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国宴变迁：从淮扬风味到与国际接轨[组图]](http://images.china.cn/attachement/jpg/site1000/20090806/00016c42d9300be4d5c003.jpg "新中国60年国宴变迁：从淮扬风味到与国际接轨[组图]")
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宴会上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杯互相祝福（图片来源：凤凰网）
周总理与“礼宾革命”
提起中国礼宾改革和国宴的变迁，很多老的礼宾官和外交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他所倡导并推动的“礼宾革命”。
礼宾工作是极其琐碎而复杂的，其中的确有大量的服务接待性质的工作。但很多老的外交官都强调，它并非像人们印象里的那种是负责“吃喝迎送跳”的职业，礼宾和一国的外交大局是分不开的，绝不能脱离一国的外交方针而想当然。国宴正是礼宾工作的重头戏。
外交礼宾工作的质量，代表国家的形象。外交礼宾工作能否成熟运作，为外宾所接受，则取决于国家整体的国际交往程度和外交形势。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人才匮乏，各行各业都需要在多年征战造成的薄弱底子上重新建立，外交战线也不例外。在首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指导和带领下，新中国的礼宾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很多专家将建国初至 1954 年看做是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的初创阶段，其起始的标志分别是新中国外交部的成立和外交部礼宾司的正式成立。1954年底，柯华出任外交部礼宾司第一任司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外交生涯中，对柯华影响最深的就是周总理，就在他刚刚当上礼宾司司长时，周总理就当面告诉他：“外交无小事”。
新中国的外交礼宾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和关怀下，参照国际礼仪的通常做法建立起来的。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提出了礼宾改革的思想，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并亲自指导外交部礼宾司进行多项改革。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任大使、前礼宾司代司长鲁培新至今仍记得，周总理告诫礼宾司工作人员，要把“礼宾革命”四个字贴在墙上，铭记在心。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期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二次建交高潮，1955 年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 23 个，但到 1965 年底就达到 49个。当时新中国是采用了“高规格”的礼宾模式，如机场迎送有群众、首脑一级的国宾，还有数公里长的夹道欢迎；国宴的规模很大，并邀请全体外国驻华使节出席，有时一次宴席要摆50多桌。
为此，周总理提出要改革礼宾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先从简化礼仪性活动开始，如简化驻华使节递交国书仪式和取消互致颂词、取消国宴上使团敬酒等，后来又针对各地举办宴会有铺张现象，规定了宴会标准、对外赠礼标准等。四菜一汤的国宴标准就是周总理当年定的，一直延续至今。当时在改革时也借鉴了许多国家的“创新”做法，以充实和发展新中国的礼宾风格。比如，周总理提议取消了国宾到访由专机护航的做法。
周总理指导礼宾工作最常讲的就是细致和礼宾工作的政治性。在外交部的档案馆里，记者找到了一份1956年2月周总理对国宴形式指示的手稿，周总理强调要改变过去死板的宴会气氛，要用利于沟通的圆桌来代替原有的长桌。这一细节的变化也彰显了周总理指导礼宾工作的细致。
外交笔会副会长、前礼宾司参赞吴德广曾发表文章指出：总理教导礼宾司的同志，礼宾安排要根据客人情况而定，要严谨细致。凡是涉外工作总理都坚持事必躬亲，经常打电话到礼宾司，审核礼宾安排，决定宴请外宾桌次和席位，确定菜单等。同时，周总理还多次谈到“从事礼宾工作的同志要懂政治(政策)”。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外交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干扰，礼宾改革的进程也遭受了阻断，许多预先准备实施的改革措施无法按计划施行。但是周总理倡导和推动的“礼宾革命”使得新中国外交礼宾制度虽面临“文革”极左思潮的冲击，但仍然在曲折中有所进展，并为后来的陆续改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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