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亲情不寻常【全文实录】

中国网：他的一生都在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殚思竭虑；他的拘谨韬晦中的洒脱不羁；他的吞声忍让里的大智大勇；他的阴柔婉转中的阳刚十足，无不让后人仰慕和感怀。被尼克松称为“世纪伟人”的周恩来总理，在生活中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亲情？生活在他身边多年的侄子周秉钧心里，又有哪些难忘的记忆和感受？今天中国访谈节目特别邀请到周恩来之侄周秉钧，讲述伟人背后的清廉家风和至爱亲情。

周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以前对于周总理的印象都是从电视上或其他媒体上了解到的，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是一个非常伟岸的角色。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您，想通过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生活当中的周总理是怎样的，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伯父，作为一名周氏大家族的成员，他又是怎样去诠释这些角色的？首先想从您自己的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周总理的？您是什么时候到西花厅的呢？

周秉钧：我是1949年8月份到的北京，开始不是在西花厅，是在丰泽园。毛主席还没有住进来之前，总理在那里住。听说后来因为主席的夫人江青先搬进来，总理就从最里面的院子搬到了中间的院子，把最里面的院子给了江青，后来主席也搬进来了。总理觉得人家是一家人，就请叶剑英再帮他找一个房子。

中南海在解放的时候是非常脏乱的，没人管，叶剑英同志很早就让部队把那里收拾干净，准备将来领导同志住进来。叶剑英带着我伯伯在中南海看了几个点，到了西花厅后，他就看上这个地方，说就在这儿吧。西花厅在中南海的最西北角，北边是西安门大街，西边就是府右街，一个手榴弹都可以扔进去，但是他看上了这个地方，对这些方面就没有任何顾忌。

我们后来上学是在北京军区八一学校里，在府右街的一个胡同里面，住校的，也比较近。有一次回家，叔叔把我接回来，没有到丰泽园，而是到了西花厅，大概是1949年的秋天。

中国网：那么您和总理一共生活了多长时间？

周秉钧：时间不长，我是小学在那里住。当时我们家四个孩子，房子也很小，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就把我送到那里去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我伯伯的情况，有一天我正在屋子里，他的秘书何谦对我说，“你伯伯回来了，你去见一下。”他带我通过一个走廊，到了一个大天井，我伯伯从左边走过来，步伐非常快，特精神。我的印象里他的眉毛特别黑，脸特别白，何谦就介绍说“这是同宇同志的儿子。”他微笑着看着我的眼睛，和我拉了一下手，然后就进办公室了。

到了西花厅的时候应该是秋天，后来我父母搬了一个宽敞的房子，我在小学毕业以后考的北京三中，当时离我父母家近，我就回到了父母家里。我的姐姐和大妹妹在那里住的时间长，我姐姐一直住到她结婚，我大妹妹住到1968年文革的时候。

其实我对西花厅的感觉和感情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因为在那里生活的很愉快。而且我当时不知道我的伯伯是什么人，后来是在建国以后才听说他是总理。我也不知道总理是什么样的职务，是管经理的，还是管理什么的。到二年级的时候才知道他是政府的领导人，才有了这么一个概念。我那个时候年纪小，早上起床到院子里面玩起来就大喊大叫的，他的卫士长是一个山西人，他就对我说“不敢这样，你伯伯刚睡下。”在我的心目当中，我伯伯走路总是特别快，一阵风一样，连他的卫士都说，“你伯伯走起来的时候，我们要一路小跑跟着他。” 他平时也没有时间管我们。小时候我们是跟着伯伯一起吃饭。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伯伯看我有一点小驼背，就让我靠在一个立地式的大收音机站着。那个时候正在吃饭，就让我站5分钟。我有的时候斜眼看他们吃饭，馋得够呛，等5分钟到了我才能去吃饭。

中国网：感觉总理注意的事情非常细。似乎很多小孩都有一点驼背或者是含胸，但是他就注意到，一定要把你这个习惯纠正过来。

周秉钧：伯伯总是那么精神，伯母身体却不太好。在解放初期，我的妹妹上幼儿园，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的伯母在颐和园修养，她的肺有一些问题，血糖也高。星期六伯伯去看她，我们正好放假，就把我们三个带去一块看七妈（指伯母邓颖超）。在颐和园的长廊梁上都是画，每个画都是故事，他会给我们讲是什么故事，不过现在都不记得了。如果真是讲起来，去颐和园的时候确实有几个事情记得很清楚。

第一，进门要买门票。我的姐姐已经是上初中了，我估计她也得买票了。那个时候颐和园没有像现在人这么多，进了颐和园以后，有的游人就认出来，就向他招手，伯伯也向他们挥挥手。有的人过来握手，没有围观的，没有觉得好象遇到领袖了，遇到总理了。应该说那个时候的领导人和群众之间确实是很亲近的，很自然的。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妹妹还在上幼儿园大班，后来伯母和我们说，你妹妹长大了，到食堂去吃饭。伯母交给卫士叔叔一些钱，帮我们买饭票。开始是叔叔带着我和我妹妹去，后来逐步的自己熟悉了以后，我自己就带着我妹妹去。有的时候我可能因为什么事情不在那里吃饭，我妹妹就一个人从叔叔那里拿饭票去食堂吃。她不认识字，看见要吃什么，她就把饭票全交给炊事员叔叔，炊事员叔叔根据她要的东西，收下一些钱，再把多余的钱还给她。所以我的妹妹说，我对中国大写的数字是从中南海的饭票上认识的。这样非常有好处，对孩子的自我能力，自我成长都很有好处。其实对于老人们而言，不一定意识得到，就认为孩子大了应该自己去吃饭了。但是实际上这种做法对我们很有好处，培养了孩子们的独立性，对自己也是一个锻炼。

中国网：总理的工作非常忙，和你们相处的时间相对要少一些。但是我想在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说做人的道理，这种总原则性他是会把握的是吗？

周秉钧：他也确实从大的方面讲。1964年我已经当兵了。他把我们全家人，包括我父亲，还有我的堂兄、堂嫂们聚在一起，花了两个星期天给全家人讲了两方面的事情。第一个礼拜是讲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家，他明确的说“咱们家里是一个没落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因为我的曾祖父是淮安县太爷的师爷，我奶奶是淮阴县太爷的孩子。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长在红旗下，从小就受党的教育，就不受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这种封建残余的思想影响非常深，你们一定要警惕。他就说了若干个封建家庭弊病方面的事情。

1965年，我第一次休假和他们一起吃饭时，伯伯和我谈起这方面的事情。我的印象是他说了很多封建家庭的弊病，比如说好逸恶劳、死要面子、贪得无厌、说谎话、办事有头无尾等。他说到这里问我看过《石头记》没有，我当时不知道这个书是什么，后来才知道是《红楼梦》。我的伯母说，“我对《石头记》也没有兴趣，你下午要开会，赶快吃饭吧。”结果我伯伯就瞪眼睛了，说“我要给秉钧讲讲怎么认识封建家庭，怎么警惕这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我伯母就不吭声了，他就接着讲。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办事有头无尾。他先说《红楼梦》里面的四大家族的大排行没有排到底的，他说咱们家也是这样，然后说我是行七，你二伯是行八，后来也没有人管了，所以你的父亲就没有大排行，有大排行的话，兄弟之间称呼起来都是几哥、几弟的称呼，他就没有这样的称呼。我的伯伯在日本写日记的时候，说想念家里的人，有一句讲我父亲的话是“也不知黑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他用了我父亲的小名，而无法称几弟。

周秉钧：这些事可以说明他对我们的教育很下功夫。1964年那次讲了大半天，然后再下一个星期就讲“过五关”。那是他给高校毕业生，他每年要给高校毕业生讲一次话，提出希望。其中就讲到“过五关”，就是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本来那一年我妹妹还在上高中，她想去听，我伯伯说我是讲给大学毕业生听的，不能去。结果第二个星期就给家里人专门讲了“过五关”。平时我们淘气、不讲理什么的他都看不到，因为平时他太忙了。是伯母在做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上的工作，在这方面引导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