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写作的历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对于我来说，文学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而第一次让我产生依赖感觉的书，倒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我大二时接触到的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还有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诸神复活》。这种阅读的感觉就像一个人找回了自己最初的天性并与之完美契合。也许西方作家从小就会有一个很早的启蒙。而我受教育和阅读的状况，是到了大学才开始一种真正地探求自己心灵的阅读。

所以，如果追根溯源，最初给了我一种发动机式力量的就是梅烈日科夫斯基的《诸神复活》，以及他的那句“知与爱永成正比，爱的越多，知的越多”。但我对细节的感受力和记忆力是非常不敏感的，所以我一度觉得写作的目的，和我拥有的能力是不匹配的。

我从小就认为写小说是我特别要做的一件事，但随着阅读的展开，我发现自己好像不太有叙事的能力。也许我写作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自我认知、为了摆脱自我否定的心结。创作本身就像我的心理医生。那时我觉得自己有一点抑郁症的征兆，所以我的推动力恰恰是一个负面的心理体验。

在当下，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地震式的、废墟式的世界，人作为个体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好好的活下去。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安身立命，就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但在精神上，人要有自己的出路。这就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价值根基。一个人不论从事的职业是什么，都需要自我的价值根基来提供安全感和内心的立足点。而对我来说，文学正是这样的东西。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自我丰富和自我成长的源泉。

我们与文学相遇，关键在于“真”和对个体价值的确认。此外，还有对意义的寻找和对自由价值的坚持。如果一种文化中没有“真”，这个文化就没有任何生长能力。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艺术、宗教、科学，立足点都是“真”。[详细]

当下中国的文化生态，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最近我在读《史记》，我发现中国文化一直有问题，我不相信中国有盛世。每个时代里，都有很多不得志的文人写的文章，那个时代的问题都特别多。但是今天的问题尤其多，因为当我们的文化生态一旦被破坏，就会涌现出很多问题。而在李静的《必须冒犯观众》一书中，我看到了她独特的追求。她在强调思想的同时，也在强调审美的极致和超越。

在文化生态里追求这种品格的人非常少，比如王小波、鲁迅、曹雪芹。一个民族里如果没有追求高品质的人是不行的。

其中，文学就是一个高峰，包括从事美术和音乐的人，伟大的作家能够诞生一个伟大的精神高地。我们中国博物馆才刚刚106年，107年，不到110年。我们的历史很短，可是你看我们今天博物馆的建设里面，有一些博物馆理念非常好。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博物馆，外形很漂亮，可是里面陈列缺乏美，就是大家设计的特别的粗，包括我看了几本杂志，我一翻一些杂志，特别粗，好的文章很好。你每天在做主编，你找到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而这就是李静在《必须冒犯观众》这本书里呼吁的智性，也是王小波和木心所推崇的智性，也是这个时代、这个民族所需要的东西。现在的文化垃圾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各个地方似乎都在搞文化建设，但那其实不是文化，而是在毁文化。我们现在孩子们不愿意读书，是因为好书太少了。很多生产出来的精神食粮是垃圾，还不如游戏好玩。所以大家就拒绝读书。大家要读好书，要从日常思维里面解放出来，进入到有趣的精神领域里面，要很诗意地、很形而上地看自己。文化生态的恢复需要整个社会来努力，但是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本身也要少制造垃圾，我们应该营造一个超功利的场地。[详细]

我觉得小时候要是没有文学，我就不知道走什么道路了，那时候正好赶上文革，我不是红五类出身，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参加激动人心的打砸抢活动。这对我们那个年龄的孩子是有吸引力的，但我出身不行，就不能参加。这个时候幸亏学校图书馆、教师的图书馆被撬了，散落了很多书，我就到那去捡了点剩书，有《红楼梦》，盖达尔的《鼓手的命运》，诺维科夫出的《海在召唤》和屠格涅夫的《烟》。不管是否能看懂，我没事就在家翻，这对我来讲是乱世中属于我自己的天地。

后来四川闹革命了，阅读就中断了。同时小学图书馆的书也不够看了，就开始跟同学借更广泛的翻译作品和欧洲的小说。后来上山下乡时，我的阅读又断了，那时候没有文字，除了《人民日报》根本看不到字。有一天从老乡的炕席上发现一本叫做《新名贤集》，大概是五几年、六几年出版的，是给农民编的俗谚集锦，教农民种地等的东西，我记得有“六畜兴旺猪为首，五谷丰登粮领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就拿这个本背，这样粗陋的一本书，能让我的同学们听得鸦雀无声。这并不是文学，只是语言比较生动，就能吸引人。

而到现在，要是没有文学，我的晚年就不知道怎么过了。不管是我自己的成果，还是我阅读别人的作品，都给我极大的兴奋，我觉得活着特别有意思。

前两天我看了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还有《一句顶一万句》以前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作家，但是他这个作品，拿来我一看，就觉得这个怎么写的这么好，太有意思了。中国的文学中还是相当有那么几位作家是很棒、很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些人没有愧对生活，他们反馈给时代的东西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觉得文学是个好东西，但是文学跟人是有缘的，有的人一生跟文学也结不了缘。不知道为什么，就中国来说，今天我们是在北京，说文学还好一点，到天津聊这个事，就觉得有点突兀。

有时候我们想，这个社会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不可思议的事，缺乏人性的事，这里面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各种各样的都有。但还有一个人性的东西。文学是研究人的，实际上很多人已经远离人了，对人不再关注。作家是人的神经和灵魂的研究和拓展，我们感受不到的，作家感受到了，我们飞翔不到的地方，作家替我们做了。我们只是晚上点盏灯看看就行了。真正的文学，我认为是从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我们那些青年的作家，他们更纯粹，更文学主义。但赶上一个文学搭台，经济唱戏的年代，现在我们的文学是垫脚石，是勾引人来的站街女，把金融家勾引来投资的，我们是扮演这个角色的。文学没有直接的用途，但是有文学素养的人，肯定散发着你说不出来的美好。

凡是有文学的地方，状态都不一样，比如法国、俄罗斯，人也长的漂亮。

说起文化生态，我们从秦始皇开始到现在一直就在破坏文化生态。从解放以后，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文学就没了。沈从文不写了，研究古代服装去了，好多能写的也不写的。

现在再加上实用主义的引导和恶劣的生存状态，比如说上班族时间这么紧，你让他拿出一定的时间去看一本有闲情逸致的书，确实他得做出一个很大的牺牲。而且现在小学生初中生作业很繁重。我小时候，家长不支持阅读文学作品，说是看闲书，你看得越多，家长对你越怀疑。除了语文老师，没人会鼓励。而现在的小学生，我们即便鼓励他，他也没有时间看。

我们社会的人工环境很差，既不悠闲，也不从容，急急忙忙也不知道奔哪去。而在欧洲，人们就经常看书。所以如果我们的民族再有50年，或者100年仍然在实用主义的引导下创作的话，可能我们的文学就消亡了。[详细]

一个作家除了完成时代和现实交给你的责任，还要完成文学本身交给你的责任。这个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更大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李静除了有现实关怀，还有形而上的、超越性的东西。

我们对现实很冷漠。我们除了对文学冷漠，对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冷漠了。我们通过谈论对文学的冷漠来谈论对所有现实的冷漠。这种冷漠反映出来的一个现象就是读者的冷漠。我们什么时候不冷漠，就是当我们生活非常简单的时候。比如说匮乏年代，没有书读的时候，70年代末。或者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当有了一本书的时候，大家如饥如渴阅读。实际上文学到现在依然还能够存在，我们真得仰仗于80年代全民的阅读，还留下一些活路，留下了一些遗训。有时候我们作家还受到尊敬，某种意义上还挺繁荣，实际上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是一种惯性。

此外，还有一种好的阅读时代，就是一种让人有充分的安全感的时代。当你没有安全感时，你还有心思读书吗？都要为自己挣命，买房，买车，或者移民。这就是不安全，不安全就不闲适就不从容。所以，一个好的阅读时代应该是一个安全的时代，如果这个国家慢慢走向正轨，走向一个安全的小康时代，我们的阅读时代才会到来。

最后，高科技、图像和咨询的发达，也影响了我们的阅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个时代喜欢文学的人，才是真正喜欢文学的人。像我们这种在短缺时代成长的人，不一定都是喜欢文学的人，都是跟着大伙一块走。而现在在这样不安全的、选择繁多的时代，如果你仍然喜欢读书、喜欢文学，我觉得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我们有好的读者，也有好的作者，只不过好的读者和好的作者没有建立一个好的沟通。按理说评奖是一个很好的机制，但是我们的评奖又受到了种种影响，有时候经常评出一些比较差的作品，降低了奖项的可信度。我想，这也是读者冷漠的一个原因。[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