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亲情不寻常【全文实录】

中国网：总理对您的评价是“听话”，您对总理是什么样的评价，就是这个伯伯是什么样的伯伯？

周秉钧：简单的说，他就是一个为老百姓服务的人，他生来就是要做这个事情的。当然，这个过程讲起来太长了，从他的经历，从小时候的经历就促使他走上这条路。一个是小的时候他不到1岁，我的爷爷、奶奶把他过继给了他的小叔叔。因为小叔叔生了肺病，也娶了夫人，都住在一大院子里面，当长辈的也有这个愿望，把孩子过继给小叔叔，主要是冲喜，可以把病治好。结果过继以后没有多久，小叔叔就故去了。这个时候总理就两个母亲，但是都住在一个院子，一直走的很近。

我奶奶很聪明，她是他们做县太爷的外公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县太爷出去总是带着她，她也学会了很多处理事情的办法和原则。我伯伯九岁的时候我奶奶去世了，这个过程当中他学会了很多我奶奶处理事情的技巧。他过继的母亲，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琴棋书画都不错，就教他。伯伯自己说过，有一次我们的二伯特别淘，有一次耍刀子，差点把他的眼睛给扎了。后来过继母亲就把他放在家里面教他认字、背诗。但是他懂事以后，就觉得整个封建大家族里面的规矩很糟糕。

那个时候奶奶去世以后，我爷爷没有什么本事。1974年伯伯的癌症已很严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在看报纸。我进去以后和他聊天，他穿了一件睡衣，那时候我不知道他生病，但是觉得很奇怪。说着说着他就站起来，来回走。他突然和我说，“我对你们的爷爷一直抱着一种同情的心态，他为人老实，本事不大，每个月的薪水没有超过20块，但是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坏事，还掩护过我。”他对我谈爷爷就这么一次。但是我爷爷故去的时候他哭得非常厉害，有好几个经历过场面的人，包括当时的比我大几岁的人，见过场面的人都和我说，你爷爷去世时，伯伯哭得非常伤心，非常厉害。

因为我的爷爷一直在外面找事做，到延安以后想把他接过来，他就一直不去。后来是在1937年他来了，我的奶奶是1907年去世的。办丧事的时候我奶奶的母亲，就是我爷爷的丈母娘要厚葬她的女儿，买的棺材也是很讲究的，是借钱办了葬礼。出殡的时候也要多大的规模和气势，但是我爷爷根本就没有钱，他就把我奶奶的灵柩放在尼姑庵里面，他又出去挣钱。这一弄就到了1936年，他才攒够了葬老婆的钱。所以把我奶奶葬下之后，1937年八路军办事处在武汉，他赶到武汉。这是从1937年到1942年，总算跟着儿子过了几天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是生活安定了，不操劳了，最后他死在伯伯那里。当时我伯伯因病住院，七妈和工作人员为免影响伯伯的身体，开始没把爷爷去世告诉他，而是把棺材停在一个山涧里等他回来。当时是7月份，那个地方比较凉快。三天后他出院回来才知道父亲去世，大哭一场。到了棺木那，他要开棺再见父亲一面，在大家劝阻下，他才没有开棺，而是守灵到第二天拂晓。

共产党的领导人公告父亲去世，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也是第一个。在中央日报还是在新华日报，我不记得了，反正是登了报声明一下。后来我知道，主席等人也给他发了唁电。

中国网：这说明他对父亲特别的尊敬。除了对父亲的尊敬，我们也看到总理对家人，对周家这个大家庭也是非常负责任的态度。

周秉钧：是的。我参军以前，每年的春节，他都把家里面不管远近的，统统定一天到西花厅聚一下，谈谈话，聊聊天，吃饭，然后就忙去了。

中国网：家族情感特别的浓厚。

周秉钧：周家有一个传统，就是互相关照，叔侄、兄弟之间有什么困难都是互相帮助。我父亲他们兄弟三个都是我四爷爷，就是他们的四伯父带出来读书的，这对周恩来影响很大。到了我们这辈又是如此。1960年左右的一次聚会，发现我的一个姑姑没有来，就问工作人员，他们说她家没有电话，现在也没有人认识他们家，所以就没有通知到。我七妈说谁知道这个姑姑家里，我说我知道，她说你赶快把她请过来。我坐了公共汽车到她的家里，和她说这个事情，她就非常的感动，她说没想到七嫂这么想着我。这个家是很温馨的，也是严格的。

中国网：在《亲情西花厅》这本书里有很多珍贵的照片，里面总理和邓颖超都是站在大家庭两边，感觉家庭也是很随便，很亲和，没有那种特别严厉的感觉。

周秉钧：平常正式的场合，除了正规的要排座次的没办法，一般他都不会站在中间，都是在大家的边上。现在回想起伯伯，他的一生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从不回头看。他给我讲过去的事情，讲战争年代的事情就讲过一句话。就是我在广东机场飞行的时候，也是吃饭的时候，我们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到食堂吃饭，我参军以后第一次回北京是1965年，我七妈和我说，你不要去食堂吃饭了，你和我一起吃。有一次休假回家的时候我问伯伯，我说惠州那里也有一个西湖和苏堤，那个苏堤是不是和苏轼有关？他说：“我去惠州是打仗，不是去游山玩水，我也不知道这件事。”其他的历史从来没有说过，他做的工作和经历从来没说过，因为他喜欢往前看。

中国网：我觉得总理有一颗非常感恩的心。因为我看到他对家里的长辈，虽然事隔很多年没有见，但他总是能够特别尊敬和念着老人家的好，特别热情的接待他们。是这样吗？

周秉钧：是的。他小的时候，因为奶奶去世的早，我爷爷那一辈也是行七的，行四的在东北，他是搞财政的，所以他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因此他把我父亲兄弟三个先后接到他那里，可以说都是跟着他长大，在那里读书的。奶奶去世以后，我伯伯九岁，我父亲一岁，爷爷要出去找工作，家里就一个八叔，还有八妈。八叔是小儿麻痹症，家里的事情都靠他们的八妈操办，八妈对几个孩子又特别关照。她自己也有一个孩子，比我的父亲还小。你说这样一个残疾人，再加上一个老太太带着四个孩子，很难。

当时家里都很窘迫，除了靠四爷爷有时候寄钱来，其余的就是当东西。有一次我的二伯到湖里面游泳，想弄一些鱼虾，我伯伯带着他们两个，八妈的儿子也要跟着去，因为他小，没有让他去。我父亲兄弟三个就去了。门口就是一条小河，有一条木船，他们把锁撬开，就划着木船到湖里去了。他们很长时间没有回来，八奶奶就着急了，开始出去找没找到。天快黑了，她只好请邻居、朋友帮助找，有的人敲着锣找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才回来。八妈的儿子因为没有去，他就知道他们是划船走的，八妈就更担心了。后来看到三个孩子总算是安全回来了，就搂着他们哭了，三兄弟也哭了。

我伯伯12岁离开淮安以后没有回去过，在解放的时候八妈还在，他就把她请到西花厅来，先后来了两次。第一次是为了送孙子来北京读书。我的那个堂兄也在西花厅住过，他比我们大的多。住了一个月待不住了，非走不可。第二次来看病，也是为了看孙子，伯伯都留她常住，她不干。回去以后，1953年政府机关开始实行薪金制，他就给淮安县委写信通知，说我们已经实行薪金制，所以我八婶母的生活你们不用再照顾了，由我来负责。后来她病了住院，包括医药费，一直到去世的安葬、后事都是我伯伯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