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范教授的“一公里”爬得很辛苦，但他仍坚持认为，未来三到五年内，公务员财产公示“还是会朝这个方向进步”。尽管类似以“打赌”方式表达对公共政策的期待的做法，未必完全可取，但爬行背后的坚持仍让人动容。

输了赌局，精神赢赞

范忠信说，他的初衷是“只想到履行诺言，实行自罚；附带表达愿望”。但从舆论反应看，公众更倾向于将它看作是一种“行为艺术”：它看似有些“愚笨”，为了一个预言连尊严都搭进去，太不值了，可实质上，这也是种迂回的诉求表达，是在表达一种敦促，提供一种隐喻，那就是——公务员财产公开应积极推进，而不应给人感觉是在“爬行”。[详细]

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赌约，在互联网上获得几乎一边倒的支持。无论输赢，范在道德上都可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一个知名的法学教授，相信范忠信当初应该知道自己赢得赌约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改革不是数学题，不可能对其做准确的时间预测，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更不可能被精确计算出来。[详细]

爬行谏言是一种带着诉求的声音

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的表现，却是所有人的诉求，因为在每人个人心中，都有一股践诺爬行式谏言的冲动。

众所周知，官员财产公开被称为“阳光法案”，是举世公认的反腐利器，其有效性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就无法很好地实现；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就无法将权力晒在阳光下。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也正是因为如此，公众对推行这种制度给予高度期待。

一项调查显示，92.4%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其中64.9%的人认为非常有必要。特别是近期以来，一系列“房姐”、 “房叔”、“表哥”被查，更显示出官员财产公开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详细]

20年了，财产公示一直在摸石头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官员财产公示这一“政治常识”，在我国依然没有得到制度层面的回应。

尽管自1995年以来，类似《党政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下发了好几通。同时，新疆阿勒泰、江苏淮安、浙江慈溪等地方也相继就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进行过试点，但不客气地说，所有这些形式大于实质：试点官员财产及个人信息要么只申报不公示，导致公众缺乏有效的监督途径；要么公示的范围过窄，仅公布一部分或仅限于很小的范围。以至于20年过去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依旧处在“摸石头”阶段，一直未能“过河”。[详细]

公示与赌约不远处的交叉点

无论是各地财产公开尝试的起伏，还是范教授输掉赌约，隐隐约约中，它们其实都指向一个并不遥远的交叉点，也就是说，在公务员财产公示的问题上，尽管阻力依然很大，甚至不免磕磕绊绊，但却正在形成普遍的社会共识。而这，也是切实推动国内公务员财产公开的坚实民意基础。

一方面，公务员财产公示是政治开放的应有之义，是现代社会从事公务人员的职责和义务。这种公开，不仅符合现代社会政治运作的基本伦理，也关涉到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之间界限的厘清。越是早公开、彻底公开，则公权力的权威和公信力就越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务员财产公示在技术层面上亦不成为问题。当然，目标再正确的事情，也要考虑整个社会的承受力，也需要循序渐进。[详细]

（编辑：杨公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