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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论对策
唐钧：造成“养老金缺口”的制度欠缺
当年在讨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采纳了是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的模式。这项制度设计意味着一个正在工作的劳动者，既要养上一代已经退休的人，又要往个人账户里为自己存钱，这很难实现。“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制度自1996年正式开始实施，到1997年就亏空50多亿。当时就由各级财政补上。一直到现在，2011年国家财政已经补贴到2272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存在一个缺口。 [详细]
穆光宗：加强养老金规划建设才能老有所养
为改善我国的养老状况，实现“老有所养”的民生目标，需要重点加强对养老金的规划建设。首先，解决支出问题，扩大养老金的收益面；第二，提高养老金领取水平；第三，实现养老金待遇公平；最后，要提升养老金的增值水平。这四项建设，在还没有实现全覆盖的建设前期，可以说政府是任重道远。既要促使投保人的稳定增长，同时又要采取福利性的保险政策，吸纳和覆盖收入低微的弱势群体，彰显政府的养老责任。 [详细]
杨燕绥：中国亟待进行养老金结构调整
政府责任是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原则，提供克服老年贫困的公共品。中国亟待进行养老金结构调整，即“社会统筹中央基础养老金国民化”，“个人账户养老金全民化、制度化和市场化”。个人账户养老金属于准公共品，即自储公助（税优、免费服务、保值增值）。养老基金投资坚持“三分法”，包括股票市场（高风险、中风险和低风险）三分法和股票、固定收益及其公共项目三分法，确保养老基金分享经济进步成果。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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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勇：各位专家、各位领导、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由中国网主办中国式养老难题求解论坛正式开始。首先介绍一下与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唐钧，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穆光宗，我是《人民日报》社会版副主编的李智勇。在论坛正式开始之前，介绍一个背景：6月中旬以来，社会上关于中国养老金的问题又成了一个新闻热点，各个媒体都在拿出版面来报道，有些甚至是在炒作，有很多声音，其中最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养老金有巨大的资金缺口吗？”《人民日报》在6月18号采访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他们表示没有这个缺口，并且公布了相关数据，把账算了一遍。稿件见报后，有440万的网页进行转载。此外还有一个热点，就是“延迟退休”会不会马上实施。这个疑问和“养老金存在巨大缺口”的说法形成了叠加，很多网友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养老金存在巨大的缺口，所以国家让老百姓延迟退休，让我们多干五年为国家填补缺口，于是骂声四起。6月20号，《人民日报》采访了人社部负责人，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结论说：延迟退休不会马上进入实施阶段，还会有一个很遥远的时间段，要进行充分调研。这个事情才告一段落。最近一段，又报出一条消息，深圳市试点公务员养老改革。据报道，2007年之后的公务员，开始不再领取退休工资，和事业单位一样都领取养老金，使养老金变成一条轨。那么，这是一个方向吗？推广起来困难在哪儿？目前还在观察之中。今天带着这些热点问题，养老金存在缺口吗？延迟退休问题怎么看，养老双轨制问题应该怎么看待，请专家发表意见。
唐钧：刚才智勇已经把近来关于“延迟退休”的争议在顺序上大致捋了一下，但中间还有几个小插曲：最近又有媒体说，中国要实行“阶梯式退休”。后来据可靠消息，这是记者杜撰的，不是人 部说的。但前几天，老龄委的官员又在会上讲，目前人社部和老龄办对此问题正在研究。现在政府和媒体给公众很多信息，但是是混乱的。不过这说明一个问题——中国老百姓确实关心自己的养老问题。这几年，老百姓从不太关心到关心到特别关心，现在差不多已经到关心则乱的地步了。主持人刚才说的《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缺口18.3万亿”的说法不准确，文章的转载量这么大，但目前从媒体上看，“延迟退休”好像是定论，并没有挽回这个影响。我认为，报告的作者不太负责任，既然已经被媒体披露，就应该出来解释清楚。目前只有曹远征出来用了很学术的语言说了几句，但公众都不明白。我认为应该用比较浅显的，老百姓容易懂的话，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了他们报告的一个摘要，有两段涉及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以前的财务报表用的是“收入”和“支出”这么一对概念，现在用的新概念是“资产”和“负债”，他们是用“负债”的概念来分析中国政府财政的未来趋势。这与通常我们理解的“负债”是有差别的，实际上就是未来若干年中需要支出的资金，是先不考虑“收入”或“资产”的。
我觉得，虽然给大家造成的印象，18.3万亿的养老金缺口好像是一个定论。但要看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情形，起码到现在为止是没有缺口的。该怎么看待缺口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在当年讨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采纳的是社会统筹加个人帐户的模式。因为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存在有两派意见：劳动部认为可以维持现收现支的方式，但体改委坚持要采用个人账户，这个争论谁也赢不了谁。于是最后的妥协就是“社会统筹加个人帐户”。
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制度设计是有问题的，这意味着一个正在工作的劳动者，既要养上一代已经退休的人，又要往个人帐户里为自己存钱，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再说，当时已经有3000多万人退休了，这个包袱不可能甩掉。当时，所有的钱都收上来，无论是以社会统筹的名义还是以个人帐户的名义，加总一起往外发还不够。1996年正式开始实施，到1997年就亏空50多亿。当时就由各级财政补上。一直到现在，2011年国家财政已经补贴到2272亿。我们可以讲它是一个缺口，但是从社会保障的理论来说，社会保障就是企业、个人和国家三方面共同筹资的。如果这样看问题，就没有缺口，因为财政出钱是天经地义的。
刚才主持人提到，有保监会的官员说中国政府对养老保险补贴很多。我见过这个报道，说在以往的十年当中已经贴出去1万亿。我们算一下，平均一年也就1000亿，这个数目很大吗？刚才说了，2011年就补贴了2272亿，占社会保障支出的17%，占整个财政收入的2%，应该说，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要说有缺口，很多国家的养老金都是有缺口的，都需要财政补贴的。日本议会前两年做一个决定，对国民年金，政府补贴从三分之一改为二分之一，而我们现在还不到20%。对养老基金的财政补贴不是一个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我们的《社会保险法》也规定了，“国家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险资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险事业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养老保险基金其实并没有缺口。我认为，一直到现在，在实际运作中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就是现收现支，个人帐户实际上只是一个说法，一种算法。还要说明白的是，幸亏没有个人帐户，因为我们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积累的钱并不能保值，要是真存下这么，按照郑秉文的说法，到2010年我们个人帐户欠账是1.73万亿。如果确实呆在账上的话，这几年至少亏了20%。
杨燕绥：平均每年投资收益损失约有1000亿元人民币。
唐钧：我们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实际上就是现收现支的，按照这种水平发展下去，我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欠帐。假设现在对养老保险的补贴占国家财政的2%，翻一番是4%，翻两番8%，翻三番16%，可能到16%的时候，跟现在发达国家财政补贴的水平差不多。
因此，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保持一个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基本养老保险的话，现在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其实现在社会保障界的大部分专家学者都认可这一点，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水平不是太高的基本养老保险，我的解释是，从国家最高领导人一直到乡村的老农民，大家从基本养老保险都拿几乎同样水平的养老金。根据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来确定养老金的数额，当然要用科学的办法确定基本生活需求到底是多少，然后根据物价上涨进行调整。对于农民来讲，有土地是一个标准，如果他放弃自己承包的土地，可以拿跟当地城镇居民差不多水平的养老金。2005年我做过一个调查，当时来讲北京市的基本生活水平大概在900多块钱。我的基本生活水平定义是三口之家，一般生活水平，具体的指标让被访问者去选。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菜单”，列出很多类商品，并且提问，你认为哪些属于基本生活必需品。选择的频数达到50%以上就算进基本生活需求里。当然并不是说这就是定论，因为我的样本量比较小，只是探讨这样一种方法，意在说明基本生活需求是可以有办法计算的。因此，我认为养老金并没有缺口，只是我们怎么看这个制度的问题。
第二，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现在误区很多。一般来讲，白领阶层愿意延迟退休，因为多干几年对他们来说更有利；但对蓝领工人的影响就比较大，因为他们劳动强度比较大，劳动强度和紧张度常常是超极限的，而且劳动时间特别长。因此蓝领工人一般女的到40岁以上，男的到50岁以上，都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另外，在现实中，蓝领工人到了这个年龄，企业也不待见他们了，会想法设法不再跟他们续约，因此他们的处境会十分尴尬。一旦失业，就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到现在的法定年龄不但拿不到退休金，反过来还要交养老保险费。再延迟到65岁就等于雪上加霜了，这个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上90%以上的人反对，就说明一个情况：如果只是一两万人参与讨论，有可能是一些经常上网的人，代表性不够；但现在最近一个数字是260多万人在参加讨论，这至少是能够体现一定的民意了。
李智勇：唐老师的观点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比如我们要建立保基本、广覆盖的养老保障体制，强调政府的责任，这是世界各国的一种经验；另外，延迟退休，要正视各阶层不同的利益诉求，比如机关工作人员、领导干部当然想多干几年了，一线劳动者巴不得40岁退休，这怎么协调，等会儿请唐老师继续谈。刚才唐钧老师提到， “幸亏没有个人帐户”，增值保值很困难，还是现收现支好，杨燕绥老师插了一句，现在劳动力人口是比较多的，将来劳动力人口减少了，如果现收现支，收得少了、支得多了，怎么办呢？下面有请杨老师给我们做精彩发言。
杨燕绥：我想说三个问题：第一是中国老龄化的时间表，第二是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养老金，第三是怎么养老。
中国正在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人口结构性问题在十年之内会爆发出来，老百姓已经感觉到了，但政府缺乏正面规划和解释，社会变得非常敏感和脆弱，亟待制定老龄社会发展规划，引导社会公开的正面的讨论问题，不要回避问题。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进入老龄化了，因为战争的原因死了很多年轻人，但是在战争年代老年人也没有长寿。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试行一孩家庭的计划生育政策，少生了将近5亿人口，同时我们的老年人口长寿了，这是两面楚歌；如果大量年轻人收入非常低，他们只能养自己，没有能力去供养老人，中国未来将面临“三面楚歌”的挑战。
国际社会有三个标准，65岁占到人口总数的7%即进入老龄社会，占到14%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出现5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个65岁老人，其中，5个劳动人口供养一个65岁及其以上的老人，这就是边际赡养比。假设5个年轻人都工作，每人都必须缴纳工资10%的养老金，这些钱给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得到50块钱，那么年轻人就剩下90%的可支配收入了，其实还要缴纳其它保险，年轻人要养孩子、买房子，缴太多税他是接受不了的。65岁老人占到人口总数20%的时候，可能会两三个年轻人供养一个老人，这是超老龄社会。
按照中国统计口径，在2010年是10个养一个，但清华社保中心做了一个实际赡养比的研究，在15岁到64岁的劳动人口中减去在校生、没有工作的、低收入的、64岁以前提前退休的（理论上这叫“搭便车”，我们用地方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目前平均退休年龄还不到55岁），把这四种人减掉之后就会发现，当我们统计口径10个对一个的时候，事实上不到5：1，还没有处理农村的6亿多劳动人口数据，把他们视为充分就业。公共政策质量和人口老龄化具有正负关系，好的政策和负责任的政府可以利用人口老龄化发展社会经济，反之，则加速和加重人口老龄化和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
从统计口径上看，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时候，老年赡养比5：1，中国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应对尽快制定老龄社会发展规划，进入人们代表大会议程，并建立财政预算，令小康社会与老龄社会和谐发展。
我们的实际赡养比的研究是在揭示一个关系——公共政策和老龄化之间的正向关系和负向关系。如果公共政策到位了，老龄化问题是可以抑制的，而且现在是买方市场，我们不怕老龄化，老龄人口有消费能力，企业就有订单，所以他有积极的一面。
当年，美国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到67岁的时候没有什么社会动荡，因为美国这个民族善于研究战略却不做规划，但是美国对老龄化的问题规划是非常清晰，所以美国人都知道这个时间表，美国办签证8种签证，每一年需要什么人进来，需要劳动力还是技术，规划一给各国的签证机构，他都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它是有时间表的。
第二个问题，养老金需求和测算口径。养老金总需求与人口老龄化时间表是相关的。我们需要知道有多少人可以缴纳养老金税费，有多少人需要领取养老金。测算口径要关注如下几个问题：（1）覆盖面，是职工，还是全体居民；（2）退休年龄，是60岁以上人口，还是65岁以上人口；（3）养老金支付水平，替代率是50%，还是70%；（4）时点和期限，是当年、明年，还是未来20年，甚至更长；（5）是当期支付额，还是未来应支付的负债；（6）是政府的负债，还是个人账户的预期收入。中国缺乏这类公共教育，居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刚才唐老师说曾经做过初步测算，是相对准确测算的，这叫理财规划。
到底我们需要多少养老金？之前大家在网上炒18万亿的养老金缺口，指的是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计划，在企业充分缴费，个人充分缴费，工资总额28%费率征缴到位的情况下，部分地区需要政府补贴才能支付养老金，这是一个未来20多年的负债算法。如果计算未来全体居民的政府养老金负债应当不这个数字大的多。因为还有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城乡居民中的未来退休人员需要政府支付养老金。
目前政府有2万多亿元养老保险积累，主要是个人账户资金，且在财政专户里，解决近期支付职工养老保险金没有问题，但企业高费率、个人空账、养老基金贬值和统筹层级太低等问题，将很快暴露出弊端，加重中国老龄社会负担，亟待解决。
以前有人算过是60万亿的，也有算出9万亿的，为什么结果差别这么大？因为口径不一样。所以中国应当将养老金问题提交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统一口径、公共预算、制定《养老金法》。依法明确政府责任（补贴和负债）、企业责任（缴费）和个人储蓄责任（积累）。
政府责任是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原则，提供克服老年贫困的公共品。国家再老也要保证老年人吃饭（养命钱）。财政支付总是有政治约束的，在养老金问题上不允许给少数人搞俱乐部，也不允许忽略多数人的需求。本届政府扩面工作不错，还需要立法和财政预算。目前人社部门很辛苦，东拼西凑甚至挪用个人账户养老储蓄支付养老金，却不敢明说，养老金积累2万多亿元，大部分是个人账户资金（198年国营企业减员增效改革，几千万职工下岗和提前退休，不得不挪用个人账户储蓄去支付养老金，当时是不得已的，现在应当纠正了！）且在财政专户里管理，用于支付当期养老金，记账利息低于通胀率。这些问题再遗留5-10年，将大大加重中国老龄社会的负担，加重老龄人口贫困。这是也是中国粗放发展的表现之一，亟待纠正；积极的养老金政策是增加老龄人口收入，应对老龄社会，打造老龄人口的红利。
企业责任是缴纳养老保险税费，有条件的提供员工福利，即职业养老金。但政府应当给予免税待遇，激励企业提供员工福利，这部分福利可以在职工退休后，如歌养老金收入较高，再征收养老金税（美国401（k）计划的经验）。目前，企业社会保险费率太高，具有“杀鸡取蛋”之意，亟待建立公共预算和多元渠道筹集养老金，降低企业费率。养老基金统筹层级太低，地方政府为了挤进平衡不得不设立障碍，阻碍居民携带缴费流动，产生社会保障权益转移难，有悖于信息时代的人员流动。
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养老金能否达到个人退休前收入的60%~80%，如果不能，则需要个人储蓄养老金或者购买健康附带养老金的保险产品，即家庭养老理财规划。
总之，中国亟待进行养老金结构调整，即“社会统筹中央基础养老金国民化”，“个人账户养老金全民化、制度化和市场化”。个人账户养老金属于准公共品，即自储公助（税优、免费服务、保值增值）。养老基金投资坚持“三分法”，包括股票市场（高风险、中风险和低风险）三分法和股票、固定收益及其公共项目三分法，确保养老基金分享经济进步成果。
最后一个问题是怎么养老。要克服三个幻觉，即货币养老、政府养老、孩子养老。老年风险比例经济的、健康的和护理的，我们需要培育养老资产，包括日常开支的养老金（政府养老金替代率，个人养老金替代率）、医疗保健（医疗保险分担率）、居住（居家、养老机构）和护理（购买力）。给一个公式：老有所养等于养老资产减去养老风险。按照个人财务生命周期，一生需要养孩子、卖房子、卖健康、卖养老，保持平滑消费能力，才能实现马斯诺需求理论的第二阶段，即一生平安。这要依赖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问题。
老年人基本生活安全的四大风险，培育养老资产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努力。第一，日常开支养老金；第二，老龄医疗保障；第三，老龄居住和护理，未来老龄生活最大成本是购买服务，因为服务成本会越来越高；第四，把老年人手里房产残值尽快界定。50后、60后的老职工还是有一套福利房的，不管是福利分房还是福利售房，房产的残值非常关键。现在大家就讲中国“未富先老”，如果失地农民土地补偿能到位，50、60后的老职工福利房的残值能够合理定价，让它保值，那么中国就可以一日之内变成“即富即老”。所以我们要培养“养老资产”的概念，准备养老金把医疗保障服务、老年居住和护理搞好，所以现在要尽快建立老年护理险。美国在进入老龄化时期推行以房养老法律和政策，居民在退休时把首付房卖给政府，政府担保来搞反向抵押，但是政府要调查这个人一生的信誉如何，是否欠社保税、所得税、教育贷款，如果信誉不好，政府是不担保的。所以，中国需要建立居民档案，政府开始征信管理，这个问题很关键。2008年金融海啸怎么爆发的？美国政府认为穷人买房子，美国就安全了，他有不到5000万穷人，一买了房子他一生就有保值财产，这才搞了银行的两房次贷，再通过远期证券交易产品卖给新兴发展中的印度、中国等，但鲍尔森、高盛这帮人太急功近利了，一个产品就敢赚十亿美元，银行现金流一断问题就暴露了。现在美国穷人把房子还要还给银行，房子贬值了，美国穷人变有债了，美国人才发现是1%的金融强盗欺骗了他们。实际上，美国政府让穷人买房是对的，现在是买方市场，更强调民富国才安。所以必须强调政府、企业、市场、个人、家庭共同打造养老资产。
最后一个问题，养老金的结构调整问题。目前中国总是停留在社会保险这样一个概念上，大家看过德鲁克的《养老金革命》这本书吧，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险制度需要淡出，缴费的人越来越少，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取决于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个计划，需要政府、企业、市场和个人四个肩膀来承担。养老金结构调整十分重要。
中国的企业社会养老保险，刚才唐老师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初设计，到1997年正式推行，是一个迟到的“末班车”。清华大学的社保中心做了全世界30个国家老龄化的时间表，发现每个国家都是提前30年去调整它的养老金结构。按照这个时间表来看，多数国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改革养老金结构，发展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制度。2002年布莱尔一上台，把英国社会保险都关掉了，德国现在没有停掉，但将社会保险养老金压缩在养老金收入的40%以下，欧盟在做企业职业年金的“快车道”。2007年，全球养老基金规模达到30.9万亿美元。
中国在这时候反而捡起来了现收先付的养老保险，并形成个人账户空账。目前2万多亿元人民币的养老保险，大部分属于个人账户记录的储存额，由财政专户管理，记账利息低于通胀和投资收益，可以满足近期支付养老金，但将负债留给了深度老龄社会的政府和人民，这是不负责任的。老龄化了，谁家不得存点钱呢？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面对44%费率，28%社会保险费率，16%职业养老金费率，还不能保证待遇不降。公立医院补偿不到位，医生不得不去开大处方（为医院还贷款）、买药（发工资）、红包是奖金。一旦要求事业单位去挣钱，公共服务质量必然下降，社会问题必然涌出。
我真希望能够认真开展全民讨论，人民代表大会要讨论人民2/5生命期的安全性问题，制定法律、建立公共预算，进行养老金结构调整。
第一，建立国民基础养老金，全覆盖、低水平，国民化，这是公共品，克服贫困。国家再老，也要保证全体老年人吃饭。
第二，强化个人账户，全民化、制度化、市场化。在理论上叫“自储公助”。政府要做好三件事：免税或者延期征税、公共服务系统、养老基金保值增值。养老基金在20-40年内分享经济进步成果，不可能亏钱的。事实上，中国的社保理事会运作十年，去年是亏损了，年化收益在8.45%，企业年金也不做，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和市场可以做好这件事。政府不能因为这件事难办，就向后退。美国机构投资者背后的股东80%是养老金个人帐户，美国人民就堂而皇之的挣了中国人民的GDP。中国人要有志气，向美国3%GDP要回1%。
中国有13亿消费人口，现在是买方市场社会。如果在“十二五”规划期间能够转变发展方式，政府克服急功近利、公司克服急功暴利，社会保障一定得以发展，世界的经济中心一定在中国。
李智勇：感谢杨老师的意见。我想起了一个媒体的一句宣传语：在这里认识中国，在这里认识一个复杂的中国。养老金作为一个切口，把中国的问题穿起来了，这里面有政府责任的问题，也有市场化不彻底的问题，还有农民的基本资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农民土地没有办法进行流转，主要在产权不明确。据了解在四川进行了土地产权确权试验，进行了两三年，难度很大，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我概括一下，杨老师谈到了养老金要进行预算，尤其算出总账，最好能够立法，让老百姓知道时间表，明确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具体责任；同时又谈到了要深化理解养老金。养老金不等于养老保障，养老资产和养老金结构调整问题更重要；要区分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不同的性质决定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特别好，下面请第三位发言者穆光宗老师给大家报告。
穆光宗：今天题目是“求解中国式养老难题”，这是个宏大的话题，我从几个角度解读一下。中国是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制度体系，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只能从人口、经济、社会的框架里去理解我们所面临的养老难题和今后的面临的挑战。所谓的养老难题，归根到底就是养老的需求与养老的供给失衡，就是供不应求，养老供给是公共品也好、准公共品也好，无论是个人储备、家庭的供给还是社会供给，满足不了那么多老龄人的需求，就产生问题。而且，所谓养老需求不仅是物质上的需求，还有老有所乐、老有所助，包括精神上的需求和服务性需求。我们说养老有三根支柱，物质供养、精神赡养，以及服务照料，它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供求错位导致的养老困难，例如，一方面有很多老年人排队想进可靠放心的养老机构，一方面有一些养老机构的床位闲置，这时供给和需求就是错位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中国养老问题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我认为从宏观来说要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在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迎来了快速老龄化。“未富先老”形成的原因，从人口学角度讲，我们人口转变太快了，生育率下降太快了，导致少子老龄化。但我认为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因为人口转变的结果，“未富先老”也跟我们经济的不够发达有关。
“未富先老”是一个静态描述，在中国，富和老是相对的概念，要求解这个难题，富和老这个关系怎么处理呢？我认为，我们还要看到“边富边老”，我们经济体量在扩大，财富蛋糕在做大，但老龄人越来越多，怎么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是要让老龄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他们有共享权利。我们不能把未富先老作为一个遁词，不能讲没有那么好的经济条件老年人就克服一下，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这两个我们要辩证看待。我们要不断做大财富蛋糕，切给老龄人的这一块也就越来越多。
第二是“未备先老”。我们在制度、文化等方面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应对少子老龄化问题，我们现在处在快速老龄化的初始阶段，到2026年前后，中国会进入老龄社会，进而进入一个高龄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高龄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们要实现“有准备的老龄化”，作为个人，作为社会，都应该有一个提前量做好准备，不应该火烧眉毛，临时抱佛脚，还应该抓住战略机遇期，尽快在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包括从一个潜在的即将退休的准老龄人来讲，他要退休计划。对一个国家来说应该做好准备，物质的准备，文化的准备，人口的准备也非常重要。
第三个特点是“孤独终老”。我们研究发现，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是非常脆弱的，这一点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了，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独生子女家庭的规模和比例是扩大和上升的过程，现在我们有独生子女家庭至少1.5亿，甚至有人估计这样的家庭超过2亿。独生子女家庭空巢比例是很高的，孩子长大了，外出求学、工作、生活导致赡养的脱离，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很困难，在独生子女家庭当中我们看到中年空巢现象，分离空巢现象，独居空巢，空巢期拉长。独生子女处在一种困惑和纠结当中，一方面忙于自己的工作，另外一方面难以赡养自己的父母，有孝心但是孝能不够，这是独生子女共同的困惑，所以我不得不说今后很多老龄人面临“痛苦老龄化”的过程，孤独终老，少子老龄化，无后老龄化不断强化，会带来一个大面积的人道主义的问题，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怎么来保障？！
从对策来讲，我们讲三句话，一个叫“安养”，就是老龄人的养老安全，要努力做到内安其心、外安其身。有很多农村靠儿女养老的老龄人，基本物质养老都难以保障，今天我们讨论是体制内的老龄人、城市的老龄人能不能满足他们养老需求问题，实际上有大量的农村老龄人并不在这个框架里面。第二句话叫“乐活”，快乐生活，安养之后要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新加坡有一个概念叫“乐龄”，生活要快乐，给岁月以生命，活着同时要快乐，要有意义，要体面，要有尊严。第三句话叫“善终”，老有善终，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没有牵挂，对这个社会微笑着告别，圆满结束自己的人生。实际上我们中国养老有三难，老难赡养，老难善依，老难善终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另外，我简要谈谈物质养老的一些问题，现在物质养老虽然不足以满足老龄人全部需求，但是一个基础。第一，支出问题，如何扩大养老金的收益面？社会上为什么有养老的焦虑症在蔓延呢？老龄人经济上能不能自立关系到他精神上的满足感，包括他的自尊，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和完善城乡和区域保基本、养老金水平逐渐提升的养老保险制度。这里要提到对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能不能采取广交、少交或者免交等政府福利补贴，实行差别化的入保、领保政策，我们还没有实现全覆盖，可以说政府是任重道远，要促使投保人的稳定增长，同时政府要采取福利性的保险政策，吸纳和覆盖收入低微的弱势群体，彰显政府的养老责任。
第二，提高养老金的领取水平，这是多与少的问题，提高标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要提出“名义保障”的概念，名义上有养老金，但物价上涨了，实际的保障水平还是很低的，所以，要提升实际的保障能力，实现“有效保障”，体面养老，有尊严的养老。
第三，如何实现养老金待遇公平问题，这里涉及到养老金的双轨制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金由国家负担，财政统一支付，企业职工养老金社会统筹，按照企业和职工按照比例缴纳费用，统筹支付，这两种养老金待遇引发社会不公平的议论，这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不同行业职业的养老保障制度之间，如何打通通道？中国是不是必须或者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障体系？
最后就是要实现养老金的增值水平，提升养老金的增值水平，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如何保障可持续的供给，涉及到国家的安全问题，老有所养不仅是人道主义问题，而且是国家安全问题，保证让越来越多的老龄人享受到养老金待遇，足额支付不拖欠，养老金领取水平逐渐提高这应该是一个重大的民生目标。
李智勇：第二阶段讨论阶段，发言权到唐老师手中了。唐钧：我跟杨老师可能在问题的成因以及对未来的估计上会有一些分歧，不过好在我们在解决方案上是一致的。
我非常赞成杨老师说的应该进行一次全民大讨论，中国的人口、就业和养老问题，把三者放在一起进行一次真正的、全面的大讨论，才能把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事情看清楚。
我有几个观点，第一，中国不缺劳动力，因为即使到人口老龄化最高峰时，中国仍然有8亿劳动力。但到那时，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会偏大。第二，虽然我们现在快要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但又恰恰是劳动力最多的时候。劳动力的绝对数是9亿多。第三，如果说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话，那就意味着，用人会越来越少。所以，一直到2050年，我认为就业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我一直不同意几个人养几个人的说法，这是把自己限制在“保险”的框架中去思考问题。我觉得，养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社会能够生产多大财富，第二，这些社会财富怎么分配。如果从社会分配的角度，社会保险只是筹资的渠道或手段之一。我们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筹资渠道或手段。除了财政补贴，还有国有企业也应该做贡献。我们这一代人有的几十年没有缴费，年龄更大的纯粹没有缴过费，但当时我们的工资很低，这个钱国家直接扣除掉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必要的扣除”。所以，这个钱现在在国有资产里。所以，我们首先可以用财政补贴的办法；还有就是让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来贴补；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柔性办法就是市场化的，把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积累钱投资到国有企业里面去分红。但话又要说回来，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所谓“国家的钱”，就看在那个口袋里掏了。
李智勇：财政补贴，财政的钱也是全民的钱，将来劳动人口下降了，这个大盘子是不是会跟着下降呢？
唐钧：将来经济规模多大，经济发展如何，跟人口数量没关系，甚至人口太多了反而是负担。
李智勇：人口降下来之后，您认为我们经济总量还会上去。
唐钧：经济总量会上去，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回来之后说，中国经济还能够高速发展20年。从整个世界来讲，经济发展需要领头羊。美国、欧洲现在都陷入困境，不管他们怎么反对中国，中国13亿人的大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全世界来讲都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必太悲观，即使GDP增速掉到7%以下也不要太悲观。增长不可能永远是10%，掉下来是必然的，经济是会循着自己的规律去发展。GDP其实不重要，它只是说明“中国制造”有多大规模，重要的是最终落到我们手上的钱究竟有多少。
李智勇：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认为，经济总量还会提升，水涨船高，财政应该拿出来的养老金的比例也应该增加。
唐钧：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这个我们不必太紧张，另外，到了老龄化高峰的时候，8亿劳动力跟我们所期望的经济规模来讲，其实是足够的。但老龄化高峰时，负面的影响是劳动力平均年龄偏大，大概在30—40岁之间。如果推迟退休年龄的话，只会让我们的劳动力平均年龄更大。
我曾经提出一个想法，到那时候，尽可能让4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去做物质创造性的工作，而40岁、50岁以上的人，尽量让他们到服务性行业中去。另外，我提出一个建议，对于老年服务，最经济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自己家里的孩子，就是40岁、50岁以上的中年人去照顾他的父母，政府给他们提供补贴，也叫社会工资。这能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解决老年人的服务照料问题，第二是解决亲情慰藉的问题，第三是解决就业问题。
李智勇：在中长期框架里看，个人帐户有没有必要？
唐钧：个人帐户有必要设立，但是一定要市场化，或者叫它准市场化。第一，养老帐户操作，可以通过准入的方式，让一些金融机构，银行或者保险公司来进行运作。不是让一家来操作，要让个人和企业可以选择，要走市场的路子。另外，“准市场”的意思：第一，国家应该规定最低回报率；第二，国家做财政担保，如果哪家公司经营不善，国家要托起来。当然，必须要有一整套的法规去严管它，但是不要政府直接去做。我反对现在把养老保险基金投入股票市场，假设股市是全运会赛场，突然来一个国家队，其他人都没法玩了。一定不能有国家基金进入股市，委托社会保障基金去做，还是国家基金，如果是市场化的基金就没有问题了。
李智勇：美国的个人帐户是不是真正的个人帐户？它的投资决定权都在个人手中吗？有没有代理机构委托代理？
杨燕绥：美国的养老金结构从1935年就确定了，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有一条规定叫“老与残”，在理论上把它叫补缺型，所以美国到现在老与残的养老、医疗都是有保障的，职工在职期间没有保障，所以奥巴马想把职工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搞起来，所以这个老与残保障，在1935年就确定了。通常说公共品是通过中心税来征的，公共品是政府责任，美国关于个人帐户的历史比较长，可以追溯到200年前了，从海军登陆到海军转业，部队给他一笔钱，关于职业年金，然后又修成个人账户，美国的大企业在这一点上走在了政府前面。
过去美国人不喜欢政府，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才让美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政府，911事件之后才使美国人知道要依赖政府。所以美国从一开始就存在雇主文化，由雇主来提供养老金，形成它的职业年金和个人账户；1974年，政府开始把个人账户里的养老金纳入养老金体系来考虑问题，美国雇主做的养老金，让保险公司帮他管理，叫做“薪酬外包”，保险公司管理起来变成寿险，借着寿险系统做，结果变成了工人在企业干，哪怕干了30年，最后工人快退休了，只要离开企业，养老金就没有了，这叫“悬崖法”。“悬崖法”一方面使社会风险加大了，员工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另外，也严重限制了劳动力合理流动，所以在1974年，美国颁布一个法律叫《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这个法律开始规范雇主给员工做养老金，在这个基础上，在1980年美国修改了《国内税法》，从1981年开始实施，关键一个条款是第401条的K款，这就是现在说“401K”，这个款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雇主还有员工要进行养老储蓄，税收怎么给你减免？不是减和免，是延。等于说，美国税务第401条K款创造了延税政策，以前都是减、免和收，养老金是收钱、投资和将来发放三个环节，前两个环节都延了不收，最后收养老金税，包括所得税、收益税、工薪税全都收，所以雇主就不愿意交了，这样形成了EET的延期征税政策，使美国联邦政府每年为这个税务减免900亿美元，这个在理论上叫税收支出。税收没有收进来又把它支出了，也纳入美国公共财政的理论体系，美国的这个历史传统很久了。
当政府开始规范职业养老金个人账户以后，明确雇主责任，明确政府给他的税收政策，这种“自储公助”就开始了。所以在1981年以后，美国开始有两类养老金，一类叫机要计划，一类叫401K，401K。机要和其它的个人账户在1981年以前也很碎片化，今天对个体户，明天对高收入，不断出现让它进行养老储蓄。到了小布什时代，美国针对企业是401K，针对事业单位是403B，针对公共部门是43，这三个条款都被整合了，凡是个人的养老储蓄，进个人账户，雇主给的，个人存的，进个人账户都要整合，现在出现两类个人账户，产生2%的社保税就是从这儿来的，老龄人口红利出现了，但是除了401K以外的那些计划，是说现在存养老金要交税，将来你领取养老金就不用交税了，税收是反向的。美国政府用这两种个人账户，大家投资收益比较低，到了最后退休，养老金账户里钱不多，让两个账户都走免税，现在都比较好，让两个账户都走征税，允许个人换，你可以把401K的钱打到交税的账户，现在交税以后不交税账户，你还可以把你交税的个人账户转到现在401K，现在不交，将来交，政府已经把这两种税收反向的个人账户变成公共政策的工具，不断调整。
李智勇：怎么保障它增值保值呢？
杨燕绥：这个个人帐户他是前者来自于雇主给他的，美国是雇主用他的利润，资本家装在腰包里的钱要给员工存养老金的话，一年纳入额度44000美金，所以和谐劳资关系就是这么做的，那么员工这一块他两个标准一个是15000，这个不一定，有时候可能上下1000元调整，一个是个人收入10%额度，所以进来以后员工也可以做，所以为什么美国人工资单一大本，一天下来这么厚一本，很多理财计划，没有员工这么傻，我把自己挣20万美金的人也希望进这个逃税所，那里面有人说我把它占满了，但是雇主想给你缴钱了一看没地了，都会做员工的福利规划，这个钱一定要进入银行按信托原则托管，然后投资决策，因为让银行托管，然后委托机构投资者，帮他投资但是策略个人定，并不等于都自己开户，在银行信托托管，然后由机构投资者帮他操作，但是大策略自己定，就是我到底投在哪里，我高风险占多少，低风险多少，比如我看布鲁金斯一个材料，美国401K工人，现在养老金不愿意往中国投，但是老百姓有一个概念，你GDP高，然后你自己的内部消费，内需占到50%以上，说明你国家是和谐的，我就投，所以他敢投到印度，到印尼，不投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GDP这么高，然后我们自己内需才30，他认为中国是不稳定的，所以他们不往里投，所以他的投资策略还不是购买产品，投资策略上是个人来划的，划完了以后机构投资者帮助他按照比例配产品这个策略是个人决定的。
唐钧：其实，美国的联邦养老金是现收现支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结余，就算有一点结余也不多，买国债就行。我们现在老讲，美国资本市场上有多少是养老金。有一点需要说清楚，那个养老金不是联邦养老金，而是市场化运作的职业养老金，就是美国人常说的“第二支柱”。有人在故意混淆这两个概念。
杨燕绥：美国分为四个托管基金，财政部税收部门征上来，征上来马上进四个托管基金，两个医疗一个养老一个工商四个托管基金，在五年之内陆续建立的，这四个托管基金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盈利机构，是非盈利机构，那么他们马上把这个钱就进入债券市场，美国因为政府债券市场非常发达，所以他们这个钱按照四大托管基金，社会保障信托基金，这个信托不是纯商业的马上进入债券市场，6个小时产生利息，然后经办机构社保总署会根据数据报给财政部，然后再报给托管基金，跟他要钱，所以这样的话现在看美国的养老金应该系2012年出现当年亏损，2040年把美籍用光，最近收益率低了，所以可能不会到40年可能三几年，所以美国人忧虑将来养老金不够了，实际上还是十好几年以后的事情。
他们信息披露也非常清楚，他四大信托基金每年向公民做全面的年报，年报不光说我今年收了多少支了多少说我的美籍是多少，什么时候能把美籍都用干净这些方案都要报，所以这时候要讨论提高费率，提高退休年龄，老百姓都知道，不提高这个钱就没有了。
李智勇：由此可见，个人责任和政府责任划分的比较清楚。您认为我们应该走这条路吗？
杨燕绥：结构要好，我们目前的养老金结构是混乱的。
李智勇：刚才唐老师说，边际赡养比是五比一不太可怕，你觉得有道理吗？
杨燕绥：也是有道理的，就是社会发展也几个经济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人口结构问题非常重要，哪个都不是单一的，非常有影响，如果没有作用唐劳改也不承认，将来人越来越少，国家总有一个纳税的人，这都是有影响，不是一个指标来决定的，经济社会是一个发展链条，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在影响着相关的问题，不能不重视。
穆光宗：我扼要补充一点，养老金缺口形成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欠帐，基础薄弱，第二点就人口角度来说，持续的一胎化政策导致人口少子化，缴纳的人少了，支付的多，参保人数和享受人数失衡，少子化和老龄化导致失衡越来越严重，我们要呼唤人口政策完善，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
李智勇：社会上出现了对计划生育放松的呼声，您认为应该应该适当放开还是彻底放开？
穆光宗：彻底放开，鼓励生育，超低生育率不可持续，也是不能忍受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李智勇：人口基数这么大，少生是不是可以呢？
穆光宗：说人口总量太大这是一个误区，关键在提高人力资本。强制一胎化导致少儿人口和老龄人口比例关系失衡，我们看人口问题要高度重视人口的结构和功能，新生人口将来会成为劳动力，为社会做贡献。人力资源供应不上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
唐钧：中国今后的问题可能不在于老龄化高峰，老龄化高峰的时候中国的儿童赡养比是比较低的。所以，社会的总赡养比变化不大。只要政策对路，度过老龄化高峰并不是太难。难的在后面，如果年轻人越来越少，就必须大大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不过，要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现在改变人口政策还来得及。
穆光宗：从根本上看，少子化问题比老龄化更严重。
杨燕绥：2013年以后劳动人口平均降速约700万，老龄人口增700万，需要改变低生育率，但改善人口结构需要20多年。
唐钧：这个问题现在放开还来得及。
杨燕绥：建议推行“间隔二孩”家庭的计划生育政策。
唐钧：我不主张一下放开，要小步快跑，如果一下放开了，几年之内又会出现一个人口高峰，人口高峰总是有其不利的一面。
杨燕绥：目前育龄妇女生育率底数不清、说法不一，家底不清、人头无数，假数据害死人，需要改进。信息时代的经济大国必须是统计大国，依赖信息系统建立社会化管理的居民档案，这个档案可以从社保权益机构做起，它记录比较详细，而且老百姓跟它互动，以这个为中心建立我们的居民档案，然后进行征信管理，进行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的信息采集定期的统计分析，政府做到心中有数。
穆光宗：2006年，全国性的生育意愿调查发现，被调查人群平均的意愿生育才1.7个左右。实际生育水平比意愿生育水平要低，人们会考虑经济条件、时间条件和健康状况。现在中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了，因为孩子的抚养成本太高。
唐钧：一个国家富起来以后自然会少子化。
杨燕绥：让年轻人16-20多岁就储蓄养老金，养老金贬值是很大的社会问题，应当从长计议、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唐钧：其实之前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个建议，养老保险基金其实可以贷款给参保人，用按揭贷款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
杨燕绥：美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政府债券。
唐钧：我们当时有一个想法，20岁的时候结婚，25孩子生孩子，这个时候最重要是住房问题，你可以贷钱出来买房子。当然，前提是房价要合理，20年之后，住房贷款还得差不多了，正好孩子上大学了，把钱再贷出来给孩子上大学。
李智勇：大家有什么问题跟与会专家做一个交流，现在是自由提问时间。
提问：刚才听各位讲，第一阶段讲很多是一个是政府的责任，无论是政府的顶层设计也好，或者财政支持这方面，更多是谈到我们从上而下有一套很好的制度做支撑，我们现在实际上对更多人来讲考虑是非常现实自己应该怎么做，包括之前买房养老，养兒防老等等，什么样的人都有各自的解决方法，专家有没有建议对于底层自下而上形成一些比较好的养老的手段呢？
唐钧：第一，一定要参加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靠个人存钱解决养老和医疗问题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现实的，自己再怎么存钱也难追上CPI的上涨。再说，养老主要涉及到的是食品和居住的费用，居住就是房租和水、电、燃料等等，它们涨起来比CPI快多了。有一个基本保障，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能力存点钱，可能晚年生活会过得更好。但完全靠自己存钱养老，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起码是风险很大的。第二，我们要齐心协力，敦促政府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挣钱多，有余力，就把自己的资产分散开，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买一些商业保险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也可以投入股市，但风险就会大一些。其实从目前看，最好的办法还是买房，第一个选项就是住房。
杨燕绥：你刚才的问题很好，我们需要顶层设计，如果有一个顶层设计，国家基本保障制度是清晰的，了解这个政策，然后给自己确定一个养老目标，根据这个目标，政府给你是多少，再看你自己还需要储蓄多少，这是一个对应关系。清华大学的养老金工作室的网页上从去年底开始发布《养老金规划（职工版）》，帮助职工了解基于现行政策的未来养老金收入，以及根据替代率目标所需要的个人储蓄。按照宏观经济指标，包括CPI、社保基金年银行储蓄利率等等，根据这些指标看中国社会保险的政策，根据这个政策预期在不同年龄的人怎么往后看。有三个数据，按着 20岁，30岁，40岁，50岁，四个年龄组，参加社保；如果你的养老金目标替代率50%、60%、70%、80%，然后下面按照汇率、按照CPI，你要想达到哪个目标，现在要存多少养老金，这是一个规划版，根据不同年龄组，不同的目标计算，我们借鉴了美国波斯顿养老金工作室的做法。
李智勇：刚才说多买房子无用论这个怎么解释？
杨燕绥：美国次贷就是让穷人买房子，我们都面临两个风险：老龄化，通货膨胀。我们工作40年创造财富三分法，三分之一解决现在开支，三分之一买健康、养老还有服务，还有三分之一用来保值，当前通货膨胀和将来通货膨胀，国家理财让每个公民实现这样状态，美国可以买房子，中国不可以多买房子是为什么呢？房子是没有价值的，价值是在土地上，土地是有限的，货真价实的，中国房子是没有土地的，没有土地的房子实际上是政策决定的。西方搞市场经济一百多年从来没有把住宅土地当做商品的，那叫社会资产，不允许少数人在住宅土地上投机，“炒房团”是无政府主义的产物，地方政府在后面再卖地更糟糕了，从今后规划看，这一块土地做三件事：穷人房、工薪层限价房、成功者买一两套作为投资。
唐钧：买一两套房子，有投资的意义在里面，目前在中国，能够稳定保值就是房子。
杨燕绥：中国民宅实际平均寿命以为70年，实际上33年，原因一个拆迁，一个烂尾工程，这样的信息敢在网上公布，这个西方敢吗，老百姓说我的财产只剩一半了，我觉得更不能理解中国老百姓居然敢不看。
唐钧：中国老百姓看了没有反应。
杨燕绥：我说什么理财师成天让人买房子，这就是中国没有产权保护的问题。
穆光宗：我认为，个人的养老策略应该是多元化的策略：一方面增加养老的资产，另外一方面降低养老的风险，比如寻求制度保障，政府是公民利益最大的利益保护者，进入这个体制内，政府就有责任保护养老权益。第二个方面，家庭保障，对年轻家庭主观不育的选择我是反对的，“养儿防老”这是家庭的基本保障。第三是自我保障，特别要强调健康的自我保障，健康也是一种资产，不光是钱的保障，自己能够生活自理，降低去医院的次数，这也是一种保障，是非常重要的非经济的保障。
唐钧：政府保障的目标是基本生活。所以，将来你的养老金太少，政府是有责任给你补贴的。比方现在企业职工每年加10%，加了8年了。所以，不参加政府的社会保险其实是划不来的。
李智勇：政府保障很必要，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政府保障里面不仅仅个人积累，还有社会统筹，企业要拿出一部分来，国家也要贴一部分，将来还有财政兜底，有国家信用背书，还是有保障的。这个不要嫌麻烦，一定要参与。其实，可以掰手指算一算，老百姓的收入不外乎几种：一个工资收入，一个是国家的转移支付——这个相当于隐形收入，还有就是经营收入和资本收入。有经营性收入的，尤其是开大公司的，可以不论，因为个人的财富足以保障养老；主要靠其他三种途径获得收入的，就必须参加政府养老保险的大盘子里去才有保障。工资收入有限，资本收入，比如说个人理财，这都是有风险的，不能把鸡蛋全放到个人努力这一个篮子里头。
提问：农村的养老保障跟城市情况不一样，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障做一些什么事情？
唐钧：农村养老保障在新农保中目前做到了40%的覆盖面，“十二五”规划讲，到“十二五”期末达到全覆盖。当然，标准还是比较低的，中央财政的拨款只有每月55块钱。有的地方，地方财政有能力还会加一些。比如北京，比较多一点，是230块钱。其实农村的养老保障，不能光看钱，因为农村的老人都还有一块承包地，即使不种了也可以租给别人，吃的粮食能够基本解决，农民手上最缺的是现金，一个月55块钱现金，大部分农民还是挺高兴的。将来我设想的理想状态是，农民放弃承包地，就可以享受跟当地城镇居民同样的养老待遇。如果不放弃的话，就打个折扣。先做到全覆盖，然后再算这个账，将来会逐渐提高标准。
李智勇：80块钱对一个老乡来讲是一笔很能够用得上的钱了，日常生活成本非常低，买点菜用不完，他有一块地作为保障，实际上这块承包地就是他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是关键的命根子。
杨燕绥：首住房的残值是个公共政策问题，计算不是难题。
李智勇：农村土地流转是一个大问题，一块地一年差不多种出500块钱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分到5亩地，一年就2500块钱，到城市一个月就挣出来了。农业的生产率太低，这导致很多社会问题。有人说解决之道在于土地流转，可流转过程中怎么保障农民的利益，这很重要。
唐钧：我经常跟学生讲一个道理，共产党发展最好的时候都是为人民谋财产的时候，井冈山时期是打土豪分田地；解放战争是搞土地改革；改革开放一开始也是搞土地承包，虽然不是彻底的财产权，毕竟从没有财产到有一定的承包权，有这么一块可以自己把握的生产资料。其实财产对中国老百姓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再往下发展，可能真的要考虑这一块，就是土地怎么变成农民的财产。
李智勇：社会保障体系中重要一块是医疗保障。三年医改中，基层的改变还是比较大的，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等等做得还比较好，城市里的公立医院改革现在推动难度还比较大。
杨燕绥：政府支出多，但基层看病减少，还是去大医院，农村卫生室只有十几种药，必须到县城去，个人支出比例增加了，这不是好现象。
唐钧：我们判断是失误的，除了较少的交通不便的地方，农村人有病的话，直接到县医院看病去了。医改以来投入乡镇卫生院的钱太多了，乡镇卫生院现在是“鸡肋”。
杨燕绥：乡镇卫生院帮助人建立健康档案。
唐钧：应该是社区医疗卫生中心的概念，现在却当成医院来建设，投入很多钱和设备，这个钱花得不值得。
李智勇：可以到北京市的丰台区看一看，那儿有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家门走两步就能打针输液，老年人有这个需要。
杨燕绥：第一健康责任人是本人，健康需要管理，由于信息不对称，社区医生有档案，了解他的情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唐钧：其实医疗改革最根本问题，是人工成本的问题。医疗，归根结底，是人对人的服务。以前提出，药品加价也是为了解决医护人员的收入问题。就是因为政府投入大大减少，所以医护人员的人工成本要医院通过“创收”来解决。政府买服务，世界上其他国家买的就是人工，中国的财政投入，非要变成国有资产。新医改花了一万亿，建房子、买设备，并不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实际上，只有政府在人工成本上投入多了，老百姓才能少负担。
杨燕绥：医疗保险是用来购买服务和补偿医生的，不是买医院大楼的，应当借鉴美国经验，将医保基金70%给医生，30%给医院，全民参保不是做公立医院的股东。
穆光宗：农村土地养老功能，根据我的观察，改变农村土地的功能可以提升老年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例如，让土地城市化、商业化，使用权改变了，通过商业开发可以分红，这是土地换保障的表现，光靠农业产出保障很低的。集体的土地租出去进行商业开发，并没有放弃所有权，只是使用权上是别人在用，利用土地来挣钱，分红可以保障他们的养老水平。
唐钧：国家不要征地，而是让农民拿土地去参股，通过土地来分红，这样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农民的养老。
穆光宗：有些农村的农民有集体养老金和分红制度，是改变土地功能、提高土地产出的结果。
李智勇：我看过一个材料，现在农民养老基本上靠儿女，靠居家养老。传统的孝道文化的约束力越来越低，出现了老人有病不给治的情况，使一些老人的寿命降低了。
提问：将来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两家人，6口人，人越来越少，房子越来越多，还有没有意义再继续买房子投资。
杨燕绥：你说局部的，1%的城镇化以后。
唐钧：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腾出工作岗位就有人来填补。
穆光宗：北京房子还是供不应求的。
唐钧：房子不会没有人住的。
穆光宗：有的地方是“空村化”了，有些农村娶媳妇建房子是一生的追求，没有想到房子建好了，儿子考上北京了，永远不回去了，随着儿子走离开了家乡，农村房子的价格会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变而下跌。大城市会好一点，会有一个人口增长与住房需求的循环，供不应求关系决定城市房子的价格。
李智勇：今天我们的论坛研讨非常深入，养老金问题，不同于我们网上看到那么片面化，而是成体系的，甚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个论坛的预期目的应该说很好地达到了，希望论坛还要常办，希望能给大众以启迪，给决策部门提供参考。论坛到此结束。
