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亲情不寻常【全文实录】

中国网：总理在跟你们讲道理和沟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语气或者态度？特别是讲大道理的时候，您是不是觉得有一些距离感呢？

周秉钧：没有。我们家几个孩子都有一个观念，特别是在懂事以后，就觉得伯伯对我们的要求，七妈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高尚的，他们讲得都是有道理的，是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内心感觉应该这么做。所以后来在文革期间，他有一个新到的秘书叫纪东。有一次我们一起到淮安参加纪念活动的时候，在招待所里面散步聊天，他和我说一句话，“你知道你伯伯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他也没有当面说过。”他说“就两个字：听话。”我确实很听话，对他们的话非常听，包括他让我当兵。

1961年我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我在高二就开始做准备了。在后两年，我的学习成绩提高的很快，大概在5月份我住在爸妈家里，周六我姐姐回来和我说，“伯伯请你明天上午去，有事情和你谈。”我很吃惊：“伯伯‘请’我去？”问她什么事情，她和我卖关子。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我去了，先见到我七妈。(因为我的伯伯大排行是老七，可是到北京我们见到伯伯以后，除了他以外，再没有比我父亲大的伯父了，就直接叫伯伯了。按照家乡的习惯叫伯母都是几妈，所以叫她为七妈。)

我见到七妈以后问她什么事情，她说事情很重要，你伯伯会亲自和你谈。后来一直等到午饭的时候伯伯才回来，在饭桌上他和我谈，问我高考怎么样，准备考哪里。我都一一回答了。他问我想不想参军，我说很想参军。我们小学发的衣服都是军装式的，那个时候觉得不当兵就没有意思了。一直到上了高二才知道要考大学的，才知道用功。我说我从小就想当兵，我说正好现在我在参加空军招学员的体检和审查。他说你怎么不早和我说。我说担心我的身体难通过检查。他说我前两天才听你姐姐说这个事情。他问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区里先检查，然后是北京市检查，都过关了。（我们学校当时是初中、高中毕业的有好几百人参加，这个时候就剩下了3、4个，还有两个是要到空军总院进行专业性的检查，就是低压仓和测试听力，那个测试都非常怪。给你戴一个耳机，你听见了就举手，听不见的就把手放下。声音是开始很小，逐步放大，到后来又很小，就是看你在多少赫兹的时候能听到，很专业的。）我说就差到总院做专业检查了，听说检查到现在的程度，当不了飞行员也可以到海军去了。因为平衡、转椅都通过了。

结果伯伯说那好，你既然想当兵，如果当飞行员肯定要进航校学飞行，如果到海军，不要进军校，直接上舰艇当水兵。如果要是海军还不行，就到陆军去服兵役，总之要到作战部队去，怎没样?我说好。老人家做工作真是一定要把工作做到底的，他加问我一句：“那大学就不考了吧？”我刚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说还是考还是要考一下吧。他说：“既然选择参军了，为什么还要考大学，你不要认为只有上大学才有前途，我就没有上过大学。”（他在日本虽然读过书，在欧洲勤工俭学，但是主要就是去考察社会，了解工人运动，寻求救国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说你喜欢无线电，但是部队有通讯兵，如果你当了飞行员，也要学习通讯知识。我说好，不考了。这样就给敲死了，不给你留余地。所以那年我根本没有考大学。

后来报考大学的时候发了几张申请表，都是编号的，我就一个字没有写，我把它留下作为纪念。到了该交表格的时候，我就没有交，我都没有带，放在家里面了。班主任说你的表呢？我说今年不考大学了，这个表放在家里面了。他说没有用也要交上来，他说是编号的，一个不能少。结果第二天就交给老师了。到了7月底就通知我8月11日到哪儿去集中，结果就到了部队。

中国网：所以您参军也是几十年了。

周秉钧：30多年。

中国网：像刚才这样的故事，总理的一些话语在您的人生道路上指明了方向，对您的人生有一些大的转变。对您的其他兄弟姊妹们有没有类似的指导？

周秉钧：我们兄弟姊妹6个，有4个当兵，我伯伯一直想让周家出一个工人，或者是一个农民。我有一个侄女比我大，她后来到石家庄纺织厂当工人。我的大弟弟比我小四岁，他高中毕业之前去看伯伯，他说他要去当农民，两位老人特别高兴。后来赶上武装部来征兵，就到他们学校挑兵，就征到了他。他临走之前向伯伯告别，说我要应征入伍了。伯伯就问了一句，“你不是想去当农民吗？”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是说弟弟可以不去的。服兵役是青年人的义务。

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也都当过兵。我们四个人当兵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伯伯都给予了干预，对于我来讲他是动员我参军。大弟弟的干预无非是问那么一句，表示出不满了，但是他也理解服兵役不可能不去。我小妹妹1968年夏天到内蒙古插队，他是1952年底生的，1968年还不到16周岁。我弟弟是1969年初到延安插队。那个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讲，文化大革命时当兵是最好的出路了。

中国网：你们一辈人有没有觉得他干预了你们的生活，或者是因为伯伯的话让我们做了不喜欢做的事情？

周秉钧：当然有了，主要是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1970年他们分别当了兵，也都是贫下中农推荐的，经过组织上审查的。弟弟在新疆一个高山哨卡上，很艰苦。妹妹在北京军区一个情报部门。妹妹挺高兴，当了兵以后穿了军装去看伯伯，伯伯说你怎么穿军装了？她说我当兵了。伯伯问怎么当的兵，就要查；弟弟当兵以后也给七妈写信了，说当兵了，也都很高兴的。后来伯伯、七妈和妹妹谈，给弟弟写信，建议你们是不是还是回到农村去。

道理大概有几点。第一，参军是要有政审的，你的父亲在被审查，在文革的时候不够条件参军。第二，那么多的知青，那么多的农村青年，当兵的只是少数，为什么你们两个能够当兵。不要因为我的关系，形成这样一个结果，不能搞特殊，一点都不能搞。第三，你们想想看，那么多工人的孩子也下放，那么多农民的孩子就在农村，你们应该把当兵的机会让给他们。这个事情也做得非常彻底，后来就给兰州军区通了一个消息，请他们负责，把弟弟秉和送回到延安。

中国网：这个事情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佩服总理的，但是在你们家人看来是不是太过严厉了？

周秉钧：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已经习惯了。为什么在1961年的这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概念当中他动员我去参军，尤其是高中毕业生几乎没有服兵役的。他和我谈完以后，他给我进道理，说为什么要让我当兵，就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今年要加强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过去当兵复员就可以到城里安排工作，当个工人什么的，而今年复员的兵要统统回农村，加强农村的壮劳力，搞好今年的农业生产。城市青年参军走了，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减少了，减轻了农业负担，也是支援了农业生产。

弟弟妹妹都是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他的侄子侄女去上山下乡，结果又跑回来当兵，他就觉得不合适。他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从我们四个人当兵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到，原则只有一个，处理完全不同，原则就是自己家的孩子要在执行国家的政策，响应党的号召方面应该更艰巨。

因此我当兵以后才到了航校，到了飞行部队，有好几个领导见了我以后说，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侄子。当时我们传达了总理在会议上的讲话，我不知道这个历史。就是总理在动员我参军以前就已经在北京动员这些干部，请他们让自己的孩子来参军，就是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的事情。他有一句话，大概是“你们不要以为我周恩来没有儿子，我说话就很轻巧。我没有儿子我有侄子，我可以动员两个。”我是其中一个。

有一个不是侄子，是跟随总理11年的，从红军时期一直到抗战结束的一个老红军龙飞虎的儿子龙桂辉。他那个时候是地质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开始当编辑，后来当了部长的秘书，一个月有几十块的工资了。结果伯伯把他也找去谈话，动员他参军，他也很痛快，就和部里面说了，部里面给他一个介绍信，是转干的信，是从地方干部转为部队干部。他的父亲（时任福州军区后勤部长）也知道这个事情，他把档案还有那封介绍信交给部队，他父亲一看是转干介绍信，说总理是让你去当兵的，不是当干部，就把介绍信撕了。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只有一点点照顾，他已经是干部，新兵刚刚参军的时候是当列兵，他当了一个上等兵。可是津贴费拿列兵的津贴费，6块钱。所以说伯伯让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响应国家的号召就是他的行事原则。

中国网：这是他的原则。但是从您的概述当中，我想到朱自清先生写的那篇《背影》，我们对父辈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除了严厉以外，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种温情，他们对自己有一种温暖。不知道您对总理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周秉钧：有几个小事可以说明。我参军以后每年都会照一张照片寄给父母和伯伯、七妈。我没有想到的，到1970年我到北京去看他们，七妈和我说，你每年寄的照片，伯伯看了以后说还不像一个军人，还像一个学生。一直到1970年的那张照片，就是我当兵8年以后，他说这回像个军人了。他就觉得这个孩子成熟了。我当时没有在意这个事情，后来我把那几张照片拿出来一比，真是到了1970年的时候才像个真正成熟军人的样子。

1965年我休假回北京的时候，在他们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前伯伯从来不让我们跟着他出去看戏，那次他突然说，“你吃饭以后和我去看芭蕾舞。”我说我看不懂，他说我给你讲。那次好象是在天桥剧场，中央芭蕾舞团跳的吉塞尔，他就真的给我讲。先讲故事梗概，然后这一幕说的什么事，说的什么意思，小声的给我讲，也不影响别人。我就觉得芭蕾舞的动作真是和他讲的一样，就感觉到它的内涵了。像这种事情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