日发表曹林的《记者无力，则国民无力国家无力》。几大权威媒体的意见领袖发声，从客观上促进了舆论关注度的提升。

陕西、天价香烟、记者、停职成为6月29日，7月1日，7月2日的百度搜索热搜词，相关微博超过56万条，当事人石俊荣还做客《对话传媒人》微访谈与网友互动，足见此事已经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和社会影响力。

随着石俊荣的复职，事件进入反思和分析阶段。人民网“舆情会商室”和搜狐的“舆传围观室”均邀请专家就“石俊荣报道天价烟被停职事件”展开舆情讨论。

舆论对于权力干预记者监督一片声讨之声。焦点已经从天价烟转移到了“舆论监督权”上来。记者一直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尤其媒体的报道对于监督和促进社会进步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包括周久耕事件也是由媒体曝光为导火索。舆论赋予了媒体正义感的形象，因此当媒体监督权遭受威胁的时候，舆论便会觉得正义受到挑战。批判权力过大，且超越界限干扰监督，便成为此次事件的公众发泄出口。

保障媒体监督权是一条底线

从石俊荣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天价烟是村支书从战友处获得，而县领导已经严厉批评了村支书。此报道中，大荔县县委书记孙云峰的形象是正面的，内容详细客观，无偏向性，并无不当之处。

报道出自《西安晚报》，传播范围有限，只有17篇的转发量，而新华网的澄清报道《官方回应天价香烟:既非书记自带也非村上招待》被转发44次，评论稿件3篇，角度与“周久耕事件”无异。由石俊荣的报道引发的舆论一直呈现低位运行状态，而在舆论对此事的关注逐渐减弱时期，记者因报道被停职的消息从同行微博中爆料出来。再次把舆论推向了新一波高潮。

石俊荣在被停职后发布了这样的微博：“稿子就像自己孩子，可以不去怀她，可以流产，还可以大月份引产。但是，生下来你就要为她负责，如果有人伤害她，就必须用臂膀为她遮挡任何暴力，用生命呵护她纯洁的心灵，直到自己永远闭上眼睛。”这体现出了当事人的苦闷和节操，向公众展示了一个称职的新闻人的新闻操守。

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新闻业务处处长农涛表态：“报道没有不当，地方滥用职权。”请各界人士增加对记者合法采访权的关注。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不可小觑，因为新闻天生具有民主和监督的功能。舆论监督的威力并不是来自新闻本身，而是来自新闻背后所代表的民意。当权力触及底线时，无论公众还是相关部门，都站出来发表立场，体现了社会对媒体的重视和其基本权力的保护。一旦接受监督的“权力”失去了对新闻媒体的尊重，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民意的敬畏。媒体保有监督权是一条底线，其背后有公众舆论的支撑，任何“权力”都无法忽视这条线的存在。

权力干预矫枉过正，源于对舆论的恐惧

第一次地方政府应对出现在“惹祸”的报道之中。石俊荣报道中提到大荔县县委宣传部长孙永莉给记者回电话解释说，这盒烟是村支部书记拿的战友给的烟。县领导发现是“九五至尊”香烟后，对村支书进行了批评。

当爆出记者遭遇停职后，《西安晚报》官方微博称，该报开了会，研究“天价烟”报道中记者未到现场实地采访的问题，强调因此而让记者石俊荣“停职总结”；但此前西安日报社长郝小奇在微博中承认，处理记者涉及“报道出发点有些问题，传播效果负面，影响陕西形象”，“异地监督，被上级通报批评”。西安晚报和报道记者表示会诚恳反思。而地方政府方面之后再无回应。

此事以石俊荣的复工为终结，但是仍然有很多媒体人在对此事进行讨论，讨论角度已经从追究天价烟出处转移到地方政府对舆论监督的干预上来。

地方政府的权力干预使本来一个很普遍的媒体监督事件，变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公共舆论事件。第一次处理是删除了天价烟照片，县委宣传部长程式化应对；第二次处理把问题扩大化，而且至今无人回应，无人负责，在把事情闹大后显示出的鸵鸟心态更显示出了其舆情应对的无能，引起公众的反感，成为发泄口。

从陕西方面处理记者可以看出其对于舆论监督的畏惧和反感，急于处理不利因素，未能理性、全面的看待舆论，因而反倒招致更大的质疑。截止目前，仍没有相关负责人出面，使得原本的个别官员滥用权力的负面影响延伸到舆论对陕西方面的处理危机事件的质疑。

重视舆论监督的反作用力

《批评官员的尺度》一书的扉页上便引用了印在法国《费加罗报》报头的话：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各种报刊、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介，虽然有一定的倾向性和明显的阶级性，但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任何国家都从法律和制度上给予新闻媒体“独立、自主报道的权利”。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提出：从近年来的突发公共事件看，新闻的发生是第一位的，新闻的报道是第二位的；解决舆论热点中民众关切的问题是第一位的，舆论引导是第二位的。地方政府没有解决公众关切的现实问题，反而处理记者，剥夺媒体舆论监督权，以为能够引导舆论，然而，正是由于此举，陕西方面才彻彻底底的输了这场舆论仗。

处在舆论风口浪尖的“九五之尊”实际上反应出了公众对于官员财产的质疑，对记者的停职处理显示出了地方政府舆情处理能力的缺失，舆论的不满表现出公众对于媒体监督权的重视。

越是神秘，就越令公众怀疑，地方政府应该对媒体监督心存敬畏而非恐惧和打压，如果权力强行压在舆论监督弹簧之上，其反作用力会更大的返还给权力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