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香港经济导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于2013年6月22－23日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实录 图片实录 视频下载 返回直播页

直播摘要

• - 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召开 杨柏致辞
• - 刘树成：本轮经济回升特点呈现出“弱回升”态势
• - 林兆木：我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符合经济规律
• - 郝如玉:财政收入增速放缓 有可能进入“十”时代
• - 吴卓瑾:城镇化必须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和社会包含性
• - 袁富华:六个事实导致中国结构减速必然发生
• - 张曙光：明晰产权和经营责任化解债务 推进铁路改革
• - 杨圣明:深化消费体制改革要理顺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 - 胡乃武：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谈经济发展的前景
• - 中国35城市生活质量报告:主观满意度平均50.87
...更多新闻

图片实录 更多

活动标题

• 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

活动描述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香港经济导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于2013年6月22－23日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与政策选择”。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文字内容：

图片内容：

相关新闻：

图片大图：

• 

  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开幕

  中国网 董宁

•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主持会议并宣布会议开始

  中国网 董宁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文举致辞

  中国网 董宁

•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致辞

  中国网 董宁

• 

  香港经济导报社执行总编杨柏致辞

  中国网 董宁

• 

  论坛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会议现场

  中国网 董宁

•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世界银行经济部主任、首席经济学家吴卓瑾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胡乃武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学部委员杨圣明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袁富华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发布2013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中国网 董宁

•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发布2013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中国网 董宁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李建伟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分党委书记沈越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南开大学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龚刚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文博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中国网全程直播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2013)

  中国网 董宁

•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吴国华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张晓晶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倪鹏飞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湖南大学经贸学院陈乐一发言

  中国网 董宁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总结当天会议

  中国网 董宁

• 主持人 张连城: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早上好！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现在开幕。今年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宏观政策选择”，同时本届论坛将继2011年之后第三次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举办这次论坛的有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等单位。

  2013-06-22 08:02:17

• 主持人 张连城:

  下面，首先由我绍部分与会嘉宾。参加本次论坛的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论坛主席刘树成研究员，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税务专家郝如玉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林兆木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杨圣明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研究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部主任吴卓瑾教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顾问、美国国会议员科技技术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经济发展组顾问刘本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学者沈坤荣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主任李建伟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吴国华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沈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蔡志洲教授，南开大学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龚刚教授，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政府顾问李文溥教授，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倪鹏飞研究员，湖南大学经济学院陈乐一教授，山西社科院能源所所长韩东娥教授，吉林社会科学院处长郭连强教授，人民日报理论部部委员、经济社会史主编马宏伟博士，中国经济出版社毛增余副社长，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张雁，经济纵横杂志社主编郭连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副主编、副编审刘英，学习与探索杂志副主编房宏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经济部主任林跃勤。

  2013-06-22 08:05:13

• 主持人 张连城:

  我介绍来自东道主的领导、专家和学者，他们是：首都经贸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因病不能参加，副校长王文举教授，副校长丁立宏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研究员、首席经济学家张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动态主编杨春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王成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科研局秘书张晓晶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王雷，香港经济导报社执行总编杨柏先生，副总编江凤扬先生。另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研究部门、经济机构以及东道主的各位专家和学者。

  另外，参会的还有来自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研究生，以及来自10多个国家的研究生留学生。我为所有女士、先生能够参加这次论坛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关系，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和专家，我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2013-06-22 08:05:15

• 主持人 张连城:

  参加本次会议的新闻媒体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北京电视台、中国网、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中证网、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经济日报、新京报、经济参考、经济观察报、中国日报、每日经济新闻、京华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经济日报、香港文汇报、凤凰财经、紫荆杂志社、日本经济新闻、凤凰卫视等26家新闻媒体，这次论坛网络直播的媒体是中国网和中证网，我们对这些来参加本次论坛的新闻界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我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今天第一小节的会议由我主持。

  2013-06-22 08:22:00

• 主持人 张连城:

  下面进入大会第一项议程，首先由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王文举教授代王稼琼教授致辞。谢谢。

  2013-06-22 08:23:02

• 王文举: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2013年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如期隆重举行，受王稼琼校长的委托，我代表首都经贸大学对这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出席论坛的各位专家、嘉宾以及新闻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论坛的合作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论坛已经成功举办六届每届论坛高手云集，专家学者们对中国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的观点和分析不仅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也成为政府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该论坛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并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学术论坛。

  2013-06-22 08:32:21

• 王文举:

  三年来，论坛发布了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使论坛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衷心感谢各界同仁多年来对论坛的支持，也衷心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本论坛的发展，共同将论坛越办越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在座各位专家和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代表学校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3-06-22 08:33:14

• 王文举:

  当前，在中国经济正经历深度调整之际，如何继续保持增长和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需要我们各界同仁深入思考。本届论坛邀请了来自国内外研究机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在内的著名专家和学者，以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转型和政策为主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为中国经济顺序跨入更高发展阶段贡献智力。我相信，本届论坛必将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正能量。

  最后，祝大家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13-06-22 08:33:58

• 主持人 张连城:

  谢谢王文举副校长。下面请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中国著名税务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致辞。

  2013-06-22 08:34:42

• 郝如玉:

  尊敬的论坛组委会，各位学者，大家好。我很高兴见证了每一届论坛的召开和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这些都在国内经济领域产生了越来越大、越重要的影响。从这一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开始，论坛的主题就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一个是经济增长，一个是生活质量，这两个主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运行的质量问题。今年的主题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宏观政策选择，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性。

  我们注意到，每届论坛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都很有前瞻性，也很准确，提出过很好的政策、建议。此外，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对于改善中国现行城市经济、运行状况、提高经济质量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我们全国人大财经委最近正在审议去年的财政决算和今年上半年财政经济的运行情况，这里我提两个问题供大家研究。

  2013-06-22 08:35:28

• 郝如玉:

  第一个问题，财政经济的选择。今年财政收入的增速放缓，有可能进入到“十”时代，财政的增长率在前些年都是两位数，十几、二十几、三十几，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十的时代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事情。随着我国GDP盘子越来越大，随着我国收入的盘子越来越大，它的增速不可能永远保持两位数。

  其次，如果我们有过高的增长率，对于企业、对于人民的收入增长都产生了负面的作用。那么，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对收入决策的选择，一种是对支出决策的选择，无非是这样。钱不够花了，一种是增加财政收入，比如加税，向居民个人、向企业加税，甚至征过头税。随着营改增的这种减税的逐步实行，地方税的主体税种没有了，如果要建立地方税体系，还是一个加税的政策。这种选择我觉得是不好的，对于企业的活力，对于人民的情绪，对于社会的稳定都不利。第二种选择是多打一些赤字，满足支出的需要。随着财政增速的减少，赤字占财政的比重如果增加很大的话，也是不符合财政规律的。第三种选择就是发债，发债危险性比较大，特别是地方的冲动，中央一块财政的管理还是比较紧的。另一种选择是我们在支出上做文章，降低支出，收入的增速下来了，支出要控制，我觉得走这一条路是比较正确的一条路。一些不必要的支出，我们要把它严格控制下来，比如近几年严格控制的“三公”支出、行政经费的支出。我们政府这么庞大，用的钱这么多，楼堂馆所的支出比“三公”经费还要大，我觉得支出实际是要控制下来的，特别是行政的支出。另外是政府投资的支出，特别是投资经营性的支出，往往效益不太好，这块也应该控制下来。还有就是我们对民生支出可持续的研究是需要注意的，前几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实际都是30年代——也就是我们近两年论坛里在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的时候都谈到30年代的福利政策，经过70年以后带来财政的不堪忍受，是当时政府与人民的博弈，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的规模与人民的福利要求的博弈，最后妥协，做成的这种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现在也需要研究我们能不能可持续？因为现在做好事的人多，说可持续的人少，不敢说，一说民生问题谁也不敢说。领导说，这个是民生问题，拨一块钱，来一块专项，这个是民生问题，给点钱，这都很容易。但是考虑可持续的情况，我们能不能持续不说70年，能不能持续50年？值得我们考虑。这是我希望大家帮助我们想的第一个问题。

  2013-06-22 08:37:13

• 郝如玉:

  第二个问题，是我本人负责的一个问题。我在全国人大财经委是税收立法组的负责人，我希望大家研究研究、支持支持依法治税的选择。我们知道这个税法和其他法律的调节利益关系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其他的法律一般都是通过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来间接地调节利益关系。而税收，却是被经济利益关系直接调税，税收是从到百姓兜里直接掏钱，应该是依据法律来征税的。但是我们国家现行的情况，税收法律的体系框架没有形成，我国现在有19个税种，只有3个税种是全国人大立的法，剩下16个都是国务院的法规和条例。也就是说，在19个税种中全国人大审议立法的只占15%。我们最近把这些税种列了一个表统计了一下，很多人都说经济在不断地变动中，税收的税种也在不断地变化中，所以不适合全国人大立法。但是统计了一下，在16个没有立法的，就是条例中间，有60年以上的4个，29年以上的3个，25年到28年的4个，20年到22年的3个，最短的条例也是7年了。所以，看看这种状况，没有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和这种要求不相符合了。全国人大的立法税收收入占的比重太低，全国人大立法的三个税，企业所得税占18.7%，个人所得税占5.8%，车船税占0.35%，全国人大立法就是这三个法律的税种占全部收入的24.85%。

  2013-06-22 08:45:05

• 郝如玉:

  我觉得这样一种情况是需要我们尽快改变的。因为按照法律，就是说依法治国、依法治税来说，我们的立法法里非常明确的规定，法律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制定，这个才叫法律。这是第七条定义了法律的概念，第八条立法法里，只能制定法律的项目一共有10项，第8项就是财政和税收的基本制度，必须是法律。第9条，授权，尚未制定法律的可授权国务院对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但是要限制它的目的和范围。很多人都说条例和法规也是法律，但是我们看立法法的主旨，这几条的主流，法律是我们立法法的主流，也就是说制定税收法律是它的主流。税收法律既涉及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涉及到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保证。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块也是需要加强，希望大家能够研究，能够呼吁。

  最后，预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祝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2013-06-22 08:51:06

• 主持人 张连城:

  郝如玉教授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是前委员长吴邦国钦点专家，他的发言对我们今后税制改革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进入到2013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转型的迫切性凸显，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下面我们进入大会第二项，大会发言阶段。下面有请香港经济导报社执行总编杨柏先生致辞。

  2013-06-22 08:53:30

• 杨柏:

  尊敬的论坛组委会刘树成主席、各位领导、专家、新闻界的同仁，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我是第二次来参加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再一次来到北京，见到在座国家有关部委的一些领导、众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再一次当面听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及改革所面临的形势和趋势进行分析，我觉得不论是对我们导报自己，还是对我们的读者，都是一场非常及时、非常必要、非常好的一个论坛。

  2013-06-22 08:54:17

• 杨柏:

  自2007年第一届论坛开始，我们经济导报就有幸成为本论坛的主办方之一，我受我们经济导报社长的委托向代表导报向与会领导和各位专家、各位朋友表示 由衷的感谢。香港经济导报是由一批进步文化人在1947年在香港创办的一个杂志，如今已经有了66年的历史，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夜，在香港创办一家经济类的杂志，用意就是要想向香港和海外读者介绍中国，向新中国介绍世界。这个杂志的办刊方针立足一个“导”字，向外推介中国，向内介绍世界。在祖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去年我们导报改成双周刊，更是秉持我们的办报传统，锁定高端的作者和读者群，深入地切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件、大问题、大趋势、大举措，尽可能展开深度地报道，得到海内外读者的好评。

  2013-06-22 08:55:42

• 杨柏:

  朋友们，当前中国又来到一个发展的关键的十字路口。大家都知道，2013年作为一个开局之年，经济发展与改革都面临着很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经济现在有一个说法叫稳中有进，也稳中有忧，也在稳中求变，能否尽快实现转型，能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是国内外大家都普遍关注的。我注意到刚才郝如玉教授介绍了中国现在财政收入有可能进入一位数增长的时代。那么，我们的宏观经济会不会在高速发展了30多年之后出现失速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无论是我们接触到的读者，还是很多在实际工作中的人，他们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需要在座的专家给出研究，给出分析。

  2013-06-22 08:56:14

• 杨柏:

  各位专家，朋友们，经济学是一面面向实际的社会科学。我也注意到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宏观政策选择，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及时的主题，覆盖了读者关心的所有问题。媒体参加这个会议，我想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精彩的分析与观点报道出来，让我们的读者分享。相信我们的大会一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

  我的发言完毕。

  2013-06-22 08:57:01

• 主持人 张连城:

  下面正式进入大会第二阶段，下面请出刘树成教授作关于本轮经济回升的几个问题的演讲。

  2013-06-22 08:58:08

• 刘树成:

  谢谢张连城主席。我们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到现在进入了第七届，成功地举办了七届。我在这里作为主办单位之一，表示三大感谢。首先，第一大感谢，感谢其他的各主办单位，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和香港经济导报。每一次开会他们都作了精心的准备、细致的安排，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所以使得我们每一届会议都开得非常顺利，影响也很大，特别向各位主办单位表示感谢。

  第二大感谢，感谢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包括来自中央机关的，特别是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等等中央机关的专家、学者，来自全国各个方面、各个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国际友人和国际的专家学者，都是我们的新老朋友，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正是靠着这些专家学者的支持，我们这七届的论坛才能保证高质量，保证影响度。

  第三大感谢，是各位媒体的著名的记者们，也包括媒体的各个版面的主任、高级记者，借助他们的帮助，使得我们的论坛越开影响越大。他们在每次的报道中，也付出了很大的辛苦。所以，向以上三个重大的方面表示感谢。时间关系，就进入我的发言。

  2013-06-22 08:58:34

• 刘树成: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关于本轮经济回升中的几个问题。对于这一次论坛，按照传统，我提交了一份论文，这个论文不是我现在讲的，我提交给给文集的论文题目是“当前和未来中期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分析”。这个提交文集的论文时效稍微长一些。当今正赶上中国经济到了6月份，出现了新情况，我今天的发言更多地针对一些最近的情况。因为刚才经济导报总编讲到，担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转型过程中会不会失速，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就当前本轮经济回升几个问题讲一些个人意见。因为作为实质性发言是第一个，所以是抛砖引玉，很可能引来不同的观点，这是正常的，特别是当前不同观点很多，我作为个人的考察，讲几点意见。

  2013-06-22 09:03:34

• 刘树成:

  第一，本轮经济回升的特点，呈现出“弱回升”的态势。第二，经济“弱回升”的原因分析。第三，对策建议。

  首先，本轮经济回升的特点，呈现弱回升的态势。2012年9月起，我国经济运行的多项重要指标都结束了近2年多的探底下滑，开始出现企稳回升的态势。但是，进入2013年后，今年头几个月，各种经济指标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经济指标在回升中又出现了轻微下落。第二种情况是一些经济指标还继续呈现回升的态势，但回升的幅度不大。具体的是哪些指标属于第一种情况，哪些指标属于第二种情况，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一般说来，经济回升可以有三种态势，一个是强回升，一个是适度回升，一个是弱回升。由各种经济指标的表现来看，本轮经济回升现在呈现出了一种弱回升的特点，是前面三种态势里的第三种。在弱回升当中，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并不强劲，经济回升的基础或回升的趋势并不稳固。在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前9轮回升中，大多都是强回升。也就是说，经济在增长与波动的运行中，一旦回升，就回升得很猛烈，GDP增长率在短短一两年内就可以迅速回升到10%以上。由此，带来的是经济大起大落的大幅度波动。而在第10轮经济回升中——从2000年开始的回升，克服了过去强回升的弊端，从2000年至2003年，经过了4年的逐步适度的回升，经济回升起来了，从2004年到2007年又在较高位置上运行了4年，这样在第10轮经济周期中GDP增长率整个的上升过程由2000年至2007年，一共延长到了8年。过去前9轮大约整个的上升过程也就是一两年、两三年，所以在第10轮延长了8年，8年当中分前4年、后4年，前4年还是比较适度，后4年的增长力有一些偏高。

  2013-06-22 09:05:22

• 刘树成:

  当前以弱回升的态势，梳理了几个因素。形成当前经济弱回升的问题很多，我想有四大因素。一是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大背景的因素。与过去不同，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与波动所面临的国内外大环境、大背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国际方面说，世界经济已经由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快速发展期，转变为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不断地发酵，外需低迷不振的局面仍在继续。时不时听到美国、欧洲、日本经济有可能这个季度好一些，有一些什么回升的迹象，但是也不持久，反面的消息就又过来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外需低迷不振的局面仍将继续。国际经济走势也错综复杂，充满着不确定性。从国内方面看，我国经济已经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转变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增长阶段转换期，在这种国内外经济的环境、大背景下，我国这一轮经济很难进入强回升的状态了。

  2013-06-22 09:10:07

• 刘树成:

  二是宏观调控的政策因素。宏观调控的走向和密度对于我们经济的波动的起伏是具有直接的影响，本次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力度并不大。由于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力度并不大，由此使经济回升的力度也不大，这两个是直接相关的。具体来说，一来2008年至2010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当中，为了保增长，曾经采取了大力度的宏观调控刺激政策，本次宏观调控吸取了上一次保增长时的经验教训，没有采取大力度的刺激政策，而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考虑稳增长、控物价、防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制约着我们这次宏观调控放松力度并不大。二是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空间业有限，受到两种价格，一种是居民消费价格，一个是住房价格，受到两种价格上涨压力和制约，以及受到产能过剩的制约。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压力主要来自于成本推动的影响，注入劳动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资金成本等上升的影响，至于房价近些年来就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效解决我国房价上涨的一种可靠的办法。房价上涨的压力成为现阶段束缚我国宏观调控、束缚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卡脖子瓶颈。不突破这个瓶颈，宏观调控政策的施展空间就受到很大的局限，不敢松，稍微一松，房价又拱上来了。

  2013-06-22 09:10:44

• 刘树成:

  三是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因素。过去我们常说，每逢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就有一种“换届效应”，过去讲的“换届效应”就是各地都想大干快上，都想作出政绩，从而助推经济高速增长。而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初，这一次大换届还没有看到原先那种助推经济高速增长的“换届效应”，时不时有一些报道，从今年初“两会”前到“两会”中间，报道有些地区、哪些省放出上万亿投资的计划，但是只是放出一些计划，还没有看到真正的行动。过去那种“换届效应”没有了，是被克服了，还是往后推移了，尚未完全释放出来，究竟是哪一种？一种是好的，过去那种促进经济，急速、高速增长的换届效应，现在被克服了，挺好。还有一种就是往后推移了，还没有显现出来，一下子还难以下结论。但是从这次换届看，是规模比较大的换届，各级新领导班子，要对原领导班子的重要决策和规划进行调整，要形成新领导班子的决策和规划，这无疑需要有一个调研过程、思维过程、酝酿过程、决策过程，最后还要融资等具体的实施过程。所以，各地方、各部门一下子难以形成向上助推经济迅速回升的力量。

  2013-06-22 09:11:52

• 刘树成:

  四是市场波动因素。在经济周期波动当中，在向上转折的时候，由低谷向上转折，和向下转折的时候，就是由扩张的高峰往下走收缩的时候，在经济回升启动的时候和在经济扩张刹车的时候具有不对称的特点，什么叫不对称的特点，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是刹车容易，启动难，而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则相反，一般是启动容易刹车难。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调整周期下刹车容易，启动难？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自觉决策、自负盈亏。当经济波动处于低谷的阶段时，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面临着困难，其生产经营的预期前景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前景都不被看好，企业既面临着眼前的困难，更对市场的前景缺乏信心，市场上充斥着悲观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认为扩大生产和扩大投资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要冒着各种风险，这样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或者通过借贷扩大生产和支出，以及银行方面的放贷都及其谨慎，由此经济回升的启动比较难。当经济波动处于过度扩张当中也需要刹车的时候，企业和银行唯恐刹车不及而受到损失，因此经济扩张的刹车就比较容易。

  为什么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启动容易，刹车难呢？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不是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企业的决策是由政府确定，企业不需要自负盈亏，在经济波动当中，当经济需要启动的时候，只要政府一声令下，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会争前恐後争取资金，而不考虑资金使用的效率、效益和风险，因此经济就容易启动，而且经常是一启就是强回升。而当经济扩张需要刹车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不愿意立即停手，唯恐先刹车的要吃亏，这样当经济过度扩张时刹车就比较难，往往是扩张了难以为继了，才不得不进行调整。

  2013-06-22 09:13:58

• 刘树成:

  在以上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主要的对策分析。前面提到，一般说来，经济回升可有三种态势：强回升、适度回升、弱回升。目前，我国经济回升处于弱回升的态势，吸取的历史经验教训不应该再走强回升的老路，我觉得应该通过努力使得弱回升进入适度回升的态势。因为在弱回升的态势下，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特别是三大收入的增长受到了影响，一是企业利润售出，二是国家财政收入，三是居民收入。特别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就是微观主体的活动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再加之市场前景不看好，市场情绪不乐观，这些情况是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也不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从企业利润的收入的增速来看，2012年全年是5.3%，特别是去年1-9月企业利润增长是负收入，跑输了GDP，去年全国GDP是7.8%，2013年第一季度是6.9%。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2013年第一季度6.7%，跑输了GDP。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实际增速，2013年第一季度9.3%，比去年同期12.7%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三大收入的急速下落，刚才郝如玉主任讲到了，财政收入由过去两位数增长的时代进入了目前一位数增长时代。总体来看这应该是一个好事，但是给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提出了新的更艰巨的任务。

  2013-06-22 09:14:36

• 刘树成:

  从目前弱回升的态势下，三大收入就都吃不住劲了，这种状况能不能持续？能持续多久？就是能不能把这个态势很快适应过来，恐怕一下子还不太好适应。我觉得还是应该通过努力，进入适度回升的态势。所谓适度回升态势，如果说具体一些，比如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来，平均经济增速在10%，实际不是一个以10%的直线运动的，有时候高峰上到15%，14%，低谷落到3%、4%，或者落到6%，季度也有7%、6%。现在潜在经济增长率要回落到7%-8%，一下子从平均10%回落到7%，中间还有8%、8.5%、9%，我们可不可以努力回到这个区间，中间还要有一个空间，能不能争取在一个中期内出现这样一个阶段。一是要抓改革，使得微观搞活，二是抓转方式、调结构，着力扩大消费，以及扩大有助于消费能力的投资，如果说“铁公基”三个方面很重要，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有助于提高消费能力的投资，重点是医疗、教育、住房，这也是群众多年反映的“三难”、“三贵”，这三座大山的解决也需要直接扩大消费，也需要提高消费能力的投资。三是对于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放松空间，特别是当前物价涨幅开始出现比较地的态势，良好的宏观调控空间应该加以利用，不应该把它放弃，总之要通过各方面合力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使市场情绪恢复起来、使市场预期恢复起来、使市场信息恢复起来、使整个经济的发展活跃起来。就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2013-06-22 09:15:59

• 主持人 张连城:

  刘树成研究员的讲演正临中国经济目前呈现弱回升的态势，并且未来潜在的增长率还较高。我想，只要是回升，不管有多弱，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希望，企业的生存发展就有希望，在座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还有我们子女的就业就有希望，谢谢刘教授给了我们这种希望。

  下面，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作对经济周期的再认识的讲演。

  2013-06-22 09:16:43

• 林兆木:

  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大家好。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自2007年举办以来，今年已经是第七届。回过头看，每届年会都围绕增长与周期这个论坛的主题，又结合当年的一个重点问题进行，这样的设计不仅使论坛始终保持一个中心的议题，保持连续性，而且从经济周期的规律来研究当前的经济问题，可以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来观察和分析现实的经济问题，这样使得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具有前瞻性，所提的对策建议具有战略性。

  2013-06-22 09:18:31

• 林兆木:

  第一，我国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符合经济规律。2012年，中国GDP比上一年增长7.8%，是近13年最慢的一年，在2012年第三季度降到7.4%的低点以后，第四季度回升到7.9%，国外的媒体和市场普遍希望中国经济今年继续回升，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年4月份，公布了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步增长7.7%，低于市场预期，也是自2012年第二季度开始，连续四个季度速度低于8%。这就再一次引起了国内外议论的关注，MF和OECD国际机构先后调低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增长预期。国外一些评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表示担忧，但是也有不少评论，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件好事。比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在他的文章当中认为，中国经济速度增速放缓反映出全球最富有活力的经济体正在进行长久以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构转型；俄罗斯媒体评论认为，增速放缓并不能说明中国经济遭遇了严重问题，相反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正步入有别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新的发展阶段；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认为，预计中国经济仍将增长7.5%，比全球五大经济体中其他经济体都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增速仍意味着增添巨大的产能和需求。事实上，中国将迎来一段增长较慢的时期，是可喜的消息，无论是对中国本身，还是对全球经济都是如此。我认为，上面这些评论是客观和中肯的。

  2013-06-22 09:19:34

• 林兆木:

  事实上，任何国家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1979年到2012年GDP累计增长23.3倍，平均年增长9.8%，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即便是如此，在这34年中间，中国经济由于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等原因，也同样经历过几次不同程度的升降起落，年均增长率并不是每年保持均速的增长率。我在论文当中写了几个周期的升降情况，在这儿就不再说了。历史事实可以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存在着周期性的波动，只是这个波动跟改革开放前的波动具有周期较长、扩展期长达七八年，下降期较短，没有负增长这样一些特点。

  2013-06-22 09:21:08

• 林兆木:

  2009年6月我在提交给第三届论坛，就是我们这个论坛的论文，在《危机对我国中长期增长格局的影响》这篇论文当中，我当时提出研究GDP潜在增长率，除了要考虑新增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两个基本要素，就是潜在增长率是从供给面决定的，这两个是基本的要素。但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还要考虑国内外市场的需求的容量以及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我这篇论文提出，随着能源、资源、土地、环境以及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依靠低要素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不可能再持续下去，必然导致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的周期性调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实际连续五年还没有过来，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像前些年那样，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不仅在危机中改变，而且在危机后也不可能恢复。我在那篇发言中指出GDP增长率和GDP增长速度的密切关系，GDP总量越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含的绝对量就越多，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GDP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符合经济规律。综合这些因素，我国今后中长期GDP潜在增长率为7%到8%的判断比较符合实际。

  2013-06-22 09:23:10

• 林兆木:

  总之，至关重要的是在适当建立增长率的同时，通过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每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的就业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产出效益，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的损害成本，这正是我国应对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重大变化的出路所在。现在回头来看，四年前的这些判断，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对于分析当前正在经历的这次增速的放缓，也是有现实的针对性。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2013-06-22 09:24:40

• 林兆木:

  第二，经济周期规律和历史经验的启示。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起落，我要讲六点。一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首先要防止大起。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起都带来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结构失衡等严重问题，第一次是在1984年增速冲到15.3%的峰顶，造成投资信贷增长过快，结构失调，通胀率上升，最终导致1989年到1990年的大落，速度降到了10.2%和10.1%。第二次1992年再一次加快速度冲到了14.1%，紧接着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CPI涨到了20%以上，被迫进行多年的治理通货膨胀。第三次是在2003年到2005年，连续三年10%高增长之后，2006年和2007年再一次冲到了13.3%和14.6%的峰顶。这次冲刺同样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货币信贷过量投放，引起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以及结构失衡，还有就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恶化等问题。

  2013-06-22 09:25:31

• 林兆木: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经济大起之后必有大落，经济的振荡造成了资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一年或者几年的过高速度的增长，带来了经济和资源环境的代价，往往是多少年也难以解决和弥补的。因此，当经济处于周期上升阶段的时候，不应当急功近利，人为推高速度。明智之举就是应当采取措施削峰。1996年刘国光和刘树勤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提出这个观点，在高涨的时候应该削峰，我觉得这样一个论断很正确，就是说应该减缓上升的速度，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到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二是防止大落，应该把着力点放在深化改革、调整优化结构上。经济增长冲到峰顶以后，由于通货膨胀和结构性矛盾的影响，随之而来的经济调整和增速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时候，由于刚刚经历了高速增长，各方面对经济的预期仍然是看涨，因为往往下不了决心进行调整和减速。

  2013-06-22 09:28:39

• 林兆木:

  我举两个例子，一是1984年高速增长，为了解决1984年高速增长带来的信贷过量投放等问题，中央在1985年连续召开了4次会议，因为认识不统一，1986年经济稍微有点着陆，1987年和1989年又加快到11.5%和11.3%，终于被迫在1989年和1990年进行力度大的调整。又如前些年，在经历六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其中2007年上冲到14.6%以后，又遭遇到国际经济危机的猛烈的冲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国经济进行一次大的调整，并且速度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是当时各方面追求高速度的惯性仍然很强，对经济刺激政策的期望值过高，导致财政货币政策双放松，货币投放过量。这就使得2009年虽然保持了3%的增速，但是在2010年、2011年又反弹到10.2%和9.6%，这就给人们一种印象，好像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在10%左右。其实，这并不是客观的周期规律和客观的潜在增长率使它这样子，而主要是财政货币政策作用和政府投资主导的结果，为了获得超过7%和8%两三个百分点的增长，不仅成本高、代价大，加剧了结构的矛盾和资源环境等问题，而且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政策刺激力度的减弱，速度还是要掉下来。

  2013-06-22 09:28:40

• 林兆木:

  我这儿做了一个历史的比较，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虽然也是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是货币政策并没有扩张，而且当时的国家资金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用于扩大制造业的产能，相反通过改革和调整，压缩了过剩的产能，改善了结构，与此同时，通过债转股等措施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为企业脱困和放缓金融风险创造了条件。历史经验说明，当经济下行不可避免的时候，应当利用需求增长减缓、市场竞争激烈这样一种压力加大结构改革和推动的力度，推动企业和整个经济转型升级，为防止经济速度过度下滑而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应当适时、适度，避免违反经济规律而人为推高速度。三是保持投资适度规模和加强农业，防止经济周期大幅波动的两个重点。四是扩大消费需求和加快发展服务业。增强经济发展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以及防止经济周期大幅度波动的重要基础。五是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底下，为了防止经济周期大幅波动，必须防止由各个局部推动发展而导致全局性的结构严重失衡和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必须防止由于政府换届周期所产生的只顾短期政绩，而透支未来发展条件的做法。六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也是防止周期性大幅波动的重要条件。应该深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周期成因和影响的认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长远，其中一点就是深化了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周期成因和影响的认识。从国内来看，危机的冲击和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深化了我们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进入新阶段这样一种背景下，经济周期的复杂性的认识。

  2013-06-22 09:30:24

• 林兆木:

  所以我认为连续五年来新的实践和新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周期成因和影响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从一般的理论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的成因从过去来说，主要是三点：一是机器大工业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机器大工业和深化大生产使生产规模具有巨大的突然的跳跃性的膨胀率和收缩率，使得整个经济社会活动产生扩张与收缩互相交替的周期性的运动。二是市场经济是经济周期的体制原因。三是资本主义的占有和分配制度是经济周期的制度根源。我就不再分析了。

  2013-06-22 09:32:02

• 林兆木:

  上面这三个原因，主要是从分析传统形态的经济周期得出的，对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周期虽然还是适用的，但又是不够的。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对当代经济周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经济全球化使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和互相依存不断加深，对经济周期有深刻的影响。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制造业持续大规模地向国外转移，伴随着这种转移的是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国贸易和投资的迅猛发展。从那个时候以来，国际价格的变动、跨国投资、国际金融流动、国际资源的转移等都越来越成为各个国家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都会透过贸易和资金的两手关系影响到别的国家和别的地区，而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发生的波动，也不再局限于以单行道的方式影响到别国，而是会反过来使自己受惠或者受害。特别是近几十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过度转移，实体经济有一些空心化，这就导致了大量的资金进入了虚拟经济，投资套利，使得资产泡沫持续积累。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就引起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2013-06-22 09:33:30

• 林兆木:

  这个时候，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溢出效益也就转变为负面的溢出效应。二是虚拟经济高度发展对经济周期的上下波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二三十年来，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超常规发展，吸引大量资金进入虚拟经济的领域，本来以对冲和规避风险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由于它本身的复杂性和难以监管，结果走向了反面，成为诱发金融危机和金融衰退的导火线。从亚洲金融危机和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会看出，由于虚拟经济出了问题，而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力、破坏力远远大于实体经济出现的问题所造成的后果。三是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失误加大了全球经济波动的幅度大大加剧，本来以熨平周期为目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走向了反面，成了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重要杠杆。比如这次美国次债危机，就是因为美国货币当局在2001年经济衰退以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将两波基金利率同2000年的6.5%的高点连续13次下调到2003年6月到2004年6月间的1%，这就使得美国金融机构杠杆率大幅提高，使得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居民的债务大量上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是由于财政政策的失误，长期寅吃卯粮，债台高筑所致。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又故伎重演，实施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地购买了美国国债，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后果。

  2013-06-22 09:35:20

• 林兆木:

  我在论文当中，又列了好几个表，2008年到2012年，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的增长，已经上升了110%。这是根据MF的数字。还有一个就是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流动性的不断积累。根据MF对1929年以来全球14轮经济周期的研究，2008年以来这一轮周期全球经济复苏是最为缓慢的，但信贷的反弹是最快的。全球流动性导致大量套利投资资本，在全球各地乱窜，刺激全球股市和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增加实体经济的成本，特别是对新型经济体带来资产泡沫的溢出风险。一旦流动性最终被迫收回，又将对金融和经济的影响造成冲击，很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我在论文里列了几个表，从这些表里可以看出，2008年到2012年，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比如美国根据五年的增长，根据MF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价格计算，美国这五年GDP累计净增长3.66%，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基础货币的供应链增长了2.2倍；日本经济五年累计是负增长1.26%，而日本银行负债表和基础货币五年增长40%以上；欧元区的经济同样持续低迷，但是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和基础货币的规模也将近增长1倍。央行的基础货币是高能量的货币，央行放出的基础货币会在商业银行产生数倍的乘数效应，引起信贷大规模的扩张。实际上从对比上来看，发达国家这5年的银行信贷和M2供应量增长率比央行的负债规模比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和基础货币的增长率低的多。

  2013-06-22 09:36:46

• 林兆木: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在危机以前，杠杆率过高，危机发生以后，资金链条断裂，继续央行救助才能免予破产，所以央行放出的基础货币是被用于填补来的窟窿；二是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投资热点少，商业银行贷款行为很谨慎，有一个反差。但是，不是发达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和基础货币前所未有的扩张并不存在风险，央行放出去的高能量的基础货币，实际已经存在于金融体系当中，一旦经济回暖，仍然会产生乘数效应，成为巨大的信贷资金流，既可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可能成为脱缰之马，再一次冲击世界经济。获得1974年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在论文当中曾经论证了美国政府在1927年到1929年，当时是担心景气趋缓，为了延长繁荣期使用了货币扩张政策，他在文章里面用了货币扩张政策的词儿，虽然繁荣了延长了两年。但当后来美国政府无法再使用经济政策来维持消费和生产的扩张的时候，将本来相对滞缓而平缓的不景气最终演变成历史上很难忘怀的大萧条，他认为信贷突然注入经济体系，会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由此产生无法维持的过度投资。为什么？因为资源会被误引到本来不会被引进的领域，而信贷增加刺激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当这种投资无法持续的时候，就会导致经济的大幅波动。他的观点是反对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我看存在着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这样一种实践。

  2013-06-22 09:38:20

• 林兆木:

  我认为不幸的是，哈利克早已经指出的货币扩张政策的弊端，近些年一再重复出现。近几年发达国家在实行超低利率的同时，推出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比如对发达国家经济和全球经济会产生什么危害，不清楚；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怎样的溢出效应和产生怎样的冲击，不清楚；今后怎么退出，退出收场以后产生什么冲击，还是不清楚。上个礼拜三前三天，伯南克说了一下可能要减缓量化宽松政策，马上引起金价大幅下跌，亚洲股市猛跌，欧洲股市上升。这就说明这种政策后果是很难预料的。在上述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实际经济走势大背景下，我们不仅要要关注短期问题，研究对我国外资外贸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应该研究对我国中长期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是防范国际虚拟经济投机资本的冲击，保持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拥有足够的回旋的余地，以免发生财政和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2013-06-22 09:41:11

• 主持人 张连城:

  林兆木研究员认为，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是正常的，但在适度降低增长率的同时，应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应，要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回落的时候，应当深化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他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央政府对当前经济的看法。谢谢林兆木研究员的发言。

  2013-06-22 09:42:32

• 主持人 张连城:

  下面，我们有请世界银行经济部主任、首席经济学家吴卓瑾教授作“经济结构调整与城市化”的发言。吴主任为本次论坛昨天特意从华盛顿赶过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她对我们论坛的支持表示感谢。

  2013-06-22 09:51:48

• 吴卓瑾: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可以向各位专家学习。很惭愧来到中国快一年了，可是我的华文的水平实在很差，所以很抱歉，我觉得还是让我用英文来说比较方便。

  因为克强总理和世界银行主席之前开过一个会议，要求一起做城市化研究，这个研究是从去年12月份开始的，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想法以及我们对全球的城市化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我愿意与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说一下演讲的主要内容，先快速看一下中国城市化进程在过去的3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什么成绩。另外要讲一下中国城市化怎么走，还有就是我们的愿景。当然，我们在谈到如何实现理想的话，就必须应对现在的挑战，我会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同时我们还会谈谈最重要的目标在哪里。

  2013-06-22 10:00:00

• 吴卓瑾:

  首先，在三个领域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文化、工业、产业各个方面的变化，在社会领域方面的变化也非常大。在环境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也作了很大努力来治理污染。当然，我们知道，在工业化的初期又出现了很多的环保方面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现在正在下大力气来解决这些环境方面的问题。这都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大家可以看到，城镇化的过程中，经济的增长同时伴有比如经济的改革，也包括农业、工业等各方面的巨大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包括一产、二产、三产都有大的增长。

  2013-06-22 10:03:11

• 吴卓瑾:

  我们站在这样一个关口上，如果再看接下来的30年的话，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从城镇化当中得到什么，我们要想想有这么几个目标。第一，城镇化应该提升经济的效率或者质量。这张图谈的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效率，以及人均GDP的增长等等。我们在过去30年取得的成就，城镇化的增长非常快。与此同时，伴有的就是经济巨大的增长以及工农业各方面的发展。接下来30年当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的效率，把中国推到高收入国家，同时增加经济和服务产业的比例和作用，这是接下来30年来非常重要的目标。

  2013-06-22 10:06:03

• 吴卓瑾:

  我们看看基尼系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和其他很多的国家都一样，在过去200多年当中，我们也看到在城镇化以及发展的最初阶段，都有一些不平等的现象。长期来看，在发展到中期的时候，就需要花大力量来弥合这种差距，使人与人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都缩小。这就是我们说中等收入国家和中等发展阶段所遇到的情况和挑战。我想中国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也是有差距存在的。

  在中国，有一点是非常独特的，就是户口制度，户口制度实际使外来民工很难融入到城市当中。因此在接下来30年当中，我们真诚地希望不仅仅在经济的质量、经济的效率方面提高，把中国推入到高收入国家当中，我们有非常强大和坚定的社会的融合、社会的包容的计划，就能够弥合很多的问题，解决很多问题。同时，增强了人口流动性，这是我们第二个目标。

  2013-06-22 10:08:19

• 吴卓瑾:

  第三个目标，我们认为城镇化是必须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发生的，就是在环境可持续下进行。因此，城镇化率在中国来讲，要尽量减少对于环境、资源的影响，我想别的国家也经历过。比如一些环境问题、国家的资源，可能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但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我们在将来的几十年当中，能够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些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加以保护和加以节约。以上是我说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2013-06-22 10:12:25

• 吴卓瑾:

  以上说的这三个目标，实际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城镇化的策略来说，包括任何的城镇化发展策略，首先都必须是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都必须加强社会的包含性。以上三点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三个目标。我们也有相关的数据和资料，我们看到，就经济方面来讲，在推动效率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的资源在沿海地区可以很好地接近市场，这个市场也加强了国际市场的连接性。我们现在应该做得更多，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往前走。实际我们已经达到调整经济结构的第一步目标，我们初步的效果已经实现，我们应该把服务型经济的比例加大，同时要加强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像德国一样，这样的话，才能够使人们特别是农业人口，让他们更好地加速融入到城镇化过程当中来，这样才能够为中国将来进入高收入国家奠定基础。在这个环节当中，必须加强和非常重视服务等第三产业的作用。我们应该尽量弥合差距，比如户口政策所造成的。

  2013-06-22 10:13:49

• 吴卓瑾:

  最后一点，如何使城镇化越来越高效，越来越能够有较多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就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对资源的浪费。加强对这些资源的保护，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服务产业的发展，加强社会的包容性。中国已经成功解决了贫困的问题，也非常有效地消除了贫困。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非常快，比如人均4000、5000美元，12%的人口按照标准已经是中产阶级。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在这样的发展阶段的时候，他们实际是已经达到了40%-50%的中产阶级的人口。城镇化在过去的30年当中，实际消除了大量的贫困，这是中国取得的巨大的成就，消除贫困。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往前推进，要使城镇化创造更壮大的中产阶级，这样的话，才能看到城镇化效果的加强。

  2013-06-22 10:20:16

• 吴卓瑾:

  最后，环境的可持续性的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30年中，中国有很多的产业是从OECG国家转过来的，中国实际在低附加值生产过程中产生了污染，当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对中国有帮助，帮助中国进入到了世界工厂当中，也使我们的生产变得更加成熟。但是现在，我们也要在接下来的30年当中，不仅仅要使生产方式更加绿色，还应该使得消费的行为更加的绿色，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出行、交通，还是如何使用水、资源这方面，甚至包括价格，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须更加的绿色。德国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德国的消费也是绿色的。

  2013-06-22 10:25:20

• 吴卓瑾:

  我们的挑战是什么？第一个挑战，城镇化比例和速度，包括土地开发的规模，在过去20年、30年当中，我们在土地资源方面的扩张非常快，接下来要记住城镇化不一定非得密集的土地资源。比如纽约的GDP在过去这些年当中是增长了很多倍，但是土地利用并没有太大的增长。所以对于土地的开发可能太快。城镇化是和户口制度相关的，（指示图表）下面是城镇地区就业在过去30年当中的变化，红色线是家庭城镇化，就是说有多少家庭是城镇户口，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我们造成社会不公平性、社会紧张性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中国的愿望是要创造大量的中产阶级，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一个非常重要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调整、重新平衡政策的结构，包括像行政政策以及市场体制的平衡。我们知道政策的组合在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一方面要有行政，另外一方面要有市场的，要有市场和行政两个方面的吻合，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政策的组合。这个政策的组合，在中国来说，我们看到当经济发展处于比较基础的时候，比如30年前计划经济，计划的策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非常的复杂和精细化了。因此，我们的市场实际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市场做起来也不容易，也做得比较好。为了我们能够满足刚才谈到的经济、社会、环境这三个方面目标，我们必须要重新调整政策的组合，一方面是市场，一方面是行政。因为这些只是工具，调整是手段。

  2013-06-22 10:30:20

• 吴卓瑾:

  今天早上很多专家谈到政府财政的改革，是接下来改革的重点，有助于推动增长。另外，在非常重要的城镇化过程当中，效率更高，更有包容性，更环保。因为公共财政必须要考虑的是哪一级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比如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地方政府的工作，这需要我们考证，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明确职责。在明确职责和工作当中，我们必须要在不同级别的各级政府之间进行调整，也就是说各级政府要明确他们各自的职责，比如完成某一样工作和某一样任务或者职责的话，他们都需要资源，所以不同级别的政府会有不同职责和工作。另外，我们看到现在地方政府在提供服务方面有很多责任，但是有些情况下没有太多的空间，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点，就是劳动力市场。

  2013-06-22 10:37:07

• 吴卓瑾:

  （见图）GDP增长率的情况，以及每年就业率的增长，大家看到，增长率非常的高，当然就业增长率也是非常高的，在劳动力的市场希望有更多的研究。当然，户口改革需要进行，需要与其他的政策一起做，比如和财政的关系、土地的政策。另外，土地的重要性，在这里我给你们展示的就是之前一年所说的城市化并不一定非是土地密集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全球很多城市的密度，红色是中国城市的情况。我来具体解释一下。在这里我们有城市密度的政策，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GDP，人均每平方公里人数的情况，每平方公里到底可以产生多少服务和多少GDP？比例最高的是巴黎，接下来是澳门，像全球一些城市，比如巴黎、新加坡、香港、北京，北京是第三个红色的柱状图，像中国一些大城市，北京、上海等等，它们城市化的进程实际是浪费了很多的土地。他们在基础设施和建设上进行了很多的投资，但是并没有产生出相应的GDP，这对这个城市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特别好的。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我们应该实现这样一个规模性经济，还有生产力的发展，应该保证我们在城市化当中的投资应该有很好的回报才可以。在一些大的城市，任何国家的大城市来说，城市密度的重要性或者我们这个大城市的密度，对经济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把我们的经济推向另外一个以创新来推动的经济，中国很多大的城市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效应。我希望与你们保持联系，我欢迎你们和我们一起参加这样的讨论，李克强总理讲到，这样一个研究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我们愿意与全球所有的感兴趣的专家和学者一起合作。

  2013-06-22 10:38:13

• 主持人 张连城:

  刚才吴卓瑾主任肯定了中国过去30年经济所取得巨大成就，同时提出未来30年经济发展的目标。首先是城镇化应该提高增长的效率，把中国带入高收入国家，避免跌进中等收入陷阱。第二个目标是发展当中，应当逐步缩小地区和人均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要增加包容性，特别是农民的户口问题。第三个目标是城镇化要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不仅要绿色生产，也要绿色消费，使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上述三个目标，吴主任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我们对吴主任的发言表示热烈的感谢。

  2013-06-22 10:41:03

• 主持人 张平:

  下面请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乃武教授为大家讲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有请。

  2013-06-22 10:41:48

• 胡乃武:

  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我发言的题目是“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谈经济发展的前景”。为了节约时间，我念稿子了。

  2013-06-22 10:46:36

• 胡乃武: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是指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接近3000美元左右，而进入中等收入绝对值以后，其经济难以继续保持之前的高速增长，从而使人均收入难以达到10000多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水平。按照世界银行2011年发布的收入水平的标准，人均收入高于1227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处于1006美元至1227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少于100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

  2013-06-22 10:47:25

• 胡乃武:

  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人均国民收入为1006美元至3975美元之间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3976美元至12275美元之间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据世界银行2011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报告的数据，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4930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增速趋于放缓。1978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率为9.8%，2009年下降为8.7%，2012年进一步下滑到7.8%。鉴于这种情况，中国的经济学界开展了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大体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中等收入陷阱本身是一个伪命题。第二种意见，中国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种意见，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针对这些不同意见，我想谈两点自己的看法。

  2013-06-22 10:48:21

• 胡乃武:

  第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伪命题。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伪命题，这是缺乏根据的。综前所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最先提出的，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以后经济长期停滞，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种现象所进行的概括。这些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以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停滞现象。二战后，这些国家由于没有进入美苏冷战，使经济得以平衡发展，再加上这些国家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从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时，这些国家由于其产业结构没有实质升级，外贸出口仍然以低附加值的资源和农产品为主，再加上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因而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2013-06-22 10:51:11

• 胡乃武:

  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马来西亚、菲律宾为代表的东亚国家，这些国家大量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国经济，因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在此以后这些国家由于货币政策的失误，以及对实体经济的过度轻视，导致在东亚经济危机期间遭大量外资洗劫从而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初为叙利亚为首的中东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由危机期间靠大量出口石油，使人均收入迅速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当时，这些国家由于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再加上宗教冲突、战乱频发等原因，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最后跌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总的来说，不能认为中等收入国家是一个伪命题。

  2013-06-22 10:53:51

• 胡乃武:

  第二，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换句话说，就是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看，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自从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来，经济下行，GDP平均增长率由过去的10%逐步下降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7.7%。据此，有的同志提出，中国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里，即使没有2008年危机对增长的不利影响，再继续保持过去的10%的高速增长亦是不现实的，但是仍然可以实现年平均7%到8%的较快增长。事实上，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未来经济发展规划，就是把预期增长的目标确定为7.5%，可见这种年平均7%-8%的增长目标，是中国政府基于未来一个时期的实际情况而自己作出的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实现这个目标，国家生产总值只需要年增长7%就够了。按照这个目标，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就将超过10000多美元，从而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说中国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里，仍可以保持7%-8%较快的增长呢？

  2013-06-22 10:59:22

• 胡乃武:

  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将会为未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中国已经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从工业化水平区域分布来看，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则仍然偏低，区域差异较大；从地区工业结构来看，各地区工业在技术水平、产品层次都存在着同构性，这种雷同的工业结构有待优化。由此可见，中国工业化仍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将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工业化的水平和生产效率，从而就会促进经济持续地快速增长。

  2013-06-22 11:01:08

• 胡乃武: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必将拉动投资和消费较快增长。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6%，与经济发达国家70%的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不仅如此，在这52.6%的城镇化水平中，还包括有2亿多未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他们虽然正在城市，但其消费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却远远不及城市居民。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在30%-70%之间时，正是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因此，在未来20年来，中国城镇化将一直处于加速发展的阶段，从而就会拉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迅速增长。从投资需求方面来看，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镇基础设施投资逐步壮大，房地产市场投资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也会相应增大。从消费需求方面来看，2012年中国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农村居民纯收入仅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至于二者在消费方面的差别，那就更大了。农村1.2亿富余劳动力转入城镇，连同他们的家属，将有4亿人由农民变为市民，这必将显著地扩大消费需求，从而拉动经济更快地增长。其二，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矛盾不断出现，也不断解决，永无止境。这些矛盾是社会与社会自身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加以解决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改革与生产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改革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某些方面，直接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像恩格斯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通过改革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2013-06-22 11:02:53

• 胡乃武:

  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的深化改革中，应当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地方政府与其相匹配的税收体制。一方面要立足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中央政府应当加强对经济社会的宏观管理，地方政府只要做好本地区公共和社会管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财税制度，切实保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第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建立橄榄型的分配格局。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474，收入差距较大。要进一步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要更加重视公平，健全收入社会保障和转移社会再分配之后的调节机制和强化再分配调节功能，既要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整力度，更要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的比重，形成橄榄型的分配格局。

  2013-06-22 11:06:00

• 胡乃武:

  第三，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秩序，打破国有企业中行政性的垄断，将垄断行业中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分离开来，推向市场。同时要加强对资源垄断业务的监管，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可以做好的就交给市场取做，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秩序，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培育国有大型企业。第四，加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在农村应进一步推进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建设土地流通市场，促进家庭农村的发展，扩大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城市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2013-06-22 11:07:38

• 胡乃武:

  第五，加强交易体系改革，构建现代交易体系。科学技术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韩国的发展经验表明，教育和科技教育是实现经济持续性发展和提高产业竞争的根本途径。中国应进一步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完善现代教育体系，同时要借鉴德国的经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广泛开展职业培训，使高等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保持合理的比例，使进城务工者具有一技之长，从而有利促进就业和加快经济的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是中国经济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要提高经济增长总量，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为此就要将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优化经济结构上来。

  2013-06-22 11:09:36

• 胡乃武:

  第一，依靠科技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就要强化科技创新，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应当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同时，国家应当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多层次经营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013-06-22 11:15:14

• 胡乃武:

  第二，合理的经济结构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农业现代化；优化第二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区域结构调整方面，应加强区域规划和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快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积极培育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极。在需求结构方面，应该由过去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向主要靠外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转变。总体来说，中国之所以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就是上面讲的三个原因，一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将会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提供强劲动力；二是全面深化改革，将为中国未来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会为中国未来经济较快发展提供永久动力。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2013-06-22 11:16:17

• 主持人 张平:

  感谢胡教授的精彩讲演，现在有请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杨圣明委员作“深化消费体制改革问题”的演讲。

  2013-06-22 11:17:24

• 杨圣明:

  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关于深化消费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个题目既是老题目，又是新题目，为什么是老题目呢？在20多年以前就能够见到这个题目，也就是在90年代，改革的第一个十年里面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文章。1990年以后，看不到这方面的文章了，在报刊上有“消费体制”这四个字吗？看不到，我不知道各位是否可以看到，只能看到经营体制改革或者收入分配改革、流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等。好像“消费体制改革”这个词儿看不到了，成果也看不到了。所以，在这20多年以后，是一个新题目，20多年了，不见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就要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伪命题，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没有消费体制改革问题？在座的理论家，包括博士、硕士研究生，可以研究这个问题。这既是新问题，又是老问题，现在我认为应该是老问题，我过去是主张这个事的，我写过一些书，也写过一些文章，比如1985年有长篇大论论述消费体制，从那以后，我没有正式写文章，今天我稍微讲讲。

  2013-06-22 11:17:54

• 杨圣明:

  第一，什么是消费体制，我给下了一个定义，是不是这样就叫消费体制？消费体制是指消费领域中各种消费关系——消费权益、消费组织、消费教育、消费信用、消费信息、消费安全，以及运行机制和调控手段等的总称，这就是消费体制。核心问题就是消费的权益、消费的利益，这是它的核心问题。现在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有三点：一是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这个长效机制到底是什么？怎么建立？我在《财贸经济》刚刚发出一篇文章，《财贸经济》今年第三期文章，就是“关于加快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我认为要建立这种长效机制，首先要解决消费体制问题，没有一个消费体制，长效机制是什么？建立了哪些基础？怎么建？好像都是空的。我认为消费体制是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一个体制保证和基础，所以也是贯彻十八大决议的需要，这是第一个理由。

  2013-06-22 11:20:20

• 杨圣明:

  二是30年来，从过去的高投资、低消费，走入了更低的消费、更高的投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从1957年、1958年大跃进开始，一直到1978年这20年，是高投资、低消费的20年，从195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在1986年大规模讨论消费的问题，大家提出意见，高投资、低消费解决了吗？不是的，从那以后，到现在的30多年，就是从1980年到现在的30年，按消费率和投资率相比，要比过去20年是更高的投资率，更低的消费率，国家统计局同志在这儿，你们可以拿统计数据，是不是消费率、投资率是这种情况，是由更高的投资，就是由高投资走向更高的投资，由低消费走向更低的消费，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什么原因？我认为其中一条，就是缺乏消费体制的研究。原因及其复杂，我今天讲的就是从消费体制上来说。

  2013-06-22 11:25:13

• 杨圣明:

  三是强调消费体制问题，是我们今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因素。中国由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走向富强国家，最后达到现代化国家的水平，就是达到现代化的消费水平，没有消费体制的改革，没有新的消费模式的建立，是不可能实现“中国梦”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改善人民生活，生产发展得很高，投资也很多，但是最后消费还是很低，现在就有这个问题，储蓄转向投资了，高储蓄支持高投资。老百姓不是没钱，是有钱的，我们城乡居民收入率达到35万亿，这是一个极大的数字。储蓄这么大，老百姓拿的钱为什么不花呢？有的人说没有钱，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收入储蓄消费三者的关系，核心问题是这三个关系要处理好，这个问题要解决，也得要从消费体制解决。

  2013-06-22 11:25:42

• 杨圣明:

  下面讲讲当前应该从哪些方面改，我提五条意见。第一条建议，要理顺各种消费关系。消费关系有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外部关系就是制定生产、分配、交换的关系，就是消费和生产的关系、消费和分配的关系、消费和交换的关系，这是外部环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还有就是消费跟收入的关系，消费跟储蓄的关系，这些关系我认为现在都不顺。这是外部关系。所谓内部关系，消费内部的关系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关系；二是城乡消费的关系；三是地区消费的关系，东西部地区、南北东西的问题、城乡的问题，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或者是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关系。高消费者和低消费者的关系。总体来说，就是消费内部的关系要处理好，这是消费关系，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要理顺这个关系。

  2013-06-22 11:28:27

• 杨圣明:

  第二是建立国家、企业和个人多层次消费决策体系、主权体系。我特别强调的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所谓生产者主权理论，还有消费者主权理论，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说，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由生产者主权为主，过去是生产者主权，一切都是由生产者定的，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什么有多少就消费多少，是主体。消费者是被动的。我们今后必须转向以消费者主权为主，消费什么就生产什么，消费多少就生产多少，消费一个就生产一个，消费两个就生产两个，现在3D打印机的生产甚至能只生产一个消费品。这样就把消费品绝对的个体化了，第一个消费者就可以进行选择。这必须进行改革，而且目标由生产者主权为主向以消费者主权为主进行过渡，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

  2013-06-22 11:29:26

• 杨圣明:

  第三是建立各种消费者组织。消费者组织大家就知道一个：“315”，中国消费者协会只是出来一次亮亮相，不是消费者组织，应该不只这一个，应该成千上万，各行各业各地区都应该有。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叫做小政府大社会，大社会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消费问题，这个消费问题是13亿人的生活消费问题，谁来管理、谁来协调，这些问题谁来帮助解决，这些信息谁来收集，谁来干呢？就是消费者协会。我认为中国现在很需要，这个大社会不是一盘散沙，不是人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应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在消费方面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不是一盘散沙的，这是大社会。大社会不能是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盘散沙的，而且应该有一定的组织。

  2013-06-22 11:32:26

• 杨圣明:

  第四是加强消费教育，引导消费，提倡文明消费。人类的文明是多方面的，其中消费文明是及其重要的方面，如果用消费文明来看看现实当中，问题太多了。比如旅游，旅游是一个文明活动，但是在旅游当中发生的不文明行为，那也是很多的，吃饭也是这个问题，穿衣也是这个问题，都有。总体来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材料，你们可以看看，过去对消费引导、消费教育很重视，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可以查询。1984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三大报纸同一天发布一条消息，题目是“河北省武义县成立了青年消费引导协会”，《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标题是这个。《人民日报》评论员为这个写了一篇短评，《光明日报》也写了一篇，《经济日报》也写了一篇，在这一天三大报纸上同时发表消息，同时发表各自的评论员文章，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不多见。你们可以查1984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那个时候对消费引导就是如此重视，我们现在可以说离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

  2013-06-22 11:34:13

• 杨圣明:

  第五是制定有关消费方面的法规。现在关于消费方面没有很独立的法规，都是隐含在比如工商管理、药品管理、交通安全管理等等。没有这些法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比如物业和业主打架，比如存车的问题，还有比如住的楼房上面漏水，楼下不能住了，上面不去修理，这些问题太多了。这方面我们缺法规，比如刚才说漏雨谁修、谁修、限制多长时间修好，香港就有这方面的专门法规，我们现在建了很多大楼，一片一片的，但是管理是极差的，业主跟物业管理矛盾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还是要进行法治管理，要建立法治国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法规，整天光用拳头打架行吗？不行。我觉得应该制定法规。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2013-06-22 11:35:05

• 主持人 张平:

  谢谢杨老师的精彩演讲，下面请张曙光老师讲演。

  2013-06-22 11:35:36

• 张曙光:

  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我的题目是讲四个问题：一是讲一下今年“两会”上推出的中国政府改革的亮点和不足。二是讲一下铁道部负债的现状。三是以明晰产权和经营责任来解决债务问题，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四是对现在这个改革的担忧和似是而非的说法。

  2013-06-22 11:35:54

• 张曙光:

  “两会”上推出的今年政府体制改革，大家看到了正部级两个部门的变动、副部级四个，最后国务院除了办公厅以外还有25个单位。这样一个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撤销铁道部，在交通部下成立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实现了组织上的政企分离。为什么说是最大亮点？因为铁道部改革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事实上2003年这个方案已经提出来了，改了10年，到2013年，才走到这一步，所以我又想起鲁迅当年说，中国太大，很多事情很难办，连搬个桌子都很困难。我们的铁道改革改了十年，今天才走出来。

  另一个亮点就是成立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因为现在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中国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进口”的东西里面有多少是安全的，多少是有各种污染的。其次就是成立国家海洋总局，因为陆地上的资源已经开发、利用得差不多了，海洋资源的开发对未来的发展可能是很重要的，因而海洋的争夺也是今后一个很大的问题。钓鱼岛除了主权问题以外，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源问题。

  2013-06-22 11:37:26

• 张曙光:

  不足。撤销铁道部是一个亮点，但仅仅是组织上的政企分离，而在经济上仍然是合在一起的，最重要的就是债务的问题，因为债务是当年铁道部决策的，现在全部给了铁路总公司，铁路总公司自出生以前出现的问题，需要让它承担，它当然承担不了，既然承担不了，铁道总公司就很难按照一个企业来活动。而政府对它的利益输送的脐带也割不断，所以经济上的两权分离还没有解决。其次，机构改革里面可能大家在这之前呼吁要重新恢复成立国家体改委员会，但是这一次没有。另外，发改委的限权缩权问题也没有提上议程，现在发改委权力太大，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应该向反垄断委的方向去转变，但是现在没有，既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缩权的问题也没有提出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改革的亮点和不足。

  2013-06-22 11:39:28

• 张曙光:

  第二，铁道部既然是这次改革的一个亮点，铁道部改革出现的很重要的问题，比如债务的问题，债务的现状怎么样？铁道部去年9月份发布公告，铁道部的资产4.3万亿，铁道部的负债2.66万亿，资产负债率61.86%。这是旧债。铁道部现在还有新债，新债是什么呢？今年2月份，铁道部发了200亿的短债，到了3月份，又批准了600亿的中债，而且还批准了铁道部今天要发1500亿的铁路建设债券。与此同时，今年的铁路建设任务新开工的要建设的铁路共计5600公里，投资需要5000亿。据现在的测算，“十二五”期间铁道部建设的全部投资要30000亿。大家想想，这些投资恐怕很大一部分是要借钱和负债的。所以，这些是现在铁路的建设中间的新债。这是可以看到的债务的状况，也正因为前面讲的，由于债务的问题，现在没有解决铁道部的改革，使得组织上政企分离，而经济上还没有分开。但是组织上的分离也使得我们可以讨论经济上的两权分离的问题，所以我就想第三个问题，通过如何化解债务来推进铁路的改革，也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如何改革。

  2013-06-22 11:42:24

• 张曙光:

  新债、旧债既要新老划断，又要同时处理。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老债不是铁路总公司决策的，所以它不可能承担，但是既然把资产给了他，它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这个债务恐怕有三种情况，要承担的主体，一是过去铁道部和银行借的钱，银行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一部分债怎么还，其实比较简单，由银企两家去谈，是延期还是借新还旧，还是利率上一切优惠，总之是由两家解决。另外一部分债务，一部分要由铁路总公司来承担，一部分要由政府来承担，因为当年的决策是政府决策的。现在问题就是哪一部分由总公司承担，哪一部分由政府承担，政府承担的这部分还债，钱从哪儿来？我想，可不可以这么去考虑？把我们现在的铁路总公司明确一下，就是资产的范围，我觉得明确成中国的干线铁路公司，把全部的干线铁路，比如京沪、京广、陇海到东北、到西南的，这些干线铁路交给铁路总公司，变成一个中国干线铁路公司，以干线铁路的资产质量和数量来承接相应的债务，因为干线铁路都是比较好的，比较繁忙的，所以相应的承载应该多一些，但这需要经过评估，按照资产的质量和数量来承担。

  2013-06-22 11:43:59

• 张曙光:

  另外一部分，支线铁路可以通过明确它的产权和经营责任，把支线铁路全部交给地方和私人，卖掉。地方愿意要的由地方要，私人愿意接的由私人接，这个资产的重组所得到的全部的资金就变成中央政府承接债务的那一部分资金。因为这部分过去都是中央投资的，就变成成立各种各样的支线铁路公司，交给地方和私人，产权交给人家，经营责任也交给人家，使得人家有权，因为过去铁路是铁老大，地方也建立了一些铁路，比如广西青州港建立了四条铁路，这四条铁路成立了沿海铁路公司，但是人家运输繁忙，已经开始盈利，铁道部眼红了，南宁铁路局一纸公文下去接管、托管这四条铁路，地方投资，他把经营权利拿过去了。我的老家西安，西安铁路公司也是地方投资，结果西安铁路局也是托管，拿过去了，人家原来一年盈利5个亿，铁道部拿过去以后，变成一年亏3个亿。所以，现在要明确的是把资产和经营责任明确，总公司就是干线铁路公司，支线铁路公司，各种各样。这样，我想老债的问题就解决了。新债怎么解决？同样的道理，现在开工这么多，凡是总公司愿意投资的，总公司承担新的债务，谁投资，谁承载。凡是地方愿意投资的，那地方负责新的债务。凡是私人愿意投资的，私人负责债务。凡是没有人愿意投资的，对不起，下马。为什么？没有人投资，证明它没有价值。这样的话，我想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比如现在高铁近些年来的发展，当然不是铁道部高铁出事，也不会有这场改革，这件坏事变成好事。

  2013-06-22 11:47:05

• 张曙光:

  现在很多地方都要上高铁，状况怎么样呢？京沪高铁是最繁忙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现在不算折旧，微利，算上折旧仍然是亏的，京沪高铁比如10点、11点发车上座率高一些，我现在到上海出差来回都坐。上个月我到南京去，上座率1/3，一等票的上座率，但是现在很多地方还要上，那么我想谁愿意上谁去负担这个债务，而且这个还债不能说现在的折旧不算，都得盈利，拿利润去还，还不起，对不起，重组。我想可能新债要这样处理，债务也就解决了，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办法最根本的就是明晰产权和经营责任，明晰了债务的问题，并不是难事情，债务只是我们解决改革问题的一个突破口。所以，我想有些没有价值的就不会再上，还听说要修上海到长沙的，我说湖南愿意修就湖南自己修去，现在不要总的决策，那么这些窟窿怎么填呢？

  2013-06-22 11:47:55

• 张曙光:

  第四，改革里有很多担忧或者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一个担忧的是票价是否会涨？我看不会。为什么不会？如果这样改革了以后，大家想想，铁路内部的竞争就会发展，那么铁路竞争，谁家的服务好，谁家的质量高，我就用谁家了。当然有线路的问题，但是也有不同的选择。既然如此，铁路内部的竞争可以加强，而且，铁路外部的竞争现在也很激烈，比如到上海坐高铁还是坐飞机，其实我为什么选择坐高铁呢？因为5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上海了，而且不用在飞机上等。竞争的服务时间是一个，还有票价的问题，我想真正铁路要竞争，飞机现在都有三折、五折的票价了，票价涨不上来。还有一个担忧，这样一弄，铁路的统一调度怎么办？其实个问题技术上已经解决，调度要有协调的问题，各个铁路公司成立了以后，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仍然会有统一的角度，也会有自己独立的安排。我想，这个问题也不用担心。

  2013-06-22 11:48:03

• 张曙光:

  另外，还有两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一个说法是铁路公司成立以后，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区分公益运输和商业运输，怎么区分呢？哪一条铁路运输是公益，哪一条是商业的，没有办法区分。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现在的商品，政府用的、公益用的，可以用政府采购，所以铁路运输的公益运输也可以这样，比如军队要运输，政府去买单，作为政府采购运出去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不难。还有一个问题，铁路必须要保证国家安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土地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有一些似是而非，为什么呢？铁路安全是说如果真正一旦要发生一些战争或者大的事件，这个时候政府要运输和保证国家安全，那也有很好的办法。政府可以管制，为了保证国家铁路运输安全，政府可以接管，那个时候需要，就可以全部接管过来，这是完全可以的，就可以解决国家的运输安全问题。而以此来认为这样一些改革，特别是明晰产权和经营责任，把支线铁路公司给了地方和个人，这个办法行不通，我觉得这些理论和说法似是而非，并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谢谢大家。

  2013-06-22 11:50:24

• 主持人 张平: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演！由于第一节的时间拖得比较多，现在刚进入主旨讲演环节当中。我想调整一下，先请袁富华做主题讲演，希望你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讲演，给张连城老师留下他的发言的时间，把郎院长移到下午进行讲演。下面有请袁富华。

  2013-06-22 11:51:52

• 袁富华:

  下面我尽快把我们课题组的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些研究向各位老师作一下汇报。题目是“中国生产函数分解与效率提高路径”。我们提出的问题是“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转换的挑战及对策”。

  2013-06-22 11:53:13

• 袁富华:

  主要内容提示。首先是课题组的前提研究，从2011年到2012年，课题组针对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增长的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结构性减速的问题，一个是产业效率抑制性的问题，这主要立足于宏观层面。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进一步思考了中国结构性减速的微观机制是什么？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生产函数的分解来考察结构性减速内在层面。二是经济增长转型过程中特质化事实、悖论和挑战。三是在前两个分析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雏形机制和风险累计。四是产业发展的竞争性市场建立。

  2013-06-22 11:54:26

• 袁富华:

  下面我们看看结构性减速的宏观策略，我们达成几个认识。第一个认识是：什么是结构性减速？结构性减速是我们2011年和201年初步探讨的问题，就是在长期增长过程中，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转变之间，生产率的整体下降所导致的潜在政府率下降趋势。这个是通过发达国家近100年的增长经验和拉美国家的增长现实得出的一个认识。结构性减速主导因素，包括三个方面：

  2013-06-22 11:55:23

• 袁富华:

  第一个方面，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拐点的出现。二是长期增长过程中生产函数要素弹性参数逆转，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的逐步形成，投资率增长速率和城市化率出现倒U型的状况。三是关于阶段性划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转换，从高速向高效增效过渡。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工业化阶段一，已经逐步失去效率提升的动力，例如近几年持续出现的资本回报递减问题。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稳速增长阶段二。这是我们主要研究的一些问题。

  我们进一步把减速的因素归纳为两类：一是系统性主导因素。所谓系统性的减速主导因素，是指短期内不可控，一类是人口结构化和劳动力拐点的出现。二是长期增长函数要素弹性逆转，这也不可控，因为国家随着收入分配和富民政策的实施，要素参数肯定要发生逆转，劳动弹性增大，资本弹性减小。

  2013-06-22 11:56:22

• 袁富华:

  第二，可控的因素，就是政策性因素，指的是投资机理和投资效应的机理。经济结构孵化趋势向，投资增长的机理和投资效应的改进可以缓和减速过快的振动，以达到我们期望的高效增长的中速的平滑路径。下面看一下正在做的中国生产函数分解，这个分解的左侧，就是我们的指标栏，包括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实际增长和潜在增长一个总的拟合，第二个层面是潜在产出的三因素分析，我们继续对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继续进行分解，就是所谓的因素细分。

  2013-06-22 12:00:38

• 袁富华:

  第三的层面，实际产出增长因素分析，GDP的增长是由劳动生产率、增加率构成的，劳动参与率变化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变化率、总人口增长率这四项加起来就是GDP年度的实际增长率。

  第四个层面，人口与城市化数据的解释。人口与数据化这一项我们进行分析和预测的目的，根据我们倒U型假设，是为了分析未来智力投资增长率。再看看数据，首先是在数据表墒，包括以下内容，要素弹性函数逆转，二是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投资会出现减速，这是两个主要的东西。在目前中国下一个生产模式之下，要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2013-06-22 12:03:41

• 袁富华:

  我们归纳出了结构性减速的六个特殊化事实，这六个事实就是导致中国结构减速必然发生的原因，一是分贝效应导致减速，就是分解表上计算的要素弹性参数逆转。过去30年根据我们的计算，资本弹性是0.6，劳动弹性是0.4，未来十年，有可能资本弹性下降，劳动弹性会上升，这对资本驱动的增长打击很大。人口转型导致加速，这是根据分解公式里面的劳动立项。第三个特殊化事实是生产力再退步导致减速，这是根据分解表里强要素劳动生产率等于一产、二产和三产劳动力的加和，其中三产劳动力从长期来看，它是减速的，导致整体经济增长减速。

  2013-06-22 12:10:08

• 袁富华:

  我们过去测算了碳排放，节能减排标准导致减速。还有就是资本效率递减的减速效应，根据我们增长分解的表，以及表里暗含的公式。我们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中国的未来经济减速，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结构性现象，现有模式没有持续增长的解，如果中国依然按照现有的投资驱动模式走下去，是没有解的。

  如果达到持续增长路径，就要寻找效率提高的微观机制，要针对效率提高。我们进行六个减速特殊事实进行归纳，就是分配投资悖论。根据我们的分解计算，在人口转型的系统性因素作用之下，要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要么要素弹性参数逆转不发生，就是要么维持现有的分配政策不变，要么维持现有资本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变，这二者是必须其一的，不然的话，就不能保持经济有高速增长。前一种模式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增速原则，后一种模式将加剧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这就是中国未来的悖论。

  2013-06-22 12:15:31

• 袁富华:

  中国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遵循了一个理论假设，非常明显，赶超经济中政府行为替代市场机制，以达到动员储蓄和投资的目的（典型如频繁的宏观调控），这是我们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假设。这个假设出现了问题，就是所谓的出清机制被认为阻隔。市场出清机制障碍的存在，导致低效率边缘企业不断累积，进而拉低整体投资报酬率。垄断倾向明显产业组织形式，广泛存在于各种产业当中，尤其是服务业当中，使得产业升级的原则难以发挥作用，产业升级的原则最基本的是两个效应原则，所谓高关联度、高劳动生产准则，在促进机制、被人物阻断情况之下无法发生作用。

  2013-06-22 12:15:52

• 袁富华:

  权衡策略，如何在这两难之中进行权衡。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减速的系统主导因素确实存在，有两大因素：人口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拐点的出现。二是长期增长函数的弹性函数逆转，这是一个长期因素存在。在承认这两个减速主导因素之下，我们提高效率从什么着手呢？劳动生产率等于资本深化，我们从资本报酬和递增的角度进行产合，这也是政策可以着力的地方，其他都着不到力。首先，我们30年的经济增长的基本假设，一定要改。中国经济由高速向高效增长的关键环节，就是产业组织形式再造。我们建议大概分为几个方面，首先是完善市场出清机制，解决投资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出清机制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二是相对价格体系调整，刚才几位老前辈谈到了这些问题，我就不多说了。三是服务业竞争的加剧。四是优质人力资本市场识别和创新市场生产机制。人力资本和创新的培育离不开政策规划，但是效率持续提高所依赖的优质人力资源，是绝对不可以通过政府规划能够产生的。例如一些企业家高技术人才的识别，必须通过竞争机制识别来培育。这是我们对人力资本的一个看法。谢谢。

  2013-06-22 12:16:54

• 主持人 张平:

  非常感谢袁富华代表我们的课题组作的一个讲演，涉及内容很多，我相信不久会发表，到时候大家还可以详细看，这是我们课题组从2010年开始讨论到2011年基本形成的基准观点，就是中国经济不是周期性下降，而是技术结构性减速。这里面讨论了一系列市场出清，并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国际经验比较，希望在方面能够给大家一些启示。下面是今天上午最重头的重头戏，由北京经济学院张连城教授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有请。

  2013-06-22 12:17:07

• 张连城:

  我代表由首都经贸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联合组建的中国首都经贸大学中国实验经济研究院，发布2013年35个城市的生活质量指数。为了不影响今天大家的生活质量，对无关紧要的问题尽快说一下。

  今年我们通过35个城市生活质量的调查，得出了今年的生活质量指数调查的主题，叫“生活质量指数平稳、挑战严峻”。

  2013-06-22 12:18:17

• 张连城:

  首先，我对本次调查的情况作几点简要的说明。第一点，继2011年和2012年发布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之后，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从2013年3月到2013年5月，对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进行了主观满意度指数的调查和客观指标的计算，得出评价2013年35个城市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和客观经济指数。

  关于主观满意度调查的一点说明。为使调查结果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的状况，在主观满意度调查的时候，我们除了继续进行固话调查外，今年又增加了移动电话调查、并增加调查印本数，本次电话调查共动用了200多位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耗时近3年时间，调查仍然采用国际通用电脑辅助调查方法，固话前三位或四位号码保证空间分布的广泛性，尾号4位，随机抽样，今年增加移动电话调查保证了城市调查广泛性，今年总共拨打了298590个电话，其中移动电话41440个，产生有效随机样本12759个，比去年增加了近34%，95%的置信度下整体主观满意度指数的标准误差从去年的0.24缩小到今年的0.19%，可靠性进一步增强。另外本次调查除了关于房价预期的专项调查外，又新增加了关于食品安全满意度的调查，但这两个调查结果都不进入指数体系。

  2013-06-22 12:20:03

• 张连城:

  关于客观指数调查的说明。在计算客观指数的同时，我们对所有涉及的人口都使用各城市的全市常驻人口数，而不是户籍人口数，也不是市辖区人口数，这样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各城市社会经济指数，也就是20个二级指标，均来自官方部门发布的相关数据，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回顾一下我们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体系，包括主观满意度指数，有5个分指数组成，涵盖了8个主观问题，通过8个主观问题的电话调查，形成主观满意度指数。客观指数，也是同样5个分指数，涵盖了8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通过可观计算得出的。下面，我就公布2013年通过调查所得到的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

  2013-06-22 12:21:50

• 张连城:

  生活质量主观指数已经进入满意区间，态势平稳。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体系，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五个分指数，由8个主观问题构成，对8个主观问题的回答，分别给予不同的答案赋值，然后根据受访者的答案赋值的得分情况得出所有受访者的总得分，用总得分除以总人数，就得到每一个主观指标的得分，也就是主观满意度的指数。这8个问题是蓝字所显示的问卷调查的8个问题。

  2013-06-22 12:23:10

• 张连城:

  上述8个主观指标体系与客观指标体系都是一一对应的，根据受访者答案赋值，就是中国城市生活质量5个主观满意度指数。此外，针对我国近两年积极为敏感的问题，在主观满意度指数体系之外，今年除了继去年增设了有关房价预期的专项调查以外，又新增了食品安全问题调查，调查问题就是蓝字所显示的两个问题。以下这个表就是今年的电话调查得出的主观满意度指数。调查显示，就生活质量满意度主观指数而言，全国平均值是50.87，与去年的全国平均值50.88基本一致，越国了50分满意与不满意的临界点，进入了满意区间，保持了平稳的态势，但仍就偏低。就是刚刚越过50分这个临界点。生活质量满意度指数，超过50分的，有26个城市，比2012年多3个城市，但低于50分即处于不满意的地区城市省有8个，包括广州、深圳，北京和上海虽然超过了50分，但是分值和排序较低，其中北京比去年还上市了4位，上海与去年持平，红字是北、上、广、深，天津几大城市。济南、青岛、厦门、长春，还有合肥的主观满意度指数最高，而兰州、深圳、昆明、武汉和广州这五个城市满意度最低。仅从排序上看，排名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有海口，上升了12%，南昌上升了10位，西宁上升了8位，下降幅度没有较大的城市有杭州下降了8位，银川下降了8位，重庆下降了8位，大连下降了8位，武汉下降了8位，长江下降了6位，广州下降了6位，其他城市的排序变化不大。

  2013-06-22 12:23:42

• 张连城:

  从主观满意度指数的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满意度比较高，绿色柱状图表示满意度最高的情况，蓝色次之，橘黄色的表示最不满意的那些城市，分布东中西部都有。主观满意度指数高低不同，可以用五个分指数的调查状况来说明。五个分指数里面第一个主观满意度分指数是城市生活水平主观分指数，排名前五个是生活水平，认为生活水平比较满意的，就是满意程度比较高的城市是海口、青岛、厦门、西宁、福州，认为对本城市生活水平满意度较低的是郑州、兰州、哈尔滨、大连、武汉，这样后五个城市。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都处在中间偏后这样的位置。这是第一个分指数，城市生活水平分指数。

  2013-06-22 12:24:39

• 张连城:

  第二个分指数，是城市生活成本分指数。认为本市居民生活成本较低的城市是石家庄、沈阳、济南、长春、郑州，认为生活成本比较高，不满意的这些城市，排名最后的是上海，其次是北京、深圳、大连、银川，我们看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都很高，这些大城市的老百姓都不满意。并且我们看到第二个分指数平均值只有31.22%。如果分值跌到25分以下，就是非常不满意，处在25-50分就是不满意。大城市不满意程度更高。

  2013-06-22 12:24:45

• 张连城:

  第三个分指数，是城市人力资本主观满意度指数。排名前五的，认为自己本城市的人力资本还比较满意的青岛、济南、乌鲁木齐、大连和郑州。不满意的是太原、昆明、西安、深圳、武汉，他们也处于满意区间，就是相对来说排名靠后的。平均值是58.89分，人力资本的指数的均值还相对比较高。

  第四个分指数，是城市生活保障主观分指数。城市生活保障分指数，我们是用两个主观问题调查来组成的，一个就是对本市的医疗保障是不是满意，二是对本市的社会治安状况或者安全状况是不是满意，这是调查结果，表示比较满意的就是青岛、厦门、杭州、宁波、银川这五个城市，都超过了60分。贵阳、南宁、呼和浩特、武汉、海口，他们的得分都是比较低的。北上广深的分布有先，有前也有后，这是城市社会保障主观分指数。

  2013-06-22 12:26:16

• 张连城:

  最后一个主观满意度分指数，是城市生活感受分指数。生活感受分指数是由生活节奏和生活便利两个部分组成，调查结果、银川、西宁、南京、杭州、天津满意度高一些，乌鲁木齐、昆明、兰州、南宁等城市满意度稍微低一些，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除去天津以外，都是居中或者垫后。

  从全国35个城市总体情况来看，在构成主观满意度指数的五个分指数当中，受访者满意度成都依次降序排列的是人力资本满意度最高，其次是社会保障满意度指数，第三是生活感受，第四是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垫后的生活成本满意度。其中前三个指数都比去年要低，后两个指数要比去年略高一些。

  2013-06-22 12:27:37

• 张连城:

  除了主观满意度指数体系的调查以外，我们有两个体系之外的专项调查，一个是关于房价预期的调查，还有一个是食品安全的专项调查所提出的关于房价预期调查的问题，您认为您所居住城市的房价今后1-2年是涨还是跌，五个答案，就是大涨、涨、不涨不跌、跌、大跌。调查结果是，去年的调查结果是去年低于50分，就是预期房价看跌的城市有杭州和青岛两个城市，等于临界值50分，就是预期看平的城市是济南，其余三个城市均看涨，均值达到54.99。2012年预期房价看平的济南今年是65.68分，在35恩个城市当中排名第二位，而且看涨的幅度还挺大。去年预期房价看跌的杭州和青岛，在今年调查当中也都不看跌了，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上升幅度是青岛，杭州排在第29位，35个城市当中。去年全国一线城市的实际房价普遍上胀，这倒是印证了我们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实际通货膨胀是通胀预期的函数。35个城市的预期指数就是最看胀的是广州市，其次是西宁、乌鲁木齐、南京，上海、深圳、北京这些大城市也都普遍看胀，而且分数都比它高，直辖市里大城市里面还有天津市看胀的幅度要小一些。所以不幸的是，2013年所有35个城市对附加预期全部看胀，自焚在60.99到69.64之间，均值是54.53，比去年高出近10分，就是今年看胀的幅度要比去年更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排在前11位，都在65分以上，看胀度较大。去年房价预期看平的城市，也都改变了他们的一些看法。

  2013-06-22 12:28:09

• 张连城:

  对于城市房价的预期调查，我们有一点感想，就是很值得思考的是，在严厉的宏观调控行政控制、政策打压的大环境当中，35个城市居民对房产价格依然存在普遍的上涨预期，这不仅表明我们对房地产价格一系列调控政策不存在正效应，更重要如果不推动制度变革和经济转型，从根本上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所有调控房地产的政策都可能是失灵的。现存体制和政策格局下，依据经济学的原理，预期还会导致实际房价的上涨。如果房地产价格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拖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生活成本指数将会居高不下。实际如果我们同国外相比，中国的房价和房价收入比都是非常高的，甚至北京五环以外的普通住宅要比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豪宅还要贵。

  2013-06-22 12:28:27

• 张连城:

  关于食品安全调查，我们的问题是：您对您所居住城市食品安全状况满意吗？调查结果，只有厦门市一个城市进入满意区间。得分是53.06分，其他所有的城市都不满意，认为食品都不安全，特别是低于40分的城市有12个，平均值只有41.61分。调查还显示，男性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高于女性，男性是43.61，女性是39.46。分年龄阶段看，20-30岁的青年人的食品安全满意度最高，当然也是不满意的，是43.68，没有达到50分；41岁到50岁和退休居民对食品安全满意度最低，39分-40分之间。这个调查结果一点不出乎人们的意料，过去几年当中牛奶中掺三聚氰胺，病死猪肉上餐桌，挂羊头卖鼠肉，毒奶粉、瘦肉精、彩色馒头、地沟油层出不穷，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忧。但愿今天的发言，不影响我们中午的胃口。

  2013-06-22 12:30:35

• 张连城:

  三、整体生活质量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我们再回顾一下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标体系，有5个分指数，这5个分指数分别由5个一级指标构成，比如生活水平客观指数是由收入水平、生活改善指数构成的，而5个一级指标又由20个二级指标构成，比如收入水平、消费率、人均财富、人均可支配收入，生活改善指数里还包括人均消费增长、人均财富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等等，一共20个客观经济指标。通过这20个客观经济指标的计算，这20个客观经济指标，我们都是从官方文件当中选取出来的，反映的当然是2012年的情况，因为2013年客观数据只有到2014年才会出现。我们运用归一化平均方法计算出反映生活质量的8个一级指标，拿那20个指标计算出8个一级指标，再将一级指标求平均得到5个客观分指数，将5个客观分指数求平均值，计算出每个城市的客观总指数，就是城市社会经济数据指数，最后按照功效系数法进行调整，使可观指数能够和主观指数进行接轨，这是方法，这是客观指数的计算结果（见PPT）。

  2013-06-22 12:32:01

• 张连城:

  调查结果显示，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居前，天津靠后一些，城市生活客观总指数居后的是重庆、西宁、南宁、郑州、海口等。在这35个城市客观指数平均是57.75分，比2012年全国平均的54.56分有所提高，提高了3分多，得分50分以上的有33个城市，超过60分以上的城市有6个，低于50分的城市有2个，那就是西宁和重庆。5个分指数最高得分均为80分，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个数据，最低得分均为40分，说明地区客观生活质量差距较大。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客观的经济生活质量状况，总的来说，是东部地区占优，而中西部地区的客观生活质量偏低一些。客观生活质量指数也可以从五个分指数得到说明，第一个客观的分指数是城市生活水平客观指数，从生活水平客观指数来看，像北、上、广、深都是排在前11，天津排在第23，像重庆、西宁、南宁等这些城市都是垫后，均值是63.39。第二个城市生活质量客观分指数，是生活成本，生活成本一看就看到，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客观数据显示昆明、呼和浩特、长沙、石家庄、西宁等这些城市生活成本客观比较低，而北、上、广、深、天津都在第28名之后，生活成本都非常高。

  2013-06-22 12:33:51

• 张连城:

  客观社会经济数据指数是人力资本，我们看人力资本的方面，广州、北京、上海居前，天津、深圳、作为大城市居后，西宁、厦门、青岛这些城市的人力资本指数比较低，均值是57.78。

  社会保障客观分指数，从社会保障来看，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这些大城市的社会保障水平都比较高，居前，而西宁、郑州、昆明、哈尔滨、石家庄等等这些城市社会保障程度要低一些，均值是55.26。

  生活感受分指数，排名靠前的北、深、广，上海居中，天津靠后，像郑州、重庆、成都、南宁、济南等等，他们的生活感受水平最低。

  从35个城市总体情况来看，生活质量客观总指数的5个分指数依次降序排列生活水平排在第一，生活成本排在第二，人力资本排在第三、社会保障排在第四，生活感受排在最后，这个排序和去年排序有所不同。

  2013-06-22 12:35:14

• 张连城:

  最后，通过调查我们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35个城市主观满意度调查表明，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已经连续2年运行在满意度期间，尽管满意度程度非常低，但是运行态势平稳。第二，高起的生活成本，普遍存在的高房价预期，令人忧心的食品安全状况，以及空气质量还有社会治安状况，构成了五个极为严峻的挑战。

  2013-06-22 12:36:18

• 张连城:

  第二个结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质量没有能够同步上升，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高，甚至不满意，这种巨大的反差说明我们经济发展方式一定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尝试告诉我们，凡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通常是制度和体制造成的，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

  女士们、先生们，今年的主观满意度调查结果，包括主观满意度总指数、各项分指数，以及客观指数（社会经济数据指数）和客观指数的一级指标都已上网公布，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登陆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的网络平台查看各项数据，网址是www.nieechina.org，现在上网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更详细的数据。谢谢大家。

  2013-06-22 12:36:38

• 张连城:

  今天上午有劳大家辛苦地听到这儿了，尽管最后是生活质量问题，我也预祝大家中午用餐，生活质量能提高。下午两点继续开会，进行论坛的下一阶段的讲演。谢谢大家。

  2013-06-22 12:37:35

• 主持人 杨春学:

  下午的会议现在开始。首先请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教授演讲，题目是“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

  2013-06-22 14:03:52

• 郎丽华:

  大家下午好！

  我主要讲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增长方式转型的内涵和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二是增长方式转型的困境，主要是微观基础不健全；三是为什么要转型，目前面临的国内、国外环境的双重压力，和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必须要转型。四是如何转型，在社会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怎样转型。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内涵。增长方式从长期总供给的角度看，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到资本、劳动、自然资源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的激越性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短期总需求的角度，是指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2013-06-22 14:05:54

• 郎丽华: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从总供给的角度看，要素投入推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要素投入。特别是中国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的优势。从总需求来看是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的增长方式，投资包括了国内投资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进入的外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显现出来导致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只能依靠出口市场实现均衡增长。我们看到中国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有着突出地位。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梯度型的发展。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形成梯度特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比较强。

  2013-06-22 14:08:27

• 郎丽华:

  转型的提出与转型的困境。转型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经济增长要注重效益，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九五”计划当中，“九五”计划里提出两个根本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到集约经济增长的转变。多年来，一直没有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缺乏微观基础，从企业角度来看有技术基础，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企业没有转型动力；制度基础，市场机制不完善、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经济职能。从企业和地方政府角度来看微观转型基础薄弱。

  任何一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都是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的结果，因此转变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是企业转型的驱动力也主要来自企业。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是受技术基础和制度约束，这里的技术基础是指一国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制度条件是指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在工业化初期到中期阶段的技术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也是在市场经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形成的。

  2013-06-22 14:10:14

• 郎丽华:

  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阶段。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中已经明确证明了这一点。当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化处于初期或者中期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粗放增长和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投入。这个阶段粗放型增长是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工业化从中期到后期的过程中经济增长转变和经济转型才具有可能性。从企业角度来说，如果企业不能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获得较大的收益或降低成本，同时还要承担转变增长方式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的巨大风险，就不会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

  2013-06-22 14:10:28

• 郎丽华:

  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工业化中期到后期的过渡过程中，资本的边际收益会出现递减，规模报酬也会出现递减，同时劳动力成本会逐步上升，自然资源不仅会出现短缺，伴随而来的是价值上升。这种条件下依靠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集约型增长方式才有可能逐步代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并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因为在此情况下，企业使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生产可以获得较大收益和较小成本。

  2013-06-22 14:11:45

• 郎丽华:

  总体上看，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仍然要求要素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企业通过部分增加要素投入进行粗放型增长或者外延型增长仍然可以获得利润。总体来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目前还有存在的必然性。当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失衡，发达地区有可能率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具有梯度型的特征。在具备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技术基础条件下，具有转变增长方式内生动力的企业通常是竞争企业。由于垄断企业只要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通过控制价格和产量可以轻松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垄断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国有垄断企业更是如此。所以，这就要求有完善的经济转型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市场经济制度。

  2013-06-22 14:12:42

• 郎丽华: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因为只有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具有竞争性的企业才会具有转变增长方式的内省动力，同时不能把粗放型生产方式产生的负外部性转嫁给社会，增加社会成本。在不具备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的条件下，来自中央政策的硬政策约束也可能给企业造成强大的外部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这样做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使企业失去竞争力。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微观基础比较薄弱，总体上来说，中国目前还具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2013-06-22 14:14:01

• 郎丽华:

  第二个方面，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除了跟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选择外，另一个重要的微观主体是地方政府。由于市场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的许多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企业承担了相当多的经济和投资职能。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转变增长方式的内生动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实际上地方政府可能更具有粗放型生产和外延扩张的动力和条件，并且其投资冲动比企业更为强烈。因为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是软性的，他们可以通过无限制的举债和招商引资以及土地开发增加投资，通过对地方企业的补贴来实现GDP的增长。这也是他们获得业绩的一个渠道。政府这种行为一方面导致地方产能严重过剩。

  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诱导了企业由实业领域转向利润高、投资短的投机性领域。同时，地方政府之所以选择粗放型增长方式原因还在于这种增长方式可以增加地方就业，是实现地方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也是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在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像企业一样具有经济人特征，为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只有粗放和外延性增长方式才有可能迅速增加税收，更重要的是外延增长方式可以利用他们掌握的土地资源，并通过出卖土地获得税收来获得额外收益。这就是形成“土地财政”的根本原因。

  2013-06-22 14:14:36

• 郎丽华:

  因此，从经济所处发展阶段和市场机制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微观基础是非常薄弱的。那为什么还要转型？在微观基础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提了多年的转型，为什么还要转？转的依据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转型？从以下两个角度考虑：一是外部环境的变化。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失衡导致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增加，全球产业结构面临着调整，发达国家出现了制造业或实业的回流，这种情况在2008年以来变得更加严峻。如果说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2008年以前在中国可以维系下去，可以通过外部市场消纳产能过剩的情况。2008年以后，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一个新的变化，原来我们说美国经济好转了，可能经济情况可能会相应好转，产能过剩可以向外部转移。但现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就有可能出现即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好转了，中国的出口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2013-06-22 14:15:03

• 郎丽华:

  上午各位老师的发言中也提到这一点，我们目前的出口发生了很大变化，出口压力特别大。这就要求我们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向内需和消费拉动的增长转型。第二个压力是来自内部的压力和动力。主要是资源环境约束、社会压力加大、公众不满情绪上升、经济发达地区要素价格上升，这些使原来粗放式的增长条件减少了，特别是近些年来，公众要求改善环境的呼吁越来越高，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压力。这种压力要求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

  当内外环境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微观基础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转型？就要构建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如何构建？我们提出了几个方案：一是通过制度变革构建微观基础。这主要是通过推进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增加相应的制度供给，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是为微观主体提供服务，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退出盈利性投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给企业转变增长方式提供压力和激励机制，上午有很多老师提到税制改革的问题，比如环保标准的一些问题。另外，给企业提供其他的服务，帮助企业进行转型。通过这样的方式构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动力机制的制度基础。

  2013-06-22 14:15:30

• 郎丽华:

  从技术基础角度来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各个地区不平衡，整体上我国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已经率先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到后期发展过程，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是粗放型占主导地位，但局部会出现集约型占主导地位的转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转型应当从发达地区先开始。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具有梯度型的特征。

  以上是主要的内容，在微观基础不具备的情况下，经济转型的内外压力加大，我们必须转型，这就要求我们构建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同时实行梯度推进经济转型。

  2013-06-22 14:18:00

• 郎丽华: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些问题：

  第一，不能忽视投资的作用。转型本身需要依赖于投资，因为转型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投资。首先，转型意味着技术进步、创新和知识积累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不仅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和教育投入也需要大规模的机器设备的更新，离不开大规模的投资。另外，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也离不开投资。

  第二，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来看，消费的增长依赖于收入的增长，收入增长又依赖于生产的增长，生产的增长就依赖于投资。此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需要以投资为基础。因此，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消费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忽视投资的作用，不是压缩了投资就会实现消费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2013-06-22 14:19:18

• 郎丽华:

  第三，要注意的问题：不能人为压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通过压低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在我国总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依然具有客观必然性。人为压低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有可使相当多的企业倒闭破产，使现存的经济系统崩溃。

  第四，不能急于求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长期自然的过程，不应当想当然的快速全面推进。快速的全面转型有可能导致原有经济系统崩溃可能。所以李克强总理说：“我们要从人口红利向改革红利过渡”。我们认为向改革过渡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谢谢大家。

  2013-06-22 14:19:32

• 主持人 杨春学:

  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长杨瑞龙教授发言。

  2013-06-22 14:20:56

• 杨瑞龙:

  感谢大会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论坛，这个论坛已经坚持了七年，相当不容易，我祝这个活动一年比一年好。这个活动在两位领导支持下成就巨大，现在发布了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可以大大增强论坛的影响力。

  2013-06-22 14:22:05

• 杨瑞龙:

  大家现在对于当前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担心，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下滑区间，在2008年下半年的强烈政策刺激之下2009年迅速反弹，在大家认为中国经济将是世界唯一亮点，将一路高歌猛劲的时候，2010年的年底，伴随着CPI由负转正，中国经济又开始进入下行区间。很多人以为这个下行区间不会维持太长，很多预测2012年可能“前低后高”，重新走上一个上行的通道，在第三、四季度看到了一些迹象，但是2013年经济继续处于低迷状态。

  面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有两派不太相同的看法。一派认为中国经济本来就进入了下行区间，7%、6.5%都没有问题，中国经济就是下滑了。主要是和政府比较近的学者持这种观点比较多一些。另外一派观点认为经济下滑是周期现象，既然是周期性现象，因此改进某些政策是有可能让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有回升。这一派观点，学术界强调的比较多一点。那到底怎么看呢？我们也进行相似的研究，从中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在衰减，因此经济增长处于逐年递减的过程。但是也不能否认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确实有一部分是超预期的成份。

  2013-06-22 14:24:15

• 杨瑞龙:

  从中长期来看，有的人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下滑，一方面看到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高储蓄率、传统工业化这些传统要素确实在衰减。但是不可否认，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国家还是有一些新的要素，那就是城镇化、消费，消费当然很重要，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下滑的解读仅仅从长期是解释不清楚的，也不能完全用短期来解读，要二者结合起来来看这个问题。

  2013-06-22 14:27:50

• 杨瑞龙:

  从中长期来说应对经济下滑，提升消费需求成为了非常关键的要素。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消费从中长期来讲和收入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收入分配的相关改革配合，仅仅期待消费扮演重要作用是不可能的。理论上来说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并不担心，因为我国的消费本来就很低，未来看如果消费有很大提升，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经过测算，中国消费每提高1%，将带来GDP增速提高达到1.5%-2.7%。撇开政府和企业的消费，居民消费率还是30%以上，如果加上企业和政府消费的话，大概是50%以上。即使如此，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消费还是低的，未来还可以借助消费的提升实现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的消费和收入分配制度是有关的。

  2013-06-22 14:27:57

• 杨瑞龙:

  提高消费力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个命题我们十年前已经意识到了，为什么大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最近几年来我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有大作为，特别是发改委构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千呼万唤一直没有出台？原因是收入分配改革绝对不是算帐的问题，不是左口袋到右口袋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反映了背后的发展模式。总需求结构失衡了，根本根源是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中。政府实施赶超战略的政治动因与增长目标定位，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变化，国内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条件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当前总需求结构失衡。因此，如果不想对整个发展模式进行调整，要改革分配制度很难，因为收入分配制度和应有的分配制度的利益结构，是既得利益结构。既得利益结构如果没有相应的更深层次的改革，要调整利益结构很困难。因为目前的分配格局是过去发展方式的反映，因此如果没有发展方式的改革，提升消费是一句空话。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反映了既定利益上的总体利益结构。我们过去选择了传统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必须要通过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扭曲人为压低价格，推动资本形成过程的加速，再加上农村剩余人口大量存在，进一步削弱了低端劳动力在工资决定中的谈判力。

  2013-06-22 14:35:33

• 杨瑞龙:

  我们传统的工业化选择的是重工业华发展模式，资本替代劳动的能力显著增强。由于金融市场扭曲认为压低了资金成本，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资本代替劳动的动机不断增强。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生产特点，特别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动机，决定了劳动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地位不对等，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处于弱势地位，这与要素市场的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生产力财政使得地方政府在二次分配上难有作为，从而无法根本调整劳动收入分配过低的根本格局。这种格局表明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企业收入占比增加更快，政府收入占比相对有所提高。过去的收入分配决定了报酬机制和结构矛盾的不断比价，最终导致了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收入在企业和政府的挤压下受到了抑制，第二次分配格局导致了两种效应，一方面是国家财富信心增长，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的高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产品出口加速财富累计。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速缓慢，企业没有动力支付高工资，政府没有强制动机和措施减少税负，使得投资在“三架马车”中扮演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2013-06-22 14:36:20

• 杨瑞龙:

  在这样一种分配格局下、在这样一种利益格局下，想要让消费扮演重要的作用，没有深层次的改革显然是无望的，所以为什么过去我们一直说要收入分配改革制度，而一直难有作为的原因所在。我们要改革收入分配，必须转变发展方式，通过发展方式转变改变利益结构，然后才有可能改变收入分配制度，才有可能提升消费。所以要以政府的自我改革为突破口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无论是收入分配、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其特征都是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收入分配制度是总体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表现之一，它决定于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权力结构。因此，如果不打破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收入分配结构就难以调整，消费需求就难以真正提升，而这需要政府超越传统的改革模式，推动发展模式的转换。

  2013-06-22 14:37:02

• 杨瑞龙:

  中国的下一步就是改革，过去30年靠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就，现在中国的关键还在于改革。短期来讲要提高政策效益，中长期来讲要挖掘增长潜力，都要靠改革。所以发展模式转换的核心就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更多地在市场适龄的领域发挥作用。收入分配制度对应了一种权力关系和动力机制，同样，投资体制转型的关键困难就是要化解行政分配权力和市场分配权力之间的冲突。无论是通过发展要素市场、限制垄断等来发挥市场机制对投资转型的调解作用，还是通过发展模式的转换来推动分配制度改革，都非常依赖于政府的自我改革。所以，从当前短期来看，政府的自我改革最为关键。

  所谓政府的自我改革，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就是政府功能重新定位，包括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完善要素市场，理顺价格机制，加大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加大反垄断的力度。通过政府的自我改革把中国的改革引向深化，培养新增长要素，是中国从中长期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我们对于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有非常高的期望，如果没有重大举措，我们对未来就有很大的担心。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3-06-22 14:39:31

• 主持人 杨春学:

  下面，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李建伟发言。

  2013-06-22 14:43:05

• 李建伟: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往年我都做一些预测方面的分析。今年一直在作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借此机会，我想把近期研究的结论向大家汇报。今天我的题目是“居民收入分布与经济增长周期”，汇报的内容是在我六篇报告基础上进行的浓缩。

  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经济转型问题，居民收入分配和经济周期是有关的。我现在的研究好像和现实离得远一点，但是下一步施政的时候会看消费需求、看经济转型的时候是很好的角度。今天我从五个方面来介绍：

  2013-06-22 14:43:34

• 李建伟:

  第一，西方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争议。

  从18世纪到现在，发现经济周期已经100多年了，有两个问题一直有争议，一是经济增长周期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二是为什么不同的周期波长不一样、增幅也不一样。从收入分布和消费需求以及对经济增长周期的关系的角度，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

  各个国家的居民收入分布都表现出正态特征。（图）显示的是中国1985-1990年中国的农村居民收入特征。我们进行正态估计，结果发现每一年的居民收入分布都服从正态估计。既然每一年的收入分布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多个正态分布的线性组合仍然符合正态分布，跨年度的居民收入分布也符合正态分布。我们的消费品需求又是什么特征呢？从消费品需求量的服从正态分布的特点，我们可以推导出耐用消费品的增长一定是完整的增长周期，非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是正态分布的积分，它的增速肯定是正态分布形态。如果考虑到更新需求，比如耐用消费品的更新需求，耐用消费品的增长就是连续的周期活动的形态。创新需求同样也会沿着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表现出连续的周期性活动形态，只是考虑到对更新需求替代程度不一样可能分布形态有差别。考虑创新需求的情况下，耐用消费品的增长也表现出连续的周期性活动形态。

  2013-06-22 14:44:53

• 李建伟:

  既然消费品的需求是周期性波动的，那么整个消费品的产业也会是一种周期性波动。它的波动形态取决于消费品的波动形态，只是说任何一个产业大于1的乘数波动形态可能大于1的波动幅度。如果每个产业由收入分配决定消费品需求的周期性波动以及每个产业的周期性波动，整个经济肯定也是周期性波动的。那么它的波动形态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产业。

  进一步的研究和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经济周期的波长不一样、波动幅度也不一样？波长根据消费品需求分布函数可以推导出来，它的波长有多长呢？怎么计算呢？收入价格比率，从初始状态提高到它的期望值和所花费的2倍，无论是耐用消费品还是非耐用消费品波长都一样，波动幅度取决于什么？波动幅度相当于从最高点，耐用消费品从最高增速到最低增速，也就是它们之间的差距，相当于最高增速的2倍，如果波动是对称的，而非耐用消费品的波动幅度就是最高增速。我们把这个公式也列出来了。

  2013-06-22 14:46:48

• 李建伟:

  下面详细介绍影响经济周期波长的因素，有四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水平及其平均增速是决定消费品需求增长周期波长的基本因素，收入增速越高，波长越短。二是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会缩短消费品需求增长周期波长。三是消费品价格，初始价格越高它的增长周期越长，价格越低周期越短。四是价格下降幅度越大，从初始价格比率期望值所花费的时间越短，价格下降幅度越大，消费品需求增长波长也会越短。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还有一些要素导致消费品需求增长周期波长发生变化。一是供给滞后，供给滞后不宜价格调整。农业周期里有一个主网模型，那里有比较详细的解释，但是主网模型适用所有存在供给滞后的产品。二是使用年限。使用年限决定了更新需求的周期，当存在更新需求的时候，实际经济增长周期会转变为更新经济周期，也就是说使用年限长，实际经济增长周期越长，使用年限越短实用需求增长周期的波长越短。三是产品创新。实际上长周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一些小的技术进步，比如说产品创新也会导致实际需求增长周期发生变化。创新周期有多长取决于创新需求频度。四是出口。出口对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周期都会产生影响，理论上一个正态分布的需求函数它的分差越大它越扁平，波动越长但是波幅会越小，而出口加入以后会改变整个需求函数的期望值和方差，所以会改变整个需求增长周期的波长。

  2013-06-22 14:48:41

• 李建伟:

  （图）这是模拟分析。更新需求对耐用消费品实际需求增长周期的影响。如果更新需求发生时点不一样，最大产量之前，它会导致实际需求发生很小的波动。最上面的线是描述实际增长周期变成了更新需求的增长周期了。（图）这幅图是创新需求对耐用消费品实际需增长周期的影响。创新频度大于耐用消费品的使用年限，那么实际增长周期波动的波长就会变得更短。 （图）这里是几个例子，进一步拓展，看看下一步扩展消费需求从哪些方面着手。比如居民耐用消费品冰箱、彩电、洗衣机、乘用车。城市居民的家电需求都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下一步仅仅是更新增长需求，家庭乘用车现在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是21.5%以上，只有20%的家庭拥有乘用车，乘用车是下一步很大的消费亮点，下一步它是减速增长期。我们估计家电的周期大概是27年，冰箱32年、洗衣机32年，乘用车达到饱和状态大概需要64年。为什么彩电短一些？因为彩电的创新频度远远高于洗衣机和电冰箱。除了收入分配周期的波长很长，实际需求增长周期是什么样呢？彩电的平均波长是6年，洗衣机9年，电冰箱7.5年，汽车的实际需求增长周期是9年。为什么彩电的周期短呢？实际增长周期也短，收入分布增长周期也短，因为彩电的创新频度高。

  2013-06-22 14:49:52

• 李建伟:

  关于创新需求对原产品的替代作用，最好的例子是农村居民对电视机的需求。如果完全符合正态分布没有替代效应的话，应该是一条“S”型曲线，但是黑白电视机基本到1997年到底了，然后往下走，因为彩电把它替代了。既然从收入分布的角度来看消费需求、产业增长，经济增长是周期性波动的，从需求的角度来讲，经济增长必定是周期性波动的，是内生的周期性波动状态。但是经济学一直在论证经济增长是均衡增长状态，现在发展到动态平衡。这两个理论冲突吗？我认为不冲突。从供给角度来说，经济增长是动态的均衡过程，从需求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一定是周期性波动的现象。实际经济增长是什么过程呢？是供给的动态均衡与需求周期性波动的统一。

  我们进一步划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增长周期划分成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都可以分析出来，而这些波长可以和前面影响经济波长的因素相对应。我已经研究了一年，但是还很不完善，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2013-06-22 14:52:53

• 主持人 杨春学:

  下面有请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

  2013-06-22 14:56:18

• 沈坤荣:

  谢谢邀请再一次参加论坛！我想，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一些观点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讲的题目是“在增速趋缓背景下的中国经济”。

  实际从中国经济来说，下行风险还是有的，特别是最近这一两个月，如果说到北京之外，到沿海地区一些省市走走，会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最近，公布的主要经济指标也警示经济下行的风险，具体的数据就不讲了，因为上午统计局的许局长讲到了。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我们说不仅仅是周期性，而且还是结构性的，这样的研究，袁富华和张平都有研究，我们也在进行这样的思考。中国经济增长黄金期已经过去，主要靠投资拉动的消费时代发展，因为房地产发展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特别是依赖土地的财政价值纠结的状态，如果一般治理好了以后，这样高的拉动经济的投资，无论从现实的需要还是公众的期望来看，都很难像过去五六年的巅峰时期。

  第二，出口的萎缩和产能的过剩。出口企业利润的偏低和下行，导致影响制造业投资的增长，最近这几年来，到沿海发达地区去看看就知道，众多企业出现了亏损，这种亏损有劳动力成本因素，有投资资金成本的因素，有汇率风险的因素，但是实际也是跟我们整个低端的国际代工也有关系。所以，出口企业的扩张动力在减弱，产能过剩问题很麻烦。因为时间关系，产能过剩可以看光伏产业或者其他一般制造产业，普遍产能过剩。

  2013-06-22 14:57:12

• 沈坤荣:

  第三，大规模的有政府所推动的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包括高速公路、高铁、机场、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慢慢从现有的趋势来看，相对来说有一些保护，即使再启动一些项目，也不能像前些年那样全面大规模地铺开，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了，加上增长的下滑所导致的税收的增长的减少，局部地区风险因素已经明显增长，各级政府所推动的基建投资能力受到限制，比如以土地来谋发展模式，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银行的金融风险，土地财政金融的联动机制系统性风险和社会的风险。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说，从官方审计署公布数据可以看出，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靠举债出政绩，借钱融资的方法比较普遍，这直接导致地方债务规模增加，偿债压力和债务风险逐渐加大。有分析认为，如果加上政策性商业银行，央行利用再贷款清理机构的坏帐，四大资产金融公司的债券和中金公司和汇金公司的债务，表外的负债，实际上2012年底，政府债务的规模估计会达到43万亿，占GDP的82%，如果把财政可持续性包括在内的话，加上以前环保欠债，养老金的缺口，估计2012年底的政府债务规模已经超过50万亿，占GDP比重大概是95%。银行风险也很大，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实际是由省市到县，行业从组织建设、交通延展到新能源各个领域，这个平台的贷款有的是以土地收入的日趋收益权来质押的，有的干脆是由政府信用担保，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截止到2010年，三年期债务，直接融资平台投资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比重达到了46.38%。其他的还有很多数据可以支撑，这是很老的数据。三年期债务，今年三年期要到了，所以监管机构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无论是银监会还是其他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2013-06-22 15:01:41

• 沈坤荣:

  土地、财政、金融联动机制的系统风险。财政就是动力，几年前我曾经讲到过，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过文章，税收竞争地区之间的博弈推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这样的税收竞争是以政绩为导向的竞争，今天好像似乎走到了尽头。对土地的征用、开发和出台产生很强的积极效应，这种积极效应带来极大的风险，因为金融是工具。大部分是间接融资，而土地是杠杆，原来是拍卖土地，现在变成了融资平台抵押，或者资产投资抵押，但实际这种抵押系统性的风险已经有了，导致地方政府大幅举债原因很多，比如要干事但没有钱，现行的财政体制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地县的政府收入和支出严重的不对称，要干事就必须借债。二是考虑借的是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以及国家商业银行的钱，所以政银合作，都是国家的。三寄希望于预期土地收入还债或者招商引资还债，其实这样的风险更大。土地市场会收的越来越紧，房地产市场只会紧不会放松。四是监管不利，前两天已经感觉到资金的压力，地方政府债务性管理存在的风险隐患是巨大。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也在积聚，比如群体性事件的增加、低价征收高价出让导致的征地出让制度对失地农民和拆迁的市场化补偿比重比较低，引发了群体性事件，而且有的地方政府因为举债太多，又周转不过来，比如有一些硬性的摊派融资，向政府行政单位借资的事情，使地方政府步入“贷款-城建”、“卖地-还贷-城建”的怪圈，它的风险巨大。所以说由各级地方政府推动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2013-06-22 15:06:06

• 沈坤荣:

  而且更深层的问题，几乎所有部门的资本投资、边际的回报率在逐年下降，在现实当中表现为各个行业所赚取的机会和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中国整体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多年前已经开始下调，这一点本身就表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下移。上午袁富华也作过一些分析，他更多地从技术手段，从资本的产出弹性还是劳动产出弹性这种技术性的分析，但是从企业家的问卷可以看出，我们给EMA上课，只要是制造业大家都摇头。中国进入中速增长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这一点，在人为的批准和触动政府所推动的一些不讲效率的、盲目投资的项目，这样做短期只会逼迫各级地方政府及其统计部门在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上造假，甚至勉强做，无法收回投资成本，在中长期就会把中国推向萧条。粗略估算一下，从2009年到2011年过去三年中，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80.49万亿，年平均增速为25.8%。2012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又有所加大。这四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超过110万亿，这是2012年GDP总量的两倍。理解了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才能真正理解在过去的30年当中，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一片低迷中，中国经济却又超过9%的GDP的增速。也就随之可以理解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趋势。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如此“天量”的投资驱动底下可持续增长。要警惕中国的经济的潜在风险，在全社会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下，等到所有投资项目不挣钱了，大部分企业利润为负了。谁来还款呢？谁来为超过百万亿的化固定资产投资买单呢？因此，效果警惕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等到还款期到了的时候，等到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不远了。

  2013-06-22 15:08:30

• 沈坤荣:

  需要指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阶段。大规模的经济赶超比较优势的发挥已经失去了动力，因为领跑者本身的减速。赶超者和领跑者的技术差异在缩小，所以技术输出的难度、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技术贸易的难度越来越大。大规模的工业化资源环境约束等等，都使得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为此，要构建新的结构性均衡，持续地效率改进引导产业转型服务业效率如果低于整体效率，那么服务业就有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速度的下降。实际如何应对这场变化，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的战略力图是以高技术为依托，通过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来重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这个战略的实施，将对世界经济的竞争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我们国家也会产生巨大的冲击。随着生产技术的改变，引起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迁，全球工业生产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在我们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核心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将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高端技术的引进难度会加大。

  2013-06-22 15:15:45

• 沈坤荣:

  为了实施再工业化，发达国家必然实施利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构筑技术壁垒更加严格的控制高技术的出口，因此中国靠引进高端技术发挥后发优势的空间将会大大缩小，这无疑会增加我国产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难度，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企业将回流到发达国家，使得我们国家产业升级的路程更加艰难。直接投资的引入难度就会提高，这方面使得我们产业转型升级将受到越来越多投资来源的限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在降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将对发展制造业，增加产品出口作为其减少贸易车子的一项重要因素，显然对我国中国制造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同时我们国家劳动力成本要素上升将推动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归，这不仅对于我国现有制造业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也制约发达国家高端环节向我们国家的转移。所以看到我国沿海发达地区这几天高不成，低不就，低的要城镇化，要走出去了，高的进不来，所以迫使地缘之间的失衡。所以，如何来构建这样背景之下的竞争优势，成了我们新的一个选择。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遭遇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严峻挑战，也面临着走向科学发展道路的战略机遇，如何实施？我们需要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由追随者向领跑者的转变，在国际竞争力保持新的战略主动权，比如提高制造业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怎么样来构筑这样的新的能力，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创新的制度基础。拉长和延伸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条，特别是要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能力，我觉得需要想办法的。培育一个要发展与制造业相耦合的现代服务业，比如加大和鼓励引导各类生产主体，比如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集成创新，建立和完善现代服务业支撑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以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来不断地培育和形成我们国家产业的竞争的新的优势。这是怎么样构建。

  2013-06-22 15:16:14

• 沈坤荣:

  另外，通过制度的调整来纠正资源的错配。应该解决赶超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内外的失衡、空间的失衡、行业的失衡。另外，政府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到底是自主协调，还是政府引导？我们提出构建有限的政府，政府的边际要有所限制。边际到底在哪里？但是政府一旦缩小了之后，还要有一个有效地政府来匹配，如果不是有效地政府，关键是有限的政府还不够，为此需要推进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通过金融改革来纠正金融资源的错配，来调整财政分权，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压力。记得2月17日，在钓鱼台开的会议我也参加了，财政官员深刻认识到财权和事权的分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下一轮，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要推进的重点。1994年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当初是开了一个头，但是这么长时间来，没有做任何的配套制度的跟进和修正，这是导致我们地方和中央关系误判或者产生种种压力的一些原因，需要重新定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重新定位财权和事权的关系，或者承担事权，也可以下放财权，但是下放财权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风险太大。还要在几个重点领域推进改革，当时杨院长都讲到这些问题，比如完善事权的产权制度，比如土地产权制度，因为如果户籍制度的改革跟这个东西不匹配的话，那么人口红利的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释放是不可能的，第二次要放开资源价格，刚才袁富华讲到微观基础领域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反垄断和强化竞争，实现司法公正和完善的执法体系，也是从经济制度之外的制度的很重要的方面。那么，还有一些具体的制度，核心是通过改革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觉得要通过收入分配的改革来释放消费者潜力，通过财税制度的改革来释放服务业发展的潜力，改革科技教育体制重新构建创新的动力，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大学的创新，如何跟市场跟企业有机结合，有机的分工，推进城乡一体化，来释放农业现代化的潜力。因为农民还需要有这样的转型的过程。

  2013-06-22 15:17:48

• 沈坤荣:

  另外，通过深化改革来改变社会预期。事实上当前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和政治的需要，但是背后的利益调整是推进改革的最大的阻碍。在这种阻碍面前，我们如果犹豫不决，如果错失了改革的时间窗口，就会出现社会预期的看淡，这种社会预期的看淡表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出现了中产阶层的“移民浪潮”。时间关系我不好详细讲，稍微梳理一下。研究显示，大量拥有财富的人正在考虑移民，或者已经完成投资移民。58%的人为了方便子女教育，43%的人为了保证财富安全，32%的人为了养老做准备。哪些人移走了？大体上是35-45岁之间，既有从事实业、服务业的企业主，也有靠投资房地产和炒股完成财富积累的年轻人，还包括一些财产来源不明的官员和商人。我们看旧金山一带以前好莱坞大牌明星住的豪宅，已经是中国面孔的人在里面做业主。所以事实上，政治制度保护不了财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国策”，本来是希望先富带动后富，但是现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然后他们走了，为什么要走呢？因为没有好的机制，社会也没有公平，这让企业家不放心。一旦企业家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为什么要选择走？因为这些年投资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不是比以前更好了，而是有所弱化。因为国有部门扩张得太多、太快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量挤占了民营的空间，需要钱的民营企业贷了不款，而国有银行把贷款的机会留给大企业；有钱的小民营找不到投资的机会。在提高投资门槛之后，西方源源不断把中国的有钱人吸纳到国外。财富创造的动力正在枯竭。马克思在分析经济的时候认为，资本最关键，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是重要的，确实是很重要，但是这之后企业家的责任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任何一个国家支撑发展的是企业家。但是今天，先行创造财富的群体出走，造成一种负面的效果，带来一种不安全的信息，使整个财富创造动力枯竭了。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这样的预期，而这要引起决策团队高度的重视，改革在当下是多么的重要，不仅仅是经济的，人心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2013-06-22 15:20:39

• 沈坤荣:

  深化改革提升增长的潜在空间，我们中国还是有空间的。中国有两个缺点，收入差距很大，地区差距很大。我觉得这两个不足的地方，中西部地区还是有很多的愿意接纳低工资的劳动者。所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到西部去、中部去，有了可能，因为发展有差距，所以东部很多项目产业转移到西部发展也是有可能的。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本来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却是因祸得福。中国只要调整制度，使得我们经济深度开放的竞争带来潜在的空间释放，使得我们重构微观经济主体带增长的潜在空间释放，使得我们有序的城市化和再工业化，带来了潜在增长的能力的释放。中国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年年难过年年过，但是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如果纯粹抱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推进改革。如果听到了声音，而没有步骤，那是不够的。所以改革在现在来说不仅是提升潜在空间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更是中国能不能走向光明灿烂未来的最重要的一种途径。我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各位。

  2013-06-22 15:25:49

• 主持人 杨春学:

  下面有请北师大经济管理学院书记沈越教授。

  2013-06-22 15:28:34

• 沈越:

  我讲对体制方面一个现象的分析，题目是“强政府与中国模式”，当然与经济增长也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和现在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都与此有关。讲几个问题：一是理论分析框架，政府形成及其强弱的经济学分析。二是中国强政府形成的历史分析。三是比较制度分析下的中国的强政府。四是中国强政府的表现。五是简要评价。

  2013-06-22 15:28:56

• 沈越:

  我有一个看法，政府的产生是来自于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公共品有两个特性：使用不排他，这必然导致私人搭便车，社会需要这样的公共品，于是产生了政府。第二个原因是公共品使用不具有竞争性的特点，扩大公共品的消费不会增大成本，具有很强的外部正反映，如果采取公共提供方式可能比私人提供效率更高，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对这类公共品需求与政府强弱密切相关，只有强大政府才可能提供更多这样的公共品，比如中国的“铁公基”。另一方面，提供了这些公共品又使政府变得更加强大，它是自我增强的机制。

  2013-06-22 15:30:28

• 沈越: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形成强政府的传统呢？我认为主要是两大因素：一是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传统。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关于历史因素，我又具体分为两个方面：1.农耕文明对水利工程的需求导致了对强政府的需要。因为水利工程是农耕文明的基本公共品，私人不愿提供也无法提供，必须依赖于强大的政府。所以说在数以千年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形成了强政府传统，尤其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的水利工程，我们的母亲河工程特别大。中国历史上大型水利工程主要有三项职能：治水患，它是有纯公共品的性质，大禹治水给中国人留下来的不是“三过家门而不入”，而是建立了第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就是在治水的过程中建立的。另外一个工程是用于灌溉，这不是使用不排他的，主要是使用没有竞争性的特点。第三是交通运输，搞漕运。

  2.中国形成强政府的传统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侵扰产生的强政府的需求。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也是一个公共品，中国历史上除了把游牧民族请到中原作皇帝的两个朝代外，历来抵御外族侵扰是一件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的头等大事。抵御外力的入侵也是一种纯公共品，需要政府动员强大的民力和财力完成，所以说助推了强政府的形成。原因是农耕文明虽然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要高于游牧民族，但是在军事力量上游牧民族是高于农耕文明的，除非冷兵器时代结束，热兵器时代情况会发生变化。

  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虽然很强大，但是它对付游牧民族的办法主要是消极防御。我总结了三种手段：修长城、和亲嫁公主、纳贡。十分罕见的就是有积极进攻的战略，这需要调动更大的人力和物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做到了这一点。可能真正做到的是汉武帝，他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方略，但是需要的民力就更大，所以说到汉武帝时代，中国的专制主义就到了极点。好在汉武帝是一个明君，当把匈奴的威胁消灭了以后，下了“罪己诏”。

  2013-06-22 15:34:53

• 沈越:

  第二个方面的因素，近百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对强政府的影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对强政府的影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当中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高度赞扬的行政和立法权力合一的巴黎公社的经验，后来中国在实施过程中行政和立法权力分开了，但是分开的差别很大。实际上我们的立法机构没有太大的权力，西方国家如果政府没有得到法律授权，这个政府的功能基本是维持为公的。我们的政府行为通常不需要立法机构授权，当然这里不是讽刺我们的人大，我们的人大主要是帮助政府总结经验，有成功经验就立法。比如说涉及到经济最重要的方面——税收，上午郝教授已经说了只有15%是通过了人大立法。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的体制，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列宁有一个很大变化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改了，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强调集中而不是强调民主，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使政府的政党基础、执政基础非常强大。这里有一个经验判断，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是和一个国家政党的数量成反比，如果只有一党执政能力最强，如果两党其次，如果多党那就是“欧债危机”。

  2013-06-22 15:37:51

• 沈越: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于强政府的影响也很大。主要有两条：一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二是计划部门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和控制。社会主义对强政府的影响，我们采取的转型方式是渐进式的，传统体制不是简单地抛弃了而是扬弃了。一方面政治制度完整无缺的保留下来，只有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不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时候我们才做边界上的微调。另一方面从经济上讲，资源配置的方式虽然从计划转向了市场，但是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强政府经济职能并没有随着市场化的转型而消失，因此中国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政府+市场经济的模式。

  2013-06-22 15:41:04

• 沈越:

  这个模式强在哪儿呢？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政府对制度建设上的功能和经济活动的功能。这两个领域里，政府在制度领域是通过制度政策或者体制政策，我们通常说的改革就是这个领域里的。再一个是通过过程政策，就是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比如说宏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制度政策里，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政府分为三类：1、维护功能；2、改造功能；3、创造功能。只有简单维护消极功能的政府作用是在“自生自发”的制度过度，所以它仅仅是“守夜人”，这个模式是英美理论，理论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讲的“守夜人”。第二是具有改造功能，在怀疑自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度，政府除了维护自发形成的体制外，还具有改造这种体制的功能。这一说法是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罗佩克，他他把英美模式称之为“野生植物”，他把德国的市场经济称之为“人工改良植物”，典型的模式就是欧洲模式。第三种情况，就是在自发的市场体制没有办法形成的国家比如说东亚，中国是最典型的。创造市场就成了政府的首要职能，在市场体制形成以后，这时候政府才谈得上维护和改造的问题。我们比照威廉·罗佩克的方法，我总结中国的模式就是典型的试管培育出来的市场机制，“人工培育植物”。刚才讲的是制度领域，我们的市场体制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才有了市场，所以我们说市场是由政府在试管里培育出来的。

  2013-06-22 15:42:31

• 沈越:

  第二个方面，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方面。政府可以干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首先看需求管理领域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紧缩或者扩张实行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个领域的干预是传统的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是凯恩斯革命，30年代大危机以后形成的，西方国家才形成的。这种干预的特点是什么？不形成新的供给能力，仅仅是通过扩张或者紧缩需求来自发形成，由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形成的供给能力保持一致，把它潜能发挥出来。

  为什么西方国家干预危机以后它的经济复苏不行呢？它只能向市场注资，然后真正的经济恢复要靠企业的投资和居民消费，如果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起不来，量化宽松也没有用。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还有供给管理的政策，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或者激励民间投资形成生产能力。这个方式实际上是东亚创造的，日本在战后首创的产业政策，后来被“亚洲四小龙”学习，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进一步发扬光大，日本就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基本特点是以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为蓝本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产业政策，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和鼓励民间投资创造新的生产能力，尽快实现赶超。所以，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根据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可以把政府干预经济政策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所谓积极的政策，就是政府有明确的目标，并且有手段。比如说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政策中有“国民经济翻两番”，“70年代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消极政策就是政府没有明确的既定目标，政府政策主要限于自发形成的经济秩序，比如制度政策方面“守夜人”的职能，政策过程中的稳定性政策。

  2013-06-22 15:44:28

• 沈越:

  我以上所讲的内容总结为三大经济制度的比较，英美模式是消极的“守夜人”职能，欧洲大陆国家制度政策相对积极，除了维护市场秩序以外还要改良市场秩序。东亚国家是主动的、积极的创造市场的功能。过程政策，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开始有。在亚洲国家，尤其在中国，在过程政策中，不仅仅有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而且有积极的供给管理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应对危机效果这么明显。它不仅可以制造需求，还可以直接制造供给。

  中国强政府的表现。在制度方面不限于“守夜人”职能。在运行方面，不仅仅通过需求管理政策稳定宏观经济而且还有希望方式。政府通过制度政策履行“造市”职能，中国市场主体是政府一手扶持下，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不能单纯从所有制上看。中国的民营企业背后都有——如果这个民营企业想做大，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市场体系的形成也与政府密切相关，政府一手操持了高级市场，资本市场、期货市场。我们说股市不行，是“政策市”，当然这个市场的毛病就很大，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了政府支持企业圈钱的场所，把股市的基本回报机制破坏了，所以这个股市就是一个“投机市”。甚至改革开放之初低级的市场由于计划经济消灭掉了，也是政府搭台造的，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附近的北京农贸市场，那就是政府搭台，原来最初级的农贸市场没有了就由政府来造。

  2013-06-22 15:46:12

• 沈越:

  同时，市场秩序的形成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西方国家是先有交易者之间的自律规则和商业道德，政府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把道德和自律性规则加以法治化和国家化，法律通常不创造法律的内容，内容是民间创新出来的。我们秩序的形成是倒过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是人造的市场，没有自律怎么办？西方发达国家是超过我们的，超过来以后，没有群众基础，于是乎就叫做“无法可依”，立了法发现“有法不依”，有法不依发现是“执法不严”。

  2013-06-22 15:50:06

• 沈越:

  政府实施特殊的“过程政策”，政府实施赶超型的产业政策，通过直接投资或鼓励民间投资创造生产力，主要干两件事：基础设施和主导产业。政府鼓励储蓄和投资，加速资本积累。政府直接投入教育和科技发展。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我们的教育体系是把人作为生产工具来培养，1952年院系调整，调整的结果是中国人70%的大学生是学工程类的，包括大工程的农、医。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比例有所下降，大概是50%，这是因为法律和经济管理和市场经济相关的学科发展了，但是和西方国家比较，美国的工程大学生比例是我们最高时期的的6%-7%，这其中中国人、印度人特别多。还有政府的开放政策和外向型经济，西方国家对自己产业的保护最多是消极政策，就是我们讲的贸易保护。中国不仅是贸易保护，它是可以有条件把自己的企业和产品往外推的，我们出口退税的制度、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这都是积极往外推的（政策）。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政策的配合，在市场需求不行的时候，居民持币待购的时候，政府大显身手，我们实行了两次，第一次是1992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实行了一次，以4万亿投资刺激国内经济。

  2013-06-22 15:53:39

• 沈越:

  最后我们简单评价。三点优势，如果没有政府主导，在中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体制下，不可能有市场经济道路。如果说可以改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应该有第五面墙。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在寻求图强的大陆，前一百多年都在黑暗中摸索；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中国找到了一条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另一个方面，强政府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30年中国经济增长，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讲都和强政府有关。第三个因素是公共品供应上强政府优势尤其明显。奥运会、亚运会、抗震救灾等等这样的公共品，强政府的优势很明显。当然它的缺点也比较突出，政府过多地介入降低了市场配置效率，尤其是政府的操盘手、官员政绩观的影响，发展质量不高。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天然联系使反垄断成为了难题，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困难，在我们的框架下很难给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难以避免官商利益一体化的利益集团的形成。政府权力过大，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另外，政府过于强大，阻滞了市民社会的自组织的形成。

  2013-06-22 15:55:22

• 沈越:

  去年在这儿发言的时候讲到一个观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共三次危机：一次欧洲的、一次美国的、一次中国的，这与现代经济的三大权力体系十分有关系。在亚洲在中国出现危机就是政府，这三大权力关系：一是政府、一是市场、一是社会。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因为市场太强大，华尔街老板劫持了美国、美联储、美国政府和全世界，因为过度搞的延伸；欧洲是老百姓权力太大，所以政府只能借钱给老百姓花。而在中国，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政府过于强大，既阻碍了市场优化配置资源，又妨碍了公民的合法权利。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013-06-22 15:57:09

• 主持人 杨春学:

  中国的改革是不容易的。就像我主持会议，相当于政府，有规定15分钟/人，但是我们不依法执行，所以我们超时了。下面还有两位教授，希望你们遵守时间。

  下面有请南开大学的龚刚教授发言。

  2013-06-22 15:58:23

• 龚刚:

  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我讲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模型，第三部分计量检验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问题的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从国际经验上来看，很多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最后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并不多，比如韩国、日本等等。现有的文献不是很多，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说收入分配、社会流动性和机会公平、经济结构转型、包容性增长、人口红利、制度角度分析。我感觉现有文献有一些不足，没有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没有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所以我的文章的目标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探讨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构建一个引入技术进步函数为前沿差距型，以此为基础探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用中国的数据对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然后才可以回答中国是否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2013-06-22 15:59:05

• 龚刚: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明白前四个模型：生产要素、资本积累、投资人决定、劳动力，最主要的模型是第五个——技术进步函数。技术进步分成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引进技术，前沿的技术Af和现有技术的差别，这其中有一个参数我们称之为“保护力”，技术封锁力，比如美国和中国的技术很接近的时候，他就不愿意让你引进了。第二部分是来自自主研发的技术。但是这个有条件的，一旦和前沿引进非常接近了，这时候只能自主研发。这样一来就是分阶段了，当你离前沿很远的时候可以用引进技术，当离前沿很近的时候只能自主研发。Xf是先进外国国家的先进技术增长力。我们把这个模型简化为集约型式（图），国外先进的技术水平和国内技术水平比，如果大于1，说明国外技术总大于中国技术。y是有效劳动力，X是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动态轨迹（图式），这里的关键是h，国外先进国家技术和国内技术之比，这个动态轨迹取决于这个参数，如果自主研发的技术增长力大于国外先进国家技术增长力这是很好的情况，最后这个列就为0，这是一个好的状态。另外一个状态是国内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小于国外先进国家的技术增长率，这时候h2也就是和中等收入陷阱相关。动态轨迹如果自主研发技术大于国外技术增长率的话是0，否则就停留在大于1的水平。（公式 见图）

  2013-06-22 16:00:41

• 龚刚:

  引进前沿国家后的人均产出之比。（图）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指任何一个国家经历了一段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之后，其人均收入与前沿国家的差距再也不能缩小，数学上具体表现为人均收入之比取一个固定值，这个固定值是大于1，比如1倍或者2倍。有了这个定义之后，就可以推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状态是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增长力小于国外的技术进步增长力，一定最后取θa。这和有些人口、储蓄率有关系。但是跨越中等收入θa大于自主研发，取一个0，显然是大于中等收入陷阱。条件就很清楚了，靠自主研发所获得的技术进步增长力是否大于国外的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增长力。我现在就要问了，重要的经济机制好像是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冲击，使得技术进步、自主研发有这样的动力。有了这个结论以后，我做了一个计量检验。

  2013-06-22 16:03:39

• 龚刚:

  我们看看检验结果。我们引用了一些数据。如果按照中国以前的状态看，中国自主研发所引起的技术增长率也有4%，美国一般就是2%，所以它确实是超过了美国的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得到这个结果，我一下子放心了很多。在这样的结果条件下，我进行了一个模拟。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技术进步，90%都是来自外国，因为我们和国际上的技术差异太大了。中国和美国的人均GDP接近的时候，大概是2086年，但是2026年中国的国力可能超过美国，所以中国能够跨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人均GDP要改善要到2086年，这是根据一些模型按照现有的估计预测出来的。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2013-06-22 16:04:11

• 主持人 杨春学:

  下面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教授演讲。

  2013-06-22 16:04:57

• 李文溥:

  大家知道这些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很大，早上郝教授讲了，同时又讲了一个问题，今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要继续减缓。我倒是希望它能减缓一些，因为如果老是持续增长的话，我们会把所有的国民收入都变成财政收入，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速，不是说把绝对量减少，而是增速适当减缓，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效果？大家知道，去年国家发改委一位干部说：你看看，中央八条规定，搞的现在消费就不振了。按照他这样的说法，我们还是应该多喝一些茅台，好像是这样的。我在这里主要讲这个分析，我通过所做的一个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进行模拟，我们把做的工作和得到的初步结果说一下。

  2013-06-22 16:05:08

• 李文溥:

  之所以作出这个研究，和我们想探索这个问题，主要是大家都知道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下面，一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长期不断下降，低消费大家已经很清楚，成为下一个阶段中国经济难以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我们发现，低消费实际和要素比价扭曲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要素比价扭曲所导致的“两高一低”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发现“两高一低”或者要素比价扭曲实际和现有的增长方式，政府对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的追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强政府导致了对经济增长的追逐，而对经济增长的追逐实际上是对财政收入的追逐。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权力无限扩张可能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当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2013-06-22 16:10:54

• 李文溥:

  关于这个问题，政府的权力当然可以从多方面讨论，我的讨论尽可能从数量方面讨论。从数量方面的讨论可以发现，由于政府权力无限扩张，对GDP增长的追求，对财政收入的追求，对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实际上90年代中期应该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一个拐点。可以说，在90年代中期1994年之前，我们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是政府的收入在下降，企业的收入增长比较缓慢，主要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步的上升。从1978年占50%上升到最高年份的居民收入占69%。大家可以发现，按照资金流量表来看，这个形势到90年代中期开始扭转，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是政府部门的收入从原来占GDP的68%降到了60.53%，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所持的比重在这里看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如果把金融企业算进去的话，政府的收入实际是在增加的，因为金融企业基本是国有的。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的收入增长非常大，增长了8个百分点，实际上这些年来国民收入当中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是略有上升的，企业收入比重上升恰恰和居民部门收入比例下降是相抵的。

  2013-06-22 16:13:43

• 李文溥:

  近些年来出现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2000年以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持续高位增长，这个增长速度高有一些数据，我不讲这些数据了，大家看看底下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每年都比经济增长大概高3-5个百分点，平均过去这十年大概高5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比经济增长高5个百分点。我把财政收入按照可比价计算，就是扣除物价指数，这样和GDP增长两个都是可比价，可比价的增长还是高5个百分点。

  2013-06-22 16:16:07

• 李文溥:

  2000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13.5%，到2012年上升到22.6%，这里实际是狭义的财政收入。但是讨论市场经济的时候，应该讨论广义财政收入，就是政府占的资源是多少，市场的其他主体占有资源是多少。1994年是一个拐点，财政收入的占比，到2012年比重就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回升的速度了。但这是狭义的。看一些具体的增速，1994年到2010年GDP实际增速是10.78%，但是公共财政决算收入实际增速是20.26%，其中税收是增长19.44%，但是非税收收入是年均增长26.39%，这些都是按照可比价格调整过的。除此之外，政府所占有的总收入不仅仅包括财政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国有企业利润。从2001年到2007年，如果把这四项合计占GDP的比重就不是刚才所说的22%了，到2007年就已经占到GDP的33%。由于财政统计的口径有所变化，2007年到2010年按照新口径计算，计算完以后，如果把国有企业没有上缴的利润扣除掉，2010年财政或者政府所能支配的总收入已经占到GDP的35.6%。加上留在国有资产部门内部自循环部分，已经占到40.5%，这40.5%并没有全部包括政府所能够控制的资源。为什么？因为政府通过抵押或者的银行资源，我们没有算在内，银行的金融资源没有计算在内，加上这块就更大了。

  2013-06-22 16:16:51

• 李文溥:

  到2010年，中国政府所能支配的总收入，如果按照这个口径和1978年相比，中国政府现在对GDP的控制能力比1978年计划经济时代还多，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包括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部算在内，政府只占GDP的30%左右，而现在是超过了40%。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的资源控制能力比计划经济条件下还要多10个百分点。控制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大家知道关于政府的“三公”经费的传言很多，但是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只好用一些间接的数据来反映一点点问题。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人数及人均行政管理费用，从1994年到2006年12年当中从业人员增长不多，每年平均增长1.5%，行政管理费用每年递增22.04%，这是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可比价。这样计算下来，人均行政管理费用增速这12年每年递增20.2%是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只有9.77%。就是说，我们行政管理费用是在超过同期的人均GDP增长1倍以上的，政府的这种自我膨胀能力是非常之大的。

  2013-06-22 16:18:45

• 李文溥:

  坦率来说，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一个问题，实际上根本跟需求没有关系，而是跟可以弄到多少钱挂钩的。并不是一些地方政府很穷所以要弄钱，而是越富越能弄到钱的地方弄钱的积极性越高；不是根据我需要多少钱，而是我能弄到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关于这一点，看一下东部地区的土地财政的收入部分远远高于中部、远远高于西部，这并不是由于东部地区太穷，而是由于当地的土地增值潜力太大，要不断地挖出来。实际政府收入的增长是一种不受制约的政府的自我利益扩张的一个过程。在这个问题上，适当的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就成为建设有限政府的一个必要的措施。财政收入都没有办法控制它了，还在那儿谈“有限政府”，怎么叫它有限政府？自我有限，那不是自废武功吗？这里需要做一个工作，为什么呢？就是要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很简单，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要调整现有的国民结构失衡。很多人说，做完这个，如果控制了财政收入增长，会不会带来整个国民经济不利的影响呢？

  2013-06-22 16:19:20

• 李文溥:

  我们主要是通过宏观中心这些年开发的结构性宏观计量模型来进行政策模拟。关于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QMM），我们已经做了7、8年了，基本上季度模型是一个短期的、开放的需求导向的模型，我们前做了14次的预计和模拟。（图）这是一个模型的整个框图，大概模型结构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今天这里就不讲这些了。

  2013-06-22 16:20:47

• 李文溥:

  现在要做的工作，模拟一下如果把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或者先从财政做起，把它适当的压缩，使它的增长速度不那么快，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下面做的工作主要就是这个，做了一个基本假设，是什么呢？2007年到2012年期间，其他条件不变，如果限制政府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我们要求也很低，使他们每年比实际增长速度降低1个百分点，就是2007年到2012年现有的增长，就是财政收入增长，只是增长没有那么快，2007年到2012年财政总收入因此降低，减少417亿、1047亿、1767亿、2857亿，到2012年降低6000亿的财政收入，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可观，如果大家看一下曲线就知道是一个很微弱的调整。财政占GDP的比重就是到了2012年也就是比原来的22%左右，降到21%左右，这实际上很有限。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我们的模型设计了两种轻型，一种轻型财政收入减收了，给大家每个人等额发放转移支付，还有一种就是不要这样做，把减收财政收入转移到占城镇人口的20%的低收入阶层，以及占农村人口的40%的低收入阶层。这两种政策模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平均转移支付，就没有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但是即使没有这样的改善，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一个问题，一是关于增长率，从2001到2012年，三年加在一起的增长率还略有上升，但是到2012年经济增长率略有0.17，就是不到0.2个百分点的下降，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样一个降低财政收入的增速，不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的下滑。但是，结构改善的结果非常明显，居民的消费增速提高了1个百分点，模拟的结果都比原来实际的数据要漂亮得多。与此同时，高投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投资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

  2013-06-22 16:22:11

• 李文溥:

  进出口顺差开始缩小。尽管这个模拟所压缩的财政收入的增速比较小，但是对结构的改善所描绘出来的四个方面都是我们今天想要的结果：经济继续平稳增长、消费提高、投资下降、进出口贸易顺差缩小。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把这个收入转移给城乡低收入群体，可能效果就更好。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考虑到农村整个收入水平更低，我们补贴城镇最低收入20%，补贴农村是最低收入的40%的低收入群体。这样一个补贴或者转移支付，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会对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是比较明显的。为什么比较明显？2012年农村中低收入组的收入将要因此增加6329元，导致的结果原来低收入组织相当于中等收入组的62.87%，现在占中等收入组的89.89%，这个收入的改善至少在分配的改善上是非常明显的。城里的收入分配改善没有这么明显，但是低收入者和中等偏低收入者的差距也从原来的74.12%，上升到83.20%，至少也提高了接近10个百分点。

  2013-06-22 16:24:59

• 李文溥: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出现的状态，总经济增长率还是上升的。从2012年来看，导致的经济略微下降也仍然可以忍受的范围，因为只有0.24的下降，整体上经济增长基本还是保持平稳的。与此同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将要进一步提高，资本形成总额及进出口占比将要进一步下降，总需求结构的改善力度是在加大。这样的话，如果将减收财政收入转移给低收入组的城乡居民，虽然不足以抹平现在的城乡低收入居民和中等收入居民之间的差距，但是因此而产生的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是比较可观的。因此，产生的消费刺激效应也就更强了，这样的话，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改善总需求的结构。我们应该看到，现在财政收入过高增长，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是产生作用的，也就是说，实际但是收入继续增长，将要引起中国的经济结构方方面面进一步恶化，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是有利于提高和改善中国现有的需求结构，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良性发展。

  2013-06-22 16:26:29

• 李文溥:

  最后的结论及政策建议。政府必须适当的控制从而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将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的方式，通过减税或者也可以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方式，一方面改善政府和居民的分配结构，同时也调整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结构。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有利于调整投资、整个的结构。我们认为这个政策是可以实行，而且是有必要的。我想其实后面的话不用说了，为什么呢？关于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是不是过高，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讨论了。也很简单，2012年实际上因此减收财政收入6000亿，6000亿占“三公”经费比重多少呢？大家心中有数。我认为这个措施不是能不能做，而是你想不想做的事，所以你不想做，那没有办法，我只能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

  2013-06-22 16:28:23

• 主持人 郎丽华:

  下面有请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教授，题目是“我国人均收入的历史发展及其展望”。有请。

  2013-06-22 16:29:39

• 蔡志洲:

  我在这里共享一些统计数据，说一下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发展情况。

  联合国有200多个国家，世行有200多个国家，每年进行GDP、人均收入排序，实际上经济总量就在几个强国，G7、G20或者G2的概念。这里我们列出世界上GDP最大的20个国家，这20个国家所占的世界经济份额在2008年是79.7%，2011年是占79.9%。目前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是美国，美国2008年是14万亿，2011年是14.99万亿。第二位的是中国，中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还不是第二位，中国当时是4.52万亿，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到2011年我们是7.32万亿，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2013-06-22 16:52:28

• 蔡志洲:

  这三年里，美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下降1.8%，中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增加了3.07%，美国现在占世界的份额是21.42%，中国占10.46%。日本在2008年占的比重是7.92%，2011年占8.38%，它占的份额增加了0.47%，日本这些年都是在负增长，之所以它的比重上升是因为日本的汇率在这些年是上升的，汇率造成了它的比重增加。我们说影响一个国家GDP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变化，大概有几个因素：经济增长、价格变化、汇率变化。中国的份额提高主要是靠经济增长。我们再看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印度所占的比重2008年是1.85%，印度占世界的份额2011年是2.64%。第11位—第20位所占的比重大概是10%，所以世界格局是十强占世界GDP总量的70%左右，这就是整体的状况。

  2013-06-22 16:54:40

• 蔡志洲:

  我要讲主要国家的人均GNI比较。200多个比较太复杂了，我们就比较世界前20强国家。2011年世界上的平均水平是9511美元，最高收入的国家是瑞士，第二是荷兰，第三是澳大利亚，第四是美国，欧洲国家基本上都在4万美元。新兴国家中，韩国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1万美元的国家有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墨西哥。通过人均GDP排序中国是4940美元，这是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银行的人均GDP是按照三年汇率法计算的，我们的汇率在不断地升值。印度尼西亚是2900多、印度是1410，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三个国家是世界上目前经济增长前景或者说进口最强劲的国家，但它们的人均GDP水平相当低。

  2013-06-22 16:57:26

• 蔡志洲:

  （图）这张图表是收入分组和中国人均收入的变化。低收入、上中等收入、高收入，这是世界银行根据不同年的情况做出的规定。在1987年前是不存在这个收入的，它分不同的贷款分布，越穷的国家，它的贷款越容易吸收软贷款，利率越低。越高的国家越不容易得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从1987年开始世界银行建立了这样的分类，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根据这些组参考考虑类比情况。这个分组既是发放利率的根据，又是考核各国发展情况的依据。现在在中国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的讨论很多，也有一些争论。去年春天我参加社科院的春季讨论会，当时刘所长问过我这方面的情况，后来回去我重新整理了这个资料，整理得更加清楚一些。1987年低收入的概念是<480美元，到2011年低收入的概念是<1025美元，低收入的标准是在不断地进行调整的。

  2013-06-22 16:58:48

• 蔡志洲:

  高收入的标准也在调整，从6000美元变成了12000美元，也翻了一番。在这张表中，中国在1987年的时候是属于低收入国家，1997年我们还是低收入，到1998年我们变成了下中等收入国家，到2010年我们变成了上中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们变成了上中等收入国家。从1997年由低收入到上中等收入，我们穿越下中等收入的时期花了12年的时间。从低收入到下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我们花了100多年时间。因为我们在康乾盛世的时候是世界上的领先国家，鸦片战争以后变成了低收入国家，我们花了100多年的时间由低收入变成了下中等收入，又花了十多年时间变成了上中等收入，这个过程很快。

  2013-06-22 17:02:15

• 蔡志洲:

  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过去了，下一步是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我们国家的发展规划，我们在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的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再加上中国人民币汇率有可能的变动，所以估计大概在2020年前后，即使是在7%甚至更低一点的GDP增长率情况下。不像刚才王老师讲的那么准，在2020年前后我们建成小康，中国在那个时候超越美国，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这张表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相类似的，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本世纪我们要实现基本小康，到那时候我们真的达到了。这十年是我们建立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我们进入了上中等收入。现在最后一步在2020年，我觉得可能实现这三个目标的统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一、进入全面小康、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是我们整体的判断。

  2013-06-22 17:06:22

• 蔡志洲:

  （图表）世界银行公布的2003-2011年人均GNI标志数字。第一次提出中等收入名词的时候是张明所长提出的，中国在2009年超越了中等收入的平均水平，所以2009年前后就开始高度关注中等收入问题，就开始了讨论。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2009-2010年中国从下中等收入变成上中等收入国家，出现了一个情况，2009年的时候中国是2310，2010年变成了1658，就是中国一旦离开下中等收入组，这个组的平均数一下子掉下来；我们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家本来是7523，我们一进入，上中等收入组也掉下来了，变成5884美元。所以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我们设想一下，到2020年，现在高收入国家2011年的平均水平是39861美元，到2020年假设按照不变美元，如果中国到12000美元进入高收入组，世界高收入的平均数就会掉下来，因为中国进入了这个组，肯定会拉下这个数字。下中等收入组的平均收入和上中等收入组的平均收入是按照平均数计算的，而前面的收入组，不是按照平均数计算而是按照分位数计算。中等收入国家就是收入在200多个国家排最中间的那个，比如200个国家当中排第100位，那就是百分之百的中等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水平。

  2013-06-22 17:07:20

• 蔡志洲:

  以上都是一些背景情况的介绍。下面我讲讲我的分析结论。

  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阶段性变化是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目标密切联系的。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其实这个数字目标和人家的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正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对于现代化目标的设定还是有科学性的。第二，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如果要发展成高收入国家，那它的特征是什么呢？一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合理。刚才李文溥教授做了非常好的证明，他讲得非常好，就是政府、企业在整个国民可支配收入中不断地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不断减少，通过居民储蓄行为政府和企业又控制了一部分，那剩下的一部分很少，怎么消费呢？二是产业结构。2011年中国产业结构，增加值结构GDP占10%，但是这和上中等收入国家不相配，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第二产业占这么大比重是很少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更加不合理，就是它和产业结构间的偏差特别大，而劳动力结构最后应该向增加值结构收列，那么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怎么由第二、第三产业消化呢？这是未来十年要关键解决的问题。

  2013-06-22 17:11:28

• 蔡志洲:

  第三，国内总需求结构。

  2011年我国的国内总需求中，居民和政府最终消费这两部分加起来的消费所占的比重是50.4%，资本形成占的比重49.6%。而美国这两项内容的比重是85%和15%，韩国是70%和30%，印度尼西亚67%和33%，印度是66%和34%。中国如果要变成高收入国家，就要把消费比重提升，比如说要把消费比重提高到70%，还有20个百分点提升空间，经济发展空间是很大的。我们学资本论的时候学过，当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不可缓和的时候要发生革命。但是在欧洲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为什么没有敲响呢？就是70年代欧洲的黄金时期，它的消费在迅速增长。如果是高收入国家，那福利社会的特征应该是相当明显的。如果不断地投资，是不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相反，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企业家和政府占有，这个矛盾也无法解决。所以从宏观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十年应该是消费大发展的阶段，投资应该不断地减少的过程。

  谢谢大家！

  2013-06-22 17:13:47

• 主持人 郎丽华:

  下一位发言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题目是“人力资本深化与经济增长”。

  2013-06-22 17:15:29

• 赖德胜:

  谢谢主办方的邀请。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听了一天，感觉收获特别大，特别是各位嘉宾的发言具有很深的理论，同时切合实际，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参加这个论坛。

  我演讲的题目是“人力资本深化与中国经济增长”。我主要是做劳动和人力资本研究。

  最近半年来，无论是中央高层还是学界或者媒体谈得比较多的词，这些词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自信，包括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民族自信。另一方面也是焦虑，是我们国家在新阶段的焦虑。今天很多嘉宾都谈到了中国现在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状态，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呢？实际上有两种可能性：能过、不能过，或者过得好或者过不好。

  2013-06-22 17:15:58

• 赖德胜:

  韩国和墨西哥是典型的过得好和过不好的两个国家。1979年韩国和墨西哥的货币利率是一样的，但是今天这两个货币利率差一倍，为什么这两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根据学者研究，中等收入的含义是你提高了人口的工资。给你高工资以后，你的就业和工作能不能创造出比工资多的财富，这是关键。如果给了高工资，但是没有创造财富，企业不会雇你。因此，一个国家在增长过程中，是不是有比较好的教育体系、比较平等的教育体系，培养足够多的合格的劳动者，这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跨国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前提。比如说韩国，之所以顺利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是韩国建立起一套覆盖全民的比较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它设计了12年的高规格的义务教育。墨西哥一直没有设定足够数量的义务教育，因此他们的劳动者素质比较低，企业不愿意雇佣，怎么办呢？他们国家的人口不是偷渡到美国就是加入黑帮，或者是非正规就业，因此形成了恶性的循环。中国是否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劳动者是不是合格，能不能帮助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3-06-22 17:18:06

• 赖德胜: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必须转型，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图中红色是不好的，绿色的是好的。我们长期低收入只能低消费，我们要实现转型要赶超，就要依靠投资、依靠出口。高投资必然导致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高出口也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影响很大，因此这个增长不是高质量增长。那必须就要转型，转变到高收入以后高消费，以消费带动中国经济增长，这是高质量的增长。中国人口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的年轻人比重或者说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下降，老人比重增加。未来20年到2030年中国仍然能增长1.08亿人口，主要是50岁以上的人口，50岁以下的人口是比较少，就是说年轻人越来越少。而印度20岁以后的人口或者20岁-60岁人口是不断地增加，它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即使美国未来的人口增加60多万，是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口都在增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毫无疑问，我们的增长、我们的发展要转到依靠创新驱动的道路上来，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不提高生产率就可能支付不起高工资，因此创新是重要的途径。

  2013-06-22 17:22:23

• 赖德胜:

  创新的因素很多，有人力资本、制度、文化、市场半径。这里我主要强调人力资本，只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才能达到创新，创新是人力资本的函数。中国是很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农民工的培训很重要的。1984年通过了中共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1985年通过了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中有一段话“今后事情成败的重要关键在人才，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发展”。

  2013-06-22 17:24:36

• 赖德胜:

  最近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非常重视教育发展，特别是1999年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发生了飞跃的发展，我们每年招生规模达到700万。正是因为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使得劳动者人均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从1999年的3.6%到今天的10.1%。当然各省之间差异很大、城乡差异也很大。高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对中国最近十几年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有很多争论说中国的创新不足，比如说“钱学森之问”，我们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这隐含着现实生活中创新人才是少的。包括“李约瑟之迷”，这不是今天的问题。据统计，宋朝以来就很少，今天生产生活中的创新都来自于其他国家。还有“费正清之惑”，费正清说：“不理解中国的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建立起一支工业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最近30年来商人阶层已经开始崛起，如果商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阶层，根据熊彼特的理论，创新缺少了主体。

  2013-06-22 17:25:46

• 赖德胜:

  这里有一张图，创新一个方面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生产，另一方面取决于人力资本的配置和使用。无论是人力资本的生产、配置和使用都会受政府影响。因此我们的创新源泉不足不能仅仅停留在教育上，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人力资本的配置和使用、激励的原因更重要。因此，这里提出一个概念“人力资本深化”。什么是人力资本深化？就是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要放松对人力资本生产和配置的过度干预，使市场在人力资本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有利于优化人力资本配置和激发人力资本潜能，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生产还不能完全靠市场，但是人力资本配置是要靠市场；对人力资本的生产，政府要尽可能管得少一点。

  2013-06-22 17:27:51

• 赖德胜:

  这里主要谈两点。第一，继续增加人力资本供给，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当前中国有一个大问题是大学生就业困难。中国政府把大学生就业列为头号就业问题。是不是高等教育多了？很多人说扩招导致了大学生毕业就业难。这里原因很复杂。这里举两个例子，美国在二战以后也发生了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在1955年-1960年，每五年高等教育在校生都扩张500万，美国曾经经历过类似中国今天所碰到的问题，有一本书《过度教育美国人》，我们过去看，不理解，现在理解了，也就是大学生就业问题，就业率降低问题。第二个例子是印度，印度独立之后高等教育发展非常快。印度的问题更严重，有经济学家写过一本书《印度失业的原因》，印度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很严重。美国和印度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高等教育扩招也经历过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阶段，但这两个国家今天看来，美国已经成为创新大国，这是毋庸置疑的；印度的创新虽然不能和美国相比，但是它的软件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国家之一。因此有人说美国和印度的创新和它20年以前，乃至于30年前的高等教育的扩张有某种关系。高等教育扩招以后增长了大学毕业生供给，降低了大学工资溢价，这使得更多企业雇佣更多大学毕业生，因此提高了整个研发和创新能力。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十年、二十年的消化吸收过程。

  2013-06-22 17:29:11

• 赖德胜:

  我们讨论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是问题还是创新源泉，我们对这个事情应该有很好的判断。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要继续发展的。具一个反例，日本教育赶超的得与失（图），与印度和美国相比，它的高等教育占比没有增加，初等和中等教育是接近美国的。日本最近20多年来经济不是特别景气，和它的高等教育发展不足是有某种关系的，当然这也是有争论的。

  2013-06-22 17:31:00

• 赖德胜:

  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使人力资本得到更优化的配置和更有效的释放。比如说就业结构问题。墨菲有一个研究，就是智力的配置和增长的关系，有什么结论呢？就是一个社会里对于优秀的人才配置的生产性领域还是非生产性领域，对一个社会的科技进步和增长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模式释放的不是增长功能，当有才能的人成为企业家或者工程师的时候，他能够改进自己所从事的技术，从而带来高的增长率或者收入。当有才能的人成为寻租者时，他们的个人报酬大部分来源于对他人的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结果创新超越，经济会私有经济制。我们今天中国状态，我把他分成三个部门：一个是非增长部门，一个是政府管制的生产部门，还有就是私人性质的生产部门。今天的毕业生都想当公务员，去央企、国企，他们不去私人部门。因此这种大学生配置显然和创新是有矛盾的。如何来改变大学毕业生这种就业结构是当务之急。这不是大学生的错，而是因为很多资源控制在政府手里，因此要改革政府过度控制经济。

  2013-06-22 17:33:58

• 赖德胜:

  收入分配问题。美国的要素收入分配从1870年到1980年以来，劳动份额不断地增加，资产和业主比例不断降低。而我们政府的比例越来越高，居民比例反而降低。之所以有劳动份额提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人力资本的提高，如果劳动份额比例越来越低就挤占人力资本的空间。中国30多年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资本降低使得人力资本空间被挤掉了。我的结论是要超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提高我们的生产率，要提高生产率就必须继续扩大人力资本的供给，改进人力资本质量，特别是要改善我们的劳动市场及相关制度安排，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得到优化配置、有效激励，从而使他们的创新潜能得到释放。

  谢谢大家！

  2013-06-22 17:34:29

• 主持人 郎丽华:

  下面是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吴国华，他发言的题目是“产业政策与财政转移支付政策”。

  2013-06-22 17:34:53

• 吴国华:

  我是第七年参加这个论坛，我的感觉是越办越好。非常感谢社科院经济所和首都经贸大学办了这样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每年发言顺序差不多，上午发言的老专家、老教授水平还是那么高。更可贵的是下午老师们的发言一年比一年好，让我喜出望外。第一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很好，但是有时候没有共同语言。上午的发言者很多参加过这个报告、那个报告、这个规划、那个规划的撰写，都是国家决策。下午老师们讲这个模型、那个模型，好像和国外对接很多。但是今天的发言讲得很好，所以我说感觉这个论坛一年比一年办的好。这不仅对政府决策有好处，对教学也有好处。

  2013-06-22 17:35:26

• 吴国华:

  我看到一条新闻，报道几位非洲总统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或者中国领导人到非洲访问的时候，非洲总统虚心地问，中国这么多年发展这么快，经验在哪里？我想在座的非洲学生可以回去和你们的总统说，你们就说上午老师讲到的“强政府与中国模式”这个题目，其实很多内容就可以作为向总统的一个答卷。

  我要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宏观政策选择，下午第一个发言者郎丽华老师，从“九五”开始回顾，非常难能可贵，这个回忆对我们很有启发。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的目标还没有完成？我们现在是经济增长稳步回升，结构有所改善，但是效益还不尽理想。效益不理想和结构有关系。我有一个观点，多少年来多少个规划、多少个报告，谈结构优化的时候往往只谈产业结构、地区结构或者产品结构。分配结构没有人谈，谈到分配要么放在宏观调控当中，要么放在改善民生当中，多少个五年规划都没有把分配结构当做经济结构的一部分看待，我认为这是一个遗憾。

  2013-06-22 17:36:24

• 吴国华:

  厦门大学的李老师也讲到收入结构，他讲的内容验证了“拉弗曲线”，通过降税，政府收入会越来越多，GDP会越来越大，这意味着要减少收入。改变结构一个是减税，但是减税道路是很困难的。前几年有专家和学者讨论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否可以再提高一点。有人提出提高到8000元，但是有关机构不同意。他说如果再提高的话，我管不了那么多人了，纳税人减少了。其实改变结构，提高起征点是提升消费能力的重要方面。

  2013-06-22 17:38:32

• 吴国华:

  沈坤荣老师讲在收入结构或者税收无法减少的情况，现在我们的税收是增值税为主、流转税为主。很多人不同意提高起征点，他们认为如果提高了，公民就没有纳税意识了。中国公民哪怕喝一瓶矿泉水也在纳税，因为我们的税收是流转税，是隐性的。中央和地方是分税制，当时定下这个格局很不容易，1994年讨论的时候曾经有一点考虑，说中国不能搞诸侯经济必须集中财力办大事。所以在财政收入无法减少的情况下，我们要把事权做好。如果把财政的钱花好了，可能我们在剩下的七年，到2020年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会非常成功。有些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成功，但东亚国家成功了，为什么？因为它们用好了产业政策。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产业政策与财政的关系。

  2013-06-22 17:40:05

• 吴国华:

  这个问题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较清晰。政府拿了12万亿怎么花出去呢？搞福利是一个方面，结构调整政策，我们在区域政策上做得非常好，我们把富裕地方的钱收上来给贫穷落后的地方，这样是对的。但是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我们的产业政策是不可弱化的。这几年有些人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呼吁要弱化产业政策，按照这个道理12万亿拿到手里给贫穷的地方花就可以了，地方的财政功能就要被削弱。有人提出一个数据，说财政转移支付有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体现的是区域结构政策，就是“劫富济贫”。还有一种是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才能真正体现产业政策。现在通过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呼吁，搞了这么多的专项转移支付，这恰恰表明了我们的产业政策做的细。如果这个做得好，我们就可以像其他东亚国家一样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今天的会议有很多重要成果，我建议能不能把前面老师和专家们的讲话摘成纪要。

  谢谢大家。

  2013-06-22 17:43:22

• 主持人 郎丽华:

  谢谢吴司长。下一位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晶教授，题目是“增速放缓时期的政策选择”。

  2013-06-22 17:44:42

• 张晓晶:

  我讲三个问题，我的题目是“经济减速时期的政策选择”。这个减速既是指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济下来了，也是指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经济的减速。跟这个相关的，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实体经济，就是经济下行到底是面临什么情况？因为最近二季度数据出来了，无论是上面，还是企业都很紧张，二季度会怎么样？二是讲中国经济体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如果再推一步的话就是财政风险。三是面临这样情况，政策如何应对？

  2013-06-22 17:48:16

• 张晓晶:

  第一，经济下行。现在为什么都很紧张，一方面就是5月份的数据很不好看。第二个原因就是在一季度的时候，整个市场的预测，包括大的专家，包括投行，好像都有一些离谱了，就是说预测了8%左右，甚至更高一些，实际只有7.7%。这样的预测和实际不一致，政府也会说你们分析的框架是不是出了问题，他们也不太放心了。最近在从上层也好，还是包括市场也好，都流传着经济下行会不会到一个平台上，我们可以停下来，还是会继续下滑。7.5%我们当然很高兴，7.3%甚至到7%以下怎么样？总体来说，经济态势我个人分析不是太好。经济下行由很多因素形成的，从供给面来说，就是结构性减速，这基本已经是成定论了。第二个就是短期来说，总需求都在往下走，无论是消费也好——消费是由收入支持的，消费怎么可能涨得很快？投资，是需要钱的，地方政府也没有钱；房地产商想投，但是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制造业你来投资试试看，有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有利用率的问题，当然还包括信贷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认为都不太好。第三个就是出口。出口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大家知道1-4月份，看起来形势很好，但是到了5月份都下来了，知道前面有一些是虚假的成份，用贸易的方式套利。现在回归正常以后，发现国际形势比大家想得可能要差一些。

  2013-06-22 17:50:26

• 张晓晶:

  我想说的是中国经济面临外部挑战比想象的要更严峻，至少是两个方面：一是外需。发达经济体复苏得花多长时间？前一段时间，我们跟美联储理事交流，他是以前的财政部副部长，在交流过程中我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美国什么时候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他说，如果我们根据失业率来衡量，我们希望是两三年，但是实际上是三五年，也就是比较长的时间。从最近伯南克的讲话，好像是说经济还不错，因为他是说到明年年中的时候要结束QE的做法。总体来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态势会很好，像欧洲和日本。日本的这个情况，安倍经济学能够导致整个日本经济增长，或者持续增长到什么程度，我们表示怀疑。从外需角度我们不能指望怎么样。

  另外，在国际上因为我们总讲过去有全球化的红利，通过国际体系加入WTO，中国大量的产品出去，创造了就业、创造了财富等等，支撑了增长。但是现在的问题，要比这个复杂得多。这样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深度转型期，上午刘树成教授提到是深度调整期，你也调，他也调，看谁调得快。美国一方面有第三次工业革命，再工业化，它的能源自给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支撑它自己第三次所谓工业革命。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他要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新的投资或者贸易的模式，我们姑且叫新的WTO，有些老外叫WTO+，和过去的WTO不太一样的东西，这是想干什么呢？就是现在提高了门槛以后，中国想加入这个俱乐部和我们一起玩儿这个游戏的话，要像当年加入WTO一样，还要经历这么多痛苦。

  2013-06-22 17:53:24

• 张晓晶:

  今天大家讲TPP，跨太平洋的、跨大西洋的，还有多边服务贸易的协议，其实都是在设门槛。这个门槛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无论是技术方面的门槛，比如环保各方面的技术，还有劳工，知识产权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你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有没有补贴，有没有政府补贴，华为是民营企业，对不起，我认为你有政府支持，到不了我这儿。所以，他们可以概括为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一贴，你就是非常危险的，就是你进入不了我的俱乐部。显然，可以提高未来的出口的一个压力，包括投资，就是资本“走出去”的压力。对外的挑战和和内部提到的因素，我认为经济下行的风险应该还是很大的，但是会不会一直掉下去出现失速呢？比如到期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再过三五年，什么情况就比较难说了。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要止住这样一个下滑，用什么样的措施，去刺激它还是怎么着。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进一步改革。

  2013-06-22 17:56:59

• 张晓晶:

  第二，现在所面临的金融风险问题。其实，我想强调的是比起第一个风险来说，第二个风险更大、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过去大家看到的，很难说一个经济体因为实体经济面供给的因素导致突然出现大的危机，这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由于金融层面的因素，导致出现大的危机可能很大。现在为什么强调这个因素，就是货币发得太多，杠杆率又太高，又是各种各样的债务，又是结构扭曲等等。大家都说了发了这么多的货币，将来一定会爆发这样一个金融危机，很多的逻辑都在往危机那儿推，我想从中央政府角度也对于金融风险有更高的关注。

  2013-06-22 17:58:37

• 张晓晶:

  金融风险可以概括为很多方面，但是主要几个方面，就是产能过剩风险、融资平台风险和房地产风险。

  1、产能过剩，今天上午其实许宪春局长也提到了一些数据，其实在我看来，可能有一些东西并没有真正揭示出来，没有揭示出来是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数据，就是产能过剩对于坏帐率到底是多大的影响？比如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验证，当我们产能利润率从82%跌的78%，甚至70%的时候，银行坏帐率上升多少？过去有这样的经验，国外有这样的经验吗？我们现在还给不出这样的数据，但是从中央的一些领导，包括张德江在强调产能过剩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已经隐含着产能过剩不是简单的东西卖不出去，是背后一系列的金融风险，而且是有可能导致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2013-06-22 18:00:16

• 张晓晶:

  2、融资平台风险。有很多的估算，因为我们在做国家资产负债表，我们也有一些估算，完全从数据来看，现在很难判断这样高的水平，包括超过了某个阈值是不是就会崩溃，现在国际讨论把债务和增长的关系搅在一起，现在可能是有新的讨论，很难说某一点就一定会怎么样，但是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最重要的是未来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解决融资平台风险有几个办法，要么央行暂期，要么能不能发一些国债，这是免费午餐的办法，就是要给一些出现道德风险的一个机会。我这是非常危险的。短期解决问题有一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得给他责任制，就是你的坏帐出多了以后，要负责任。怎么负责任？第一要用你的资产来抵。你有没有钱？地方有没有资产？很多大的城市和发达地区这不是问题的，包括我们说一些国有企业是不是可以卖了？这也是市场化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事业单位改革，就改了，自己管不了，就卖了。这些其实都是有利于用资产抵债的重要措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最近一些内部讨论有一些专家提出，如果这个地方债务太高了，出现了大量的坏帐的话，5年内一个人都不能提拔。我想这样一个政策肯定是太严厉了，不可能做到，但是一定要有惩罚性的措施跟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责任制的话，我们的坏帐其实将来非常危险。也就是说，他今天这样产生了这么多坏帐，你想办法解决了，但是机制不解决，将来还会不断地产生。

  2013-06-22 18:00:36

• 张晓晶:

  3、房地产风险。过去房地产发展模式，我们讲房地产能发展或者房地产业能挣钱，包括地方政府能够有很多土地收入，实际是跟我们的城镇化直接相关的。所以，我概括为房地产发展的问题是它把城镇化的红利过早或者过多的透支了。现在说城镇化推进很难，因为没有钱了，有融资问题，其实这个钱应该早就有了，但是原来一个都没有收回来。第一个政府拿了这么多钱干什么了，农民工市民化应该拿钱补，但是钱都不知道干什么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又去搞基础设施，还有盖房子。同时房地产商、先期购房的人，他们比较好的享受了城镇化的红利，但是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其实我想说的是，未来如果说我们希望房地产和城镇化的一个发展能够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行进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城镇化的红利如何公平分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公平的分配了，才有城镇化的后劲，同时公平分配也意味着房地产行业，包括地方政府，包括那些房地产的投资者或者投机者，他们不会过多的、不公平的分享城镇化的红利。

  2013-06-22 18:01:56

• 张晓晶:

  对比金融风险和经济下行的风险，我认为后者是更重要的，在政策层面我们怎么应对？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当前政府确实走在一个刀刃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经济下滑以后的直接结果，就是水落石出——坏帐出来了，金融风险出来了，就是说经济下行金融风险加剧。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情景，如果我们刺激经济的话，那么也是会出现产能过剩、结构扭曲、新的融资平台风险，新的房地产风险。刺激经济的结果也是金融风险加剧，你容忍它下滑也是金融风险加剧。怎么办？我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只有通过改革。具体来说，我觉得在政策层面上是应该这样的，还是要由过去需求管理转变到供给。最近看到国外的杂志专门做经济学的普及，什么叫结构性政策？结构性政策其实就是供给面的改革政策。我想经济减速时期的政策一个核心就是要走向供给管理，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走出“滞胀危机”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经验和法宝，但是他们采取三项措施，今天很多人主要讲减税，其实减税只是一条，打破垄断。然后就是机构改革，就是变成小政府，放松规制对今天我们来说都是有启示的。特别是机构改革和放松规制，我看到一些数据，它撤销了很多委员会，比如说航空管理委员会，它不但减少了行政成本、行政支出，同时也撤销了大概有1000多人，行政支出减少，航空效率提高，包括现在航空管理多厉害，很多空中管理都不知道原因。

  2013-06-22 18:02:05

• 张晓晶:

  更重要的，也是我们大家可以思考的就是政策应对模式的变化。当我们觉得货币政策，特别是银行间利率上升很厉害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收紧的时候，期待着国务院常务会提出要么降存款准备金率，要么来一个其他刺激，央行没有任何动作，大家就觉得很紧张，只能自己推测。我想现在政府和以前做法不太一样，不是说看到经济有一点点的变化以后，马上就作出反馈，而是作出非常积极的反馈，而是说先等一等，先看一下，先稍微冷静一下，这只是一个方面，包括房地产，据说也是需要更冷静地观察，而不是更快速的反应，快速的反应本身有好处，但是同时带来的弊端会比较多。我想这里讲的政策反应模式的变化，特别是建立一些机制性的东西，对我们来预测未来宏观政策的一些方向，包括具体的措施，将是有极大的帮助。具体到一些宏观政策，财政政策方面还是要有扩张性，特别是支出、减税，这些比较重要的，同时可以出售一些资产，来平衡资产负债表的一些问题。货币政策，我个人建议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下调，但是利率目前还是动不了，因为它面临的问题太多了牵一发动全身，包括通胀压力、资产泡沫压力、资本流出压力等等。

  2013-06-22 18:04:26

• 张晓晶:

  为什么我们今天强调金融风险？国际上一个最重要的危机之后的宏观政策的反思，我们以前只看通胀和就业，只看产出，这些东西是不够的。要看金融，特别是金融本身的失衡问题。金融杠杆率都这么高了，债务又这么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又有一个新的视角，就是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外需要一个第三政策的资助，就是通过宏观审慎的方法，特别关注金融风险的视角来解读当前的问题。而要做这一点，可以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曾经作过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当前的金融风险进行分析，应该说对于未来中国的增长正常的迈进，将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谢谢大家。

  2013-06-22 18:04:59

• 主持人 郎丽华:

  谢谢张晓晶研究员。下一位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财经战略研究所院长助理倪鹏飞研究员，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新型城市化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2013-06-22 18:05:53

• 倪鹏飞:

  我演讲的题目是“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中国梦”，主要讲五个方面。

  第一，新型城镇化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或者城市化的意义和历史价值。为什么要这么讲？我想，与当前人们对城市化的认识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经济领域的人士，把城市化作为扩大内需、作为一个主要的问题提出来。现在城市化之所以讨论的这么热，也是认为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没有了，认为城市化很强。

  2013-06-22 18:06:30

• 倪鹏飞:

  实际新型城市化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非常全面的，我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因为时间关系不展开说了。一是中华文明一次质的飞跃。中国是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通过城市化，中国彻底告别了农业文明，或者告别了乡村经济进入一个城市经济，或者由一个乡村的中国转变为一个城市的中国。二是新型城市化是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转折。中国千年历史之所以是治乱交替、兴衰轮回的周期，源自于落后的、分散的乡村经济，正是由此导致人力资本和技术的进步缓慢，进而导致贫穷和饥饿的周期轮回。现代的聚集的城市经济导致了人力资本和技术的进步。还有一点很重要，城市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使饥饿和贫穷不再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周期了。因此，有了这个前提，我认为所谓的崩溃，所谓的战乱，是可能予以避免的，所以未来的繁荣是有可能持续的。三是新型城市化是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转折，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源自于技术，也源自于乡村经济和社会。现在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追赶上的话，我们的技术和制度等等就会有一个超越，所以我们的复兴和强盛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前一段时间看参考消息，英国一个历史学家也在探讨西方领先优势减弱的几个观点，我觉得可以借用他说的联想到我们这个。四是新型城市化应该是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世界的发展水平，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进程，改变了世界的发展格局，改变了世界的未来走向。刚才我听了几位，尤其讲到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关系的时候，我感觉很能证实这么一个结论。

  2013-06-22 18:07:26

• 倪鹏飞:

  第二，新型城镇化：未来趋势与主要任务。现在和未来，城市化现在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进程和趋势呢？其实我觉得要跳出经济，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看过去几十年和未来几十年我们要开展的城市化的情况。

  首先，城市化是一个人口的大迁徙、大转变。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10亿人口，8亿农民，到预期的2040年或者2050年的时候，14亿人口可能有10亿城市人口，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增加了8亿，农村人口下降了4亿。不仅有一个身份的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口的大流动，还有大融合。当然，还有一个数字的大提高。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次的人口流动和融合，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这一次的流动和融合和过去不一样，影响更为深远，带来的挑战也是更为深远的。

  2013-06-22 18:11:04

• 倪鹏飞:

  二是国土空间大翻覆和大整合。虽然全国的建设用地的面积，包括城乡建设用地的面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城乡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农村和城镇的发展来看，我们注意到传统农村正在消逝或者减弱，2000年到2010年我国自然村落有363个锐减到271个，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的城市有660多个，城镇接近20000个，并且最重要的这些城市和城镇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张之中。30年，城市建设用地增长了4倍。城乡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水运、航运、交通基础设施，还有互联网、物联网通讯设施、水电煤气的市政设施，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甚至全国之间正在网络化和一体化。这应该说是有形的东西，大家看得特别清楚，这三十年来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的变化，表现得特别明显。

  2013-06-22 18:13:35

• 倪鹏飞:

  三是经济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型和不断的提升。过去30年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由农业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制造业获得很大发展，服务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下一步应该说都是一个绝大的升级和提升问题。就城市化而言，未来投资可能不像以前那么猛，但还仍然是一个强大的投资保持。尤其是消费需求，从人口增长、中产阶级的崛起，消费需求还有一个巨大的跟进。

  2013-06-22 18:15:00

• 倪鹏飞:

  四是社会要经历一个大冲突和大重构，首先是组织的冲突，传统、封闭、单一、不变的自然村落正在转向开放、多元、流动的社区；还有一个就是关系的重构，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的宗法性关系交往方式社会化、社会联系国际化。社会阶层发生重大的分化，过去说乡村经济比较简单，虽然有贫和富，但是相对来说阶层比较少了，现在农村的居民在减少，中产阶级在形成，城市贫困阶层也在积聚，各种层次都在聚集和分化，城市阶层分化比较严重。还有就是利益大调整，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过程。尤其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红利的分享，发展红利的分享，目前社会矛盾也集中在这个方面。

  2013-06-22 18:16:07

• 倪鹏飞:

  五是文化大融合和大复兴。过去我们是农业文化、历史文化和当地文化，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城市文化、现代文化和未来文化。这些包括三个维度，是物质方面、思想层面、道德层面，这里都面临着传承与中断，发展与损毁，兼容与排斥，重构与扬弃一系列的问题。其实，目前就面临着很多的方面问题。

  六是环境的大破坏和大修复。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首先是大量的利用资源或者过渡的开发、利用，带来了一些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的破坏等等方面。

  七是政治上的变革与改良。随着经济的复杂性、社会的多元性和市民的自觉性的提升，对政治治理或者社会治理提出了非常多的要求，也迫使未来可能要有一些重大的变革。

  2013-06-22 18:18:36

• 倪鹏飞:

  第三，从城市化角度看国家梦、城市梦和市民梦。从国家梦来看，我们要建立一个城乡一体的现代的城市中国。就是整个国家城市和乡村基础设施和共公共服务一起，整个国家都装上城市的底色，无论是农民还是市民都是将来的市民。具体来说经济方面是新型的知识经济，新型的市民社会、新型的生态是美丽环境，新型治理是民主法治，新型人口，未来城市化稳定状态的社会城市化人口应该保持在75%比较合理，25%的人口在农村，25%人口在小城镇，25%人口在中小城市，25%在大城市、超大城市。空间上看，应该建立一个倾斜平坦的空间格局。现在我们的城乡建设用地是20亿平方公里，最好不要超过这样的规模，在这里做一个调整。怎么解释倾斜平坦呢？从城乡规模体系来看是集群化、网络化，多中心、城乡一体的空间体系。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农村新的社区，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发展体系。从东部、西部、中部不同的发展区域也有不同的安排。区域间既保持适度的差异，但是又保持一体和便捷性。

  2013-06-22 18:19:47

• 倪鹏飞:

  （图）这是收集到的北美的夜间灯光，用夜间灯光来测量GDP的发展，这个图完全可以作为我们考虑未来中国空间布局的模式。它这个比较均匀又比较梯度的发展，中部和东部比较密集，西部相对稀疏，但总体分布比较均匀。中国的东部沿海还是过度集中的，未来应该是更加倾斜平坦方向的努力。

  城市梦，建立可持续竞争力的理想城市，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创新至上的宜商城市，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城乡一体全域城市，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对于国民无论是对农民或者市民，都叫市民，应该是自由、全面发展的幸福市民。强壮的身体、健康的心理、美丽的心灵、幸福的生活、体面的收入、公平的教育、充分的就业、自由的流动、全面的融入、公平的待遇。如果能够达到这几点，我们说我们的人民是体面有尊严的幸福的人民，事实上我们国家也在向这个方面努力。发展步骤分两步走。

  2013-06-22 18:23:10

• 倪鹏飞:

  第四，新型城镇化：我国的时代背景和大国特征。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大国、人口大国，资源分布极端不均的条件我们推进城市化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不利因素以及引发的问题，我想重点讲引发的问题，时空之间城市化、工业化、生产生活居住时空间的不匹配问题，过度聚集的问题、过快增长的问题、失衡发展的问题。

  2013-06-22 18:25:27

• 倪鹏飞:

  关于未来可行路径。围绕着前面几个方面我强调“2+5”或者“2+6”，人口城市化，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关键是农民转变成市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户籍制度的改革。前些时间我们研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如果存在着劳动力无限供给，就必然会出现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过程，它俩先有一个扩大然后逐步缩小。城镇化和工业化是客观存在也是自然规律。基于这样的研究，我们认为它的政策着眼点是农民转市民，尤其是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保障和长期稳定的就业结合在一起，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拉美的现象。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儿了。

  2013-06-22 18:25:58

• 主持人 郎丽华:

  最后一位发言嘉宾是湖南大学经贸学院教授陈乐一，题目是“财政政策与经济波动”。

  2013-06-22 18:27:09

• 陈乐一: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同学，下午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历次党代会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

  建国以后，党的十八大召开前10次党代会在党代会召开当年经济运行上升到经济周期中波峰有4次，在党代会召开随后的年份出现经济的扩张与繁荣有5次，由此可见，我国党代会的召开一般都会带来经济的扩张与繁荣。除了党的十五大外，每次党代会的召开都伴随着投资的扩张，投资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在党代会召开的当年，经济运行上升到经济周期的波峰或者随后的年份出现经济的扩张与繁荣，这表明投资的扩张对推动我国经济的扩张与繁荣具有重要的作用。预测结果显示，党的十八大召开将促使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扩张与繁荣的时期。

  2013-06-22 18:27:33

• 陈乐一:

  经济波动成因的研究主要分为内因论和外因论两大部分。内因论主要强调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经济波动的机制和成因，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桑德森提出的乘数加数模型。外因论强调经济体系外部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Nordhaus提出的政治周期理论以及Kydland和Prescott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我国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力量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的扩张和收缩，我们不能忽视政治背景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2013-06-22 18:29:09

• 陈乐一:

  国外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综述。关于政治周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先是由波兰经济学家Kalecki提出，较早形成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Nordhaus把政治的经济周期归隐到政治权力的机会主义者在大选前为赢得选举，倾向于搞扩张的经济政策，因而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而在大选之后，政府领导人又紧缩的经济政策，降低通货膨胀率。在下一个政治选举周期里，又会经历新一轮的经济波动。随着预期理论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从预期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也有一些学者从博弈论的视角研究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国内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综述：有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周期假设视角研究中西方政治经济的差异比如王成兰和郭成府，也有一些学研究我国中央政府换届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比如刘瑞明和白明。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地方政府更替与经济周期的理论。在对国外关于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国外对政治的经济周期理论已经拥有丰富研究。虽然不同的国家存在国情、政体的差异，但是政治经济周期作为宏观经济周期的一个固有现象，政治力量对经济扩张和收缩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分析历次党代会与我国经济波动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特殊性，从而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与持久繁荣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2013-06-22 18:30:43

• 陈乐一:

  我国历次党代会与经济波动关系的回顾。主要从经济史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利用谷-谷法划分经济周期的方法，把我国经济波动划分为11个周期，我国历次党代会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这个图中红色是表示党代会召开的年份，党代会召开的年份大部分或者当年的经济波峰或者随后第二年、第三年出现经济扩张繁荣或者波峰。出现例外的只有1997年的十五大，十五大召开以后的当年和随后的几年没有出现经济的波峰或者扩张繁荣。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1956年GDP增长率为15%，经济运行上升到第一个经济周期中的波峰，第一次出现党代会召开的年份与经济周期中的波峰年份重合。1955年底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与1956年经济波峰出现创造了条件，政策方面来看1955年下半年开始加快速度，到1956年完成对农业、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经济基础，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经济方面来看，1955年的工业生产增长比较快，农业生产丰收为1956年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1956年距离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十年只剩下两年，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只完成计划投资额的一半左右，当时迫切需要加快投资速度，当时打乱了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职工工资，增放农业贷款，促进工农生产，195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0%，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投资高速增长的作用下，1956年GDP增长达到了15%。

  2013-06-22 18:37:59

• 陈乐一: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1970年GDP增长率达到19.4%，经济运行上升到第四个经济周期中的波峰，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召开后的年份经济的扩张与繁荣。九大召开以后各项制度相对稳定，社会生产和市场秩序开始恢复，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示抓紧编制宏观经济计划纲要，为党的九大和建国20周年献礼的情况下当时很多指标制定的比较高。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当年GDP增长为7.9%，1975年GDP增长达到8.7%，经济运行上升到第五个经济周期中的经济波峰，第二次出现党代会召开的年份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份重合。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1983年GDP增长达到10.9%，比1982年的9.1%的GDP增长率高出1.8个百分点，第四次出现党代会召开后的年份出现经济扩张与繁荣。1987年十三大召开，当年GDP增长率达到了11.6%，经济运行上升到第八个经济周期中的波峰，第二次出现党代会召开的年份与经济波峰年份重合。1992年十四大召开，1992年GDP增长率为14.2%，第一次出现党代会召开年份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份重合。1997年十五大召开，当时经济持续收缩，1998、1999年增长率都比较低，这是唯一既没有在党代会召开的当年出现经济周期中的波峰也没有在党代会召开的随后年份出现经济扩张与繁荣，原因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我国经济持续收缩。

  2013-06-22 18:38:30

• 陈乐一:

  2002年十六大召开，2002-2006年GDP增长都比较高，2007年达到了14.2%，第五次出现了党代会召开后的年份出现经济扩张与繁荣。2007年十七大召开，GDP增长为14.2%，经济运行上升到第十个经济周期中的波峰，第四次出现党代会召开的年份与经济增长的波峰重合。

  2013-06-22 18:38:48

• 陈乐一:

  在建国以后党的十八大前召开的10次党代会中，在党代会召开的当年经济运行上升到经济周期中波峰有4次，由此可见我国党代会的召开一般都会带来经济的扩张与繁荣。研究发现除了党的十五大外，每次党代会的召开都伴随着投资的扩张。

  2013-06-22 18:39:05

• 陈乐一:

  十八大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进入2012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下滑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明显。出口贸易增长率波动起伏不定，物价指数与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基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面临下滑的趋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党代会的召开一般都会带来经济的扩张与繁荣，十八大召开以后以及党的十八大报告涉及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民营金融机构的内容，潜在表明我国经济将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2013-06-22 18:39:35

• 陈乐一:

  展望与预测。正是由于我国存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周期规律，正好可利用这个规律对GDP增长趋势进行预测。我国采用高次多项式进行预测，GDP增长的趋势大体是这样的。2013年、2014年的增长是比较高的。预测结果显示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将低于2011年的GDP增长率，2013年开始将呈现积极向上的良好增长态势，符合政府预测调控的经济增长率目标。GDP增长率从2014年开始加速扩张，促进经济复苏。

  2013-06-22 18:41:35

• 陈乐一:

  展望未来，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感召下，在新一届党和政府领导核心的科学引导下，我国将会全面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和不断完善的现代金融体系将为我国经济的持久繁荣和发展提供有效地保障，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将继续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与繁荣作出重大贡献。谢谢！

  2013-06-22 18:41:51

• 主持人 郎丽华:

  今天下午下半场的研讨会到现在结束。下面由张平总结。

  2013-06-22 18:42:48

• 张平:

  今天的讲演非常精彩，我也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总结。我想说两句话，在前几年我们赶超中，政府带领全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地奋斗，赶超的地位逐步提高，通过开党代会的方式，使我们一次一次勇攀高峰，使得我们现在的发展非常好，这是我们取得的伟大进步。

  2013-06-22 18:43:22

• 张平:

  但是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探讨转型，为什么？因为现在开始我们回到经济学最本源的问题开始讨论。经济学要给社会做什么呢？两件事：第一福利要增进，第二不断提高竞争力。任何一个国家的竞争都是效率的竞争，所以福利原则、效率原则一直是经济学家和这个社会想共同进步的根本。我们的转型正是共识于这两个方面，从分配角度讲居民收入要提高，要增进福利，不能老靠开党代会来发展。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富足、人民资本提高，让我们国家发展起来。另外要结构调整，让资源配置到有效率的地方。我们不反对投资，我们反对的是谁去投资到无效率的地方，配置到无效率的地方的人就是政府。所以今天对于政府很多关于投资和干预经济失效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为配合这两大原则，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都会提到另外两件事：第一，如何有竞争性市场的建立，只有有竞争性市场的建立，才能保证效率原则的提高。第二政府必须得到治理，否则没有办法为一个公共服务的政府，而是一个经常设租、寻租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同时一只掠夺的手也也进入了经济。因此我想讲，今天在这里召开的论坛并不是讲短期的问题，而是讨论转型。在短期问题上大家也提供了很多宏观政策建议，这些建议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怎么转型、怎么平稳。所以我想针对这两个方面总结：牢牢记住经济学家追求的是福利和效率，而与之匹配的是公共型的政府加上高效率竞争的市场，这是转型最重要的规则，这也是今天研讨的最重要的东西。

  那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

  2013-06-22 18:49:35

• 中国网:

  本次会议的直播到此结束，谢谢网友关注。

  2013-06-22 18:4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